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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杰拉德·诺特（1647—1725 A.D.，荷兰罗马法学者）有一篇论文讨论法定行为的补救措施，令人感到非常满意。我特别注意到，荷兰和勃兰登堡的大学在本世纪初叶，以最公正和自由的原则深入研究民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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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经过双方同意，合同或合约成立，不仅格式完整而且适合各种不同项目，在《民法汇编》中占有4卷的篇幅，这是值得英国学生多加注意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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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民法汇编》和《御法集》对租赁契约有详尽的释义，5年期限一般是出于习惯而非法律所规定。法兰西所有的租约期限都是9年，这种有效期限的规定在公元1775年取消，然而还流行在那片美丽而幸福的国土，就是允许我居留的地方，使我感到非常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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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塔西佗在《编年史》中提到利息的计算方式，难道他会这样的无知或愚蠢？然而明智而重视德行的贵族为了满足野心，也许会放弃贪婪的念头，也许会阻止令人讨厌的办法。像这样低的利息没有人愿意将钱借出去，这么重的惩罚也没有债务人愿意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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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查士丁尼并没有自贬身价，让高利贷在《法学初步》中占有一席之地，但是在《民法汇编》和《御法集》中列入所需要的法规和限制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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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神父都一致同意收取利息是罪恶的行为，像是西普里安、拉克坦提乌斯、巴西尔、克利索斯托、尼萨的格列高利、安布罗斯、杰罗姆、奥古斯丁都有这种看法，还要加上一大群参加会议的神职人员和诡辩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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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加图、塞涅卡和普鲁塔克都大声指责高利贷的盛行和浮滥。按照这个词的拉丁文及希腊文语源，都是指运用本金来孳生利息，所以莎士比亚会喊道：“无生命的金属在繁殖。”要知道舞台回响着公众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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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威廉·琼斯爵士对委托法写下一篇机智和理性的随笔。他可能是唯一精通下列主题的律师：威斯敏斯特的年鉴、乌尔比安的注释、伊西乌斯的希腊文答辩状，以及阿拉伯和波斯宗教法官的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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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 奥卢斯·吉利乌斯从拉贝奥对《十二铜表法》的注释借用了这个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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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 李维的叙述立场严正而且很有分量，对于阿尔班的独裁者施以酷刑，这是令人厌恶、有损荣誉的行为，维吉尔也无法自圆其说。海尼一直表现出高尚的品味，他说，即使是埃涅阿斯之盾，这个主题也太过恐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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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 约翰·玛夏姆（1602—1685 A.D.，英国编年史家）爵士和科西尼考证出德拉古的年代。他在法律方面的贡献，可以参阅叙述雅典政治的有关作品，主要的作者是西戈尼乌斯、墨尔修斯（1579—1639 A.D.，希腊学者和编辑）和波特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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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7] 李维特别提到，有两个时期发生过轰动一时的重大恶行，一是有3000人被指控下毒，一是有190位贵妇人被判下毒罪。休谟将罗马人区分为两个不同的时代，前者强调私德而后者重视公德。我认为这些是偶然发生的奇异事件，受到推波助澜成为爆炸性的灾难（这种状况有点像公元1680年的法国），在这个民族的行为习性方面并没有留下任何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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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 《十二铜表法》和西塞罗只提到用麻布袋。塞涅卡为了强化效果，特别加上一条蛇，尤维纳利斯再加进可怜无辜的猴子。哈德良、莫德斯提努斯、君士坦丁和查士丁尼，都将弑亲罪犯的陪伴动物全部列举出来。但是这些出于幻想的处决在执行时应该已被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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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 罗马首次犯下弑亲罪的犯人是奥斯提乌斯，时间是在第二次布匿战争之后。辛布里人入侵期间，马勒奥卢斯犯下首桩弑母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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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 宾克斯胡克几经努力提出证明，债权人要瓜分破产债务人的身价而不是身体。然而他的解释很难让人接受，只能说是一种譬喻而已，他不可能超越昆体良、恺西利乌斯、法沃尼乌斯和德尔图良这些罗马权威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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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 利西阿斯第一次发表演说，是为了替杀死奸夫的丈夫提出辩护。泰勒博士对罗马和雅典的丈夫和父亲所拥有的权利，曾经进行极具学术价值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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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李维和普鲁塔克都注意到相关的法律问题，公众的舆论对于恺撒的死都认为非常公正，苏埃托尼乌斯在帝制时代出版讨论恺撒之死的著作。也可以阅读西塞罗和马提乌斯来往的书信，时间是在3月15日以后几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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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 修昔底德斯认为这种情况是文明社会的试金石，他应该会不齿于欧洲宫廷的野蛮作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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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 他一开始估算西西里的损失是1000泰伦（80万镑），后来减为400泰伦（32万镑），最后同意30泰伦（2.4万镑）。普鲁塔克没有掩饰大众的怀疑和传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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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 维雷斯在审判以后又活了近30年，直到第二次三人执政，马可·安东尼垂涎他的科林斯金盘，将他打入“公敌宣告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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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 瓦列里乌斯·马克西穆斯在著作中记载了这个数字，弗洛鲁斯加以区别，认为其中包括2000人的元老院议员和骑士。阿庇安更为精确算出元老院阶层的受害人是40名，骑士阶层的人员是1600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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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 这是一名监护人毒死受监护人的案例，属于恶性重大的罪行。苏埃托尼乌斯记载，这是少数几件伽尔巴表示愤慨的刑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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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8] 窃盗牵走1匹马或2匹母马、牛，或5只猪，或10头羊，都要接受死刑的惩罚。哈德良严厉谴责这一类的罪犯，用重典来制止恶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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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9] 在舒尔廷斯（1686—1756 A.D.，荷兰东方学者和语文学家）的尤里乌斯·保卢斯大作出版之前，一直以为《朱利安法》用死刑对付奸夫，误解源自于特里波尼安的欺骗或过错。然而利普修斯已怀疑塔西佗叙述的真实性，甚至奥古斯都的做法都值得商榷，在《编年史》中说他用叛国的过失加在女性亲属的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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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 在通奸的案件中，塞维鲁限定只有丈夫有权可以公开控诉。这种特权不能说是不公正，毕竟女性或男性的不忠引起完全不同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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