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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流经旁遮普的河川是印度河五条位于东部的支流，首次出现在连内尔少校无与伦比的印度地图之内，不仅吻合实况而且极为精确。在他的作品《重要学术论文集》中，根据判断的能力和渊博的学识，详尽说明亚历山大和帖木儿的进军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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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恒河和雅鲁藏布江这两条巨川都发源于西藏，来自同一条山脉位置相反的分水岭，彼此的距离有1200英里，经过2000英里曲折的河道，在离孟加拉湾很近的地方会合。然而事物的机遇有如此大的差异，雅鲁藏布江最近才被发现，它的伴侣恒河在古代和近代的历史中却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帖木儿获得最后胜利的库普勒战场，真正的位置一定靠近洛尔敦，离加尔各答有1100英里，这个重要的城市在1774年还是英国军队的一个营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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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这些充满敌意的信函我们获得三种抄本，分别收录在《法令汇编》、谢里菲汀和阿拉布夏的著作之中，虽然格式有别但是表现出相同的精神和内涵，之所以产生不同之处，可能是在各种情况下，从土耳其原文译成阿拉伯语和波斯语的缘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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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蒙古的埃米尔使用“土耳其人”的名称，使自己和同胞获得显赫的身份。他用“土库曼人”这个并不体面的称呼，来羞辱巴耶塞特的世系和民族。然而我并不了解奥斯曼人为何会传承自土库曼的水手，这些内陆的牧人离开海洋非常遥远，完全没有接触过这方面的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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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东方人非常敏感，绝不会谈起他们的女眷，阿拉布夏认为土耳其民族要求更为严格。值得注意之处是卡尔科科戴勒斯对这方面的伤害和侮辱有相当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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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蒙古人的称呼可以参阅《法令汇编》，提到波斯人可以引用《东方图书书目》的资料。但是我没有发现阿拉伯人使用恺撒的头衔，就是奥斯曼人也不会这样胆大妄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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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对于国内新近发生的事件和处理的方式，阿拉布夏的态度虽然偏袒，还不失为一个可信的证人。帖木儿当然会为一位叙利亚人所憎恨，但是帖木儿的恶名昭彰也是事实，就某种程度而言，阿拉布夏也要尊重敌人的地位和自己的名声，他对帖木儿的痛恨也许可以用来修正谢里菲汀那甜得发腻的赞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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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宗教法官和历史学家伊本·斯考南是一位主要角色，阿拉布夏似乎从他那里抄袭这些有趣的谈话。然而伊本·斯考南后来怎么能再活75年之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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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阿拉布夏或伊本·斯考纳相信一位花剌子模官员提供的资料，把征兵人数说成80万人。一位希腊历史学家的记载只比这个数目多2万人，倒是可以令人深思。波吉乌斯的计算是100万人，另外一名当代的拉丁人说是110万人。有一名日耳曼士兵参加过安哥拉会战，证实极为庞大的兵力是160万人。帖木儿在他的《法令汇编》中，没有纡尊降贵去计算他的部队、臣民和岁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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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这位伟大的蒙古人为了自己的面子和官员的利益，对于无效兵力占很大的分量倒是能够接受。伯尼尔（17世纪英国历史学家和传教士）的赞助人潘吉-哈札里，是指挥5000名骑兵的将领，实有的人数不到50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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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帖木儿确认奥斯曼军队的总兵力是40万人，法兰扎减为15万人，那名日耳曼士兵将数目增加到140万人，这可以证明蒙古人在当时是人多势大的族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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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译注]法国人将之作为骑兵的称呼，通常以团为单位编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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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商队的行程每天走20或25英里，用来标示出安哥拉与邻近城市的距离并不是毫无用处：到西麦拿的行程是20天，基塔希亚是10天，布尔萨是10天，恺撒里亚是8天，锡诺普是10天，尼科米底亚是9天，君士坦丁堡是12天或13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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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苏丹要能戒急用忍，不可有勇无谋（帖木儿的说法是“将有勇气的脚放进有耐性的马镫”），这个鞑靼譬喻在《法令汇编》的英文译本里没有记载，却保留在法文译本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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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谢里菲汀证实帖木儿的阵营也有希腊火。但是伏尔泰认为这位君主将一些刻着特殊记号的火炮送到德里，当代人却对这件事一致保持沉默，可以用来反驳伏尔泰的奇怪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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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伏尔泰不仅对这件事抱着怀疑的态度，在任何状况下他都会反对民间流行的传说，使受到夸大的恶行和美德恢复真相，他那种绝不轻信的立场通常都能合乎理性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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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可以参阅谢里菲汀的历史著作，公元1424年他在设拉子完成这部作品，呈献给易卜拉欣苏丹，即沙洛克的儿子和帖木儿的孙子。这位苏丹在他的父亲在世时，就已经统治法尔西斯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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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博学的德贝洛（1625—1695 A.D.，法国东方学家）在研究过孔德米尔、伊本·斯考纳的著作以后，就会知道在最可信的史书中并没有提到这些传说。但是他拒绝接受阿拉布夏迄今留存的证词，对于怀疑他的正确与否留下可供斟酌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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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在撰写这些回忆录时，波西考特元帅仍旧担任热那亚总督。公元1409年发生全民起义运动，他被驱离热那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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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伦芬特写出一本可供消遣的作品《波吉亚纳》，读者可以很满意地得知波吉乌斯的平生和著作，也可以在法比里修斯所编的丛书中找到有关资料。波吉乌斯生于公元1380年，死于公元145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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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教皇马丁五世过世之前波吉乌斯在短期内完成了这部《对话录》，可以推断这个时间是在公元1430年岁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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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这两部意大利年代记是《塔维西尼年代记》和《埃斯特编年史》，两位作者安德里亚和詹姆斯都是当代人物，一位是特雷维吉的法官，而另一位是费拉拉的法官，前者提出了很确实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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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波斯国王沙普尔成为俘虏以后，被马克西米安或伽勒里乌斯恺撒将他全身用牛皮包裹起来，欧提奇乌斯提到这个传说。搜集真实的史料所能得到的好处，是教导我们学习东方人的知识，他们对伊斯兰教纪元之前那些时代的事所知甚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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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阿拉布夏像个好奇的旅客那样叙述加利波利和君士坦丁堡的海峡。我为了对这些事件获得正确的观念，比较蒙古人、土耳其人、希腊人和阿拉伯人的叙述方式和所存偏见。西班牙使臣提到基督徒和奥斯曼人带有敌意的联合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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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自从恺撒的名号转移给罗姆的苏丹以后，君士坦丁堡的希腊君王保有特库尔的头衔，会与加利波利、帖撒洛尼卡等地的基督徒领主混淆不清。特库尔这个词从希腊原文的所有格发音讹传而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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