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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特勒在书中既没有提到耶格尔，也没有提到斯普朗格，而是以对具有超凡魅力的诗人格奥尔格 （1868—1933）的漫画式描述结束全书。的确，虽然斯普朗格在1921年才明确提出“第三波古典人文主义”，但这场古典复兴运动应该从格奥尔格推动的古典教育算起，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 ——甚至还被具体确定为1888年。如今的史学家由此引出了一桩政治史学公案：德国的古希腊研究与激进民主有什么关系吗？经过美国的民主化再教育 ，如今的德国史学界甚至有人认为，“第三波古典人文主义”与“第三帝国”的“第三”含义未必是巧合，与约阿希姆 （1135—1202）的“第三王国”观念也不能说没有关系（Stiewe，第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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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巴特勒看来，格奥尔格提倡的古典教育带有一种由“尼采注入德意志希腊主义血脉当中的诡异、危险且幽暗的元素”，其源头来自十八世纪的温克尔曼（巴特勒，第448—460页）。言下之意，国社党的激进民主酵素，应该追溯到新古典人文主义中的“幽暗元素”。显然，巴特勒并不知道，十七世纪末至十八世纪初，英国人的议会政治立宪论 已经带有“极权主义性质”，而洛克（1632—1704）的自主理性 也已经包含浪漫主义“神话”的酵素。[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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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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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特勒的大著出版五年后（1941）的春天，也就是德国对苏联发起闪电式入侵大约三个月之前，莱因哈特 （1886—1958）应朋友们的邀请，在一个小型聚会上就德国古典学的历史命运发表看法。作为维拉莫维茨的得意门生，莱因哈特比耶格尔仅年长两岁，两人几乎同时出道，但他没有参与第三波古典人文主义运动，算是一位局外人。因此，人们希望从他那里获得来自古典学内行的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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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因哈特首先指出，1918年战败后，德国陷入政治崩溃，知识界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内省和反思，第三波古典人文主义属于其中之一。莱因哈特表示，要澄清这场教育运动“在多大程度上与时代的大众倾向融合”并不容易，而他也不便于谈论这个话题。仅从古典学角度来讲，莱因哈特认为这场运动值得肯定，因为，在新古典人文主义的鼎盛期（1800年前后），“古典”意味着学界的最高准则，而到了“1900年前后，这个意味几乎丧失殆尽”。第三波古典人文主义的出现，毕竟使得“古典”这个语词“重获自豪感”。[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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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800到1900年的一百年间，德意志的古典学研究取得了相当可观的学术成就。莱因哈特对这段古典学发展史了如指掌，为何他要说，到了1900年前后，“古典”不再意味着学界的最高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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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因哈特的意思是，自十九世纪中期以来，德国古典学越来越走向狭隘的专业化，成了实证式古代史学 的一部分。[35] 也就是说，由于古典学的史学化 与古典学本身承载的人文教育理想背道而驰，古典学陷入了“古典人文主义的理想与历史主义现实 之间的困境”，古典人文理想在整个人文知识界的地位才远不如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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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学术领导人物的指令下，所有学者开始做史学研究。大约在十九世纪中叶时，古典拉丁语文学以更加切合实际、更加彻底的身份夺取了领导权。工业创建者的精神到处蔓延，也渗透进学术领域。此后，在最辉煌的外表下，古典语文学的内心却是僵化的。十九世纪末，古典语文学研究举步维艰，如同一个机构臃肿、将自身掏空的企业，起初高涨的热情消失殆尽——不是因为麻木冷漠，而是因为清醒、禁欲、尽职和坚忍的英雄品质。（莱因哈特，第16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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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莱因哈特眼里，自己的老师维拉莫维茨就是这种“清醒、禁欲、尽职和坚忍的英雄品质”的代表。古典学与史学越走越近，导致古典学“自我瓦解”，正是青年尼采在普法战争期间觉察到的大问题。于是，尼采以《肃剧诞生于音乐精神》和《不合时宜的观察》对古典学的古史专业化取向 发起攻击。随后发生的事情，业内人士都耳熟能详：尼采遭到自己的人文中学校友维拉莫维茨的强硬回击。相反，格奥尔格受尼采激发，吸引了一批年轻的古典学者和古代史学者，致力于让古典学走出实证史学的藩篱，以文学化的形式表达古典人文理想。在格奥尔格看来，古典人文教育与任何追求专业化职能 的古典学都不相干（莱因哈特，第152—15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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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拉莫维茨认为，格奥尔格圈子为了古典人文理想而放弃了古典学的专业品质 ，让古典学成了一种文学，而非真正的关于古代 的科学 。莱因哈特是维拉莫维茨的学生，这并没有妨碍他认为，自己的老师为维护古典学的史学传统实际上放弃了 古典人文理想，成了“正处于终结时期的历史主义 的杰出人物”（莱因哈特，第166、16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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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式的古典人文主义语文学家们是专业人士、编辑、词语解释者、收集人、博学之士，但绝不是真正意义上伟大的古典人文主义者。（莱因哈特，第16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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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的学术语境中，耶格尔出场了——莱因哈特说，他企图调和古典学与史学的内在不和 ，于是就有了《教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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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格尔再次尝试从思想上使古典学以自身为准，将古典学与史学分开。但是，古典学又不应当丢弃其史学特征，所以，耶格尔的尝试最初还停留在要求上。（莱因哈特，第16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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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再次尝试”意指尼采已经做过这样的尝试。耶格尔出道时已经意识到古典学与史学不和，明确提出两者应该分门别户：古典学家是古典精神的守护者，而史学家则往往是古典精神的破碎者。因为，古典学的旨趣是理解古代文明中具有永恒性的理想，这关涉到古典学者的自我教化 ，而史学的旨趣仅仅是认识过去的事实。耶格尔选用“Paideia［教化］”这个古希腊语词作为书名，再配以副标题“形塑古希腊人”，不外乎要表明他关切的政治德性不是个人权利，而是古希腊的教化所追求的精神品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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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化》第一卷出版后，耶格尔明显感受到来自古典学界中的史学势力 的压力，否则他不会在简短的德文第二版前言（1935）中特别申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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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几乎不必说，体现在本书中的这类史学，既无意取代，也不能取代传统意义上的史学，即事件的史学。但是，以下述方式描述历史并非没有必要，而且其合理性已经得到证明，这种方式就是，通过对开创性文献的阐释来解释人的生活——这些开创性文献是人的理想的代言人。（《教化》，第一卷，“德文第二版前言”，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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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难设想，古典学界中的史学势力若要排斥《教化》，难免会拿历史文献及其阐释说事。耶格尔对此并非没有提防，在1933年的初版前言中，他明确说，“尽管已经有很多学者致力于描述古希腊的城邦、社会、文学、宗教和哲学的发展过程”，但还没有人尝试解释古希腊人的政治成长与智识成长的互动关系（《教化》，第一卷，“前言”，第1页）。换言之，耶格尔自己把《教化》视为一部史学著作 。他并不像尼采那样，干脆离弃实证史学，否则，他很可能会像尼采那样，无法在业界继续立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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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光敏锐的莱因哈特一眼就看出，耶格尔试图调和古典学与史学的内在不和，只会是一厢情愿。因为，十四至十六世纪文艺复兴时期的古典研究已经蕴含实证史学取向，而德意志的新古典主义才突显了古典研究的理想性 。十七世纪以来，实证史学日益兴盛，古典学已经很难摆脱这种内在压力。基于这样的认识，莱因哈特对《教化》在现代古典学发展史中的地位作出了如下历史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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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波古典人文主义似乎要么以《教化》一书站稳脚跟，要么以此衰落。在古希腊的教化之光重新照耀下，希腊人物形象以威严的风格登场而过。在这一光芒之下，许多从未显现的［东西］展示出来，其他事物因此而黯然失色。这本书的功绩在于，从统一的具有教育意义的视角提供了全景。（莱因哈特，第17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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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因哈特同时怀疑，耶格尔是否与古典学中的历史主义取向彻底断绝了关系。从今天的视角来看，莱因哈特所说的古典学与史学的内在不和已经消失，因为，借助社会-文化人类学的势头，实证史学早已全面而又彻底地清除了新古典人文主义的理想。按照人类学式的古典学家的看法，“教化”并非是古希腊文化的核心。即便古希腊人重“教化”，今人是否能感受到其中本质的东西，也大可怀疑。由于历史的巨大变迁，恢复古典式的教化也不会使得今人与古代的关系变得更直接。耶格尔的《教化》让今人隔着一层历史的面纱看待古希腊文明，人们得到的只会是一副被理想扭曲了的历史面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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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因哈特在小范围论及《教化》时，他的评论还留有余地，因为《教化》的后二卷尚未问世。不难设想，当莱因哈特看到第二卷后，他会为自己的评断感到满意。因为，仅仅从第二卷的长篇前言来看，耶格尔在古典人文主义与历史主义之间游弋的痕迹也已经展露无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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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一卷的初版前言中，耶格尔曾提到《教化》的整体写作构想。第一卷描述古希腊文化在古风时代和古典时代的建立、成长以及所经历的危机；第二卷将记叙智识在柏拉图时代的复兴、与雅典城邦的关系，以及城邦文明向世界帝国的转变；第三卷将展现罗马崛起以及基督教兴起后，如何融入希腊人发展起来的教化进程 。不难看出，这样的写作构想基于政治史的脉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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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二卷的前言中，耶格尔告诉读者，他的写作构想变了。第二卷和第三卷将共同构成 “一个独立单元”，仅仅展示柏拉图时代的智识发展史，因此，第一卷“应该被看作柏拉图研究的一种导论 ”。原定计划中关于罗马帝国和早期基督教的内容，需要“筹划一部续作”（《教化》，第二卷，“前言”，第1页）。这无异于说，三卷本《教化》不再是记叙整个古希腊智识发展 的史书，而是一部柏拉图研究 或柏拉图主义形成史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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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格尔甚至明确宣称，《教化》第二卷是全书核心，它以柏拉图哲学的形成为中心，探究某个哲学问题 。在第三卷的前言中，他更为明确地告知读者，自己要探究的是“哲学 如何从教化问题中诞生”——这听起来让人感觉到一种“肃剧从音乐精神中诞生”式的音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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