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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除了“ ［优秀的、勇敢的、高贵的］”之外，“ ［勇敢的、高贵的］”一词也主要使用于这种关联中，它们的反义词是“ ［坏的、不中用的、不幸的］”。从泰奥格尼斯和品达所使用的词汇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些词是如何保持它们与贵族阶层的高贵身份的联系的，尽管随着希腊文明的发展，它们的含义发生了改变。“德性”一词在荷马时代应该局限于贵族阶层，这是自然而然的，但这种限制不应该在后世同样有效，尤其是在这一古代理想从一个全然不同的角度被修正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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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一篇由梅森（Cora Mason）女士撰写的拉德克里夫（Radcliffe）学院的博士论文（1944）的主题，就是关于荷马史诗中的“慷慨（ ）”与“大方（ ）”这两种德性，在经济条件发生变化的情况下，从当时到品达时代的发展。关于此点也可参见希默里克（J. Himerlrijk）的另一篇论文：《财富中的贫穷》（ ），Utrecht，1925。早期希腊贵族社会的这些理想目标仍然存在于亚里士多德的哲学讨论中（《尼各马可伦理学》4.1—6）。亚里士多德的“慷慨（ ）”和“大方（ ）”，并非与“ ［乐善好施］”和“ ［殷勤好客］”一样来源于怜悯之心或对于穷人的同情，后者在早期基督徒的生活与文献中起着极大的作用。不过，这并不能证明早期希腊的理想缺乏社会同情，它只是说明了早期希腊的这种慷慨和大方是另一种不同的情感。它是一种完全客观化的情感，在荷马那里，它导致这样一种行为，按照合适的社会等级，根据 ［价值，比喻在贵族社会中“受到的尊重，尊严”］给出各自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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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关于“ ［羞耻］”和“ ［惩罚、报应，以及由之而来的敬畏］” ，参见霍夫曼（M. Hoffmann）著作注释10的引述，尤其是埃尔法（F.C. E. von Erffa）的专论《荷马以迄德谟克利特的羞耻观念及其同源概念》（AIDWS und verwandte Begriffe in ihrer Entwicklung von Homer bis Demokrit），载《语文学》副刊（Beihefte zum Philologus ），增刊，第30卷，第2页。参见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2.7.1108a31及以下中对“ ”和“ ”这两个词富有启发性的评论，以及在4.15中对“ ”的专门处理。不过，关于“ ”一词的评论在我们的现存版本中并不存在，可能是在第四章的末尾遗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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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亚历山大里亚的文法学家们常常将“aristeia［英雄业绩］”一词与一个特殊英雄的名字结合在一起，作为荷马时代的诗歌的题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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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伊利亚特》VI，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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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伊利亚特》XI，784，此处的这句格言无疑是间接引发的，是对VI，208中格劳库斯和狄奥墨得斯遭遇时相同话语的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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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译注：《伊利亚特》IX，443。理想的英雄是内在思想（Logos/speech）与外在行动（ergon/action）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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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这是一个希腊作者的观点，西塞罗的《论演说家》（De Oratore ）III，57这部分来源于这位希腊作者，他引用了《伊利亚特》IX，443中的诗句。作为书写教育史的一个早期尝试，西塞罗的整段论述富有启发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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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1.5.1095b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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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参见亚里士多德致安提帕特（Antipater）的信（残篇666［罗斯编］）中关于他对德尔菲居民的敌对态度的反应的相关段落；德尔菲地区的居民，在亚历山大死后，取消了这位伟大学者的荣誉，这荣誉是他们因为这位学者将德尔菲赛会中的胜利者载入编年史的工作而曾经授予的；显然，这位学者的工作是因为得到了马其顿国王的支持才成为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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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3.1.1109b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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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参见祖克（F. Zucker），《是非之心-良知》（Syneidesis-Conscientia ），Jena，1928（Cf.p.326）。我们可以说，在荷马时代，代替个体良知之位置的是羞耻和惩罚的情感，但这完全依赖于一个总是呈现在个人脑海中的客观社会规范；他必须遵从那个理想的行为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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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这在希腊人的正式名字的系统中尤其明显。他们的名字常常来自社会理想领域，因而常常指向诸如荣誉、声望、名声等观念，另外，他们的名字总是与表达这样一种名声和声望的程度或理由的另一些词语结合在一起（比如伯利克里和第米斯托克利（［Themistocles］），等等）。名字预示着被命名者将来的德性；可以说，名字为他的全部生活树立起了理想的范型。这一点使得希腊人的名字与希伯来人或埃及人的名字相区别，关于其性质可参见兰克（Hermann Ranke），《埃及命名理解原则》（Grundsaetzliches z. Verstaendnis d. agyptischen Personennamen），载《海德堡科学院会议报告》（Sitz.d. Heidelberger Akad. ），XXVII，3. Abh., 19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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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par excellence ［神=最卓越的受尊重者］，参见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1.12，尤其是1102a4。当用希腊语说话和思维的世界被基督教化之后，希腊宗教精神的这种根本态度反过来对基督徒的思想和习惯产生了深刻影响，正如一世纪时希腊语基督教文献和崇拜所显示的那样。基督教的祈祷书、布道书和赞美诗会揭示更多这方面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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