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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关于“ [羞耻]”和“ [惩罚、报应,以及由之而来的敬畏]” ,参见霍夫曼(M. Hoffmann)著作注释10的引述,尤其是埃尔法(F.C. E. von Erffa)的专论《荷马以迄德谟克利特的羞耻观念及其同源概念》(AIDWS und verwandte Begriffe in ihrer Entwicklung von Homer bis Demokrit),载《语文学》副刊(Beihefte zum Philologus ),增刊,第30卷,第2页。参见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2.7.1108a31及以下中对“ ”和“ ”这两个词富有启发性的评论,以及在4.15中对“ ”的专门处理。不过,关于“ ”一词的评论在我们的现存版本中并不存在,可能是在第四章的末尾遗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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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亚历山大里亚的文法学家们常常将“aristeia[英雄业绩]”一词与一个特殊英雄的名字结合在一起,作为荷马时代的诗歌的题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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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伊利亚特》VI,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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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伊利亚特》XI,784,此处的这句格言无疑是间接引发的,是对VI,208中格劳库斯和狄奥墨得斯遭遇时相同话语的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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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译注:《伊利亚特》IX,443。理想的英雄是内在思想(Logos/speech)与外在行动(ergon/action)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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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这是一个希腊作者的观点,西塞罗的《论演说家》(De Oratore )III,57这部分来源于这位希腊作者,他引用了《伊利亚特》IX,443中的诗句。作为书写教育史的一个早期尝试,西塞罗的整段论述富有启发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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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1.5.1095b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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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参见亚里士多德致安提帕特(Antipater)的信(残篇666[罗斯编])中关于他对德尔菲居民的敌对态度的反应的相关段落;德尔菲地区的居民,在亚历山大死后,取消了这位伟大学者的荣誉,这荣誉是他们因为这位学者将德尔菲赛会中的胜利者载入编年史的工作而曾经授予的;显然,这位学者的工作是因为得到了马其顿国王的支持才成为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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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3.1.1109b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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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参见祖克(F. Zucker),《是非之心-良知》(Syneidesis-Conscientia ),Jena,1928(Cf.p.326)。我们可以说,在荷马时代,代替个体良知之位置的是羞耻和惩罚的情感,但这完全依赖于一个总是呈现在个人脑海中的客观社会规范;他必须遵从那个理想的行为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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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这在希腊人的正式名字的系统中尤其明显。他们的名字常常来自社会理想领域,因而常常指向诸如荣誉、声望、名声等观念,另外,他们的名字总是与表达这样一种名声和声望的程度或理由的另一些词语结合在一起(比如伯利克里和第米斯托克利([Themistocles]),等等)。名字预示着被命名者将来的德性;可以说,名字为他的全部生活树立起了理想的范型。这一点使得希腊人的名字与希伯来人或埃及人的名字相区别,关于其性质可参见兰克(Hermann Ranke),《埃及命名理解原则》(Grundsaetzliches z. Verstaendnis d. agyptischen Personennamen),载《海德堡科学院会议报告》(Sitz.d. Heidelberger Akad. ),XXVII,3. Abh., 19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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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par excellence [神=最卓越的受尊重者],参见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1.12,尤其是1102a4。当用希腊语说话和思维的世界被基督教化之后,希腊宗教精神的这种根本态度反过来对基督徒的思想和习惯产生了深刻影响,正如一世纪时希腊语基督教文献和崇拜所显示的那样。基督教的祈祷书、布道书和赞美诗会揭示更多这方面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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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尽管如此,对希腊人的“祖国( )”观念的历史发展的概述仍然必须从荷马开始。但是,这方面代表性的典型人物,并非《伊利亚特》中著名的希腊英雄,而是特洛伊的赫克托尔:特洛伊人民的挚爱之人与特洛伊城邦的捍卫者(参见他的名言,《伊利亚特》XII,243, [最好的征兆只有一个——为国家而战])。爱国主义情感不是起源于古代的伟大帝国或者荷马的贵族阶层,而是城市国家崛起的一个结果,这在前引的诸如此类的史诗段落中首先得到了反映。这种情感与那种作为被选之人的观念迥然不同,现代世俗民族主义从古代以色列人的宗教民族主义那里继承了这一点,这种形式的爱国主义要么是一种宗教,要么是一种宗教的替代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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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伊利亚特》I,412,II,239—240,IX,110和116,XVI,59;但尤其是IX,315—322。当希腊联军的使团恳求阿喀琉斯回归战场,接受阿伽门农的妥协条款时,阿喀琉斯直截了当地拒绝了他的开价:“我看阿特柔斯的儿子阿伽门农劝不动我,其他的达那奥斯人也不行,因为同敌人不断作战,不令人感谢,那待在家里的人也分得同等的一份。胆怯的人和勇敢的人荣誉同等,死亡对懒惰的人和非常勤劳的人一视同仁。我心里感到很大的痛苦,舍命作战,却没有一点好处。”(译注:本书荷马史诗《伊利亚特》《奥德赛》相关译文,均参考罗念生、王焕生译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版,偶有改动。)在这里,荣誉( )是对一个为了整个共同体作出卓越贡献的人表示公开谢意( )的客观显现,对此,没有任何物质补偿可以弥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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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一部循环史诗《小伊利亚特》(Little Iliad)描述了埃阿斯之死;索福克勒斯的《埃阿斯》(Ajax )中的情节即取材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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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奥德赛》XI,543 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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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伊利亚特》I,505 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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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亚里士多德的《尼各马可伦理学》4.4试图将“ [热爱荣誉]”区分为“好的”和“坏的”两种意义。色诺芬的《回忆苏格拉底》(Mem. )2.3.16,《经济论》(Hipp. )2.2,以及其他一些段落,都是在“好的”意义上使用该词,伊索克拉底亦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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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译注: (megalopsychos),直译为“巨大的灵魂”,在荷马那里,其本意是“自尊自重”,但越过分寸,就有了自大自负之意;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6.7中说:“一个人以自己为重大,但这种评价与实际不符,就成了虚荣——对自己评价不足的人是自卑的;所以,自重仿佛德性中的一颗明珠,它使诸德性变得伟大,而离开诸德性,它也不能生成。这样看来,做一个真正自重的人是困难的,因为他必须高尚且善良俱全”;“一个自重的人与荣誉和耻辱的关系极为密切”,它与下文的“自视甚高”(high-mindedness)是同一个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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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4.7—9。参见拙文《自大》(Der Grossgesinnte),载《古代文明》VII,第97页及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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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4.7.1124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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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后分析篇》(Analyt. Post. )2.13.97b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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