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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关于“kalokagathia”的起源和意义，参见此处，注释[4] 。亚里士多德的《尼各马可伦理学》IV，7，1124a4将其与自重（high-mindedness）紧密相连，后者应该以拥有完满的德性为基础。“kalokagathia”一词（作为柏拉图称呼“ ［完美德性］”的一个术语）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没有得到讨论，或者说没有其他别的用法（但X，10，1179b10中简单地提到过它）。在《尼各马可伦理学》的早期形式《欧德谟伦理学》（Eudemian Ethics ）VIII，15中，亚里士多德仍在柏拉图的意义上使用这个词，作为各种特殊德性的总和（ ）。在柏拉图的时代， 一般指富有的人（参见《王制》569a）；但柏拉图试图通过将其从阶级特权的含义中解放出来，恢复其古老的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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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4.7.1123b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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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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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9.8.1168b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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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译注：即前面说的“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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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9.8.1169a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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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译注：此处“悖论”一词，指与诸神相比较而存在的人间凡人，“必有一死”却又想拼死一搏以争“不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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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柏拉图，《会饮》（Symposium ）208—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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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参见拙著《亚里士多德：发展史纲要》（Aristotle：Fundamentals of the History of His Development ），罗宾逊译，Oxford，1934，第1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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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化：古希腊文化的理想 第二章 荷马时代贵族阶层的文化和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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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德性是全部希腊文化的核心理想。通过概览原初希腊贵族阶层的生活——如“荷马时代的”史诗所描述的那样——我们可以补充和说明我们关于德性的已有知识。我们会发现这种概览可以证实我们已经得到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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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将《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作为早期希腊文明的历史证据来考虑时，我们不能把它们当作一个统一整体，好像它们是单个诗人的独立作品。实际上，我们确实还在继续谈论“荷马”；古人也是这样做的，他们最早把许多其他诗歌归在同一个名字之下。[1] 古典时期（其时，历史意识还没有发展出来）的希腊人首次将《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从其他史诗文集中分离出来，并且认为其他诗歌配不上荷马之名，而将它们抛弃了。但是，他们的选择并不影响我们的判断，且对我们称之为历史传统的东西也并无有效性。从历史的角度来说，《伊利亚特》是一部比《奥德赛》更为古老的作品，《奥德赛》则描述相对较晚阶段的文明，这是显而易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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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承认这一事实，那么把每部史诗纳入创作它们的世纪就非常重要了。不过，我们可以大胆地断言，这个问题只有通过考察史诗本身才能得到解决；所有花费在这一考察上的智力劳作都导致普遍的怀疑和不确定。过去五十年的考古发掘极大地丰富了我们关于希腊史前史的知识，尤其是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更加清晰的、关于古老的英雄传奇传统的历史基础的观念。不过，我们不能因此就真的肯定它们已经帮助我们确定了《伊利亚特》和《奥德赛》的创作时期，因为它们的创作要比作为史诗核心的英雄传奇晚上好几个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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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对史诗本身的分析就成了我们确定其创作日期的主要向导。但是，这种分析并非一开始就是指向这一目的的。［16］史诗的最后修订完成于相对较晚的时期，毋宁说是受到古代传统的启发——这一传统激发了对更早的历史阶段（在此历史阶段，史诗作为无数独立的叙述故事的民歌流传于民间）的想象性重建。[2] 起初，这种分析是在纯粹逻辑和审美的基础上行进的，做这一工作的主要是维拉莫维茨（Wilamowitz），他把这种分析同我们关于原初希腊的历史知识联系了起来。[3] 现在，真正的问题是：我们是把历史分析局限在对作为一个整体的《伊利亚特》和《奥德赛》的考察之中（这等于是放弃了这种考察），还是将这种考察适当延伸，从而不可避免地进行一种假设性尝试，即在史诗内部 区分不同年代和不同人物的层次？[4] 这个问题并不影响那种可以证明为正当但并不令人满意的主张：即诗歌首先应当作为一个艺术整体来看待。当然，这种在史诗内部区分不同层次并对其加以考察的理想会影响任何关于荷马诗歌价值的讨论；尽管如此——打一个比方——如果《奥德赛》中最合乎考察目的的诸部分是在公元前六世纪中期创作的话，那么把这部作品作为希腊原初贵族的一种历史描述来考察就是不可能的了。[5] 简单的怀疑态度并不能反驳这一观点。我们必须通过合理的反驳来解决它，或者就全盘接受它的一系列推论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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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当然不能在本书中对史诗各部分的创作年代作出自己的分析。尽管如此，我相信自己已经令人满意地证明了《奥德赛》的第一卷（自基尔霍夫以来的批评家们都将其看作是最后插入诗中的一个部分）不仅被梭伦，而且还很可能被梭伦担任执政官（公元前594年）之前的希腊人认为是荷马的作品。也就是说，它至少是在前七世纪时就被认为是荷马的作品了。[6] 在维拉莫维茨关于这一主题的最后著作中，他不得不相信，公元前七和前六世纪的智力大发展运动对《奥德赛》根本就没有什么影响，它只是一个假设、一个即使是他自己也对后期狂想曲（rhapsodic poetry）的描述无法解释的假设——他认为后来的狂想曲是学究式的且远离生活。[7] 另一方面，《奥德赛》现存形式中很高程度的道德和宗教理性主义必定发源于伊奥尼亚的一个更早时期，因为米利都城邦的自然科学在公元前六世纪开端时已然兴起，这一现象既不能与《奥德赛》中描述的社会情形相一致，也不能与它的地理和政治观念相协调。[8] ［17］本人确信，在赫西俄德之前，《奥德赛》实际上已然以目前的形式存在了。另一方面，我也确信这一点：关于史诗的起源，语言学分析已经有了一些基本的发现，即使我们的逻辑和想象永远无法揭开全部秘密，这些基本的发现也仍然有效。学者总想知道比他能够知道的更多东西，其雄心壮志可以理解，但这经常使他的著作名誉扫地。时至今日，一本关于《伊利亚特》的“早期”层面和“晚期”层面的著作（如维拉莫维茨的这部著作所做的那样），必须要有证明其主张的新论据。我相信自己能提供这样的新论据，尽管我不会在这里把它们摆出来。整体上，《伊利亚特》给人一种比《奥德赛》远为古老的印象，但这并不意味着它形成最终版本的时间要比它的姊妹篇早很多。诚然，它是后世史诗据之以布局谋篇的原型；不过，史诗原型自身也是一个特定时代的产物，而且须要很快与其他材料相适应。还要说明一点：那些认为较晚时期的史诗在审美上要比较早时期史诗差的人，是受了浪漫时代产生的一种偏见及其特殊的“民间诗歌”观念之累。他们低估了“编纂时期”（它结束了史诗的发展）的诗歌的价值——不仅如此，他们还有意识地贬低它，而不是努力理解其艺术意旨和方法。这种偏见造成了极大的怀疑和不信任，“常识”就用这种不信任来看待学术和学术批评：这种不信任总是把自己建立在不同学者的发现的差异之上。尽管研究这一主题的学者们现在已经不像前几代人那样志存高远了，但在此种重大问题的研究中——在此，学术研究必须不断地反身而诚，检验自己的假设——决不能由怀疑主义一锤定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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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相对更古老的《伊利亚特》中，我们看到了一个战争的世界：我们必须假定，在希腊民族大迁徙期间，战争是连续不断地发生的。《伊利亚特》讲述的是一个几乎完全由古代德性的英雄精神统治的时代；它在其每一个英雄身上具体体现了德性的理想。它将古代诗歌中传奇英雄的形象和当时贵族阶层的鲜活传统融合成了一个不可分离的整体——当时的贵族阶层（正如诗人对赫克托尔和特洛伊的描述所显示的那样）已经知道了有组织的城邦生活。［18］纵观整部史诗，英勇无畏的人是贵族，是有社会地位的男子。战斗和胜利是他的最高殊荣，是生活的真正意义之所在。诚然，史诗的素材迫使《伊利亚特》首先要描述尚武好战类型的生活；《奥德赛》则很少有机会描写英雄在战场上的骁勇善战。不过，如果有什么关于史诗起源的事实得到确证的话，那就是最古老的英雄诗歌原是对战场厮杀和英雄气概的颂扬，而《伊利亚特》则从此种类型的古老诗歌中得到原料。[9] 《伊利亚特》的故事被贴上了年代久远的标签。史诗中的英雄们不仅仅以他们的尚武好战和对荣誉的渴求证明了他们自己的高贵，而且以他们的崇尚勇力和具有一个贵族显而易见的弱点等通常举止——虽有这些弱点，但他们仍然保持着贵族气派——证明了自己的高贵。我们无法相信他们生活于和平之中：他们以征战沙场为生。除了战斗，我们只在战斗间隙的短暂休息、吃饭、献祭和会议中瞥见他们的身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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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德赛》提供了一个不同的画面。“返乡（Nostos）”，即“英雄之回归”的传奇故事，自然而然地成了特洛伊战争传奇的补充作品；这很容易导致诗人对他们的和平生活的描绘。“回归”传奇非常古老。不过，一个相对较后的时代——这个时代发现自己的主要兴趣在于英雄生活中人性的一面——对《伊利亚特》的血腥厮杀感到厌恶，希望在古代传奇所描述的人物和事件中反映自己的生活。当《奥德赛》描写英雄们战后的生活方式，描写他们的冒险之旅和他们在家人亲友间的居家生活时，无疑是受到了那个时代的贵族生活的启发，把一种天真的写实主义投射到了一个更原始的世代之中。因此，它是我们关于早期希腊贵族文明性质的主要证据。此种文明属于伊奥尼亚文明（《奥德赛》肯定是在伊奥尼亚创作的），不过，在所有使我们感兴趣的方面，它都可以被看作是典型的希腊的。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对于《奥德赛》中的那种贵族生活，诗人不是将其作为来源于古代传奇的诗意细节的一种堆砌，而是作为有些是真实事件、有些则来自当代观察的记录的一种融合，来描述的。英雄诗歌传统只能为家庭生活场景的描写提供很少的原型，它们关注英雄及其壮举，却并不在意日常生活的描述。［19］和平生活的新主题，不仅是由返乡故事引起的，而且是与故事本身一起作为一个时代选择的结果——这个时代更喜欢一种沉思、享乐、和平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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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把一个完整的社会阶层（即居住在他们的土地和庄园中的那个贵族阶层）的文化看作一个活的整体并加以描写，《奥德赛》在对生活及其问题的艺术观察方面，标志着一种决定性的进步。它由一首叙述史诗转变成一部小说。史诗的周边世界，全方位地汇合进英雄传奇和诗人大胆想象的缥缈仙境；但史诗的中心，却被强烈的现实之光所照亮。即使史诗对家居生活的描绘有时包含着让人难以置信的因素，这一点也是正确的——斯巴达王墨涅拉奥斯（Menelaus）的雄伟宫殿和费阿刻斯王（Phaeacian King）的豪华住宅，与奥德赛简朴的乡村庄园形成生硬的对比，而且显然受到伟大的迈锡尼王朝宏伟壮丽传统的启发，也许还受到了当时东方庄严华丽传闻的影响。[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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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奥德赛》中的贵族生活画面由于其生动的写实主义，所以还是与《伊利亚特》所描绘的画面不同。正如我们已经表明的那样，《伊利亚特》提供的是一幅在很大程度上被理想化了的贵族生活画面，一种富有想象力的描摹——它体现了许多从古老的英雄歌谣中直接提取出来的特征。塑造古代英雄传统的人生观——即对古代英雄的非凡德性的仰慕——支配着《伊利亚特》的创作；而那种现实主义的政治态度，在《伊利亚特》中只有少许痕迹，由此透露出一个相对较晚时期的消息——这个时期见证了《伊利亚特》现存形式的创作。忒尔西特斯（Thersites）的插曲就是其中之一，正如他对贵族们说话时用的那种放肆语气所表明的，他是“一个舌头不羁的人”。[11] 在荷马的整部著作中，忒尔西特斯是唯一一个心怀恶意的滑稽小丑。但是，一切都表明，当新时代开始对旧政制发动诸如此类的攻击时，贵族的地位仍未动摇。确实，《奥德赛》中不存在类似的政治革新痕迹。伊萨卡岛（Ithaca）的社会共同体，在君王不在其位的情况下，由贵族领导下的公民大会所控制；而费阿刻斯人（Phaeacian）的城邦，则是伊奥尼亚城邦的一个忠实模板，由一位国王统治。[12] 不过，诗人显然觉得，贵族统治是一个社会问题和心理问题：他饶有兴趣地看着它，以一种多少有点超然的态度。[13] 因此，诗人能够对贵族阶层作出客观的、完整的描述；尽管他对恬不知耻的贵族也提出尖锐的批评，但仍流露出对真正的贵族气质和贵族文化的确然仰慕——对于从事历史研究的学者而言，［20］这已经使诗人的证词变得如此不可或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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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奥德赛》中，贵族阶层是一个排他性的社会等级，对自己的特权、居高临下的权威、自己生活方式和行为举止的优雅高贵，都具有强烈的自觉意识。我们在较晚的《奥德赛》中所看到的是一大批日常生活中的人物，而不是《伊利亚特》中的那种崇高的激情、悲剧的命运以及伟岸的形象。《奥德赛》中的每个人物身上都有某种程度的人情味，多少都有可爱之处。他们的言行举止充满了后世修辞学批评家们称之为风俗习惯 （ethos）的东西。他们在相互交往中表现出极高的优雅礼仪：例如，当奥德修斯因船只失事漂流到费阿刻斯，费阿刻斯王的女儿纳西卡娅（Nausicaa）在看到赤身裸体的奥德修斯请求她保护时；在忒勒马科斯（Telemachus）与他父亲的门客门特斯（Mentes）交谈时，他在涅斯托尔（Nestor）和墨涅拉奥斯（Menelaus）的宫廷中享受亲切舒适的招待时；在费阿刻斯的阿尔基努斯王（Alcinous）给他闻名遐迩的客人提供心怀敌意的接待时；在奥德修斯与阿尔基努斯及其王后彬彬有礼地分别时；更不用说，当奥德修斯的老猪倌欧迈奥斯（Eumaeus）遇见扮作乞丐的主人时，以及在他对待主人年轻的儿子忒勒马科斯时所表现出的彬彬有礼。所有这些场景所展现的深厚精神教养，使其他场合得体的礼仪形式更加完美无缺——此种得体（formal correctness），往往是一个崇尚彬彬有礼的谈吐和温文尔雅的举止的社会的特征。即使是冷酷傲慢的求婚者和忒勒马科斯之间的交谈，尽管夹杂着政治团体之间的仇恨，也是以一种无可指摘的文雅和客气来完成的。这个社会的每一个成员，无论是贵族，还是平民，都接受了它的一个不变印记，一个在任何情况下都表现得教养良好和端庄得体的印记。求婚者的无耻行为不断地使他们自身及其所属阶级蒙受耻辱。所有见到他们无耻行为的人无不义愤填膺；最后，他们的无耻遭到了严厉的惩罚。尽管如此，他们还是被叫作“高傲的”求婚者、“杰出的”求婚者、“勇敢的”求婚者，其频率与他们因其令人无法忍受的行为而受的谴责相当：诗人总是想起，他们在社会等级和出生血统上是贵族君子。他们受到的惩罚非常严厉，因为他们的罪行倍加严重。尽管他们的弱点是贵族等级铭牌上的一个黑暗污点，但这个污点为主要人物闪闪发光的礼仪教养所掩盖，史诗用全部能够想象得到的艺术魔力和深广同情来描写其中的主要人物。求婚者并没有减少诗人对作为一个整体的贵族阶层的仰慕。［21］他热爱他所描绘的男男女女：在每一诗行中，我们都可以发现诗人对贵族阶层的文化和高贵教养的钦羡。在如此这般赞扬他们的同时，诗人有他自己的教化意图，这是确定无疑的。诗人将贵族英雄们的殷勤好客和彬彬有礼作为一种最高价值来展示：不仅是作为生活的一种无关紧要的背景，而且还是其优越性的一种名副其实的要素。对诗人来说，贵族生活的礼仪形式和繁文缛节与他们的行为举止密不可分。彬彬有礼是他们生活的盛开之花，馈赠给他们一种特有的卓尔不凡，他们以显赫高贵的业绩，也以无论幸福与否都同样无可指摘的行止，来确证这种独特的卓尔不凡。根据神的旨意，他们比所有人都更受宠爱；诸神珍爱并保护他们；他们作为终有一死者的价值，在他们的高贵生活中闪耀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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