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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荷马史诗与希腊哲学的一致之处在于这一事实：二者都呈现实在（reality）的整体结构，尽管哲学的呈现是以理性的形式，而史诗的呈现则是以神话的形式。“人在宇宙中的地位”这一主题——它也是希腊古典哲学的主题——在荷马那里已经时刻不停地出现，而荷马也从未有一刻忘怀于它。参见本章对阿喀琉斯的盾牌的描述，它是荷马关于人的生活和德性的看法的普遍性和彻底性的完美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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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以东方哲学关于人的观念作为参照背景来看，荷马的观念是人类中心论的和人文主义的。但是，另一方面，必须强调的是，它绝不是片面的人类中心论，当我们将其与后世主观主义的人类中心论对比时，例如与公元前五世纪时的智术师对比时，荷马的观念就断然是以神为中心的。在荷马那里，人的任何事情都涉及到一种无处不在的神圣力量和规范。柏拉图认识到了这一点，并在其哲学中恢复了二者之间的平衡。参见拙著《人文主义和神学》（Humanism and Theology ），阿奎那（Aquinas）讲座，Marquette University Press，1943，第46页及以下，第54页及以下，以及本书第二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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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这方面最令人困惑的例子是《伊利亚特》VIII，5—27中宙斯的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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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最著名的例子是《伊利亚特》XIV中宙斯的受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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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奥德赛》I，32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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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参见本卷此处 ，以及拙文《梭伦的〈欧诺弥亚〉》对《奥德赛》I，32ff.的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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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关于史诗现存形式中的《奥德赛》设定及其起源，试比较本卷第40页及以下，尤其是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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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特别是在此情景之下，我突然想起有一本关于荷马的书还没有写，这本书就像理查德·海因策（Richard Heinze）的《维吉尔的史诗技艺》（Vergils epische Technik ），或者就像普雷斯科特（H.W. Prescott）的佳作《维吉尔的艺术》（Vergil’s Art ）——他的这部著作是受海因策的启发而作。不过，巴西特的《荷马的诗歌》（The Poetry of Homer ，Berkeley，1938）里面也有这方面有价值的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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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化：古希腊文化的理想 第四章 赫西俄德：农夫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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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希腊人称波奥提亚（Boeotia）的赫西俄德为荷马之后最伟大的诗人，他描绘了一个与荷马的贵族世界截然不同的世界。他的《劳作与时日》（它晚于他的另一部著作《神谱》，比后者更是希腊土壤原汁原味的产物）生动地记录了约公元前八世纪末希腊大陆的农夫生活，荷马对早期伊奥尼亚普通人的生活只是偶然提及，赫西俄德的诗作是不可或缺的补充。不过，在对希腊文化发展的研究中，《劳作与时日》也是一部具有特殊意义的作品。荷马的诗歌说出了一个基本的事实：即一切文化都起源于一种贵族理想的创造，此种贵族理想是通过对适合于一个贵族或英雄的品质的精心培育来造就的。赫西俄德则为我们道出了文明的第二个基础：劳作。当后来的希腊人给赫西俄德的教谕诗以《劳作与时日》之名时，他们显然认识到了这一点。英雄主义和具有永恒价值的德性，不仅仅从武士与其敌人的殊死决斗中发展而来，而且还从劳动者对抗各种自然力和坚硬土地的持久而无声的战斗中发展而来。希腊作为文明的摇篮，把劳作高列于诸美德之中，不是无足轻重的。我们决不能被荷马式贵族无忧无虑的生活所蒙骗，以至于忘记了希腊的土地永远需要其人民艰苦而持久的耕作。通过将希腊与其他富裕民族的比较，希罗多德证实了这一点。他笔下的一个人物说道：“希腊的国土天生贫瘠，但由于智慧和严格的法律，希腊人自己却得到了勇气；而希腊便利用这种勇气，驱除了贫困和暴政。”[1] 希腊是一个山地国家，山脉将国土割裂成许多狭长的峡谷和偏远的区域。它几乎没有任何像北欧那种广阔的易于耕作的平原；希腊的居民战天斗地，土地的全部产出仅够维持生存。他们一直相信，畜牧和农耕是最真实、最重要的劳动方式，而［58］航海只是在后来的沿海地区才成为最重要的劳动。[2] 在早期，希腊主要是农业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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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赫西俄德不仅仅是一个希腊的农事诗人。在他的作品中，我们还可以看到一种贵族文化及其智力酵素（即荷马史诗），是如何影响希腊社会下层阶级的。希腊文化不只是上层社会将自己的行为举止和道德风尚强加于社会的其他阶层而已；每一个阶层都为希腊文化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即使是粗鄙迟钝的农夫，也因与贵族阶层高雅文化的接触而受到了深刻的影响。在那个时代，引用荷马诗歌的吟唱诗人是上层生活的信使。在《神谱》的著名序曲中，赫西俄德说明了他是如何成为一个诗人的：当赫西俄德在神圣的赫利孔山下放牧羊群时，缪斯女神教给他一支光荣的歌，而且给了他吟唱诗人的奇妙树枝。[3] 不过，阿斯克拉（Ascra）的吟唱诗人带给乡下听众的不只是荷马诗歌的激情与火焰。他的思想和情感深深植根于原始农耕生活的肥沃土壤；广阔的经历使他超越于一个单纯的荷马式诗人的角色，也使他因其自身之故而成为一个诗人，缪斯女神让他从农夫的劳作和生活理想中创造出永恒的诗篇，并将它们置于希腊的全部精神遗产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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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西俄德为我们展示了希腊陆地平原生活的一幅清晰画面。尽管一个民族的这部分生活与另一部分如此不同，以至于我们不能根据诗人对波奥提亚生活的叙述而任意普遍化。不过，一般而言，在很大程度上，这是典型的希腊生活。权力掌握在土地贵族手中，文化也由土地贵族传承。但是，农夫们有他们自己的生活，一种具有相当的智力和法律独立性的生活。他们是自由的农夫和牧人，依靠自己的劳动所得而生存：在此，我们没有听说农奴的身份处境；[4] 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农夫们是大迁徙期间（像拉科尼亚的奴隶那样）从一个被征服的种族转化而来的。他们每天聚集在市场或者 ［闲谈和打听消息的聚集场所］，讨论公共和私人事务。[5] 他们自由自在地批评同伴甚至是贵族的行为。“人言”，即 ［蜚短流长］，［59］深刻地影响着普通人的名誉和成败：因为他只有成为人群的一部分才能赢得地位和尊敬。[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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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西俄德写作《劳作与时日》的外在机缘，是他与他那个懒惰、贪婪、好争的弟弟佩尔塞斯（Perses）之间的诉讼。佩尔塞斯挥霍了他自己的那部分遗产；之后，通过贿赂法官，他打赢了分享赫西俄德那部分遗产的官司，现在来向他哥哥提出新的要求。[7] 诉讼其实是一场势力和权利之间的较量；但是赫西俄德没有提到这一点，似乎这只不过是一个特例。他表达了绝大多数农夫们的普遍心情。即使如此，他还是直言不讳地批评了受贿的贵族及其对权力的恶劣滥用。[8] 这显然是一种与荷马史诗中由家长制贵族主导的生活不同的生活。在赫西俄德之前，确实存在着这种贵族专制和群众的不满：不过，赫西俄德相信，荷马的英雄们生活在一个完全不同的世代——一个比“黑铁时代”好得多的世代，赫西俄德在《劳作与时日》中把黑铁时代描绘得暗淡无光。[9] 没有任何别的东西像赫西俄德对人类五个时代的叙述那样，表达出了劳动人民的彻底悲观，从克洛诺斯（Kronos）统治的黄金时代开端，逐渐堕落为现在的黑暗时代，正义、道德和幸福都降到了最低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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羞耻［Aidos］和敬畏［Nemesis］两女神以白色长袍裹着绰约多姿的身形，离开道路广阔的大地去往奥林匹斯山，抛弃人类加入永生神灵的行列。人类陷入深重的悲哀之中，面对罪恶无处求助。[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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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种荷马式贵族统治的幸福世界所创造的纯粹文化理想，是不可能由这样一种严酷的田野生活创造出来的。因此，搞清楚普通百姓在将贵族理想发展成为一种覆盖全民族的文化类型方面做出了什么贡献，是非常重要的。对这个问题的回答的关键在于这样一个事实，即那时的农村尚未为城市所征服。古老的封建文明主要植根于土地。农村生活还不是智力未开的同义词；它还没有被按照城市生活的标准来衡量。“农夫”一词还没有“未受教化”（uncultured）的含义。[11] 那时，即使是城市（尤其是那些希腊大陆的城市）大多还是一些乡村市镇，而且大部分保持不变。［60］土生土长的道德、思想和信仰稳步成长，就像大地出产的谷物百草真正是土地的产物那样。[12] 城市的压路机还没有将乡村民谣中所有不同寻常的或者富有个性的东西压成扁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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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乡村，土地贵族是高级精神生活的领导者，这是自然而然的。正如《伊利亚特》和《奥德赛》所显示的那样，荷马史诗首先是由那些流浪的吟游诗人在贵族庄园中歌唱的。不过，赫西俄德本人，在他成为一个职业的吟唱诗人之前，是一个在农村生活环境中劳作成长的农夫。他为之写作的公众首先且主要的是农夫，尽管如此，他仍然认为他们会理解他所使用的荷马风格的语言。农夫学习荷马史诗时所开启的精神进程在赫西俄德本人的诗歌结构中得到了最佳显示，因为这些诗歌反映了赫西俄德自己朝着文化的进步。所有他不假思索地处理的题材都进入了已经固定的荷马诗歌范式，词组、短语、诗句，甚至是整段诗行，都借自荷马。赫西俄德使用的理想化的史诗修饰词来自荷马。这种借用在新诗的风格和内容之间产生了一种鲜明的对比。尽管如此，对于植根于土地的平实农夫们来说，在他们能够将自己一知半解的思想和灵感带给那种深思熟虑的明晰和道德信念之前（只有这种深思熟虑的明晰和道德信念才能让他们找到一种满意的表达），先适应一个高等社会的陌生措辞和理想，是必需的。当赫西俄德时代的农夫逐渐熟悉荷马的史诗时，他们获得了一个表达方式的大宝库。但这还不是全部。他们同时也发现，荷马（尽管他那英雄主义的、激情飞扬的语调与他们自己的朴素生活是如此不同）尖锐而清晰地表达了人类生活的最大问题（这告诉他们如何从日常生存的狭隘斗争上升到一种高级而纯粹的精神境界）。[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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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西俄德的诗歌也相当清晰地告诉我们，除了荷马，还有其他什么精神遗产在波奥提亚的农夫们中间世代相传。《神谱》中传奇材料的丰富宝库包含着许多我们从荷马那里就熟知的故事，同时也包含了许多其他地方没有的古代传统。［61］当然，我们并非总是能够将已经揉进诗歌的神话故事从那些口耳相传的材料中区分出来。在《神谱》中，赫西俄德最清晰地显示了他作为一个创造性思想者的能力。《劳作与时日》更接近于农夫的真实生活；不过，即使在《劳作与时日》中，为了确保让听众开心，赫西俄德会突然打断自己的思路而讲述一个长长的神话故事。[14] 平民百姓与贵族一样对神话故事兴趣盎然：神话将他们唤醒，并将他们带入长久的思考和故事之中；神话概括了他们全部的生活哲学。但是，赫西俄德对神话的本能选择，反映了农夫的独特见解。显然，赫西俄德更青睐那些表达农夫对生活的真谛产生悲观看法的神话故事，或者那些描写使他烦恼的社会难题的起因的神话故事。比如普罗米修斯的神话，赫西俄德在其中找到了解决人类生活之艰难和困苦的方法；比如他对世界的五个时代的描绘，解释了农夫的实际生存与荷马世界的辉煌生活之间的巨大差异，反映了人们对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的恒久怀恋；比如潘多拉神话，它表达了令人讨厌的朴素信念（这是荷马世界中的骑士所没有的），即女人是万恶之源。[15] 我们可以大致不差地断定，赫西俄德肯定不是第一个在乡野村夫中间传播这些故事的人，尽管毫无疑问，他是第一个将其牢固地置于鸿篇巨制的广阔的社会和哲学框架之中的人。举个例子，赫西俄德讲述普罗米修斯神话和潘多拉神话的方式，就预设了他的听众对这些故事早已耳熟能详。[16] 对这些神话故事的宗教意义和社会意义的普遍兴趣，在赫西俄德那里，完全压倒了对英雄传奇的热爱，而后者是荷马所青睐的。一个神话就是对一种生活的根本态度的表达。基于此，每一个社会阶层都有自己的神话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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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这些神话故事，一般的民间艺术也是古代实践智慧的宝藏，它是由远古时代无数籍籍无名的劳动者贮存起来的。这种实践智慧部分是由农业和其他职业的知识组成，部分是由道德准则和社会规则组成，它们全部被压缩成了简短扼要的格言警句，扎根于人们的记忆深处。赫西俄德的《劳作与时日》包含了诸如此类的丰富传统；尽管研究赫西俄德的性格特征和生平历史及其思想发展的学者们，对诗歌第一部分的深刻哲学思考抱有更浓厚的兴趣，但是，一些最佳的篇章却见于简洁紧凑的格言警句，［62］其中许多是以原始的形式传承下来的。《劳作与时日》的第二部分囊括了农夫生活的全部传统——关于娶妻生子成家立业的古训，关于一年四季田野劳作的告诫，以及关于时令节气之变化的指导，连带着四季服饰更换和海上航行的建议。这一切都是以简明扼要的道德诫命或禁令作为开端和结尾。谈到赫西俄德的诗歌成就，我们已经略有提及：此处的任务只是分析农夫们的文化，赫西俄德的诗歌是为农夫们写的。但是，诗歌的第二部分显示，这种文化是如此平淡无味，以至于我们根本没有作分析的必要。它的内容、形式、结构都清楚地表明，它们均为普通民谣的组成部分。这与贵族阶层的文化形成完全的对比。在思考教育和为人处世方面，赫西俄德笔下的农夫完全不敢想象一种贵族理想的完整人格：身心和谐，在战斗和言说、歌唱和行动中坚定不移。[17] 相反，它赞赏古老的道德规范，它的力量在于农夫如土地般稳固的伦理，以及坚韧不懈的日常劳作。这种道德规范更接近土地，尽管它缺乏一种高级的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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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赫西俄德将正义的理想作为一切要素的焦点引入进来，且使这些要素都集结于正义的理想成为可能。从对抗其兄弟的权力扩张和法官的腐败中，从对自身权利的保护中，诞生了赫西俄德对正义的热切信仰，这一信仰激发了他最富个性的诗篇《劳作与时日》。这部作品的重大创新在于作者以第一人称说话。赫西俄德抛弃了传统史诗的客观陈述，亲自走到前台宣扬对正义的祝福，对非正义的诅咒。刚一开始，他就通过诉说自己与弟弟的争端，为这种风格创新提供了一个契机。他直接对佩尔塞斯讲话，把警告送给他弟弟。[18] 赫西俄德用种种方法，竭力使佩尔塞斯相信，即使世间的法官摒弃了公正，天庭的宙斯也会保留正义，非法获得的谷物不会生根发芽。之后，赫西俄德转向法官，转向那些贵族老爷，[19] ［63］向他们讲述了鹞鹰和夜莺的故事，或者以其他方式与他们辩论。为了让读者真实感受这场诉讼，他如此生动地再现了判决前的那一刻，以至于很容易让读者产生这样的错觉，即他确实是在做现场实录，而《劳作》（Erga ）无非是一首特定情境下的即兴之作。许多现代编校者错误地认定这就是实际情况：而他们的这种认定似乎合乎赫西俄德从未谈论其诉讼结果这一事实。如果这场诉讼确实做出了判决，他就肯定不会让他的听众模棱两可了吗？为了在诗歌内部发现诉讼实际结果的证据，追溯赫西俄德在自身立场上的一些重要变化，研究者们已经做了许多尝试。在相信他们已经发现了这样一些变化的基础上，学者们分析作品并将其划分为按时间先后顺序排列的“对佩尔塞斯的劝告”系列。[20] 实际上，他们是将拉赫曼（Lachmann）的叙事诗理论——荷马的史诗就是按照这种叙事诗理论创作的——转移到了对赫西俄德的教谕诗的批评上。不过，要将这种信念运用到《劳作与时日》的那些长篇段落之中是很困难的——这些长篇段落纯属教谕性质，与真正的诉讼毫不相干，但仍然是在对佩尔塞斯说话；例如，海员和农夫的劳作日程表，以及随之而来的两组道德箴言。[21] 诗歌第一部分中关于正义和非正义的一般宗教和道德原则是如何影响一场真实的财产诉讼的呢？这场诉讼在赫西俄德的生活中显然是一个重要事件；但赫西俄德以具体事实开场无非是为了赋予其教谕某种艺术形态，为了让它看起来是如此真实和迫在眉睫。没有这些，他自己的现身说法及其第一部分的戏剧效果就没有可能了。[22] 这当然是一个几乎必不可免的艺术手段，因为在赫西俄德为正义而做的斗争中，他已经感受深刻，有了切肤之痛。不过，他并没有描述诉讼的结果，因为对于他要教导的教义（它激发诗歌的灵感）而言，实际诉讼结果并不重要。[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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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荷马将英雄们的争斗和苦痛编织进在天上和地上共同上演的一幕戏剧，赫西俄德也将这些小争讼戏剧化为天上和人间以正义为赌注的一场战斗，因而将一件无足轻重之事上升到了史诗的永恒和尊严的高度。他不可能如荷马所做的那样，向他的听众显示诸神的全部商议和行动；因为没有一个有死的凡人能知晓宙斯本人的意志。［64］他只能祈祷宙斯捍卫自己的权利。因此，《劳作与时日》以一首颂诗和一个祈祷开端。诗人诉诸宙斯，因为宙斯能轻易地贬抑高傲者、抬高卑微者，能使法官的裁决由曲变直。[24] 同时，赫西俄德自己也积极参与地上的事务——他会把真理告诉他那个做错事情的弟弟，并引导他远离那条不义与争斗的毁灭之路。他说，厄里斯（Eris）其实是一位不和女神，对她，“人类不得已而崇拜这种粗粝的不和女神”。不过，除了这种坏的不和女神，还有一位好的不和女神，她不是激励人类争斗，而是激励人类竞争。[25] 宙斯将她安置于大地之根。[26] 她刺激怠惰者劳作，因为一个人看到别人因勤劳而致富，他会因羡慕而变得热爱工作，邻居间相互攀比，争先致富。然后，赫西俄德警告佩尔塞斯注意那位乐于伤害的不和女神。只有富人才有资格把时间花费于徒劳的争斗，一个人如果还没有把一年的粮食、大地出产的物品和谷物及时收储家中，是没有时间关注法庭诉讼的：只有谷物满仓不用为生计担忧的人才能在法庭上花费时间，挑起诉讼，以谋取他人财物。赫西俄德劝他弟弟不要重蹈覆辙，放弃诉讼，与他握手言和：因为他们已经分割过遗产，而佩尔塞斯通过贿赂法官拿走了较大的一份。“这些傻瓜，他们不知道一半比全部多多少，也不知道以最便宜的植物草芙蓉和长春花为生有什么幸福。”[27] 诗人以这种方式不断拓宽他对弟弟的忠告，从具体事实到一般真理。即使就这一开场白而言，我们也可以看到，赫西俄德是如何将其诗歌的第一部分与第二部分连接起来的，连接的纽带就是整部作品的主旋律。[28] 好的不和女神，因其在工作中和平竞争，是世上化解嫉妒和争吵之压迫的唯一力量。对人类来说，劳作是必然的艰辛，它无可避免。一个人，即使他的劳动只为他提供了少量生存之需，他得到的赐福也比那些贪得他人财物的不义之徒要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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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西俄德将其人生哲学建立在永恒的宇宙法则之上，建立在他本人用宗教语言和神话背景阐明的法则之上。[29] ［65］甚至在荷马那里，我们就已经可以看到，用一种普遍的哲学来阐释不同神话的尝试。然而，却是赫西俄德，在其另一部伟大作品《神谱》（或《诸神的世系》）中，首次大胆尝试将所有的神话故事排列成一个哲学的系统。他当然不能以英雄传奇为资料进行宇宙论的和神学的思辨，但他可以且自如地运用了诸神的传奇故事。要为每一个事件寻找一个适当的原因，这是一种觉醒了的强烈冲动，这种冲动促使赫西俄德为所有天上地下的居民建构了一个匠心独具的谱系之树。在他关于卡俄斯（Chaos）（混沌，撕开茫茫虚空）、关于大地（Earth）和天空（Heaven）（世界万物的根基和顶部，为混沌所分开）、关于厄洛斯（Eros）（创造生命的宇宙力量）的神话描述中，我们不难看到一种理性宇宙论的三个本质要素。天地是任何一种诸如此类的宇宙叙述不可或缺的要素，而同时也出现在北欧神话中的卡俄斯显然是印欧语系种族的本土观念。[30] 不过，赫西俄德的厄洛斯却是属于他自己的一个哲学观念：一个对后来的哲学思考发生了深刻的刺激作用的新观念。[31] 在与提坦巨神的战斗中，在诸神朝代更替的历史中，赫西俄德像一个创造性的神学家那样写作，他提升了一种关于世界发展的简单易懂的解释，在他的解释中，道德力量让位于大地的自然力。也就是说，他不满足于对人类膜拜和献祭的各种不同神祇之间相互关系的描述，也不满足于运用当时宗教的传统资料。他更愿意在最广泛的意义上，把宗教事实——各种崇拜、神话故事和心理体验的事实——经过理性和想象的共同作用，焊接为一个关于世界起源和人类生活之肇始的历史整体。因此，他将每一种积极生动的力量描绘成一种神的权能——对于早期人类思想史而言，这是一种适宜的态度。正如我们在赫西俄德为之发明的原创性极强的诗歌形式中所读到的那样，他的哲学仍然是一个关于神话故事和活生生的神祇的体系。但是，赫西俄德的神话体系是一个由理性所构造和控制的体系：因为它包含的神祇要比荷马和祭仪崇拜所知道的要多得多；它不局限于宗教传统的简单目录和家族谱系，而是包含了一种对旧神祇的创造性新阐释，［66］并且自由地引入了新的化身（personifications）以满足抽象思维的新要求。[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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