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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劳作与时日》中，赫西俄德用神话故事来解释人类生活中劳苦和烦恼的无可避免，以及世界上存在邪恶的必然性，因此，我们的评论必须足以描述这些神话故事的背景。由此，我们能够看到——正如我们在关于好的和不好的纷争与不和女神（Erides）[33] 的介绍性描述中所看到的——《神谱》与《劳作与时日》，尽管主题不同，但它们在诗人的头脑中是不能分离的。赫西俄德的神学渗透进了《劳作与时日》中的道德体系，而他的道德信念也染上了《神谱》的神学色彩。两部作品反映了同一个人一以贯之的世界图景。《神谱》充满了因果关系观念；赫西俄德将同一种观念运用在《劳作与时日》的普罗米修斯神话中，以解决劳作的实践问题、道德问题和社会问题。劳作和痛苦肯定是在某个时候来到这个世界的，但它们不可能是神最初完美计划的一部分。赫西俄德以一个道德家的身份说，它们是普罗米修斯盗取天火的灾难性行为带来的。[34] 为了惩罚这种行为，宙斯创造了第一个女人，诡计多端的潘多拉，这位所有女人的母亲；从潘多拉的盒子里跑出来疾病和衰老的恶魔，还有已栖居人间的一万种不幸，遍布大地和海洋。[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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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这个神话故事安排在这样一种核心位置，并且赋予新的哲学阐释，是赫西俄德的大胆一笔。潘多拉神话在《劳作与时日》的总体方案中的运用，相当于神话故事在一个荷马式演说中的运用——在荷马式演说中，神话故事作为一个典范（即一个来自传统的起鼓励或警告作用的榜样）而存在。[36] 学者们没有认识到《劳作与时日》中的这两个伟大神话“插曲”或“离题”的真正原因是什么，尽管如果我们能够同时理解诗歌的风格和内容的话，它实际上非常重要。《劳作与时日》是一首长篇教谕诗，是一种劝告式表达：就像提尔泰奥斯（Tyrtaeus）和梭伦的哀歌一样，无论诗歌的风格还是语调，都直接来源于荷马史诗的说话方式。[37] 在这样一种说话方式中，神话事例是十分恰当的。神话也像一个有机体一样，经历着不断的变形和更新。诗人完成了这种变形，但诗人不是简单地凭自己的奇思怪想完成这种变形；因为正是诗人为他的时代创造了一种新的生活方式，所以诗人要重新诠释神话，［67］使之与他关于此种生活方式的知识相一致。只有经由其核心观念的不断变形，神话才能拥有持久的活力；不过，新创造的观念必须整合进神话自身的永久体系中。这也能解释荷马史诗中的神话和诗人的关系。不过，这一点在赫西俄德这里更加清楚：在他的诗作中，我们能更清晰地发现他自身的人格和信念的影响。因为在《神谱》与《劳作与时日》中，诗人毫无伪装地现身，明显地熔铸其素材，把神话作为自己的智慧和意志的工具来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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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西俄德对神话的劝告性运用，在《劳作与时日》第二部分的两个神话的讲述方式中，显得尤为明显。在讲述了普罗米修斯的神话之后，他马上描述了世界的五个时代，用一个简短的对句（虽然几乎完全缺乏时髦风格，但具有深刻的独特含义）表示出其中的转换，“如果你愿意”，他说，“我会简短地再说一个故事，你必须把它牢记在心！”[38] 从而，在由第一个故事转向第二个故事时，赫西俄德再次对佩尔塞斯说话，以提醒听众，这两个神话故事虽然表面相距遥远，但具有同样的教谕意图。黄金时代的历史和人类在后来四个世代的堕落旨在表明，人类原初比现在生活得要好，他们像神灵那样生活，没有内心的悲伤，没有劳苦和忧愁。它用作对普罗米修斯神话的一个解释。赫西俄德忽略了这两个神话不能同时为真的事实，这表明了他只是把它们看作同一种思想的两种不同反映。赫西俄德指出，不再敬畏神灵、战争和暴力，是人类不断更加不幸、不断愈发自大和愚蠢的原因。在第五个世代，即黑铁时代（作者抱怨他自己不得不生活在这个世代），也许只有孤独地生存才是正确的选择。在这样一个世代，只有那些作恶者才能维持自己的生存。然后，赫西俄德讲述了第三个故事：鹞鹰和夜莺的故事。这是直接对法官们，对那些强暴的贵族们说的。鹞鹰用利爪生擒了一只夜莺，当夜莺因鹰爪的刺戮而痛苦地呻吟时，鹞鹰回答夜莺的可怜哀求说：“不幸的人啊，你干嘛呻吟呢？你现在落入了比你强得多的人之手，你得去我带你去的任何地方，尽管你是一个歌手。只要我高兴，可以以你为餐，也可以放你远走高飞。”[39] ［68］赫西俄德将这种动物故事叫作“ainos”，即一个寓言故事。[40] 这种寓言故事在平民百姓中间总是非常流行，就像史诗中的演说者利用神话事例一样，他们利用寓言故事体现一种普遍的真理。荷马和品达甚至用“ainos［寓言故事］”来称呼他们的神话事例。“ainos”一词到后来也不再局限于动物寓言的范围；它包含着我们前述强调的劝告 意义。[41] 因此，不是只有鹞鹰和夜莺的动物寓言是ainos；它只是赫西俄德讲给法官们听的一个例子。其实，普罗米修斯传奇和五个世代的神话也是真正的ain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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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歌接下来的部分是一幅具有强烈宗教效果的画面，一幅关于正义城市和不正义城市的画面：基于正义审判的赐福事例以及随着不义而来的诅咒。[42] 赫西俄德又一次对审判者和佩尔塞斯双方说话。[43] 在此，赫西俄德将狄刻（Diké，即正义女神）描绘成了一个独立不依的神祇。她是宙斯的女儿，当人们行罪恶之事时，她就坐在乃父宙斯的身旁，数说这些人的罪恶灵魂，从而宙斯可以让他们遭到报应。宙斯的眼睛无幽不烛，他正看着赫西俄德自己的城市，看着那里正在进行的诉讼；他不会允许不义战胜正义。然后，赫西俄德再次将话语转向佩尔塞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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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要记住这些事：倾听正义，彻底忘却暴力。这是宙斯已经为人类定下的行事方式。鱼和飞禽走兽可以互相吞食，因为它们之间没有正义。但是，宙斯已把正义送给了人类，它是一切善中最高的善。[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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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的人禽之分显然是与鹞鹰和夜莺的比喻相联系的。人，赫西俄德认为，永远不应与鹞鹰之于夜莺一样，诉诸强者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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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歌的整个第一部分为一种宗教信念所激励，这种宗教信念将正义观念置于人类生活的核心地位。显而易见，“正义”这一哲学概念并不是由淳朴的农夫创造的，我们在赫西俄德的诗歌中看到的正义的形式甚至并非起源于希腊。与创造出《神谱》系统的理性主义理想一样，这里的正义，也是以城邦文明和伊奥尼亚的先进思想为基础的。就本人所知，荷马是此类观念的最早源头。我们在他那里发现了正义的第一首颂歌，尽管在《伊利亚特》中，正义理想还远没有像在《奥德赛》中那样显著，《奥德赛》在时间上更接近赫西俄德。［69］在赫西俄德身上，我们看到了这样的信念：诸神是正义的守护神，如果他们的法则不能使正义最终战胜不义，那么他们的法则就不可能是真正神圣的法则。这一前提假设贯穿《奥德赛》的整个情节。甚至在《伊利亚特》中，帕特洛克罗斯故事中的一个著名明喻也包含着这样的信念：当人类在世间不公正地裁断、排斥正义时，宙斯就将狂风暴雨向大地倾泻。[45] 不过，《伊利亚特》和赫西俄德之间的遥远距离，将诸神若隐若现的道德观念，甚至支配《奥德赛》的那种信念，与赫西俄德的宗教热情分隔开了；赫西俄德是正义的使者、种族中一个淳朴的人，他对宙斯是正义守护者的坚固信任使他站出来对抗他那个时代的人们，千载以来，这种牢不可破的信任仍然以它的悲情和力量打动着我们的心。他从荷马那里借用了其正义观念的内涵，甚至一些用来描写正义观念的独特短语。不过，赫西俄德是一个热忱的改革者，凭借着这种热忱，他体验到了正义不可遏制的力量，以及正义在他关于天道的法则和人类生活之意义的观念中的支配地位，这些都标志着他是新时代的先知——在这个新的时代，人们将建造一个更加美好的社会，一个建立在正义基础之上的社会。当赫西俄德将宙斯的意志与正义概念相等同时，当他创造了一个新的神祇——狄刻女神，并让她紧挨着至高无上的宙斯身旁而坐时，[46] 赫西俄德是受到了燃烧的宗教和道德热情的鼓舞——凭借这种燃烧的热情，正在崛起的农民和市民阶层把这种新的“正义”理想作为救世主来赞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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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波奥提亚的农村人当然从来没有像伊奥尼亚海边的人们那样，在思想上走得那么远。因此，赫西俄德不可能成为构想此种理想和表达此种热情的第一人。他不是第一个：不过，由于他比其他任何人都感受深刻，所以他成了大先知（arch-prophet）。赫西俄德在《劳作与时日》中，讲述了他的父亲是如何为了逃避穷困而从爱奥利亚（Aeolian）的库莫 （Kyme）迁徙到波奥提亚的，[47] 我们可以合理地断定，在赫西俄德之前，他的父亲已经感受到了这个阴冷新家苦多欢少的特征。他们在阿斯克拉这个贫穷的村落中从未感受过家的温暖。赫西俄德说，“这地方冬季寒冷，夏季酷热，风和日丽之日从未见过”。显然，从他的青年时代起，他就从父母那里学会了以一种批判的眼光看待波奥提亚的社会和生活。他是第一个将正义观念带到这里的人。［70］即使在《神谱》中，赫西俄德也明确地描述了狄刻女神。在那段文字中，他将时序三女神荷赖 （Horai），即秩序女神欧诺弥亚、正义女神狄刻以及和平女神厄瑞斯 （Eiréné），安排在命运三女神（Moirai）和美惠三女神（Charities）旁边：[48] 这个位置肯定是赫西俄德特意挑选的。正如在赫西俄德叙述风神诺托斯 （Notos）、波瑞阿斯 （Boreas）和驱赶乌云的泽费罗斯 （Zephyr）的谱系时，他详细描述了另一种狂风给水手和农人带来的毁灭一样，[49] 他也赞扬正义女神、秩序女神以及和平女神“关心凡人的工作”。在《劳作与时日》中，赫西俄德的正义观念贯穿了农夫生活和思想的所有方面。通过将正义和劳作相联系，赫西俄德成功地创作了他的诗歌——根据一个占据主导地位的教育理念，这首长诗阐明了农夫的劳作和理想。现在，我们必须通过这首诗的结构简要地追溯这种教育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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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结束《劳作与时日》第一部分的警告——倾听正义，彻底放弃暴力——之后，赫西俄德再次对佩尔塞斯说话。这些著名的诗行，千百年来，一次又一次地被引用，这些诗行本身就已经足以让诗歌永垂不朽了。“佩尔塞斯，你这个愚蠢的孩子，让我的真知告诉你”，他以一种父辈的权威语气说道，尽管他的话语温和而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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穷困很容易为人类所沾染，并且是大量地沾染，通向它的道路既平坦，又不遥远。然后，永生神灵在成功和我们之间放置了汗水，通向它的道路既遥远又陡峭，出发处路面崎岖不平；但是，一旦到达其最高处，那以后的路就容易走了，尽管还是会遇到困难。[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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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穷困（misery）”和“成功（success）”这两个词没有充分表达出希腊词语“ ”和“ ”的全部意义；不过，这些翻译表明，这些希腊词并不如后来的希腊人和罗马人所认为的那样，意味着邪恶和善德的道德含义，它的意思是说，劳作是贫富穷达的桥梁。[51] 这段诗行使我们想起诗歌第一部分关于好的不和女神和不好的不和女神的开场诗。[52] 在诗歌的第一部分，赫西俄德使他的听众感受不和女神的诅咒；现在，他必须让他们看到劳作的价值。他称扬劳作是达到德性的唯一道路，尽管它很艰难。德性的观念既包括个人的能力，也包括其产出——财富、成功和名声。[53] 它既不是贵族武士的德性，也不是封建地主阶层建立在财富之上的德性，而是劳动人民的德性，为一种适度的能力所拥有。德性是诗歌第二部分——真正的劳作（Erga）——的眉题。［71］劳作的目的是普通人所理解的德性。赫西俄德希望在德性上有所成就，他所致力的并不是为了武士的英勇和赞誉而进行的雄心勃勃的对抗，那是与贵族阶层的行为准则相关的领域，而是在劳作方面的与自然的顽强对抗。只有汗流浃背才有饭吃——不过，这不是诅咒，而是祝福。只有额头的汗水才能为他赢得德性。在这里，赫西俄德显然是有意把荷马英雄的贵族培养与劳动阶级的教育理想相参照，这种教育理想建立在普通人的德性之上。正义和劳作是德性的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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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德性可学吗？在每一个道德和教育体系的开端都会产生这一问题。赫西俄德在提到“德性”这个词的第一时间就作出了回答。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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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自思考一切，并看到最终什么是正确的人是最好的，能听取良言相劝的人也不错。既不为自己去理解，又不用心记取他人忠告的人是无用之徒。[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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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味深长的是，这些话是在赫西俄德说出劳作的目的即德性之后、马上要给出那些独立的训诫之前说的。佩尔塞斯，以及其他听说了诗人话语的人，如果不能在心中确知什么对他有益、什么对他有害，那么就会非常希望得到赫西俄德的指导。这些话正是赫西俄德全部教导的理由和意义。后世的一位哲学家把这些话语作为其伦理和教育体系的首要先决条件。亚里士多德在其《尼各马可伦理学》的序文关于伦理教导的正确基础（ ）的讨论中，全文引述了赫西俄德的这些诗句。[55] 这一事实，对我们理解这些诗句在《劳作与时日》总体结构中的作用有很大的帮助。在那里，“理解”的问题也是非常重要的。佩尔塞斯本人并不拥有这些洞见，但是诗人必须假定他是可教的，而且，当赫西俄德试图将自己的信念与他分享并指导其行为时，他是会“理解”的。诗歌的第一部分已经为第二部分的播种准备了土壤——它扫除了可能阻碍对真理不断增长的认识的偏见和误解。人不能通过暴力、争讼和不义达到目的。如果他想要从中获益的话，他的一切努力必须与主宰宇宙的目的相一致。［72］一旦一个人将此铭记在心，另一个人就能教导和帮助他找到正确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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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些一般性议论之后，是赫西俄德的一些独立的实践准则，[56] 它们现在自然而然地进入了序言所建立的背景之中。它们是以一系列赞扬劳动的格言开始的。然后，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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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上天之子佩尔塞斯，请记住我的忠告，无论如何你得努力工作，这样，饥饿或许会憎恨你，头冠漂亮、谦逊的谷物和丰收女神或许会喜爱你，用粮食填满你的谷仓……活着而无所事事的人，神和人都会痛之恨之，因为其禀性有如无刺的雄蜂，只吃不做，白白浪费工蜂的劳动。愿你注意妥当地安排农事，让你的谷仓及时填满粮食。[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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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接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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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不是耻辱，懒惰才是耻辱，如果你劳动致富了，懒惰者立刻就会嫉羡你，因为尊崇和美名与财富为伍。如果你把误入歧途的心从别人的财富移到自己的工作和生计上，留心从事如我嘱咐你的劳作，不论你运气如何，在你的位置上，劳作对你都是上策。[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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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赫西俄德谈到伴随穷人的令人痛苦的耻辱，谈到神赐的财富和巧取豪夺的不义之财；转而又谈到一系列独立的格言：对诸神的义务、虔敬和财产。他谈到一个人与朋友、敌人，尤其是亲近的邻居应该有的正当关系，谈到给予、夺取和储蓄；谈到信任和不信任，尤其是关于女人；谈到遗产的继承与合适的家庭规模。随着这些独立的实践准则而来的，是赫西俄德关于农夫和水手应尽义务的不间断描述：这些描述本身又是以另一堆格言警句作为结束。所有这些的最终结束是时日，幸运的、不幸运的时日。我们无需分析这些部分的内容。尤其是，对农夫和水手的教导是如此详尽和细致，以至于我们在此不能一一细述——尽管赫西俄德对日常生活和劳作的描述充满魅力。不过，赫西俄德描述的整个生活渗透着一种特别的优美和节奏，这种优美和节奏应该归功于它与稳定不变的自然之流的紧密联系。在诗歌的第一部分中，通过从宇宙秩序推导出这些事实，赫西俄德为社会对正义和诚实的需要作了证明，［73］对不义将导致的毁灭作了描述。因此，在第二部分中，劳动阶级的道德建立于他在其中劳作的世界的自然秩序之上，一切力量都来源于自然秩序。赫西俄德没有区分二者；在他眼里，道德秩序和自然秩序都来源于神，而人所做的一切无论是人的日常劳作，还是他与他人和神灵的关系，都是一个神学整体的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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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已经指出，流经此部分诗歌的人类经验的丰富源泉在于深厚的古代民间传统。在《劳作与时日》中，平静而强劲的河流，经过数个世纪的潜流不息，终于破地而出，得见天日。正是这种破地而出的显露使诗歌如此深刻感人。诗歌从那里得到了一种活力和能量，这种活力和能量远远超过《伊利亚特》和《奥德赛》许多部分的传统诗意。在此，《劳作与时日》为我们揭示了一个新的世界，盈满眼帘的是一派自然和人类生活的美好情景，这种美好情景在史诗中——在少量比喻中，或者在如阿喀琉斯之盾这样的一个描述性段落中——我们只得零星一瞥。[59] 在这里，我们却可以充分享受新耕土地的芬芳；布谷鸟从树丛中叫唤农夫下田耕作。这与希腊化时代的学者和城市诗人们所描写的洛可可式的田园生活完全是两回事。赫西俄德确实为我们呈现了整个农村生活。在农村生活和劳作的农人世界之上，赫西俄德建立起了他的正义理想，他又在此正义理想的基础上，建立了整个社会结构。因而，通过向农夫表明他的这种单调乏味、艰辛繁重的生活是如何根据一种更高的理想改造而来的，赫西俄德保留、强化并再造了这个农夫的世界。从此之后，农夫再也不必羡慕享有特权的贵族阶层了——这个阶层曾经给了他生活和文化的全部理想。现在，他可以在他自己的社会中和他自己的活动中，甚至是在他自己的辛劳中，找到一种更高的意义和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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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这般，赫西俄德的诗歌向我们展示了一个社会阶层，一个迄今为止被排除在文化和教育之外，事实上却实现了其潜能的阶层。在此过程中，这一社会阶层利用了上流社会的文化和贵族诗歌的文体媒介；但其真正内容和精神气质来源于其自身生活的深处。荷马史诗之所以能帮助不同阶层的人们创造他们自己的文化，发现他们自己的生活的目的，并找到它内在的规律，［74］是因为它不仅是一个阶级的诗歌，而且还已经从贵族理想的根部长成了一棵覆盖所有人的大树。这是一个伟大的成就。不过，更为重要的是，通过如此这般认识自身的力量，农夫摆脱了自身的孤立状态，在希腊诗歌的其他要素中占据了自己的一席之地。正如贵族阶层的精神能量在荷马那里得到强化之后，贵族文化影响到社会的每个阶层一样，农夫的理想，经由赫西俄德的阐释，远远超出了农夫生活的狭窄边界。就算《劳作与时日》的大部分内容只对农场主和农夫来说真实和有用，诗歌仍然为农夫生活的根本理想提供了普遍的意义。这并不是说，希腊生活的类型将要由农耕文明所规定。实际上，直到城邦崛起之前，希腊的理想还没有接受其最终的独特形式，只受到农夫淳朴文化相对较小的影响。不过，正因为如此，这一点格外重要，即统观整个希腊历史，赫西俄德一直是劳作和正义理想的先知，这种劳作和正义的理想在农民阶级中形成，并在一个相当不同的社会结构之内保持其力量和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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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西俄德之所以是一名诗人，是因为他是一个教师。他的诗歌的力量既非来自他对史诗风格的把握，也非来自其素材的性质。如果把他的教谕诗只当作在后世看来“没有诗意”、只是或多或少用熟练的荷马语言加以处理的题材，那么我们就会开始怀疑它到底算不算诗歌。（古代的学者们对后来的教谕诗抱有同样的疑问。[60] ）无论如何，赫西俄德自己当然觉得，他作为诗人的使命就是在希腊人中做一个教师和先知。赫西俄德的同时代人认为荷马首先是一名教师，他们想象不出比诗人更大的精神影响力了。一名诗人，除非他使用荷马的高贵语言——每一个希腊人都感觉得到并且认可荷马的教育影响力——就不足以教人。当赫西俄德继荷马而起，［75］他一劳永逸地定义了诗歌（不仅仅是教谕诗）在社会建构和文化意识方面的创造性力量。诗歌的这种创造性力量，这种远远大于给予道德或事实指导的驱动的力量，来源于诗人寻找事物真实本性的决心——一种建立在对全部世界的深刻理解之上的决心，这种力量为它所触及的一切事物带来了新的生命。赫西俄德洞察到，纷争和不义正在威胁古代社会秩序的存续。经由这种洞察，赫西俄德看到了他所处的社会和每一个同胞的生活所赖以建立的不容动摇的基础。正是此种洞穿生命原始意义的深刻理解造就了诗人。对这一视野而言，没有任何一种题材本身天然就“没有诗意”或“富有诗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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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西俄德是第一个以第一人称对他的同时代人说话的希腊诗人。[61] 凭着这一事实，他突破了吟唱诗人（即“美名的称扬者”）和传奇传统的阐释者的藩篱，直接抵达当代生活的纷争和现实。显然，赫西俄德觉得史诗英雄的生活无非是一个曾经的理想，这一点从他关于五个世代的神话故事中可以看出；因为在此神话故事中，他将英雄生活的黄金时代与现在的黑铁时代作对比。[62] 在赫西俄德的时代，诗人力图直接影响生活。赫西俄德没有把自己的领导权建立在高贵的出身或担任公职之上，他是第一个以此种方式树立起自身领导地位的人。赫西俄德与以色列先知的对比是显而易见的，经常有人进行这种对比。赫西俄德是第一个以对自身卓越洞察力的确信跟自己的共同体说话的希腊诗人，当我们倾听他的声音时，可以辨认出他的不同之处——它标志着希腊文化进入了社会历史的一个新纪元。通过赫西俄德，我们看到了精神领导的开始，这种精神领导是希腊世界的独特标志。当缪斯女神在赫利孔山脚下给诗人以灵感时，诗人所感受到的是那种原初意义上的精神——spiritus，即神的呼吸；诗人将缪斯女神的降临，描述为一种实际的宗教体验。缪斯女神自身，当她们召唤赫西俄德成为一个诗人时，如此解释她们的灵感赋予能力：“我们知道如何讲述貌似真实的虚构故事，但是如果我们愿意，我们也知道如何述说真理。”[63] 在《神谱》序曲中，她们是这样说的。而在《劳作与时日》的序曲中，[64] 赫西俄德向其兄弟宣称，他将告诉他真理 。［76］那种有意述说真理的目的是一种新东西，一种在荷马那里找不到的新东西，而赫西俄德诗歌的第一人称形式多少都与此相关，他自己的话语高贵地把他描绘成希腊的诗人-先知——通过对这个世界的计划的深刻洞察，他力图将误入歧途的人类引上正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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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希罗多德，《历史》7.1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