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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维拉莫维茨，《萨福和西蒙尼德斯》（Sappho und Simonides ），Berlin，1913，第169页。这个观点一直受到一些批评家的徒劳质疑。《劳作与时日》第312—313行至关重要：“如果你劳动致富了，懒惰者立刻就会忌羡你：因为德性和声誉与财富为伍（ ）。”从《劳作与时日》第383行开始，赫西俄德为农夫给出的一切具体训诫，都显然隶属于第381—382行的一般观念：“你若满心满怀地向往财富（ ），你就这么做，劳作，劳作再劳作。”赫西俄德的事物秩序是这样的：劳作——财富——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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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赫西俄德，《劳作与时日》，第63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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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参见此处注释[51] ，在赫西俄德看来，德性、社会地位和声誉是联系在一起的。在这里，“ ［声誉］”的意思与“ ［名声］”相同，后者在散文中使用。参见梭伦残篇1，34，“ ［幸福、财富］”和“ ［名声］”两个词的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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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赫西俄德，《劳作与时日》，第293—297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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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1.2.1095b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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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关于赫西俄德《劳作与时日》的这种写作形式，以及泰奥格尼斯教诲诗的平行结构的写作形式，参见本卷此处，注释[2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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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赫西俄德，《劳作与时日》，第298—307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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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赫西俄德，《劳作与时日》，第311行及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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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参见本卷此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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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参见贝克（Bekker）编，《希腊佚事》（Anecdota Graeca ）73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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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赫西俄德，《劳作与时日》，第174、633—640、654—662行；《神谱》第22—35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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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赫西俄德，《劳作与时日》，第174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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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赫西俄德，《神谱》，第27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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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赫西俄德，《劳作与时日》，第10行。参见路德（Wilhelm Luther），《古代希腊的真理和谎言》（Wahrheit und Luege im aeltesten Griechentum ），Borna-Leipzig，19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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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化：古希腊文化的理想 第五章 斯巴达的城邦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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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新的文化范式：城邦及其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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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希腊文化首先在城邦（或城市国家）中呈现出其古典形式。[1] 古老的贵族社会和乡野农夫的生活并未被这种新的社会范式完全取代：土地和封建秩序的许多残存形式仍然出现在早期城邦之中，有人甚至认为，这些古老的社会形式一直存在于城邦后来的各个发展阶段。不过，现在，城邦文化已经取代了希腊的精神主导权。即使在城邦部分地或者全部建立在古代贵族社会和农耕系统之上时，它也是一种新的社会理想，一种更牢固、更完全的共同体类型，比人类其他类型的共同体都更充分地体现了希腊的理想。近代每一种欧洲语言都有“政治 （politics）”和“政策 （policy）”这两个词，它们均来源于“城邦 （polis）”一词。这些足以提醒我们，希腊的城邦是国家的首要范例——因此，我们必须根据这个词的内在含义，用“国家（state）”或“城市（city）”，或者用折中的“城市-国家”来翻译这个词。从封建时代末期到亚历山大创立马其顿帝国为止，城邦实际上一直与国家相终始。即使在古典时代，也有许多疆域辽阔的国家类型，但它们或多或少都是城市-国家的相似物。城邦是古典时代希腊历史的聚焦点，是国家发展的最重要阶段，因而也是历史兴趣的核心。[2] 如果我们接受对人类社会各领域的传统划分，并试图离开政治，到法律领域的律师和历史领域的史家中去研究希腊人的智识和精神生活的话，我们就会发现，想要理解希腊的历史是不可能的。毫无疑问，在某个历史时期的许多年内，我们可以在不关注政治的情况下，写出一部德国文化史：德国人的政治生活直到最近才对其文化发生一种基础性影响。［78］这就是长久以来，德国学者主要从美学角度来研究希腊及其文明的原因。不过，这是研究重点的严重偏离。希腊生活的重心在城邦，是城邦囊括和规定了希腊社会生活和智识生活的方方面面。在希腊历史的早期，希腊智识生活的每一根枝条，都是直接从共同体生活这同一个树根中生长出来的。或者，也许我们可以换一个比喻，希腊人的一切智识活动就像无数条大河细流，百川归海，都流向城邦生活这个海洋核心，而这个海洋核心又通过许多看不见的地下通道回灌各个源头。因此，描述希腊城邦，就是描述整个希腊生活。这是一个事实上无法做到的理想目标——至少，按照历史年代次序叙述具体历史事实这种通常方法是无法做到的。但是，每一个研究分支都将从对希腊生活的本质统一性的认识中获益。城邦，是整个希腊文化史的社会框架；从这个框架出发，我们可以着手安排希腊各类“文献（literature）”的成就，直到伟大的雅典时代结束。[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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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我们没有办法探究希腊城邦生活的各种形式，也无法考察十九世纪的政治史家们收集并研究的各种城邦形式。我们的观察受到证据的性质的限制，这些证据包含具体城邦体制建构的许多重要细节，但关于城邦的社会生活，却极少提供生动画面。[4] 更无可奈何的是这一事实：希腊城邦的精神，首先是在诗歌，其次才是在散文文献中得到最终的和决定性的表达，并且因此将其理想烙印在希腊人的精神生活中。因此，文学和历史两方面的证据都引导我们将注意力集中在主要的、具有代表性的希腊城市-国家类型之上。在《法义》中，柏拉图也将其研究建基于诗歌之上，试图发现和记录早期希腊政治思想的主要观念。柏拉图发现，诗歌中存在着两种基本的国家类型，在此两种类型之间包含着一切希腊政治文化。这两种类型就是宪政国家（它最早起源于伊奥尼亚）和斯巴达军事国家。因此，我们必须集中精力考察这两种国家类型。[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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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种国家类型代表两种正相反对的精神理想。在希腊政治史中，这种对立是一个显而易见的基本事实。［79］更有甚者，即便在希腊精神史上，这也是一个基本事实。如果不能充分认识希腊政治理想的分裂和不一致，我们就不能全面把握希腊文化的本质及其剧烈的内部冲突——这种冲突最后在一种更成功的一致中得到了和解。在研究伊奥尼亚的贵族和波奥提亚的农夫（如荷马和赫西俄德所描述的那样）时，我们没有必要讨论他们的种族特征；因为，我们没有将这两种社会与同时代其他部落进行比较的方法。史诗的语言由多种方言混合构成，这一事实表明，荷马的诗歌是众多不同种族的艺术成就，众多不同种族共同完善了诗歌的语言、格律和传奇素材。但是，与那些一直想从史诗中分析出完全是爱奥利亚语诗歌的学者们相比，我们从《伊利亚特》和《奥德赛》出发去发现那些塑造不同种族的精神差异，并不具有更大的成功可能性。不过，无论如何，多利安类型和伊奥尼亚类型之间的政治和精神差异，在城邦中有非常明显的标记。这两种类型最终在公元前五和前四世纪的雅典得到了统一。因为在那一时期，雅典人的政治生活是在伊奥尼亚类型的基础上得以塑造的，而斯巴达的理想又在智识生活领域得到了重生，经由阿提卡哲学贵族气质的影响，最终在柏拉图的文化理想中，在一种更高的统一中，与伊奥尼亚和阿提卡法治国家的基本学说相结合。[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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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巴达的历史传统和哲学的理想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