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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黑格尔是充分认识到城邦在希腊精神生活中的重要意义的现代学者之一。不过，城邦是希腊生活的核心这个观念，不是来自黑格尔自己的哲学以及他在其哲学中给予城邦的地位；恰恰相反，这个观念来自他对希腊城邦真正的历史性理解，希腊城邦影响了他的哲学。黑格尔钦羡希腊生活围绕共同体生活进行的整体性与和谐一致。十九世纪其他一些伟大的人文主义者，诸如古朗士和布克哈特，以一种十九世纪个人自由主义的怀疑眼光来看待希腊古典时期城邦的无所不能。不过，在古代希腊城市国家支配希腊生活的方方面面这一历史事实上，他们与黑格尔并无二致；在他们描绘的希腊文明画面中，他们比黑格尔更清楚地强调了这一历史事实，因为他们害怕国家对个人生活的全面支配。另一方面，当人们将一般所谓的文化从政治中分离出来并将其限制在审美和道德理想的范围之内时，黑格尔试图将人作为一种政治存在物的古代观念吸收进十八世纪的人文主义理想之中。黑格尔回到意大利文艺复兴的那些人文主义者（如马基雅维利）那里，将公共事务 （respublica）视为人类生活的核心。但是，通过将“绝对（the Absolute）”作为国家的精神之锚赋予国家，黑格尔也试图将伦理道德的高贵和尊严归还给这一观念，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哲学中，城邦作为生活的核心具有一种道德上的高贵和尊严。怀疑论者布克哈特，则试图挽救个人的自由（对他来说，这是最高的人文价值），他看到个人自由受到了隐藏在强大的现代国家背后的集体力量的威胁。他认为，甚至是争取政治自由的普通运动都将最终导致民众对真正的精神自由的专制统治，因此，他激烈地拒绝黑格尔对城邦理想的信念，拒绝黑格尔对希腊城邦生活方式的全盘接受。因此，自相矛盾的是，当布克哈特崇拜希腊的艺术和思想时，他却用最阴暗的色调来描画希腊生活的政治现实，即使是其最自由的政治生活形式。无论这些观点的真实性如何，城邦贯穿希腊生活的所有其余方面这一点，仍然是一个历史事实；谁要想描述城邦的真正结构，都必须把这个因素考虑在内，尤其是希腊历史的早期和古典时期。个人主义，布克哈特和十九世纪的人文主义以一种过度提炼的方式设想的个人主义，是人和城邦共同体的古典和谐消解之后的最终产物，我们必须对其作如是之理解。本书对这一问题不抱一种教条武断的态度，无论是黑格尔意义上的，还是布克哈特意义上的。我曾经将古典和谐称之为“政治人文主义”，因为这个词语在希腊人与其时代的社会生活紧密相连方面指示着他们的文化理想。但是，我并不想只在其有利方面显示这种关系；因为本书的目的是在希腊的所有历史时期中追寻这一观念的发展，并以二者之间的严重对立为终结：希腊人在后来的世纪看到了自己所遭遇的严重对立，这种对立导致了希腊文化和政治生活的最终分裂。参见本书第二卷和第三卷对这一历史进程的分析。译注：本文凡涉及“政治”、“政治的”的地方，读者应首先将其理解为“城邦”、“城邦的”，例如“政治存在物”，应先作“城邦存在物”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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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这方面的最大损失，是亚里士多德学派的巨著，即158个国家的《政制》（Constitutions ）或《城邦政制》（Politeiai ）的毁灭，包括希腊的和蛮族的，其中重新发现的《雅典政制》（Constitutions of Athens ）是杰出典范。这一重大著作集的其余卷册残篇收录于罗斯（Valentin Rose）编，《亚里士多德残篇》（Aristotelis Fragmanta） ，Leipzig，18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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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参见柏拉图，《法义》I—III。在将这两种城邦类型作为其哲学分析的基本类型时，柏拉图遵循希腊的实际历史发展进程。从雅典在希波战争之后作为民主政治的领导力量时起，希腊就分裂为雅典和斯巴达这两个阵营了。因此，斯巴达是在伯罗奔尼撒战争的影响下由修昔底德首次呈现出来的。希腊的政治画面在希罗多德那里比在修昔底德那里要复杂多样，但对于各个希腊城邦及其组织形式的具体画面，后世默认的是修昔底德的简单化观点，而不是希罗多德的或亚里士多德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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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参见本书第二卷和第三卷，尤其是探讨柏拉图对斯巴达理想的态度问题的段落；亦可参见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伯利克里在雅典阵亡将士葬礼上的演说，以及演说中关于雅典城邦的复合观念——雅典城邦是其自身与各种对立面的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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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在《普罗泰戈拉》（Prot. ）342 B中，柏拉图反讽性地让苏格拉底说，所有斯巴达人（和克里特人）都是哲学家，而他们的哲学天性的独特形式就是他们号称的简洁说话方式；但斯巴达人却假装是未经教化的野蛮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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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在《法义》629a和660e中，柏拉图选择提尔泰奥斯作为斯巴达精神及其德性理想的杰出代表，他通过引用提尔泰奥斯的诗歌来证明这一点。柏拉图时代普遍接受提尔泰奥斯是斯巴达德性的传播者，而在斯巴达，所有人都浸润在提尔泰奥斯诗歌的德性理想之中；另可参见本书第三卷，此处 及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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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提尔泰奥斯的诗集只包含少量涉及到他那个时代的实际状况这一事实，一直被现代学者们用来作为质疑其诗歌真实性的证据；施瓦茨在他著名的《提尔泰奥斯》一文中也质疑其真实性（《赫尔墨斯》XXXIV，1899，第428页及以下）；亦可参见维罗尔（Verrall），《古典评论》（Classical Review ），XI（1897），269，以及XII（1898），第185页及以下；维拉莫维茨，《希腊抒情诗人的文本历史》（Textgeschichte der griechischen Lyriker），收录于《哥廷根学会文集》（Abh.d. Goett. Ges.D. Wiss. ），N.F.IV（1900），第97页及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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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参见本书第三卷，此处 对该书的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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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Pol.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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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2.9.1271b1 ff.,他为这一表述引用了柏拉图，《法义》625c ff.。确实，他这部分的批评来自柏拉图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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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亚里士多德在其已经遗失的《斯巴达政制》（Constitution of the Lacedaemonians ）中提到了“ ［只有贪婪，才能毁灭斯巴达］”这个神谕，参见亚里士多德残篇544（罗斯编）。神谕的真实性受到迈尔（Eduard Meyer）和其他现代学者的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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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穆勒，《多利安人》（Die Dorier ），18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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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品达，《尼米亚颂歌》VII，28： ［金发的墨涅拉奥斯］；《尼米亚颂歌》III，43： ［金发的阿喀琉斯］；《尼米亚颂歌》IX，17： ［是金发的希腊人中最伟大者］。甚至是雅典娜女神和美惠三女神，在品达的想象中，也是金发女郎，参见《尼米亚颂歌》X，7和V，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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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 ”一词的意思是“军队”，在斯巴达早期（以及在诗歌中，尤其是在公元前五世纪的诗歌中）也有“人民”的意义，因而，这个词为我们保存了我们称之为自由政体的斯巴达体制的起源的宝贵线索：一个古代城邦的公民的政治权利起初来源于他对保卫自己国家的参与。因为重大事情的决断，必须问询 ［军队］。参见品达和埃斯库罗斯对该词并不鲜见的使用事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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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在波吕多洛斯（Polydorus）和泰奥彭普斯（Theopompus）王的大法中，这是事情的先决条件： ［但若民众被带入歧途，则元老院与国王有权力加以纠正］。参见普鲁塔克，《吕库古传》（Lyc. ）6。据说，斯巴达公民有审查和批评长老会议的提案的权利，人们可以对提案进行整补或否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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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普鲁塔克将监察官制度归之于泰奥彭普斯王，但提尔泰奥斯并没有提到监察官——提尔泰奥斯在其诗中描述了斯巴达政体“良好秩序”的各种要素，他非常钦佩泰奥彭普斯王。另一种说法，最早的见证是希罗多德，他说监察官是吕库古设立的（《历史》1.65）。当然，这不是明确的传统，但是，将监察官制度的设立归之于著名立法者，不过是因为在斯巴达，一切都被认为是吕库古的创造。参见雅克比，《希腊史家残篇》（Apollodors Chronik：Eine Sammlung der Fragmente ），第140页及以下，古代作家关于各种编年史传统的残篇。根据索希克拉底（Sosicrates）的说法，存在着一个传统，这个传统将第一个监察官的日期确定为晚至执政官欧绪德谟（Euthydemus）时期（公元前556年）（第欧根尼·拉尔修［Diog.L.］I，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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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参见普鲁塔克，《吕库古传》6和13。在第十三章中，普鲁塔克引用了吕库古的一项rhétra［大法］： ［不许制定成文法］。相应地，我们必须将rhétra理解为并非原初就以成文的形式固定下来的法律；但是，普鲁塔克在拉科尼亚人的对话中引用了其中一些rhétra，这一事实证明，它们最终是以成文法的形式保存下来的。普鲁塔克在《吕库古传》6中所引用的作者必然在斯巴达某处看到过rhétra的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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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普鲁塔克在《吕库古传》13中用斯巴达首重教育这一事实来解释成文法的缺席，即吕库古使立法的整个任务完全系于教化（ ）。普鲁塔克对历史事实的这一解释显然来自柏拉图的《王制》，参见本书第二卷，此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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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关于柏拉图和斯巴达的关系，参见本书第三卷，此处 及以下（柏拉图关于这一主题的广泛讨论，参见《法义》I—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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