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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454701 [180] 残篇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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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454703 [181] 残篇51;残篇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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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454705 [182] 参见残篇51,琴和弓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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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454709 [183] 这种讨论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巴门尼德残篇6,4及以下(第尔斯本)的解释。这段残篇以前一般被认为涉及到赫拉克利特关于“ (相反方向的联合,即对立统一)”的学说。巴门尼德残篇6,9中的“ (对立的道路)”这个词语,似乎包含了对赫拉克利特的著名残篇51的一种暗示。莱因哈特在其著作《巴门尼德》中质疑这种解释,并因而质疑《前苏格拉底残篇》(第尔斯本)所遵循的关于苏格拉底之前的思想家的年代次序。但是,即使我们不把巴门尼德残篇6指向赫拉克利特,难题仍然存在:莱因哈特是否有必要颠倒这两个思想家的关系,并承认赫拉克利特对立面和谐的学说意在解决巴门尼德的不可调和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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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454711 [184] 残篇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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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454713 [185] 残篇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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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454715 [186] 残篇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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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454718 [187] 参见本卷此处,注释[156] 。我们可能会想起,在埃斯库罗斯的作品中,“ [审慎]”一词也指人可以获得的最高宗教智慧(《阿伽门农》,第176行);在他的作品中,人通过苦难获得这种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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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454720 [188] 残篇36,77,117,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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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454725 教化:古希腊文化的理想 [:1707451279]
1707454726 教化:古希腊文化的理想 第十章 贵族阶层:冲突与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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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454728 [185]迄今为止,我们只是在梭伦时代的雅典的宗教和政治斗争中,在塞诺芬尼对传统宗教和旧贵族的体育理想的抨击中,追溯了伊奥尼亚文化对希腊本土及其以西的希腊人的影响。贵族阶层的反对者认为贵族们(因过度锻炼而)肌肉僵硬,观念偏狭、守旧反智。尽管如此,他们仍然是一股强大的社会力量,更何况他们在数量上的影响力,他们在精神和智识上坚定地抗拒改革者。不应忘记的是,虽然梭伦比任何一个后继者都更深地受到伊奥尼亚的影响,但在梭伦之后,希腊本土[1] 的许多诗人都是慷慨激昂的反动保守分子。公元前六世纪末的两个保守派领袖,底比斯的品达和麦加拉的泰奥格尼斯,他们都对自身所属的贵族阶层满腔热情,对贵族政制推崇有加。他们的作品都是写给贵族们的,贵族们对由伊奥尼亚的新观念所激发的社会革命除了拒斥和不信任,别无所有。不过,贵族们也没有生活在一个从过去和平地存活下来的世界中,而是生活于一个被新时代不断蚕食的世界中,他们被迫打起全副精神捍卫自己。正是在这种为了精神和身体的承续的殊死斗争中,贵族阶层获得了对其自身内在价值的基本信念。既然我们会在品达和泰奥格尼斯那里一次又一次地遇到这种信念,就必须将他们作为为了一个共同目标而奋斗的代表一并研究,尽管他们的个性品格和艺术成就存在着巨大差别。例如,虽然品达作品的领域是合唱抒情诗,而泰奥格尼斯的领域是格言诗,但他们两人共同代表了希腊文化史上的同一个阶段。他们怀抱对自身德性的骄傲和肯定,为贵族阶层的阶级意识所激发,[186]具体生动地表现了公元前六世纪末期希腊贵族阶层的文化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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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454730 品达和泰奥格尼斯对希腊贵族的文化理想作了如此精心和权威的表达,使得希腊本土的贵族理想在教育方面的分量和彻底性上远远优越于伊奥尼亚的理想——伊奥尼亚的理想充满各种自相矛盾的弘扬自然生命和个体人格的尝试。不仅仅是赫西俄德、提尔泰奥斯和梭伦,品达和泰奥格尼斯也对其听众的教育有着深思熟虑的筹划;因此,首先在教育的目的性上,他们就与伊奥尼亚艺术和思想的天真质朴的自然主义不同。毫无疑问,两种文化理想的冲突强化了各自的特征:不过,这种冲突还未能成为以下事实的唯一、甚至是主要的原因,即希腊所有真正伟大的教育者都属于希腊大陆各部族。当然,希腊大陆的贵族(所有对更高级的文化的追求动力都来自于贵族阶层)统治远比伊奥尼亚的历史悠久;也许,部分地是由于希腊大陆残存的贵族统治,使得那里的任何新运动,都毫无例外地以一种特定的与现存类型相对立的新人理想表现出来。塞诺芬尼自豪地意识到自身的智识能量,激烈攻击旧的封建理想是过时僵化的东西;而在品达和泰奥格尼斯那里,却正是这同一种理想突然焕发出新的令人吃惊的道德和宗教能量。他们从来不允许我们忘却他们的社会地位以及他们所代表的阶级的本性;但他们的诗歌却植根于永恒的人性深处。尽管如此,我们千万不要被他们宣称自身信仰时的那种坚定不移和精神活力所误导,以至于忘记了他们是在捍卫一个即将逝去的旧世界。他们的诗歌不是在政治和社会生活方面开启一种贵族政制的复兴;他们只不过是在贵族理想遭遇新兴力量威胁的最严峻时刻,使贵族阶级的理想永恒化了,他们使此种理想的社会建构力量成为了希腊民族的一种永久性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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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454732 我们将此功劳只归之于诗人,即归之于公元前六和前五世纪时我们对其生活和社会状况多少有些印象的希腊贵族。造型艺术以及记录这一时期的历史学家们的少量残存史料,都只能作为诗歌所保存的本质性真理的旁证。当然,希腊的雕刻、建筑和瓶饰画都弥足珍贵,不过它们不能为我们提供可靠的信息,[187]除非我们将其作为已经为诗人们所陈述的理想的一种补充表达来研究。因此,尽管我们可以追溯发生在几个重要城市中的一些主要事件,但我们必须摒弃那种对这一时期的社会变化作全面的历史说明的方法。我们所能完整勾画的——虽然这种勾画也有其严重断裂——是在诗歌文本中得到表达的希腊心灵的发展历程。泰奥格尼斯和品达,各自以不同的方式,为这一历程提供了两份极其重要的证明材料。(最近发现的巴库利德斯[Bacchylides]的合唱诗,以前几乎不为人知,而它只能表明,品达的诗作尽管数量不多,但已足够。)我们会先谈到泰奥格尼斯:因为他很可能是两位诗人中的年长者,也因为他描绘了贵族阶层在这一历史时期所面临的危险社会处境,而品达则毋宁主要是表达了贵族阶层的宗教信念和人性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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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454734 泰奥格尼斯诗作的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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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454736 首先,我们必须先讨论一下那些被归之于泰奥格尼斯的诗作的传承过程。由于这一难题的几乎所有方面都存在着争论,我应该对本书中所采纳的观点作出解释和辩护。[2] 有趣的是,这一问题实质上是一个语言学问题;在此,如果通过对泰奥格尼斯诗进行的考察,不能使我们对这一特定时期的希腊文化(它与泰奥格尼斯诗歌对后世的影响相联系)达到某种深层理解的话,我们就不打算对其做细节上的研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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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454738 以泰奥格尼斯的名义传承下来(纯属偶然)的那本我们觉得奇怪的诗集,肯定早在公元前四世纪时已经以其现存形式实际存在了。现代学者耗费了大量精力和心思来分析其构成。它似乎没有经历过亚历山大里亚校勘学者们的火眼金睛。[3] 尽管它在公元前五和前四世纪时的宴饮聚会上得到了使用,但随着这种讨论酒会(一度是希腊政治生活的一个重要特征)自身的中断,它也就逐渐湮没无闻,只能作为文学好奇心的对象留给后世了。实际上,它就是一本诗文选集,由一些格言,[188]以及公元前七至前五世纪各个不同时期的诗人们所创作的诗歌组成,之所以将它归诸泰奥格尼斯,是因为其核心部分是一卷泰奥格尼斯的诗作。在宴会上,人们通常吟唱其中一些诗篇来配合长笛的演奏。从对诗歌原始词语的频繁篡改和删除中,我们可以看出,即使是那些最著名的诗行,是如何经常被吟唱者们所糟蹋的。[4] 尽管如此,选集中也不包含公元前五世纪之后的诗作:其时,希腊的贵族阶层已经日薄西山不再是社会的一种政治因素了。很清楚,书籍主要是在贵族阶层的圈子中留存下来的:不仅仅是泰奥格尼斯的那些残篇断简,而且其他许多诗篇都表达了同一种对平民和大众的刻骨仇恨,我们最好将其想象为克里提亚 (Critias)时代的雅典贵族政治团体在小圈子里所吟唱的诗作——在这个圈子里,产生了老寡头们关于雅典政制的小册子,而柏拉图自己则与生俱来就和它有着紧密联系。柏拉图的对话录《会饮》描绘了爱欲与宴饮在其最高形式上的内在联系,[5] 而这种联系在《泰奥格尼斯诗集》(Theognidea )的历史中得到了清晰的反映,因为作为《诗集》第二卷出现的那些联系松散的诉歌,是献给爱欲之神的,在诸如此类的聚会中,爱神总是被崇拜和颂扬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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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454740 幸运的是,我们用不着仅仅依靠文体风格将泰奥格尼斯的诗作从其他诗人和其他时代中分离出来。其中的许多部分,我们一眼即可认出是某些著名诗人的诗作或残篇,我们现在仍拥有这些著名诗人的作品。其他的诗作,我们或多或少都可以根据确定的证据来断定其归属。属于泰奥格尼斯自己的那卷诗作位于《诗集》的开头,其结构使我们很容易将其从随后联系松散的其他诗人的作品区分出来。尽管如此,泰奥格尼斯自己的那卷远非一部首尾连贯的诗作,而是格言警句的合集。如果它是一部精心编织联系紧密的诗作,其他诗人的作品也不可能鱼目其中。不过,尽管诗作之间联系松散,但它确实有一种内在的统一。虽然泰奥格尼斯自己那卷的各个短篇相对独立,但有一条一以贯之的思想轨迹贯穿其中;它们都有序曲和收场,[6] 将它们清晰地与《诗集》的其余作品区分开来。在厘定泰奥格尼斯的真正作品时,我们不仅可以把贵族公子高傲直率、明白无误的语气作为判断标准,还可以把几乎在每段诗的开头都不断重复的呼语“居尔诺斯”(Cyrnus)作为判断标准。同样形式的称呼,在赫西俄德给珀耳塞斯的教谕诗中,[189]在抑扬格诗人的作品中,在萨福和阿尔凯奥斯的抒情诗中,都出现过。由于泰奥格尼斯是在一系列独立的格言中开始其教导的,所以他虽然没有在每一段格言的开头,但几乎在全卷中都不断地重复着“居尔诺斯”或“波吕帕斯(Polypaos)之子”的呼语。(居尔诺斯,波吕帕斯之子,是一位泰奥格尼斯喜爱的年轻贵族,他所有的忠告都是对这位年轻贵族说的。)诗人与之说话的那个人的名字不断地重复出现,是早期日耳曼民族教谕诗的相同习惯特征。因此,在泰奥格尼斯那里,“居尔诺斯”的呼语是始终如一的主题,通过它,我们可以辨认出泰奥格尼斯的真正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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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454742 “居尔诺斯”的呼语不仅仅出现在那些构成原始版本、有收场诗结尾的诗歌中;这一呼语也在诗集的其余诗歌中不时出现。无论如何,这一呼语在泰奥格尼斯自己的格言诗中出现得极其频繁,而在其他诗歌中则相对较少且集中。因此,我们不得不得出这样的结论:那些泰奥格尼斯主体作品之外的、但又出现了“居尔诺斯”这一呼语的诗歌——如果它们不是伪作的话——就是来自一本更完整的泰奥格尼斯诗集的摘录。其中的一些诗篇确实既出现在泰奥格尼斯自己创作的诗卷中,也出现在《诗集》的其余诗卷中:这种重复出现在一本单一的诗文选集中是不可能的。因此,显而易见,《诗集》的后半部分原来曾经是一部独立的选集,它既包含来自泰奥格尼斯的一些诗歌段落,也包含来自其他诗人的一些诗歌。在泰奥格尼斯已经成为一流诗人的某个特定时期,它们被编纂到了一起——最晚在公元前五世纪末、前四世纪初。柏拉图明白无误地说,此类诗集在那时曾用来做学校的教科书;它也可能在宴饮集会时被使用。[7] 后来,这两本书——原来的《泰奥格尼斯格言诗》(Maxims of Theognis )连同其序诗和收场诗,与《诗人的教诲》(Sayings from the Poets )的选集——混合成了我们现有的《诗集》。(这种混合非常粗糙,这一点从没有人愿意费心将重复出现的诗歌去掉可以看出。)[190]因此,我们不仅要根据泰奥格尼斯自己的格言诗,而且还要根据散见在后面诗集中的零星段落来作出评价。不过,“致居尔诺斯”的格言诗是其他一切的基础;因而,在我们探究从那些泰奥格尼斯的零星诗篇中可以知道多少之前,必须更切近地研究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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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454744 我们是如何得知“致居尔诺斯”的诗歌确实就是泰奥格尼斯的呢?与其他许多诗人的诗歌一样,他的名字极有可能从这一本或其他任何一本诗集中销声匿迹;因为流行的宴会颂歌的作者很少有人能够持久地保有作者身份。但泰奥格尼斯使用了一个风格上的特殊表现手法来标志自己的作品,使之带上明白无误的著作权标记。他在其诗作的序诗中将自己的姓名传诸后世,从而不仅保证了自身的不朽,而且还将自己的标记——或者如他自己所言,他的印章 (seal)——盖在了他的所有作品上。这是他自己的原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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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454746 居尔诺斯,因为我展示智慧,让我把印章盖在这些诗句上面。这样,它们就不会失窃而不被察觉。好东西若在,就没有人会以次充好。每个人都会说:“这是麦加拉的泰奥格尼斯的诗篇,他的名字举世皆知。”波吕帕斯之子啊,尽管如此,我仍然无法取悦我的所有城邦同胞;因为即使是神灵,当他播撒雨水和收回雨水时,也无法让每个人都满意。[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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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454748 这些诗句显示了诗人高度发展的使命意识,以及努力保持对自己作品的所有权意识:在这一点上,它们可以与那时首次出现在瓶饰画和雕塑作品残片上的签名等量齐观。在泰奥格尼斯的传统贵族品格中探索这种对个人成就的强调,是特别有趣的,因为它表明,那个时代的精神对他的影响比他所知道的还要深刻。无可置疑的是,通过在自己的诗作上加盖印章,泰奥格尼斯的意思是他的名字就与他的诗歌融为一体了:因为,首先,印章带有主人的姓名;其次,随着他要在自己的诗作上加盖印章的陈述而来的就是对自己姓名的说明。一个作者在自己作品的开头就提到自己的姓名,这当然不是一种全新的习惯;不过,在《神谱》的序诗中由赫西俄德创立的榜样并未曾被模仿过,它是泰奥格尼斯的直接先驱,米利都的雅颂诗人福西里德斯 (Phocylides)曾经将自己的名字标记在其格言诗中,这显然是因为其特殊类型的诗行容易丢失原作者的姓名而混同于通常流传的谚语。[191]尽管如此,福西里德斯和泰奥格尼斯的一些著名诗句仍然作为无名谚语被后来的作者所引用。福西里德斯的诗句尤其容易遭遇这种危险,因为它们是独立的格言警句,并无一以贯之的思想将它们编织在一起:因此,他将他的名字附加在他的每一行诗句之上。他的双行诗的第一行常常以“福西里德斯也这样说:……”开篇。当庇西特拉图 的儿子希帕库斯(Hipparchus)写作格言诗时,他模仿福西里德斯,将其诗句铭刻在赫尔墨斯的塑像上——赫尔墨斯的塑像竖立在阿提卡的大道上,而且每一个都以“希帕库斯的丰碑”这样的话语来开头,接着就是,“他忠于朋友”,或者“他行事正义”。[9] 泰奥格尼斯不需要如此夸张,因为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他的诗作好歹是一个联系紧密的整体,不是被切割或涂改得面目全非地流传下来的:这是贵族阶层通过继承得来的教育智慧,正如他自己在序诗和收场诗中说的那样,他期望他书中的知识“传遍世界,传遍大地和海洋”。[10] 为保证他的要求,保存他的教诲,对他来说,只要将他的名字置于诗作的开端就足够了,就像在那个时代新发现的散文领域的作者们所做的那样。一个现代作者用不着如此小心谨慎,因为他的名字和书的名字都会印在封面上。不过,在公元前六世纪后期,书籍还没有封面,所以唯一的解决途径就是赫卡泰乌斯所采用、后来也为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所采用的办法,那就是在一本书的开头就写明作者的姓名,或者写明作者写作本书的目的。在流传下来的冠名“希波克拉底”的医学著作中,由于没有作者个人的签名,所以我们无法说出书的作者是谁或者其中每一篇论文的作者是谁。诗歌中加盖印章之法从来没有如散文那样普遍:除了上文提到的几个例子之外,只有在公元前五世纪的音乐名称中见到,在那里,我们把诗人给出自己姓名的诗歌末尾部分叫作“印章”。[11] 这种做法是否借鉴了泰奥格尼斯,我们无从知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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