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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凯歌》（Paean ）VI，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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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尼米亚颂歌》IV，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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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奥林匹亚颂歌》I，26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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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皮托颂歌》II，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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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 《奥林匹亚颂歌》II，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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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 《尼米亚颂歌》III，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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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 《古希腊肃剧残篇》（Fragmenta Tragicorum ），残篇1047（诺克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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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7] 《奥林匹亚颂歌》II，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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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 参见本卷论“智术师”章，此处 及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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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 泰奥格尼斯在他的诗歌中创造了“武士箴言（Ritterspiegel ）”一词之后，品达也让他最后一首致西西里王的颂歌成为了一部“王侯箴言”（Fuerstenspiegel ）。后来，伊索克拉底在其《致尼科克勒斯》（To Nicocles ）中模仿了这种类型的教育，在《致尼科克勒斯》导言（4）中，他呼吁，统治者的教育是他那个时代最迫切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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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 《阿里斯托芬〈蛙〉评注》（Schol. Ad Aristoph. Ran. ）1028（来自厄拉多塞［Eratosthenes］的《论谐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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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 《科林斯地峡颂歌》VIII，9及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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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酒神颂》（Dith. ），残篇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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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化：古希腊文化的理想 第十一章 僭主的文化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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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对贵族阶层的诗歌的研究将我们带进了公元前五世纪，其时，贵族阶层仍处于鼎盛时期。不过，在此之前，在贵族统治和民众治理之间有一个中间阶段。这就是僭主政治——此种现象在文化史上的重要性绝不亚于在希腊城邦发展中的重要性。我们前面曾经提到过，现在到了必须详加讨论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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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修昔底德所认识到的，西西里的僭主们（品达曾经为他们之中的两位写过颂诗）的统治，与通常的希腊僭主相当不同。[1] 由于地处希腊文化（Hellenism）的西方前哨，面对迦太基日益膨胀的航海和商业力量，西西里的独裁统治比希腊其他地方都要长久，但在希腊大陆，随着雅典僭主庇西特拉图在公元前510年的陨落，雅典僭主政治历史的新时期就结束了。在西西里，造就僭主政治的社会条件，与在希腊本土及其东方殖民地产生僭主的必然社会进程全然不同。它确实与贵族统治的崩溃和民众的崛起相一致，但也同样是西西里强大城邦（如阿克拉加斯、杰拉［Gela］和叙拉古）的商业扩张主义政策的军事和外交表达。甚至在半个世纪之久的民主政治之后，西西里的这种需要，凭其必然的逻辑，仍造就了狄奥尼修斯（Dionysii）的僭主政治：这就是它无可避免的必然性——柏拉图认为这种必然性就是其存在的历史合理性证明。[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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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回过头来，思考一下公元前六世纪中期的雅典以及科林斯地峡的富裕诸城，其时，正是希腊本土出现僭主的成熟时期。雅典代表了僭主政治运动的最后阶段。梭伦早就预言过它的到来；在其晚年的诗作中，梭伦讲到了即将来临的僭主统治，最终，他活着看到了它成为事实的那一天。[3] 尽管梭伦出生于雅典的高门望族，但他已经挣脱了等级制度传统的束缚。他的诗歌预示了、他的法律勾画了、他的人生体现了一种新的人性理想，［224］一种其成就不依赖于出身和财产的特权的新理想。即使如此，当他为阿提卡地区被压迫的劳动者主张正义时，他也从未设想过任何诸如民主制度这样一种后来他被奉之为其创建者的东西。他只是希望古老的贵族国家在道德和经济上证明自己，而且起初他压根就没有想过贵族政制即将到来的没落。但是，贵族们没有从历史中学到任何东西，没有从梭伦那里学到任何东西。在梭伦隐退之后，派系纷争以新的怒火再次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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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对随之而来的几十年历史一无所知；不过，亚里士多德从执政官的名单中看出，雅典政府必定有几次遭到了严重干扰。有那么几年，雅典似乎根本就没有执政官，而其中一个执政官则试图任职两年之久。[4] 当时，雅典有三派，分别以几个最强大的家族为首——海岸派贵族、平原派贵族，以及阿提卡北部贫穷高地的山地派贵族。[5] 这三派都想方设法获得平民的支持：因为平民现在成了一个重要的政治因素，尽管（或者甚至是因为）它不是一个有组织的派别，没有一个领袖来表达其深深的不满。山地派贵族的领袖庇西特拉图凭借其高超的政治策略，诱使其竞争对手处于不利境地，尽管其中有些人远比他富有和强大——比如阿尔克迈尼德斯（Alcmaeonids）。庇西特拉图获得了平民的支持，对他们的要求做出了让步。经过几次失败的夺权和三番五次的流放之后，在其卫队的帮助下——其卫队不像别的战士装备长矛，而是手持棍棒——庇西特拉图终于站稳了脚跟。奠定了基业之后，他牢牢掌握了统治权，一直执政，直到去世之后，其子风平浪静地接班。[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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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作为一种历史现象，还是作为影响深远的文化变革背后的一种推动力量——这种变革肇端于公元前六世纪时贵族阶级的衰落和有产阶级的崛起——僭主政治都具有最大限度的重要性。[7] 作为一个典型的范例，我们会在一些细节上研究雅典的僭主政治，因为我们对它的知识超过任何其他城邦。［225］但我们必须首先回顾一下，僭主政治此前在希腊其他城邦中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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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绝大多数存在僭主政治的城邦中，除了僭主的姓名和僭主几次引人注目的行动之外，我们别无所知。僭主政治怎么起源，是什么使它成为现实，我们所知甚少。至于僭主的真正人格和僭主统治的特征，我们知道得更少。但是，希腊城邦在公元前七世纪以及之后全部转向僭主政治，[8] 这种令人吃惊的一致表明，僭主政治出现的原因在任何地方都是相同的。在公元前六世纪——这个世纪有许多可以指引我们的事实——我们可以看到，僭主政治的兴起是当时社会经济剧烈变革的一部分；关于这种社会变革，我们主要是从梭伦和泰奥格尼斯的作品中得知的。[9] 土地贵族，此前仍然掌握着每个城邦的最高权力，现在他们发现，自己的地位由于货币作为交换媒介取代了旧的实物交换体系，而发生了可怕的动摇。由于坚持使用已经过时的经济技术，他们之中的大部分被新兴工商业财富的拥有者推到了幕后。当一些古老的世家大族也转向商业贸易，并获得了新的财富时，贵族阶级自身的等级秩序也发生了分化。有许多贵族家庭变得穷困潦倒（正如泰奥格尼斯所表明的那样），而无法再维持其社会地位。另外一些家族，如阿提卡的阿尔克迈尼德斯，积累了众多的财富，以至于他们的权力，对其贵族同胞来说，已经变得忍无可忍；而他们自己也无法拒绝用金钱竞买政治权利的诱惑。严酷的法律，实质上使破产农民和佃农成了土地所有者的奴隶，[10] 农业生产者穷途末路，人心思变，而对现状不满的贵族，则通过使自己成为无组织秩序的乌合之众的首领，很容易攫取政治权力。加入土地贵族这一边的新兴财富阶层（nouveaux riches）不受欢迎——土地贵族对新兴的富商巨贾从无好感——甚至他们带给自己的力量增长也是一种值得怀疑的收益。[11] 由于富商的加入，土地贵族离无地无钱的民众变得前所未有地遥远，现在他们的处境变成了赤裸裸的穷富之间的冲突，社会革命山雨欲来，迫在眉睫。以下事实有助于僭主的崛起：即如果没有一个领袖，普通民众就无法摆脱贵族阶级的高压统治，［226］尽管当他们这样做时，通常是自己心甘情愿地接受领袖（即现在的僭主）的统治。[12] 数个世纪以来，他们一直顺从主人的统治，以至于当时还无法想象一种自由人的自我治理的理想。与煽动民心的政客时代相比，那时他们更没有能力达到这样一种理想：实际上，即便在后世，如果没有煽动民心的政客，他们就根本不可能达到这样一种自我治理的理想；亚里士多德是对的：在《雅典政制》中，他将雅典民主制的历史建立在其领导者的继承交替上。[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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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伊奥尼亚的城市和岛屿出现僭主政治的同时，似乎希腊本土也出现了僭主政治；本来，我们还期望伊奥尼亚处于一个更高的知识和政治发展阶段，僭主政治应该产生得更早一些。[14] 约公元前600年，米利都、爱非斯、莱斯博斯和萨摩斯，都由一些著名的僭主所统治，他们通常与希腊大陆的僭主们保持着密切联系。尽管，甚至是因为，僭主们是纯粹通过国内革命才攫取到权力的，他们因为休戚相关而相互勾连，其力量很快通过政治联姻而得到了增强。实际上，他们期待民主派和寡头派之间的政治团结，这种政治派别之间的相互支持在公元前五世纪时十分盛行。说来也怪，这些僭主们却因此为各自的国家创造了第一个具有远见的对外政策，甚至（比如在科林斯、雅典、麦加拉）通过建立殖民地的方法将其付诸实施。与那些被更早的殖民地承认的首府相比，所有如此创建的殖民地与其首府的联系更加紧密。因此，西格姆（Siguem）无非是雅典人在达达尼尔海峡（Hellespont）的一个据点；佩里安德（Periander）也在波提狄亚（Potidaea）为科林斯设立了一个类似的前哨要塞，这是他建造的，而克基拉（Corcyra）则是他不得不征服的。在希腊本土，科林斯和西库昂（Sicyon）是第一批发展出僭主政治的城市，随之而来的是麦加拉和雅典。雅典庇西特拉图的僭主政治是在纳克索斯（Naxos）专制君主的帮助下建立起来的——他反过来得到了庇西特拉图的支持。希腊东部的优卑亚岛，也很早就出现了僭主政治；但在即将达到其最高发展阶段的西西里，僭主政治却姗姗来迟。公元前六世纪时唯一重要的西西里僭主，是阿克拉加斯的法拉里斯（Phalaris），他是阿克拉加斯繁荣昌盛的缔造者。在希腊，虽然我们对庇西特拉图敬佩有加，但最伟大的僭主毫无疑问是科林斯的佩里安德，他是“希腊七贤”之一。［227］巴克亚德斯（Bacchiads）的贵族政体解体之后，佩里安德之父曾经建立过一个王朝，这个王朝保持权力数代之久，但其顶峰时期是在佩里安德那里。庇西特拉图的历史作用是为雅典的伟大未来开辟道路，而佩里安德则将科林斯提升到了后无来者的高度，他死后，科林斯从此迅速滑落，而且再也没有回到过这一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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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希腊其他地方，贵族统治仍在继续。这种贵族统治一如既往地建立在庞大的地产拥有之上，只有零星的少数地方（比如埃伊纳，一个纯粹的商业城市）也建立在巨大的商业财富之上。僭主政治的持续从未超过两代或三代人。在贵族阶层吸取教训并熟知其策略之后，通常就把僭主统治推翻了；但贵族很少掌握他们夺取的权力，就像雅典一样，通常他们不得不把权力移交给普通民众。正如波利比乌斯（Polybius）在其政府类型的演替理论中所解释的那样，[15] 僭主政治的崩溃，主要是由于僭主子孙后代的无能造成的（他们远没有僭主自己那么出类拔萃，无法维持他们世袭的权力），或者是由于他们滥用从民众那里接受的权力造成的。僭主政治成了没落贵族的幽灵，而且他们将对它的恐惧遗传给了民主政治。不过，对僭主政治的憎恨只是政治斗争中战斗精神的片面表达。正如伯克哈特（Burckhardt）清晰地指出的那样，在每一个希腊人心中都有一个隐藏的僭主；成为一个僭主，是一种如此显而易见且被广泛接受的幸福形式，以至于阿基罗库斯可以用“他连僭主都不稀罕”来描述一个木匠的心满意足。[16] 希腊人总是觉得，一个雄才大略之人的统治，按照亚里士多德的说法，是“根据自然”的，当它出现时，他们倾向于默许它的存在。[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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