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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的僭主统治，是处于原始的宗法王权与后来民主制度的政客治理之间的中途半端之物。为了保持贵族政治的外在形式，独裁君主极力将一切权力集中在自己及其追随者身上。他得到一支人数虽少但行动有力的卫队的支持。如果一个城邦不能为自己创造一种合法且有效的治理形式，得到全体民众的同意或者绝大多数公民的支持，那么它就只能被武装起来的少数人所统治。不过，僭主的武装力量永远是明摆着的，因而其不得人心也并未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减少。［228］因此，僭主不得不小心翼翼地维护公职岗位选拔的外在形式，系统地培养公众对他个人的忠诚，并追求一种能够满足大多数人的经济政策，来抵消这种武力统治的不得人心。当庇西特拉图卷入一场诉讼时，他有时也出现在法庭上，以示法律和秩序的治理是不可动摇的：这给公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8] 所有僭主都用强硬手段压制传统的贵族世家，流放可能成为危险对手的贵族人物，或者让他们在希腊其他地方履行光荣义务：基于此，在其征服和殖民色雷斯半岛的运动中，庇西特拉图选择支持米太亚德（Miltiades）。没有一个僭主允许公民团体在城市中成群结队地聚会，因为这样可能会形成危及其统治的有组织力量。无论是经济的还是政治的动机，都促使庇西特拉图倾向于阿提卡的乡村民众，反过来他们对他的热爱也最为深切。多年之后，庇西特拉图的僭主政治仍然被称为“克诺索斯的黄金时代”；[19] 许多对其抱有同情的趣闻轶事谈到他微服私访，与淳朴的农夫攀谈，他以自己的农夫做派与轻徭薄赋的结合赢得了他们的欢心和拥戴。[20] 他的策略是一种政治上的老谋深算与健全的土地本能的混合。他甚至“设立地方法庭，并且常常亲自下乡巡视，调查争执，解决纠纷，以免人们进城，荒废农事”。[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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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幸的是，我们不能为任何其他僭主的国内政策提供这样一种细节描述；即使是我们关于庇西特拉图的叙述，也归功于亚里士多德，是亚里士多德从阿提卡的编年史中将其逐步建立起来。[22] 要想忽略庇西特拉图工作中的强大经济因素是不可能的：与经济因素相比，他的政治行为只能说是解决问题的权宜之计。僭主政治真正吸引人之处，尤其是庇西特拉图的僭主统治，是它的成功；但是，这种成功只能归功于一个人的最高统治，这个人天赋雄才，而且全身心地献身于他所服务的人民。我们可以质疑是否所有的僭主都那么天赋雄才或者全心全意，但也只能根据一种政治制度的最佳代表来判断此种制度的好坏。根据是否成功的标准，（我们可以断定）这是一个快速发展且有宝贵进步的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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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精神方面，公元前六世纪时的僭主统治可以与其政治对手，［229］即那些伟大的立法者和“临时统治者（aisymnetai）”相比较。为了将那些永久性的修改引入宪法或者在一场动乱之后恢复宪法，许多城市任命了这些临时独裁者，并且赋予他们额外的权力。他们主要通过立法来创造一种理想，这种理想允许甚至要求公民方面的主动政治行为；而僭主则压制所有个体的主动权，他自己来推动由城邦承担的每一项行动。然而，尽管僭主没有培养公民普遍的政治德性，但他在另一种意义上成为了他们的典范。如果没有附加在其地位之上的政治责任，僭主就是后来数个世纪的治邦者（statesmen）原型。他是第一个表明，一个民族可以按照一个深谋远虑的计划——这一计划涉及手段和目的的长线计算——来治理的人。也就是说，他是第一个从事真正的政治事务 （politics）的人。他是公元前七和前六世纪新觉醒的个人主义在政治生活中的独特表达，就像诗人和哲学家在不同的却相互关联的领域内所做的那样。公元前四世纪，当人们对伟大人物的兴趣普遍增加，从而产生了一种新的文学形式（即人物传记）时，他们喜爱的对象就是诗人、哲学家和僭主。[23] 大约在前六世纪初闻名于世的希腊七贤，不仅包括立法者和诗人，而且还包括佩里安德和庇塔库斯（Pittacus）这样的僭主。[24] 一个尤其重要的事实是，那个时期，几乎所有的诗人都寄生于僭主的宫廷。其时，个人主义还没有成为一种普遍法则，也不存在对才智精英的普遍扯低问题：个人主义仍然意味着一种真正的精神独立性。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少数特立独行的灵魂才同声相应、同气相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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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在僭主宫廷中的聚集，不仅在艺术家和鉴赏家的狭窄圈子里，而且在全部国土内，都对人们的智力和审美生活产生了催化作用。萨摩斯的波利克拉特斯（Polycrates）、雅典的庇西特拉图、科林斯的佩里安德、还有叙拉古的希厄隆——这里只例举几个最杰出的君主，他们对文学艺术的庇护都产生了这样的效果。在雅典，我们知道僭主的更多细节，也可以评估阿提卡发展的全部成果，这些成果都是由于僭主对艺术、诗歌和宗教的兴趣而产生的。他们的宫廷是阿那克勒翁（Anacreon）、西蒙尼德斯、［230］帕拉提纳斯（Pratinas）、拉苏斯（Lasus）和奥诺玛克里图斯（Onomacritus）的工作室。它孕育了谐剧和肃剧的根源，孕育了雅典的音乐——雅典的音乐在公元前五世纪时得到了高度发展。它鼓励大型的荷马诗歌朗诵，并将其吸收进庇西特拉图组织的四年一度的泛雅典娜节。它安排了一年一度的狄奥尼修斯酒神节，极大地刺激了艺术、雕刻、建筑和绘画的发展。它成就了雅典永恒之所是——缪斯之城。从这里流淌出一种新的欢乐的进取精神和一种出色的愉悦感。在一部被错误地归诸柏拉图的对话中，[25] 庇西特拉图的小儿子希帕库斯被描绘成首个唯美主义者，亚里士多德则将其称为“一个好色之徒和艺术爱好者”。[26] 这个政治上无害的同性恋者，在公元前514年被僭主诛杀者所杀，[27] 确实是一个悲剧。在他活着时，他是许多诗人慷慨大方的庇护者。其中一个叫奥诺玛克里图斯的，为报答庇护，伪造了拥护庇西特拉图王朝的神谕诗，还以俄耳甫斯的名义写下整首叙事诗来迎合宫廷对神秘宗教的幻想。事情成了丑闻，以至于僭主最终不得不由于公众情绪而将其抛弃。他被驱逐出境，再也没有见过他的庇护者，直到希庇阿斯（Hippias）也被流放。[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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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桩丑闻并不能抹杀僭主王朝对文学事业的贡献。他们的宫廷是诗歌和艺术的不竭源泉，数个世纪以来一直流淌在雅典的宴饮聚会中。他们在大型赛会的赛车活动中雄心勃勃，要赢得胜利；他们支持各种形式的竞技比赛。实际上，他们在其生活的时代，为文化的普遍进步提供了强有力的激励措施。有人认为，宗教节日的极大发展和对所有艺术的鼓励——这是希腊僭主们的典型行为——仅仅是一种策略和诡计，为的是给公民提供一种新鲜但安全的兴趣，将他们不安分的头脑从政治问题上吸引开。即使这些动机在僭主的文化政策中扮演某种角色，但他殚精竭力地专注于其任务也表明，艺术和智力的发展意味着他对城邦共同体生活的一种真正贡献：这是他为公众服务的一部分。通过这一点，他也表明了自己是一个真正的治邦者（politikos）；他将其国民带进了对自己城市的伟大意义和真正价值的一种深层理解之中。［231］公众对宗教和艺术的兴趣当然不是什么新鲜事物，但当一个富有和强大的统治者对其进行系统培育时，它就突然如雨后春笋般地大面积生长起来。他对文化活动的正式鼓励，是他眷恋普通民众的一个明证。这一义务后来被民主制城邦所接受，但这些城邦只不过是追随他的榜样。在僭主如此所作所为之后，没有一个城邦可以在不追求一种系统的文化培育政策的前提下得以生存。无论如何，那个时期，国家的文化兴趣局限于艺术对宗教的装点，以及僭主对艺术家的扶持。这些活动从未将国家带入与自身的冲突之中。城邦内部的纷争只出现在诗歌的艺术创作中——诗歌进入到公众的生活和思想领域，远比僭主宫廷中的抒情诗人所曾做过的要深入——或者只出现在科学和哲学研究中，但那时雅典还不存在科学和哲学。我们从未听说早期的僭主对著名哲学家表示过任何青睐；他们毋宁更关注艺术范围的扩展和普及，更专注于提升民众的审美眼光和物质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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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候看来，文艺复兴时期的许多专制君主以及后来的一些开明王子对知识分子和艺术家的系统资助，尽管也极大地促进了当时的智识生活，但似乎总有点矫揉造作，他们所鼓励的文化既非深深地植根于贵族阶层，也非植根于民众，而是植根于一个小团体的奢华和随意。我们必须牢记相同类型的文化已经在希腊出现过了，古风时期末期的希腊僭主是第一批美第奇家族[29] ——因为他们也把文化作为某种与生活的其余部分无关的东西来欣赏，而且大方地将其传授给普通民众，（在此之前）普通民众与文化艺术是全然外在的。贵族阶层从未这样做过，而其所拥有的文化也不能以那种方式来传授。正是在这一事实的基础上，矗立着贵族阶层在民族文化中的永恒意义，即使在其权力衰落之后也是如此。不过，精神活动总是要将自身与日常生活分离开来，找到一个比喧闹刺耳的大街更好的小天地作为活动场所，这是自然而然的。［232］伟大的艺术家和思想家都渴望强有力者的庇护：西蒙尼德斯，庇西特拉图圈子中最重要的成员，一段被归诸于他的话说：贤者必候于富贵之门。随着直观洞察能力的不断提炼，艺术和科学趋向于变得越来越专业和精致，只与少数行家里手打交道。特权思想将艺术家和庇护者捆绑在一起，即使二者相互鄙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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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公元前六世纪末，希腊的情况确实如此。由于伊奥尼亚智识生活高度发达的缘故，古风时代晚期的诗歌不再是社会生活的组成部分。泰奥格尼斯和品达，作为贵族阶层信仰的传道者，是这一规则的例外。他们因此而超前于他们的时代，不太类似于其同时代人，而更类似于埃斯库罗斯这个希波战争时代的雅典人。尽管他们根据不同的原则进行创作，但埃斯库罗斯从一个方面，泰奥格尼斯和品达则从另一个方面，代表了对在僭主的庇护下兴盛起来的专业艺术的颠覆。他们与它的关系，与赫西俄德和提尔泰奥斯与晚期吟游诗人的叙事史诗的关系相同。受波利克拉特斯、佩里安德和庇西特拉图庇护的艺术家们——像阿那克勒翁（Anacreon）、伊布科斯（Ibycus）、西蒙尼德斯、拉苏斯和帕拉提那斯这样的音乐家和诗人，以及同时期的大雕刻家们——实际上是完全意义上的艺术家 。他们是特殊类型的人，具有惊人的艺术天赋，他们能胜任任何工作，能在任何社会中都自由自在，但他们在任何地方也都游移无根。当波利克拉特斯被钉死在波斯人的十字架上，萨摩斯的宫廷不复存在时，阿那克勒翁就坐着一条五十桨的帆船——这是特意派去接他的——游历至雅典希帕库斯的宫廷；当庇西特拉图最后一次被逐出雅典时，西蒙尼德斯就迁居到色萨利，居住在斯科普（Scopad）王子们的宫廷中，直到整个家族因为宴会厅屋顶的倒塌而灰飞烟灭。关于西蒙尼德斯本人是此次事故唯一幸存者的传说，具有某种象征意义。他在八十高龄时再次迁居到叙拉古僭主希厄隆的宫廷中。此类人物所代表的文化，正如他们的生活一样漂浮无根。它可以娱乐一个像雅典人那样爱美之人组成的国家，但却不能唤醒他们的灵魂。正如马拉松战役之前最后几年的雅典贵族们身披芳香的伊奥尼亚长袍、头戴华丽的金蚱蜢发夹一样，出没于僭主宫廷的伊奥尼亚人和伯罗奔尼撒人的优雅雕塑与和谐诗歌也装点着雅典城邦。他们的艺术将美的种子播撒在雅典的空气中，并且将来自希腊其他所有地方的富饶之光注入雅典：是他们使雅典为伟大的阿提卡诗人的诞生准备了条件——这位阿提卡的诗人将在天命降临之时实现国家的潜在天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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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1.17，修昔底德主要从僭主政治在战争和强权政治中所体现的伟大事业的角度，来评价希腊历史上的僭主时期，并由此得出结论说，在这个方面，僭主政治无法与伯利克里时代的现代雅典民主政治相媲美，因为其所涉及的只是与周边邻里相关的局部作为。在这些僭主之中，西西里的僭主发展出了最大的权力。修昔底德说，在斯巴达的政治和军事干涉之后，僭主政治这种统治形式只在西西里继续存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1.18.1）。关于一般意义上的僭主政治，参见普拉斯（H.G. Plass），《古代希腊两个时期的僭主政治》（Die Tyrannis in ihren beiden Perioden bei den alten Griechen ），Bremen，1852；尤尔（P.N. Ure），《僭主政治的起源》（The Origin of Tyranny ），Cambridge，1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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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柏拉图，《书信》8.353a及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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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梭伦残篇3，18；8，4；10，3—6。泰奥格尼斯（40和52）以同样的方式预言过，在公元前六世纪的麦加拉，传统贵族与崛起民众之间的斗争冲突，将会导致僭主统治的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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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Resp. Ath. ），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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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1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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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希罗多德，《历史》1.59；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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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与“智术师”一词一样——“智术师”这个词也是在同一时期被使用的——“tyrannos［僭主］”或“monarchos［君主］”的名称，在当时也没有后来所赋予的那种否定含义。这一名称只是将他们这些新人物与已逝时代的国王们区分开来。他们都尽可能保持共和政体的形式。参见贝洛赫（K.J. Beloch），《希腊史》（Griechische Geschichte ）I，1，第二版，Berlin，1924，第355页及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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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公元前七世纪中期，阿基罗库斯的一首著名的诗（残篇22［狄尔编］）首次提到僭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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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参见本卷的相关章节，此处 及以下，此处 及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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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2，2。参见梭伦残篇24，7—15（狄尔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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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泰奥格尼斯对贫困贵族与新兴财富阶层（nouveaux riches ）通婚的警告，参见本卷此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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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c. 16，将庇西特拉图描述为富人和旧贵族的敌人，普通民众的朋友。庇西特拉图更以城邦公民的方式，而非以僭主的方式（ ）来治理城邦，《雅典政制》14，3和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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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参见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c. 28及其他一些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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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参见本卷此处，注释[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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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波利比乌斯，《通史》（Hist. ）VI，7。波利比乌斯将子孙的堕落不仅看作是僭主政治、而且也是贵族政制崩溃的原因（VI，8，6）。这一特点显然是取自柏拉图的《王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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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参见本卷此处，注释[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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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3.17.1288a28。不过，僭主统治是“违背自然的”，参见1287b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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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c. 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