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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里庇得斯创造了一种独立的艺术类型，这种艺术类型抛弃了自己属于普通公民的身份伪装，开始有了自己的生命。他不能在雅典城邦中履行一个艺术家的传统使命，不能像他的伟大前辈们那样，履行作为一个教师的传统使命；否则至少他可以用一种不同的方式教导他的同胞。他当然也有某种教化的目的：但他不是以建构一个完整的精神世界的方式，而是以他对政治和理智“问题”的强烈兴趣来教育他们。作为他自己时代的一个批判者，尤其是由于其催泻性批判通常采取与遵循习俗的传统观点相抵触的形式或推翻有疑问的假设的形式，他注定是一个孤独的人。阿提卡的谐剧家们就是这样描绘他的，[56] 他的同时代人也是这样认为的。欧里庇得斯意识到自己生活在一种独特而宝贵的精神氛围中，他的孤独与他的这种意识并不冲突，这种精神氛围就是雅典，在《美狄亚》中，当他赞美雅典文化和雅典人的生活时，表达的就是这种情感。[57] 然而，他在远离本邦的马其顿结束自己的一生仍然富有象征意义，并有着某种与埃斯库罗斯客死西西里全然不同的意味。欧里庇得斯的家是他的研究室（study-chamber）。雅典人并不像他们选举索福克勒斯那样选举他做将军。他过着一种相当独立而封闭的生活，沉浸在书本和工作中，在其忠仆和助手科菲梭丰（Cephisophon）的帮助下，他小心翼翼地防止外在世界的入侵。更确切地说，他的身体生活在那里，而他的心则神游四方，精骛八极，即使当它回归尘世之时，也以“你这可怜的造物”来称呼造访者（谐剧家们就是这样说的）。[58] 欧里庇得斯的形象向我们展示了缕缕乱发之下的眉额——希腊雕塑中哲学家头部的典型特征。［357］他不止一次地将爱欲（Eros）和智慧（Sophia）描述为自己的伴侣。这一隐喻让我们想到他自己的性格，但是无法得出确定的结论，直到看到他的这句话：“即使诗人的灵魂中没有音乐，爱欲也会教导诗人。”[59] 一些生活一贯不幸的艺术家在他们的作品中显得十分幸福。索福克勒斯甚至在其生前就实现了充满他所有诗歌的和谐生活。但是，在欧里庇得斯诗歌的纷乱背后，必然存在着生活和性格中的不和。在这一点上，他也体现了他那个时代的个人主义——比所有同时代的政治家和智术师们更彻底、更深入。他独自一人体味着那个时代一切隐秘的痛苦，并与那个时代共同分享无限的精神自由的危险权利。尽管他拼命地扑打着翅膀，反抗他生活于其中的社会体系的禁锢，但他仍然独立于整个世界；他以自己的方式，如品达的老鹰一样翱翔。他说：“天高凭鹰飞（To the eagle’s flight, the whole of heaven is free）。”[60] 他不像品达那样上穷碧落，而是以一种奇异的热情，渴望一种广阔无垠、穷深极远的飞翔，而置尘世和尘世的一切障碍于不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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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艺术最不可思议地预示着未来。我们已经指出，构成其艺术风格的新因素将会成为下一个世纪的文化力量：有产阶级的理想（更多的是社会意义上的，而不是政治意义上的）、修辞学［雄辩术］和哲学。这些力量洞穿了神话，并摧毁了神话。神话不再像它在开始时一直所是的那样，是活生生的、与时俱进的、改变希腊人精神的生命体，即每一种新内容的不朽形式。欧里庇得斯的反对者们目睹了这一切的发生，试图通过让他闭嘴来反击。但是，他只不过是完成了民族发展中的一个伟大阶段而已。如果我们承认这一点，那么就会摒弃那种责备他的浪漫时尚，自穆勒（K.O.Müller）的《希腊文学史》（History of Greek Literature ）以来，因为他对神话所犯的罪，许多批评家一直那样做。在欧里庇得斯那里，我们看到了一种新型的人——即希腊化的希腊人（the Hellenistic Greek）——从垂死的诗歌和遭受打击的城邦的阵痛中的诞生。欧里庇得斯在雅典舞台上的失败，由于他对后来数代希腊人的巨大影响而得到了补偿。他们认为他是最卓越的肃剧作家（Tragedian par excellence），他们建立雄伟的大理石剧院——至今我们仍将其作为希腊文明的纪念碑来欣赏——也主要是因为他的戏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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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麦思奎拉（Paul Masquerai），《欧里庇得斯及其思想》（Euripide et ses idees ），Paris，1908；内斯特（Wilhelm Nestle），《欧里庇得斯：希腊启蒙时代的诗人》（Euripides, der Dichter der griechischen Aufklaerung ），Stuttgart，1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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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参见本卷此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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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参见本卷此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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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尽管欧里庇得斯了解他那个时代的文献，但从他对智术师的“资料”的运用中演绎出欧里庇得斯的思想，是一种不正确的做法。他对他那个时代的历史举足轻重，因为他表明了智术师的那些思想是如何从实际生活中生长出来的，又是如何改变现实生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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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参见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2.41.1关于伯利克里时代的雅典是希腊文化的学校的论述（参见本卷此处 ）。在公元前四世纪，伊索克拉底的《泛希腊集会辞》（Panegyricus ）探讨了这一主题，参见本书第三卷，此处 及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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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参见本卷此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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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参见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1.138.3对第米斯托克利的特征的著名描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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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参见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2.60.3（伯利克里的演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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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参见本卷此处 及以下。译注：“根据自然”，强者理当统治弱者，所谓正义就是强者的利益；所以，按照智术师卡利克勒斯的说法，抑制强者的传统法律和习俗是一种“人为”的东西，实际上是最大的“不义”，弱肉强食才是“合乎自然”的“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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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3.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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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3.8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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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译注：从“过去被认为是不顾一切的鲁莽之举”开始，本段文字的翻译引述徐岩松译注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的相应译文，与耶格尔的文字有出入的地方略有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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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关于希波战争和伯罗奔尼撒战争之间的五十年期间发生的各种小规模战争，参见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1.89—118的插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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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阿里斯托芬，《阿卡奈人》，第10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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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阿里斯托芬，《蛙》，第52行及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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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阿里斯托芬，《蛙》，第830行及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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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戏剧诗人、柏拉图、色诺芬、伊索克拉底和亚里士多德，经常在“未受教育、没有文化（uncultured）”的意义上使用“ ［粗鲁］”这个词。参见泰奥弗拉斯托斯（Theophrastus）的《人物志》（Characters ），其中 作为一种类型的人的著名描写。在色诺芬的《经济论》中——一部非常有趣的作品：乡村不是在城市面前屈服，而是努力维持其自身的价值——我们读到了公元前四世纪期间，乡村对抗城市文明主导地位的文学的和社会的反向运动。色诺芬显然反对城市对其自身文化重要性的夸大，他认为一切文化起源于农业，正如智术师们已经指出的那样，参见本卷此处 及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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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有人认为这些哀歌是由希俄斯的伊翁（Ion of Chios）、派罗斯的欧诺斯（Euenos of Paros）、僭主克里提亚（Critias）以及其他一些人所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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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阿里斯托芬的谐剧反映了对新时代超越旧时代，以及对新文化（paideia）的激烈争论，参见本卷此处 及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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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关于当代谐剧对欧里庇得斯的攻击，参见本卷此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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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参见本书第二卷，此处 ；参见此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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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柏拉图，《美诺》91c。但同一个安尼图斯（Anytus），他在这一段时期对智术师教育的反感只表示私下的批评，后来成为苏格拉底的公开控告者之一。关于在雅典的政治圈子里对智术师和哲学的教育（paideia）进行私下批评的其他一些人，参见本书第二卷，此处 （尤其是注释[5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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