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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培根（Bacon），《新工具》（Novum Organum ）I，3，Flower，第二版，Oxford，18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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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1.22.1。关于修昔底德著作中这一计划的阐述，参见格罗斯金斯基（A. Grosskinsky），《修昔底德的计划》（Das Programm des Thukydides），收录于《新德语研究》（Neue deutsche Forschungen ），古典语文学部分（Abt. Klass. Phil.），Berlin，1936；以及我的学生帕策（H. Patzer）的论著《修昔底德的历史编纂问题和修昔底德之问》（Das Problem der Geschichtsschreibung des Thukydides und die Thukydideische Frage ），Berlin，19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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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参见德夫纳（A. Deffner），《希罗多德的演说词及其在修昔底德那里的深化》（Die Rede bei Herodot und ihre weiterbildung bei Thukydides ），Munich，diss., 19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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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修昔底德著作中的演说风格，正如我描述的特性，至少在某种程度上，与他那个时候的政治演说的语言相对应，这一点是芬利（John Finley）的《修昔底德》（Thucydides ，Cambridge，Mass., 1942）第250页及以下的主题之一。参见同一作者的《修昔底德的风格的起源》（The Origin of Thucydides’ Style）一文，载《哈佛古典语文学研究》（Harvard Studies in Classical Philology ），第50期（1939），第35页及以下；亦可参见其《欧里庇得斯和修昔底德》（Euripides and Thucydides）一文，载《哈佛古典语文学研究》，第49期（1938），第23页及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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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1.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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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施瓦茨和其他一些早期的批评家认识到了“ ［原因］”一词的医学起源，并对其做了简要说明。在科克伦的《修昔底德和历史科学》一书中，它成了一种被更广泛探讨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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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1.89—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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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1.97.2。修昔底德明确地提到的此前对这个时期的处理是指赫兰尼库斯（Hellanicus）的《阿提卡史》（ ），修昔底德批评该书叙述简略，书中的年代也不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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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1.93.5。这个关于围绕比雷埃夫斯港（Piraeus）的雅典长墙的宽度的句子——即使在雅典的防御工事被敌人系统地拆毁之后，我们仍然可以看到其遗址——看起来不像是后来添加上去的，不能从其句子的文本结构中随便移除。很可能整个关于战前五十年的附记，都是在战争结束之后写就的（参见本卷此处，注释[4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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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修昔底德的著作从一开始就显然计划做一种事实的实录（ ），修昔底德即使在后来也保留这个词（1.1.1）；他还用这个词来表示赫兰尼库斯（Hellanicus）关于雅典战前历史所写的故事类型（1.97.2）。不过，随着岁月的推移，这种“实录（record）”吸收了修昔底德的所有政治思考，这种政治反思给我们现在读到的历史的结束部分留下了独特的印记。这部完成了的著作不再是一种简单的 ［实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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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1.66.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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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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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1.68—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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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在此，我们当然不能对这一点进行细节上的论证。但是，如果我们此处将其当作理所当然之事（我希望在其他时机证明这一点），而且，如果伯利克里的葬礼演说是由史家修昔底德在战争的悲剧性结局不久之后写就的这一点显而易见的话，那么科林斯人的演说的写作必定也属于同一个时期。我想，同样的年代，必然也对在斯巴达的同一场合发表的其他三个演说同样有效，尤其是对雅典使节发表的演说（1.73—78）同样有效。我们在此处注释[36] 中已经表达过，关于战前五十年的附记（1.89—118）表明了其同样来自于之后的线索。所有这一切都将支持这一解释：第一卷整个关于战争的“真正原因（ ）”的部分，也即现在随着外交争论（ ，参见1.66.1）出现的部分，更确切地说，从一个更深远、更普遍的观点对历史事件所作出的评估，是修昔底德在其最后时期给出其著作的最终形式时才增加上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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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参见柏拉图，《美涅克塞努》（Menex. ）235d。从修辞学观点看，在一个城市的敌人面前赞扬这个城市被认为要比对自家人赞扬这个城市难得多。因此，修昔底德似乎将自己的任务设想为对雅典的双重赞美：对内，是在伯利克里的葬礼演说中，对外，是在斯巴达人及其盟邦中间借科林斯人之口。两个演说都只是同一个计划的不同部分，而将它们结合在一起的想法是修昔底德的客观性的典型特征。如果没有科林斯人的演说，那么伯利克里的葬礼演说就会接近于伊索克拉底颂词的那种类型（eidos ），伊索克拉底的颂词本质上是主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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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1.73—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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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1.89—118，关于“五十年时期”的附记，参见上文此处 及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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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在这方面，他只能接受其先驱希罗多德在其著作中所采用的主题，但是这一主题显然是雅典政策自身的准则，雅典凭借这一主题证明了希波战争后五十年期间逐步扩张其势力的合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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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1.75.3；1.76.2。这三个动机就这样两次被带到读者的脑海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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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参见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1.75.3：“随后的发展首先迫使我们扩充我们的帝国（ ）”；亦可参见1.76.1；此处“迫使（compelled）”一词被有意重复使用。如果斯巴达人在希波战争期间曾经承担过其盟邦提供给雅典人的角色，那么他们也会“被迫”以与雅典相同的方式发展他们自己的霸权。这里所运用的政治必然性或政治驱动的概念，可以追溯至1.76.2—3中的人性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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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1.7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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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2.8.4—5。尽管修昔底德是一个雅典人，但他并不隐瞒这一事实：希腊世界的绝大多数人的同情心站在斯巴达一边，而雅典常常作为帝国主义势力被憎恨。在这种坦率的承认中，没有历史学家个人方面的恩怨卷入其中。修昔底德认为每一个帝国主义势力都要面对这种怨恨，而这种怨恨不会阻止雅典完成其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