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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两位最杰出的现代学者——里特尔（C. Ritter）（《柏拉图》［Platon ］，Munich，1910，第一卷，第202页）和维拉莫维茨（《柏拉图》［Platon ］，Berlin，1910，第一卷，第150页）——认为苏格拉底的对话作为一种文学形式，在苏格拉底生前就已经出现了。他们对柏拉图的第一篇对话的年代的测定，是他们关于柏拉图的这些著作的性质和哲学内容的一般观念的一部分，参见本卷此处 及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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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作为对里特尔的反对，迈尔（H. Maier）在其《苏格拉底》（Sokrates ，Tubingen，1913，第106页及以下）中已经给出了支持这一理论的详细细节；泰勒（A.E. Taylor）在其《苏格拉底》（Socrate s，Edinburgh，1932，第11页）一书中也接受这一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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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柏拉图，《申辩》39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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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迈尔在其《苏格拉底》一书（第106页）中已经表明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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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参见布伦斯（I. Bruns），《希腊的文学人物形象》（Das literrische Protrat der Griechen ），Berlin，1896，第231页以下；希泽尔（R. Hirzel），《对话》（Der Dialog ）1，Leipzig，1895，第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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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关于对话早期发展的论述，参见希泽尔，《对话》，第2页及以下；关于对话所采取的形式和写作苏格拉底对话的主要作者的论述，参见希泽尔，《对话》，第83页及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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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第欧根尼·拉尔修，《著名哲学家的生平和学说》，“亚里士多德”，3—37（亚里士多德残篇73［罗斯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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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希腊化时期的哲学家们早就已经持这种观点，西塞罗在其《论共和国》（De rep. ）1.10.16中也遵循了这种观点（英译者注：歌德的著名自传的题目就是“Wahrheit und Dichtung［诗与真］”，也就是《真实与创作或诗歌》［Truth and Fiction or Poetr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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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我认为冯·弗里茨（K. von Fritz）（《莱茵古典语文学杂志》N.F.80，第36—38页）已经为认为色诺芬的《申辩》是伪作给出了新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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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迈尔，《苏格拉底》，第20—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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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在用《申辩》作为色诺芬的《回忆苏格拉底》的前两章（1.1—2）的名称方面，我采用迈尔（《苏格拉底》，第22页以下）以及其他一些人的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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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在《回忆苏格拉底》1.1—2中，色诺芬只谈到了单数形式的“控告者”，而柏拉图在《申辩》中，则谈到了复数形式的“控告者们”，这符合案件的实际事实。尽管色诺芬的《申辩》也是从回答起诉书开始的，但他主要是对波吕克拉底的小册子中对已逝的苏格拉底的指控（我们从其他资料来源知道这些指控）进行反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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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参见迈尔《苏格拉底》第22页以下令人信服的论证；他还考察了色诺芬的“辩护”与他的《申辩》的关系。可以表明色诺芬如何能够将本来独立的一篇作品整合进一个更大的整体之中的例子，是《希腊史》（Hellenica ）的开头（1.1—2.2）。这部分本来意在续补修昔底德的历史，自然以《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结束为终结。后来，他加上了公元前404至前362年的希腊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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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色诺芬的苏格拉底描写对安提斯泰尼的依赖，首先是杜默（F. Dummer）在其两篇论文《安提斯泰尼》（Antisthenica）和《学园》（Academica）中考察的，然后祖尔（K.Jöel）在其严谨博学的大部头著作《真的苏格拉底和色诺芬的苏格拉底》（Der echte und der xenophontische Sokrates ，Berlin，1893—1901）中对此做了考察。不过，祖尔的结论太过依赖于假设，以至于不能令人信服。迈尔（《苏格拉底》，第62—68页）曾经试图挑出作者的夸张之处，并表明他真正达到了何种可以接受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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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施莱尔马赫（F. Schleiermacher），《论苏格拉底作为哲学家的价值》（Ueber den Wert des Sokrates als Philosophen ）（1815），见《全集》（Sämtliche Werke ）III，2，第297—29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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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这是策勒在苏格拉底问题上所持的观点，见其《希腊哲学史》（Die Philosophie der Griechen ）II，I5 ，第107、1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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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译注：柏拉图的eidos（idea）有多种译法，考虑到耶格尔强调该词与希腊传统神话故事中的模型（模范、榜样）的一脉相承性，本书将其译为“型”，the theory of ideas译为“型论”；“型”既是理想的模型或模范，又是理性的视力之所见（“相”不能反映该词的神话故事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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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亚里士多德对此问题的评论——有时重复，有时互补——参见《形而上学》A.6.987a32—b10，M.4.1078b17—32，M.9.1086b2—7；《论动物部分》（de part. An. ）1.1.642a28。与他对苏格拉底和柏拉图之关系的看法相一致，泰勒试图将亚里士多德提出的二者之间的差异最小化。与泰勒相反的意见，参见罗斯，《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Aristotle’s Metaphysics ），Oxford，1924，I，第xxxiii页及以下，该书对亚里士多德所提供的证据的意义重新进行了细致的考察，证实了它的价值；亦可参见其《苏格拉底问题》（The Problem of Socrates），收录于《在古典协会上发表的主席致辞》（Presidential Address delivered to the Classical Association ），London，19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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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色诺芬，《回忆苏格拉底》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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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策勒，《希腊哲学史》，第二卷，第107、126页。原则上，祖尔（《色诺芬的苏格拉底的真实性》，第203页）和冈珀茨（《希腊思想家》，第二卷，第四版，第42页及以下）都认同策勒对亚里士多德所提供的证据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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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尤其可参见迈尔，《苏格拉底》，第77—102页；泰勒，《苏格拉底杂集》（Varia Socratica ），Oxford，1911，第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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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参见迈尔的《苏格拉底》和泰勒——他与迈尔正好相反——的《苏格拉底杂集》与《苏格拉底》（Edinburgh，1932）。泰勒基本同意伯内特的观点——伯内特详细展示和论证了他的观点，参见伯内特的《希腊哲学史》（London，1924）和他撰写的“苏格拉底”条目（收录于哈斯丁［Hasting］编，《宗教和伦理学百科全书》［Encyclopaedia of Religion and Ethics ］，第十一卷）。里特尔（《苏格拉底》，Tubingen，1931）是另一个否定亚里士多德所提供的证据的价值的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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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迈尔（《苏格拉底》，第104页及以下）认为关于苏格拉底的真实品格的主要证据，是由柏拉图的“个人”作品（《申辩》和《克力同》）所提供的；在它们之后，他相信，就是篇幅较小的对话，如《拉刻斯》（Laches ）、《卡尔米德斯》（Charmides ）、《吕西斯》（Lysis ）、《伊翁》（Ion ）、《游叙弗伦》（Euthyro ），以及两篇所谓的《希庇阿斯》（Hippias ）——他认为这两篇是虚构的，但在本质上是真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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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参见泰勒的著作和此处注释[26] 所引伯内特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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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2.3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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