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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6] 《王制》500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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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7] 《王制》591e—592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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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8] 《王制》592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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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9] 《王制》592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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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0]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2。关于柏拉图的理想国，亚里士多德采用了这一观点，他对它的批评主要是因为它无法实现。不过，柏拉图数次指出，这样的城邦能否实现与他的目的无关。这一点不会因为这一事实而改变：即柏拉图试图令叙拉古出现一个经过哲学教育的统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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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1] 参见本卷此处 、此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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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2] 参见《王制》592b：“至于完美的城邦目前存在于何处，或者将来是否存在，这无关紧要：因为正义之人要履行的是那个城邦的法律，而不是任何其他城邦的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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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3] 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3.4中酷似柏拉图地解释说，完美的人和完美的公民只有在完美的城邦中才是同一的。在现实城邦中，最好的公民是根据他自己的城邦的精神（无论这种精神在绝对的意义上是如何不完美）最完美地塑造自己的人；而绝对地好的人在他的城邦中可能是一个不好的公民。这就是罗马伟大的历史学家尼布尔（Niebuhr）起而反对柏拉图的要点之所在：当他将柏拉图称之为坏公民时，他是在以德摩斯梯尼的标准来判断柏拉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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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4] 卫士的教育建立在正确意见（ ）的基础上，而非建立在知识（ ）的基础上。当柏拉图讨论战士阶层（辅助人员）和统治者——他们是狭义的城邦“卫士”——的德性时，这一点表达得很清楚。战士的特定德性“勇敢”，被定义为“在任何情况下，对什么可怕、什么不可怕都持有正确的意见”（《王制》430b）；因为他们没有关于善［好］的知识，所以不具备苏格拉底式的那种建立在知识之上的最高勇气。另一方面，统治者拥有知识和智慧，而城邦之所以有智慧，只是因为他们是城邦的一部分（《王制》428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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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5] 《王制》368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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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6] 参见本卷此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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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7] 《王制》595b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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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8] 《王制》595c—d：“然而，我毕竟不能把对一个人的尊敬看得高于真理，而应该像我刚才说的那样，把心里话说出来。”参见598d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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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9] 对艺术模仿（ ）的概念的讨论，参见《王制》595c及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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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0] 对荷马作为一个教育者的批评，参见《王制》598e及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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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1] 参见塞诺芬尼残篇9，狄尔编： ［当初有荷马，所有人都从他那里受到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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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2] 参见本书第一卷，此处 及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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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3] 《王制》606e： ［这位诗人教育了全希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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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4] 《王制》598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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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5] 《伊翁》531c中苏格拉底对荷马广闻博识的描述，很像他在《王制》598e中说的那个人。在《伊翁》533e—534c中，苏格拉底论证说，荷马的知识不是建立在一种技艺（ ）之上，也就是说，不是建立在一种专业知识之上，这一点同样适用于荷马的解说者（535a），解说者与诗人本身一样，其解说也来自神圣的灵感。这确实是对智术师的理论的迎头一击——智术师认为由于荷马无所不知，所以他是希腊人的教师：尽管柏拉图在《伊翁》中没有像在《王制》（598d—e： ［因为我们从某些人那里听说］）中那样，明确引述这一理论。色诺芬在《会饮》4.6中再次提到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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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6] 托名的普鲁塔克在《荷马的的生平和诗歌》1073c及以下开始证明荷马不仅拥有一切修辞技巧，而且还是哲学和其他一切技艺的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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