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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 《泛希腊集会辞》119： ［因为我们领导权的丧失，是希腊人灾难的根源］。参见100及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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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 《论和平》101及以下： ［他们遭受的不幸，自他们获得海上霸权时就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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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 参见拙文《伊索克拉底的〈战神山议事会辞〉的写作日期和雅典人的反对意见》，前揭，第4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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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 《泛希腊集会辞》120—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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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 《论和平》16。我不会在此试图反驳那些学者——尽管在《泛希腊集会辞》和《论和平》之间存在着这些明显的矛盾，他们仍然断言伊索克拉底在这两篇演说辞中的立场是相同的。不过，我必须说，我发现要想理解他们的逻辑真的很难。事情似乎是，他们试图呈现一幅统一的画面的愿望远远大于他们使之符合事实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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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个人的道德准则绝对不能和共同体的道德规范相冲突，参见《论和平》4，133，以及其他诸多段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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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统治和霸权在这一意义上的区别出现于《论和平》142及以下。参见沃斯纳（W.Wössner）的学位论文——这是本人鼓励他撰写的——《修昔底德和希腊政治演说家中的同义词的区别》（Die synonymischeUnterscheidung bei Thukydides und den politischen rednern der Griechen ），Würzburg，1937；该文追溯了政治讨论中这类区分的不同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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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论和平》111及以下，尤其是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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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论和平》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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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在《论和平》69—70中，伊索克拉底说，雅典已经失去了其海上霸权，并且现在根本没有能力恢复这一霸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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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在《战神山议事会辞》50及以下，伊索克拉底已经这样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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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论和平》77。在《论和平》63中，他将导致和平与正义的教化同雅典为获得权力和统治的努力所创造的教化相比较——在这篇演说辞中，他将后一种教化视为一种腐化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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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论和平》95—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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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论和平》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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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参见本卷此处，注释[10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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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化：古希腊文化的理想 第六章 伊索克拉底为他的教育辩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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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伊索克拉底经常在其演说辞中提到他自己；不过，在他最后撰写的其中一部作品中——其时，他已年过八旬[1] ——他才尽情释放这种写作自传的冲动，整篇演说辞全在谈论他自己的性格和工作。这就是他的那篇关于财产交换的演说辞，按照阿提卡的法律，称为antidosis，即“财产交换”。在雅典，一支舰队的装备和维护费用由少数最富有的公民来承担；为了确保这项义务分配公平，雅典通过了一项法律，根据这项法律，任何一个被选出来担任三列桨战船船长且为此支付费用的人，如果他觉得这对他不公平，他可以说出一个比他更富有的公民，让这个人来承担他的义务；他可以向这个更富有的人提出挑战，与他交换全部财产，作为他确实比他指出的那个人要贫穷的证明。伊索克拉底年迈时，遭到了这种方式的挑战；在案件审理期间，他的反对者们多次攻击他的人品和修辞学［雄辩术］教学。严格说来，这二者之间并无必然联系——除非人们认为他作为修辞学［雄辩术］教师和政治评论家的工作赚得盘满钵满。[2] 他在政界普遍不受欢迎这一事实，即使在他的反对者们在演说中说出来之前，他也一定有所耳闻：因为，在《战神山议事会辞》和《论和平》中（也就是说，在他关于雅典内政的这两篇演说辞中），他都试图回答他是人民公敌的指控。[3] 从他三番五次地批评煽动民心的政客来看，我们很容易理解，针对他的这种不满和指控是如何产生的。现在，在《论财产交换》这篇演说辞中，他重整旗鼓，再次回应这种指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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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手上的这篇关于财产交换的演说辞其实并非伊索克拉底在诉讼中发表的演说。与绝大多数他的政治演说辞一样，这篇演说辞的内涵远比他自称的要丰富。[4] 表面上，为了反击公众的非难从而自证清白，他撰写了这部为自己的生活、性格和教育“辩护”的长篇大论——也就是说，他为自己的一生、自己的真正品质以及毕生所致力的教育事业作出了自认为是正确的解释。在这篇演说辞中，［133］他提请人们注意他的这种法庭演说、自我辩护以及自传写作的特殊混合，[5] 希望人们理解，他将这种“多形式的混合”看作是其修辞技巧的一种特殊提炼。[6] 对他而言，以法庭自辩的姿态发表演说，使他有可能说出所有对他有利的论点，如果以自吹自擂、自我美化的颂词来发表自己的论点，势必引起听众的不快和嫉妒。[7] 柏拉图（凭借《申辩》）是第一个将辩护词转化为一种文学样式的人，一个伟大人物可以用这种文学样式为自己的“所作所为（ ）”辩护，并由此传达一种信仰的告白。[8] 自我中心感极强的伊索克拉底必定深受这种新的自传体文学样式的影响，从而在《论财产交换》（Antidosis）这篇演说辞中，以自己的方式采用了这一文学样式。当然，他的一生没有任何奋勇拼搏的背景可以衬托苏格拉底在《申辩》中的那种高贵而坚定的形象；尽管如此，他还是清楚地觉得自己的处境与苏格拉底非常相似，因为他抓住一切机会，通过模仿柏拉图的话语来提醒读者他们的相似处境，提醒读者自己遭受的就是人们针对苏格拉底的那种指控。[9] 他坦率地承认，他的挑战者和威胁他的所谓“危险”只是舞台道具而已；他本人也认为，他的这篇最冗长的演说辞也是气势最弱的一篇。[10] 尽管如此，作为自传的第一个真正范例，[11] 或者作为一个伟人的生活和思想的自画像，[12] 这篇演说辞仍然有诸多魅力；不过，除此之外，作为伊索克拉底的教育目的及其成功实现的最为详尽的呈现，它本身也非常有吸引力。[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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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索克拉底假装正在回答的指控，是他败坏青年，教授他们如何在法庭上使用不正当的手段谋利。[14] 这显然是针对每一个修辞学［雄辩术］教师的指控，在为自己辩护时，伊索克拉底一开始就将自己与那些法庭演说辞的平庸写手区分开来——他们只知道训练学生从事法庭上的实际事务。在他最早的那篇教学方案-演说（即《驳智术师》）中，他曾明确地批评过这些被雇佣的廉价写手，[15] 当人们将他的政治和道德教育与他们那种枯燥乏味的法庭工作相混淆时，他就火冒三丈。[16] 他说，将他与他们相提并论，他觉得就像把雅典娜雕像的创造者菲狄亚斯称为石匠，或者把宙克西斯（Zeuxis）和帕拉修斯（Parrhasius）的艺术品与画匠的廉价涂鸦相比一样。[17] 他三番五次地表达自己作为一个大艺术家的自豪感。这部分地要归功于这样一个事实，［134］即他的演说辞在内容上与他人不同，关乎的是整个希腊民族的利益，而非个人生活中的经济纠纷。[18] 但在形式上，与那些在普通法律纠纷中宣读的昙花一现的演说辞相比，伊索克拉底的演说辞与诗歌和音乐的关系也更为紧密，展示事实的风格更为形象，因而其效果也更可与诗性想象的韵律性创作相媲美。[19] 这些演说辞的创作氛围不是日常生活的焦躁不安，而是一种高贵的闲暇。[20] 这就是为什么（他接着说）他的修辞学［雄辩术］技艺会吸引那么多学生，而那些法庭演说辞写手们却没有一个能够真正组建一所学校的原因。[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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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索克拉底通过摘录一些精华的段落来解释其演说辞的内容和形式；这是为了使他的书面演说更有说服力。[22] 他提供的入选段落，是可能的最清晰的证据，证明他的影响力建立在教导学生钦羡和仿效那些伟大典范之上，[23] 正如他在此处所言，我们可以很安全地从中得出他实际上就是这样教导的结论。与这里一样，他在自己的学校中不只是讨论语言和写作技巧——最终的灵感来自于教师本人的技艺。关于这一点，他在最早的教学方案-演说《驳智术师》中就使用了“模仿”这个词，[24] 而且模仿肯定已经成长为其教学方法的核心原则。他的教学方法意味着实际的完美是可以达到并获得认可的：那么，现在，在《论财产交换》这篇演说辞中，年迈的伊索克拉底就将他本人作为一个完美的典范、将他的作品作为人们模仿的范型呈现给了文学的世界。请注意，这就是全部古典主义的根源。因为《泛希腊集会辞》在形式上的出类拔萃，同时因为它最好地显示了伊索克拉底的爱国主义情怀，他将它置于其他所有作品之上。[25] 在他对这篇演说辞的评论中，他更多地强调的是自己的雅典情怀，而非泛希腊理想，[26] 显然是因为他的同胞曾对它提出过置疑。不过，既然早在两年前，他就已经公然把雅典海上帝国说成是万恶之源，[27] 那么他就不可能原封不动摘引《泛希腊集会辞》了（他曾经在其中明确地支持雅典海上帝国）。因此，在对这篇演说辞的简要概括中，伊索克拉底用“支配权（hegemony）”这个中性词取代了他原来称之为制海权的东西。[28] 在《论和平》中，作为一种荣誉性领导的温和类型，他给雅典推荐的是“支配权”；如果希腊的海权国家有可能重归于好、团结一致的话，那么与基于武力的海上帝国相比，这种类型的领导更为可取。[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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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5］伊索克拉底本人是一个爱国者，他确信他的《泛希腊集会辞》在雅典仍然会受到爱国主义情感的热烈欢呼；然而，重要的是，就在他节录了赞颂雅典的历史和权力的段落之后，他又从其最新作品《论和平》中摘引了一段文字，来抵消这种赞颂——而且是选择了他在其中呼吁永久和平、呼吁雅典放弃海上雄心的那个段落。[30] 他很容易受到改变态度甚至彻底转变态度的指控；[31] 因此，对他来说，最容易的辩护就是，将《泛希腊集会辞》和《论和平》介绍的两种理想，作为同一种教育方针的两种不同表达来展示。他本人，在引用了《泛希腊集会辞》之后，说他的许多读者可能会认为，那时的雅典更需要对当下的错误进行谴责，而不是赞颂过去的成就，他从容不迫地将《论和平》这篇演说辞变成了他有意通过批评来教育雅典的一个例子。[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