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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论财产交换》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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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论财产交换》221—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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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论财产交换》223—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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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参见本卷此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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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论财产交换》224—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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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论财产交换》230—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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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参见本书第二卷，此处 及以下，此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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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论财产交换》251—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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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论财产交换》253—257。这里对言辞（演说）的赞颂，是从《尼科克勒斯》5—9中照搬过来的，参见本卷此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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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论财产交换》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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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论财产交换》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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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亚里士多德关于修辞学［雄辩术］的讲座的传统记载，参见布拉斯，《从高尔吉亚到吕西阿斯的古希腊雄辩术》（Die attische Beredsamkeit von Gorgias bis zu Lysias ）II 64：主要段落是昆体良，《雄辩术原理》（Institutio Oratoria ）3.1.14，以及菲洛德穆（Philodemus），《论雄辩术》（rhet. ）2.50（Sudhaus）。引用的这行诗是对欧里庇得斯的《菲洛克忒忒斯》（Philoctetes ）（残篇796，诺克编）的滑稽模仿。关于修辞学［雄辩术］与文化之关系的研究，亚里士多德发表的第一部作品，即已轶对话《格里卢斯》（Gryllus ）或《论修辞学［雄辩术］》（On Rhetoric ）——它是对柏拉图《高尔吉亚》的模仿——可以根据其标题来确定撰写日期。它是以色诺芬的儿子来命名的，他在反抗底比斯的战争中的英勇牺牲（公元前362年），引来了大量赞颂之词（ ），这些颂词绝大部分是用来“取悦（ ）”他的那位著名的父亲色诺芬的。亚里士多德的批评就是从这一不同寻常的现象开始的；亚里士多德的现存著作《修辞学》（Rhetoric ）中的最古老部分，可以追溯至他还在柏拉图学园中任教时期。关于这一主题的富有启发性的论述，参见索尔姆森，《亚里士多德逻辑学和修辞学的发展》，载《新语文学研究》，耶格尔编，第四卷，Berlin，1929，第196页及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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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修辞学［雄辩术］的科学基础是辩证法。在《斐德若》中，柏拉图再一次讨论了修辞学［雄辩术］到底是否是一种真正的技艺的问题——他在《高尔吉亚》中曾完全否定地回答过这个问题。在《斐德若》中，他坚持认为修辞学［雄辩术］应该建立在辩证法这一新的基础之上。索尔姆森的《亚里士多德逻辑学和修辞学的发展》追溯了亚里士多德的《修辞学》在其早期阶段的发展过程，发现这一过程与柏拉图对修辞学［雄辩术］的态度的变化是完全同步的；不过，他没有明确说明柏拉图的《斐德若》在这一发展过程中的位置。我相信柏拉图的《斐德若》极有可能晚于亚里士多德的《格里卢斯》（Gryllus ）（公元前362年之后的某个时候），但我也不能将前者定得太晚。在《格里卢斯》中，与在柏拉图的《高尔吉亚》中一样，修辞学［雄辩术］还不是一种真正的技艺。在《斐德若》中，柏拉图说它有可能成为一种技艺。亚里士多德的修辞学［雄辩术］讲座的不同阶段反映了这些观点的演变。无论在何种情况下，我都将《斐德若》定于伊索克拉底的《论财产交换》（公元前353年）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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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索尔姆森，《亚里士多德逻辑学和修辞学的发展》，第207页。布拉斯，《从高尔吉亚到吕西阿斯的古希腊雄辩术》，第452页，关于凯菲索多罗斯对柏拉图的型论的攻击（这是在一本针对亚里士多德的书中！），提供了一种学院式的解释：他说，凯菲索多罗斯不过是一个无知的人。因此，布拉斯将凯菲索多罗斯的著作的写作日期定于伊索克拉底死后——其时，亚里士多德脱离柏拉图学园一事，由于凯菲索多罗斯对其原来的老师的攻击及其自己的学园的建立，必定已经世人皆知。但是，当凯菲索多罗斯撰写针对亚里士多德的著作，并在其中批评柏拉图的型论时，亚里士多德显然还是柏拉图学园中的一名教师，还是柏拉图的忠实信徒。参见拙著《亚里士多德：发展史纲要》，第37页及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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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 参见本卷此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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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 在《论财产交换》258中，伊索克拉底谨慎地说，“一些”辩证法哲学家对他恶语相向：从而在柏拉图和他的学生亚里士多德之间作出了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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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 《论财产交换》261。伊索克拉底在其最后的著作《泛雅典娜节演说辞》中采取了相同的态度，参见《泛雅典娜节演说辞》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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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7] 在《王制》第七卷中，柏拉图自己将其教育描述为数学和辩证法的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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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 《论财产交换》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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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 在《驳智术师》8中，他使用了同样的短语“ ［废话连篇和吹毛求疵］”，来描述柏拉图推荐的辩证法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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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 《论财产交换》263—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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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 《论财产交换》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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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在《论财产交换》266中，他很乐意说辩证法教育是一种比学校里的老式音乐教育“更有男子气概的消遣”，但总体上，他还是将其归为同一类。他提到文学教育时的那种居高临下的态度似乎使诗歌诠释者们非常恼怒（《泛雅典娜节演说辞》18）。他在《泛雅典娜节演说辞》25中说，他要写一本关于教育和诗歌之关系的专门著作，很遗憾，他从未实现他的承诺。［如果写的话］，他可能会把柏拉图的《王制》作为一个例子——也许是作为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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