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7463830
1707463831
公元前四世纪的希腊人处于遗忘这一真理的危险之中，他们高尚却往往不切实际地努力主张所有人一律平等地分享德性，好像德性与平等的公民权一样，生来就有。色诺芬以其反复的经历发现，在独立自主的能力和负责任的行动能力方面，普通希腊人胜于普通蛮族人。但是，波斯人的伟大要归因于他们的精英阶层所达到的那种令人钦佩的高级文化和品格训练；警觉一点的希腊人对这一点相当清楚——由于柏拉图和伊索克拉底这样的当代著作家在讨论教育和文化时，已经清楚地阐明了精英问题是每一个文明的核心问题，因而更加如此。色诺芬对波斯伟大人物及其奇特生活方式的兴趣，向他展现了高级文化的秘密——一个常常被理想主义的教育者们忽视的秘密。高贵的波斯人有他们自己的一种教育和理想，或者某种类似的东西；[26] 正是由于有这样一种东西，他们才能如此乐于接受希腊文化（Hellenism）的最高成就。[27] 色诺芬在描绘居鲁士时，将他对希腊文化的热爱（phihellenism）和波斯人的那种崇高德性这两个特征紧密结合在一起。居鲁士就是一个波斯版的亚历山大。只不过他的命运遭际，他的堤喀女神，与马其顿的亚历山大迥然不同。刺穿他胸膛的长矛完全有可能杀死亚历山大。[28] 如果这杆长矛不曾夺去他的生命，那么，希腊化时代就会随着他一同开启，并且沿着一条不同的道路前进。[29] 但是，就因为这杆长矛夺去了他的生命，色诺芬的《远征记》就成了这样一部著作：它通过记录上万人的远征，提醒公元前四世纪的希腊人，如果居鲁士没有在库纳克萨之役中倒下的话，任何一位勇敢的希腊将军都会做希腊雇佣军愿意帮助他做的事情。自此以后，希腊人觉得，波斯帝国就在第一个征服它的希腊人的掌握之中了。色诺芬使所有深思熟虑的希腊人——伊索克拉底、亚里士多德、德摩斯梯尼——都深信这一点。[30] 再者，［162］《远征记》是第一本强调希腊文化滋养波斯的东方文化之可能性的书，因为它指出，在文化关系领域中，波斯贵族的教育是一个决定性因素。[31]
1707463832
1707463833
希腊文化总是通过其智力文化的内容和形式，给每个其他精英阶层传输某种它所没有的东西，但也因此促进了其自身的发展。在色诺芬那里，居鲁士不是被作为一个平淡无奇的有教养人士、一种对希腊人的单薄模仿来呈现的，而是作为最纯粹、最高尚的波斯人的类型来呈现的。[32] 这一观点与伊索克拉底的评论——许多希腊人没有接受过希腊的教育，而其他国家的优秀公民往往饱受希腊文化的浸润——不谋而合。[33] 这两个希腊人，还有其他类似的希腊人，看到了——无论多么模糊不清——希腊文化将其影响力延伸到希腊民族之外的可能性，以及这种延伸赖以发生的前提条件。希腊文化必须与每个国家的文明的最优秀部分相结合。因此，色诺芬逐渐认识到，希腊人的世仇——勇武侠义的波斯人——有一套自己的教育体系，它与希腊古老的美善理想非常相似。实际上，二者之间的比较反过来也影响了他关于希腊文化理想的看法，因而他将取自波斯贵族的一些特征与他关于希腊德性的刻画相融合。《居鲁士的教育》为希腊读者提供了体现在一个波斯君王身上的政治才干和王者风范的理想，对于这样的一部著作，这是唯一的解读方式。
1707463834
1707463835
1707463836
尽管这部著作的标题中有“教育”一词，但从我们的角度看，它令人失望：这部著作只有第一部分讨论居鲁士的教育。[34] 它不是一部经典的“教育小说”，而是一部关于波斯帝国的创建者居鲁士的完整传记，尽管是一部充满浪漫主义色彩的传记。尽管如此，在其教育意图随处可见的意义上，这部著作仍然可以说是一部关于教育的书。居鲁士是一位模范君主，他以自身的优良品性和正确行为逐步成功地控制了他的地盘。[35] 公元前四世纪的希腊人能够同情地看待这样一个人，这一事实本身表明时代发生了怎样的变化。这部著作居然还是由一个雅典人来完成的，这一事实也许更加说明了这一点。我们正在步入这样一个时代，这个时代最重大、最迫切的问题之一，就是年轻王子们的教育问题。叙述一个彪炳史册的君王的丰功伟绩是教育此类学生的方式之一。［163］柏拉图和伊索克拉底则试图采用别的方式——一个选择辩证法训练，另一个提供关于君王职责的格言和反思汇编。[36] 色诺芬的兴趣主要集中在王子的军人气质上。他从道德的角度，同时也严格地从军事的角度来描述这一点，还加上了一些来自他亲身经历的色彩。色诺芬认为理想的男子就是战士：质朴健康，诚实勇敢，受过严格训练，不仅能够抵御各种不利因素和敌人，而且能够克服自身的缺点。在一个政治架构正在崩溃、公民安全得不到保障的世界中，战士是唯一能够巍然屹立、独立自主的人。色诺芬心目中的理想战士，不是那种粗暴地践踏各种习俗和法律，对每一个棘手的难题（Gordian knot）凶狠地乱砍乱劈的人，不是那种傲慢自大、盛气凌人的家伙。因此，他笔下的居鲁士是正义的模范，对朋友爱护有加，对人民以诚相待，以此来统治自己的国家。[37] 色诺芬的战士对神怀抱单纯的信仰。在他关于骑兵长官的职责的论文中，他曾经说过，那些对他为什么总是加上“ （即神愿意［God willing］）”一词感到好奇的人，如果他不得不在不间断的危险中度过一生的话，很快就会理解的。[38] 不过，他也认为，军旅生涯是对一个真正高贵之人的最佳教育。战士和统治者在居鲁士身上的结合，对色诺芬来说，是一种自然而然的理想。[39]
1707463837
1707463838
作为培养这种高贵品质和勇敢精神的一所杰出学校，色诺芬对波斯的教育深感兴趣，他把对波斯教育的描述编织进他的英雄传记中。首先引起他对这一主题的兴趣的也许不是苏格拉底。长久以来，雅典以及其他地方的良好社会一直对其他国家的政治制度和教育体系保持着敏锐的兴趣。[40] 色诺芬可以从其个人的经验和研究的角度提供新的细节——波斯生活的这一特定方面之前可能从未被如此详尽地记录过；不过，即使是他的叙述，也没有很深入地讨论细节。他认为波斯的教育要比其他国家的优越，[41] 他以此意指柏拉图所描述的希腊教育体系。希腊人不是那么强烈地关注教育问题——除了在斯巴达，色诺芬没有提到斯巴达，他也没有将斯巴达与希腊其他城邦置于同等水平。[42] 他说，［在斯巴达之外的希腊］每个人都让自己的孩子随心所欲地成长。当他们长大成人，就会受法律的约束，各种规定也会强加给他们。［164］不过，事实证明，他们在遵纪守法的教育上并不令人满意，希腊诸邦却对此颇为自豪，他们将此称为公平正义。而波斯人，在希腊的父母教孩子们认字母表时，就教导他们什么是公平正义。[43]
1707463839
1707463840
他们接受教育的地方是“自由广场（free forum）”或者自由民聚集的地方，王宫和其他公共建筑就在这个广场的四周。这里严禁贩夫走卒兜售叫卖，因而他们的粗鲁喧嚣不会干扰“有教养之人的有序行为”。[44] （这与雅典，乃至整个希腊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雅典，学校周围的市场商铺林立，讨价还价的声音兴奋而洪亮）。[45] 这种定位将波斯的教育牢牢地与共同体捆绑在一起：实际上是将教育正确地置于社会的中心位置。主管孩子教育的负责人，是一些被挑选出来最适合完成任务的年长者；而负责教育即将开始服兵役的青年，即“埃菲比（ephéboi）”的统领，是那些经过精挑细选、处于人生黄金期的人。[46] 与希腊的成年人一样，波斯的孩子也有一个法庭，他们可以到这个法庭起诉他人偷窃、抢劫、欺诈、侵犯人身、侮辱和辱骂等罪行。[47] 犯罪者会受到法律的惩罚，诬告者一旦被发现，同样不能逃脱惩罚的结果。色诺芬指出了一条富有波斯特征的行为规范——忘恩负义要受到严厉的惩罚。忘恩负义被认为是无耻之源，因而是一种犯罪。[48] 这使我们想起柏拉图和伊索克拉底对羞耻感的强调，他们将这种值得钦佩的羞耻心视为教育和维系任何一个社会的基础。[49] 色诺芬认为，波斯教育体系的真正基础是对伟大榜样的模仿。是成年人的以身作则使年轻人学会了自愿遵守至高无上的法则，即服从：因为他们看到他们的长者日复一日地在一丝不苟地履行同样的义务。[50]
1707463841
1707463842
波斯的孩子们过着尽可能简朴的生活。他们要将面粉、做佐料的小豆蔻子、喝水的罐子随身带到学校；他们要在老师的监督下一起进餐。这种教育一直持续到十七岁。然后，他们便进入年轻人的行列，作为“埃菲比”进入学生训练营，在那里服役十年。色诺芬赞扬波斯青年的义务兵役制，［165］因为这个年龄段的年轻人正需要格外小心。学生训练营是军事训练学校，这里的年轻人要随时听从统领的调遣，当国王外出狩猎时——国王每个月都有几次外出狩猎——作为卫队跟随国王。[51] 色诺芬认为波斯人赋予狩猎的重要意义证明了波斯教育体制是何等有益于健康。他赞扬狩猎对培养坚韧不拔的意志的作用，将其视为良好教育的本质性部分——正如他在《斯巴达政制》和《论狩猎》中说的那样。[52] 在《论家政》中，色诺芬为这两项波斯教育的特征——对公正公平的训练和狩猎——加上了另一项，即农耕。[53]
1707463843
1707463844
1707463845
1707463846
波斯社会按照年龄划分为四个等级：孩童、学员、成年人、长老。只有父母负担得起、不让他们工作、而是把他们送进美善学校的年轻人，才能成为训练营的学员；只有那些在训练营服完兵役的年轻人才能加入成年人（ ）的行列，且在之后成为长老（ ）。[54] 这四个等级构成波斯民族的精英。整个国家都有赖于他们，因为国王通过他们来统治自己的国土。除了斯巴达有可能之外，这一切在希腊公众看来必定非常奇怪，斯巴达人会注意到波斯有许多制度与他们的非常类似。[55] 现代读者可能会想起像普鲁士这种军事国家的学员训练营，这种军事化国家源源不断地为军队输送青年军官，并且按照他们自己的精神对幼儿从孩提时代起就进行训练。这两种体制的社会基础完全一样，这一事实证明我们的这种比较是合理的，它们都是封建制国家。尽管色诺芬的描述似乎使财务自由取代了良好出身作为军事训练营的入职资格，[56] 但进入训练营的男孩必定差不多都属于拥有土地的波斯贵族阶层。
1707463847
1707463848
在希腊，军人贵族阶层与斯巴达体制最为接近，色诺芬对军人贵族的钦羡在这种奇特的波斯体制中发现了第二个模范。我们不妨问一问，他写作《居鲁士的教育》的目的到底是纯粹理论性的呢，还是确实想传播和实现他正在描述的理想？身处这样一个时代，即使像色诺芬这样的历史学家，对教育主题抱有一种纯历史的态度是不可能的。［166］该书的写作试图告诉人们，色诺芬是在斯巴达仍拥有霸权的时代构想的这本书，作为一个来自雅典的逃亡者，他觉得自己应该通过描写军人气质在波斯所是的样子，告诉有教养的雅典人，真正的军人气质究竟意味着什么。他在斯巴达的工作服务于同样的目的。尽管如此，我们千万不要以为他想要写一本纯粹的宣传手册。他在这两本书的结尾附加的评论排除了这种可能性。在《居鲁士的教育》的结尾，他着重谴责了当时的波斯，并解释了其衰落的原因。[57] 在《斯巴达政制》的结尾，他对当代斯巴达人进行了相同的评论。[58] 这在阿格西劳斯还活着的时候几乎是不可能的——在阿格西劳斯于公元前360年死后，色诺芬为其撰写的一篇颂词中，色诺芬将其作为斯巴达德性的化身赞扬有加。这两本书的结论及其历史暗示，在某种程度上倾向于将它们置于色诺芬职业生涯的后期，那时，斯巴达的统治已经一去不复返了。[59] 然而，一个像色诺芬这样有想法的人，除了出于当时的政治考量，还很可能想让波斯的教育精神传诸后世，永垂不朽。他多次预料可能会有的反对意见，即有人会认为他是在宣扬东方的生活方式和一种野蛮的专制制度：他小心翼翼地在自己那个时代的堕落的波斯人和波斯帝国创建时期的英侠武士之间作出区分。他认为，通常被认为是波斯人的那些奢靡生活方式，其实是米底亚人的，[60] 一旦波斯人认识到了他们自己的优势，它们就成了波斯打败并吞并米底亚帝国的主要原因之一。居鲁士时代的波斯人不是奴隶，而是具有平等权利的自由人；[61] 只要居鲁士还在当政，这种精神就依然活在新国家的各种政制之中。是他的继承者们断绝了与这种精神的关系，也因而加快了他们自己的衰落。[62] 色诺芬认为，波斯的教育是他们早年德性的最后遗存、现存的唯一代表。尽管当时的波斯已经堕落，但他仍然深信，使波斯的教育连同其帝国的创建者和往昔的伟大永垂不朽，是有价值的。
1707463849
1707463850
色诺芬的《斯巴达政制》与《居鲁士的教育》最为相似。［167］尽管其主题不是某个人的历史，而是对斯巴达整个政治架构的描述，但二者都以教育为起点，并由此引出它们接近主题的特定视角，这一事实表明它们具有可比性。严格意义上的教育只包括这两本书的前面几章；但色诺芬认为教育是波斯和斯巴达的基础，而且他不断地提及教育的影响。[63] 如果我们认为“教育”一词包括成人生活的那种监督（这种监督在这两个国家是惯例）的话，那么这两个国家的其他机构也带有同一种教育制度的印记，这种印记是根据其逻辑结论而产生的。
1707463851
1707463852
从我们可以获得的最早文献（即提尔泰奥斯的诗歌）中，我们曾经构想出斯巴达公民德性的理想。提尔泰奥斯是在美塞尼亚（Messenian）战争年代写下的这些诗篇，在美塞尼亚战争期间，迫于战争的可怕压力，新的斯巴达理想针对旧的更贵族化的原则树立了自己的权威。简言之，公民对城邦公共福祉的最大贡献就是加入保卫国家的行列，而他在城邦中的诸项权力也应该由他在履行这一最高义务时的勇猛程度来衡量，而不是由他的等级特权或财富多寡来衡量。由于斯巴达城邦共同体为了生存总是不得不战斗，或者随时准备战斗，个体和城邦之关系的这一基本观念从未遇到过挑战。在长达数个世纪的过程中，斯巴达城邦共同体发展出了其自身生活的独特制度。（我们没有其各个发展阶段的相关资料。在色诺芬和柏拉图的时代，实际上，早在他们之前，斯巴达秩序的形成过程已经结束和完成。任何有价值的斯巴达历史资料之所以得以幸存，完全是由于像色诺芬这样的著作家对斯巴达教育的兴趣所致）。[64] 其余的希腊人以惊奇和钦佩的眼光，来看斯巴达每一项服务于相同目的的制度，是如何使斯巴达公民成为全世界最好的战士的。他们很明白，这不可能是由于不间断的训练和操纵而造成的，而是从最早的童年时代起就培养他们的品格所致。这种教育不仅是军事训练，而且是最广泛意义上的政治和道德教育；但它又与希腊其他地方的政治和道德教育所包含的意思截然相反。在每一个希腊城邦中，除了有雅典民主制度的朋友外，还有对斯巴达精神深信不疑的崇拜者。［168］柏拉图并非他们之中的典型，因为他对此种斯巴达理想相当不满。柏拉图所钦佩的是斯巴达的那种逻辑彻底性——凭借这种逻辑彻底性，一种主导原则得以贯彻到斯巴达生活的方方面面——以及斯巴达人对这一事实的认识，即在构建共同体的精神时，教育至关重要。[65] 色诺芬比柏拉图更是彻头彻尾的亲斯巴达代表，在贵族阶层中间，他尤其显得引人注目。
1707463853
1707463854
尽管色诺芬对母邦有一颗拳拳爱国之心，但他对当时雅典民主制度的批评不时出现在《回忆苏格拉底》之中；这使他羡慕雅典政治对手斯巴达的诸多事物，他认为这些事物是雅典未曾解决的问题的明智解决方案。在他看来，他那个时代的民主制度的全部麻烦都源于一个原因，即个人对自我的过分强调，个人似乎认为民主制度下的公民没有义务，只有权利，相信自由的本质就是拥有城邦保证的这些特殊利益和权力。由于色诺芬的理想是严明的军纪，他必定发现这种义务感和责任感的缺乏尤其令人反感。他的政治思想的出发点，不是个体实现其自身理想的要求，而是使城邦共同体的生存得以可能的外在条件。这么多当代思想者所批评的雅典民主制度的缺陷，其公民在一个充满嫉妒和敌意的世界中为国而战时的逡巡不前和无能为力，在他看来，简直愚蠢之极，幼稚而荒谬，会很快使雅典失去她骄傲地吹嘘的自由。斯巴达的纪律当然不是经由多数公民的自由决断而引进的，它被纳入到城邦的法律体系之中，在色诺芬看来，斯巴达的法律体系是一个独一无二的天才（即带有神话色彩的吕库古）的作品。[66] 色诺芬很清楚，斯巴达人为什么将他们古老的生活方式，作为统治一个外来的和被征服的种族的永久守备，在一种战争状态中保持下来——这种战争状态大约持续了数个世纪之久。不过，他没有提及这些历史事实。他将斯巴达秩序看作一种自我完善的政治艺术作品；他对其独创性推崇备至，并相信这一作品是其他民族仿效的模范。[67] ［169］他的意思当然不是亦步亦趋地照搬照抄。柏拉图的政治著作是理解希腊人所说的模仿的最佳钥匙。那时的希腊人还远没有像现在的我们那样倾向于接受一种合乎逻辑地构造而成的艺术作品［政治制度］或思想体系（它有着自身的特殊性质和存在条件），还远没有像现在的我们那样将它看作一种独特的［不可拆分的］个体事物；一旦他们被迫承认任何一种制度［艺术作品］或思想体系的优点，就会试图模仿其中看来是好的和有用的东西。对色诺芬来说，在全部伟大的希腊城邦中，斯巴达就是居鲁士营帐中的军人德性的化身。
1707463855
1707463856
色诺芬很清楚，个人主义者和自由爱好者——他们在他那个时代是如此普遍——必定会认为，斯巴达的文教制度和生活方式是一个彻底的悖论。[68] 他经常小心翼翼地隐瞒自己对吕库古制度的认同，将他的立法是否有利于国家这一问题，留待善于思考的读者自行判断。他必定已经预料到读者们会各持己见，预料到许多人会认为，为了这点好处，付出的代价过于高昂。[69] 尽管如此，他显然期待绝大多数同时代人的赞同，而且不只是在下述那样的城市和城邦中获得赞同：在那里，他的著作所包含的那种文学兴趣被认为是多余的——就像这种文学兴趣在斯巴达可能会有的遭遇一样。[70] 这个问题不是一个纯粹的意识形态问题。色诺芬因其在一个开明的民主环境中支持这样一种不合时宜的理想而被称为一个浪漫主义者，但他不是诗人：他是一个务实的人。因其作为一名战士的早期职业生涯，色诺芬对斯巴达怀抱同情之心，他作为一个乡绅和农夫的政治观必定增强了这种同情之心。他了解这个城邦及其人民。他看得很清楚，从城市无产者着手的任何一种解决社会问题的尝试，都无补于国家和农夫。甚至在他还在遥远的埃利斯的角落里种地时，他就参加了那里的政治斗争。我们从关于埃利亚的党派政治的准确知识中得知这一点，这是他在《希腊史》终章所透露的：他给这一主题分配了不相称的篇幅，并以一种亲眼目睹者的权威口吻说话。[71] 在这些社会斗争中，保守的斯巴达和民主的阿卡迪亚（Arcadia）都发挥了它们的作用，色诺芬有很好的机会研究这二者。［170］在以农耕为主的伯罗奔尼撒半岛，民主运动（是在斯巴达遭受留克特拉之败后，由底比斯所助长的）是某种相对新颖的事物，是对原有固定模式的背离——在斯巴达的指引之下，伯罗奔尼撒人已经在这种固定模式中生活了数百年。即使在美塞尼亚人和阿卡迪亚人退出斯巴达政治体系之后，他们中的保守派仍然站在斯巴达一边。在埃利斯，阿卡迪亚的新扩张主义的影响是不受欢迎的。色诺芬认为，雅典在她对底比斯的突然崛起深感焦虑之时，与深感屈辱的斯巴达人结盟，真是非常幸运。这有助于使雅典读者更容易接受对斯巴达状况的一种平和但批评性的描述，使他不再像以前那样因为描写了雅典的世仇斯巴达而暴露于政治怀疑的火力之下。[72]
1707463857
1707463858
斯巴达教育体系（agogé）的细节众所周知，这里无法从色诺芬的叙述中一一抄录。其要点如下：
1707463859
1707463860
1. 养育健康儿童的官方监管从很早——在受孕和怀孕期间，甚至在受孕之前——就开始了。
1707463861
1707463862
2. 通过优生优育花大力气保证种族的质量。
1707463863
1707463864
3. 幼儿由国家指定的老师来教育，而不是由其父母或者像其他国家那样由奴隶-保姆和家庭教师来教育。
1707463865
1707463866
4. 遴选一个有城邦最高职位选举资格的人来负责幼儿的全部教育事宜，此人被称为督导（paidonomos）。
1707463867
1707463868
5. 把男孩和刚成年的青年安排到军事单位，把青年与未成年的男孩分开。
1707463869
1707463870
6. 各个年龄段的人由比他们更可靠的成员独立管理。
1707463871
1707463872
7. 只给男孩们吃适量的粗茶淡饭，穿少量的粗布衣服，以磨炼他们的身体。
1707463873
1707463874
8. 教育一直由国家负责到成年初期。
1707463875
1707463876
在现代读者看来，这里面有很多部分显得夸张和粗鲁；但雅典的哲学家们认可其潜在原则的正确性，即教育应该由国家或城邦来接管，［171］由政府公开任命的官员监管。通过将这一原则纳入他们关于理想城邦的规划，他们使这一原则征服了几乎整个世界。[73] “教育应该是国家关心的问题”这一设定，是斯巴达对文化［教育］史的真正贡献，其意义怎么评估都不为过。斯巴达教育体制的第二个要点，是其青年强制兵役制，这是斯巴达教育的一个本质性部分。在斯巴达，青年的服役期比希腊民主国家要长得多，一直延续到成年期的生活为止。如我们所见，这一点也为柏拉图所采用。
1707463877
1707463878
对一个具有色诺芬这样的理念的人来说，当斯巴达体制在留克特拉——在那里，不可战胜的斯巴达军队惨遭失败——遭受致命一击时，这必定是一种强烈的震撼。在《斯巴达政制》的结尾部分，色诺芬指责当时的斯巴达人贪图金钱、迷恋高位、沉湎感官享受，暗示是这些恶行毁了斯巴达的霸权。[74] 在他的《希腊史》中（色诺芬的《希腊史》不仅是对修昔底德的历史的外在接续，还是对其内在精神的继承，即解释历史事件背后的必然性），他严厉批评斯巴达人在他们统治希腊期间所犯的错误。对斯巴达从权力顶峰的悲剧性跌落，除了说这是复仇女神无可逃避的报应：抱负越高，报应越重，弓拉得越紧，反作用越大，色诺芬无法以其宗教观作出别的解释。尽管他仰慕斯巴达，但仍然保持着一个雅典人的足够清醒，对斯巴达人的严酷专制颇有隔阂。不过，这并不妨碍他在斯巴达衰落之后写一部关于斯巴达教育的著作，也确实使他以有保留的赞赏态度来看待斯巴达的政教制度，与他在《居鲁士的教育》中看待波斯的态度如出一辙。实际上，在这部有关斯巴达教育的著作中，真正最有教育意义的是他的那种劝诫态度。正是在同样的意义上，我们可以把《希腊史》看作伟大的希腊教育的组成部分，它所教导的不是内在于历史事实本身的东西，就像那位无比伟大的前辈修昔底德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所做的那样。色诺芬开诚布公，以一种传道的热忱亲自提供他的教导。斯巴达的留克特拉之败和雅典在伯罗奔尼撒战争末期的崩溃，［172］是他生命中经历的两个最伟大的历史事件；二者共同铸就了他对一种植根于正义的神圣的世界秩序的信念。[75]
17074638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