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字猴:1.707464251e+09
1707464251
1707464252 现在,苏格拉底在结束自己的讲话之后,再次回到吕西阿斯演说的开头部分,并表明吕西阿斯的演说是从应该结束的地方开的头。[42] 他接着转入一般性批评。吕西阿斯的演说缺乏坚固的结构。演说应该像生物那样,有一个有机的身体:既不能缺头,也不能少脚,演说应该有一个恰如其分的开头、中间和结束;所有这些部分彼此之间以及与整体之间都应当保持适当的关系。以此标准来判断,吕西阿斯的演说整个就是一败笔。[43] 这些就是关于文学创作的本质的洞见,后来的作家接受了这些洞见,这些洞见成了古典诗歌理论和修辞学理论的基本原则。[44] 对我们来说,认识到这一点非常重要:即一部文学作品必须是一个有机的统一体,这一原则居然是由哲学家制定的,而不是由研究修辞学的艺术批评家,也不是由诗人制定的;这一原则的宣告者是一个同时也是艺术家的哲学家,他崇尚自然的有机统一,但同时也是一个逻辑的天才。他的认识,即我们必须把每一篇演说从逻辑上划分为各个部分,是他系统地研究各种不同概念之间的关系之后得到的伟大发现的结果——他的这种研究,作为其辩证法技艺的具体事例,是为了“实践”,在他晚期的“辩证法”对话中展开的。[190]促使柏拉图写下《斐德若》的,在某种程度上,是他对各种难以解决而又明显抽象的理论问题(这些问题是他晚年在其型论中发现的)与写作和说话的实用技能的最简单规则(那时的人们迫切需要这些规则,也在热烈地讨论这些规则)之间的联系的越来越深刻的洞察。不过,柏拉图之所以特别对这一主题感兴趣,是因为他能够为此做出积极的贡献,他有足够的能力证明,修辞学家[雄辩家]对哲学的批评(即哲学毫无用处)是错误的。柏拉图不是模仿修辞学[雄辩术]论战的那种鄙视或嘲弄的语气——甚至伊索克拉底原先也使用过这种方法来攻击柏拉图——他对出类拔萃的对手不吝赞扬,与此同时,他还提到了哲学和修辞学[雄辩术]这两个教育领域之间深层的精神纽带。
1707464253
1707464254 柏拉图自己指出,第一部分中的三篇讲辞(吕西阿斯的一篇和苏格拉底的两篇),是显示修辞学[雄辩术]和辩证法之关系的范例。[45] 在作出了上述提到的批评之后,柏拉图扔下吕西阿斯的讲辞不管,转而谈论苏格拉底的两篇讲辞,这两篇讲辞显示了修辞学[雄辩术]对辩证法的根本依赖。[46] 为了让人理解他写作这两篇讲辞的目的,以及它们所要体现的观念,他为此给出了一个完整的说明。[47] 尽管它们用的是诗一样的语言,但它们是逻辑的划分和综合的典范。划分和综合这两个过程相互制约,互为条件,但又一起构成了辩证法的整体。[48] 在第二篇讲辞中,通过对逻辑分类的过程和结果的扼要重述,柏拉图清晰地说明了这一点:“那些拥有这种划分和综合的能力的人,我称之为辩证法家。”[49] 他对辩证法方法的综合和分析功能的说明,是他关于这一主题最清晰、最详尽的表述。我们在此不能对其做单独的研究,但是,柏拉图在这段文章中将辩证法描述为雄辩术中一切(更高意义上的)“技术性事物”的精髓(epitome),是非常重要的。[50] 其余的修辞技巧——诸如吕西阿斯等人传授给其学生的修辞术——凭其本身永远不可能构成一门技艺,我们可以称其为修辞学[雄辩术]的前技术部分。[51] 柏拉图故意以开玩笑的口吻,列出了修辞手册中所描述的讲辞的各个部分的不同术语。[52] 他把所有这些术语归于早期的修辞学家们,有时加上使他们闻名的特殊发明,这些发明显示了一种越来越复杂的倾向。[191]柏拉图并不是鄙视这些东西,他只是使它们处于从属的地位。所有这些人都创造出了有价值的方法,改善了讲辞的艺术形式,[53] 但他们不能用这些修辞技巧来教任何人如何说服听众、如何创作一个艺术整体。
1707464255
1707464256 在伊索克拉底关于修辞学[雄辩术]的导言性文章中,他总是宣称一个人的自然禀赋最为重要,只给相关知识和日常练习保留一个相对平常的位置。[54] 在《斐德若》中,柏拉图讨论了这三者的关系,智术师曾经将它们作为造就完美的演说能力的三个关键因素。[55] 柏拉图断言,伊索克拉底所谓的两个次要因素绝对非常重要,首先是知识(epistémé)非常重要,[56] 其次,在某种意义上,练习也非常重要——柏拉图此处思考的显然是学园的教学科目,学园不仅将逻辑作为一种理论,而且还作为实际的练习来教学。伊索克拉底总是强调艺术家的直觉所起的重要作用。[57] 当然,他所轻视的知识或学习(epistémé, mathésis)只是老派智术师的形式教育而已——老派智术师在修辞学[雄辩术]中反复强调这些形式的规则。柏拉图将哲学给予的逻辑训练置于形式教育的位置上,形式的教育也是修辞学[雄辩术]教育的应有之义。形式教育在学习任何东西时都是绝对不可或缺的。如此这般,柏拉图对其前辈和同时代人的修辞学[雄辩术]教育的批评,变成了完全属于他自己的那种肯定性的修辞学[雄辩术]理想,这一理想如果得到实现的话,就会使修辞学[雄辩术]成为一项真正的技艺。这一理想是以下事物的结合:
1707464257
1707464258 修辞学[雄辩术]   和    哲学[辩证法]
1707464259
1707464260 形式         和    理智的内容
1707464261
1707464262 表达的能力      和    真理的知识
1707464263
1707464264 任何一个古典哲学学派,只要一注意到修辞学[雄辩术],便总会恢复这一教学方案。[58] 直到较晚的时期,修辞学家们才承接了这一教学方案,然后,在一种逻辑不那么严谨和更普泛化的意义上,他们将其解释为文体风格与理智的哲学训练的结合。是柏拉图的综合促使西塞罗建构了在其《论演说家》(De Oratore )中提出的文化理想;[59] 柏拉图的影响经由西塞罗产生了昆体良的《演说术原理》(Institutio Oratoria )。[192]柏拉图在实际的演说史中寻找此种类型的修辞学[雄辩术]模范,并在伯利克里那里找到了它。伯利克里作为一个演说家的伟大归因于(柏拉图断言)他深厚的理智文化;是伯利克里的朋友和崇拜者阿那克萨哥拉的哲学充实了他的思想,赋予了他的雄辩一种其他任何政治家都无可匹敌的庄严和崇高。[60]
1707464265
1707464266 为了表明演说家为何必须要经过一种完整的专业训练,柏拉图还做了另一个说明。演说家的作用是心灵教育:与其说他的真正技艺是包装词汇,不如说是影响人的灵魂。[61] 医生的职业是演说家职业的一个显而易见的对应物,柏拉图在《高尔吉亚》中已经将医生的职业和演说家的职业进行过对比。[62] 在其早期著作中,柏拉图用医生这个例子来表明一种真正的技艺的本质。在《斐德若》中,他用它来表明正确的修辞方法的步骤和意义。他引证希波克拉底本人作为真正的医学技艺的体现。[63] 他认为,在对待病人的身体时,医学技艺总是考虑到自然整体,即整个宇宙,这是医生的理智态度的本质特征。因此,如果一个作家或演说家想要正确地引导听众和读者,就必须知晓人的灵魂世界,以及灵魂的全部情感和力量。[64] 再者,正如医生必须准确地了解事物的本性是单一的,还是复合的,了解它怎样起作用——或者它的各种形式如何相互影响——因而演说家也必须知道灵魂的各种形式及其起源,还有与之相应的演说术的形式。[65] 修辞学[雄辩术]已经在传授这种演说术的模式或类型(ideai)了,[66] 不过,柏拉图修辞学[雄辩术]纲要的新颖之处似乎在于,演说术的形式有意指灵魂活动的形式,演说术的形式被解释为灵魂活动形式的必要表达。[67] 这就将修辞学[雄辩术]训练的全部重点放在了心理学上。
1707464267
1707464268 值得注意的是,柏拉图非常了解自己心灵的特殊力量。这就是(无论是在此处,还是其他地方)他对灵魂及其能力的洞察。在认识到特定的表达形式取决于灵魂的特定功能之后,他作出了实际的推断,即一种特定情感类型的人,或某种永久的气质和性格,只能通过相应的演说方法,用特定的行为来感动和说服。[68] [193]发现这种通过言辞影响人的技艺的心理学基础,是一项艰巨的任务,柏拉图对此有独一无二的天赋。重要的是,柏拉图并不满足于这样的一种理论活动,即设计出一套运用于修辞学[雄辩术]的综合性心理学范畴体系,而是通过在实践中将其运用于具体事例和实际场景,对这些发现的检测予以同等的重视。[69] 在《王制》中,柏拉图赋予实际经验和品格训练与纯粹的理智教育同等的时间和重要性,因而我们在此可以期待他这么做。[70]
1707464269
1707464270
1707464271 不过,他此处的真正创新在于他推荐的训练演说者的思维的方法。《斐德若》为《王制》所描述的教育增加了一个新的知识分支。这个新的科目就是修辞学[雄辩术],但他将它纳入了他在更大部头的著作中所描绘的知识框架之中。在《王制》中,他的教育目的是培养未来的政治家,在《斐德若》中是训练演说家和作家。[71] 这两部著作的独特之处是它们都坚持某种类型的知识训练,这种知识训练对纯粹务实之人没有吸引力。[72] 《斐德若》是为演说家准备的哲学训练方案;它详尽地重复了《王制》的基本观念,即为了达到目标,走一条迂回曲折的长路是必须的。[73] 这是对《王制》中的教育理论的有意暗示。无论是在这里,还是在《王制》中,迂回曲折的弯路都是穿越辩证法训练的旅程。[74] 对任何希望学一点修辞学[雄辩术]技巧就满足的人来说,这可能是一条极其漫长而艰辛的道路。无论在何种情况下,柏拉图的教育哲学总是旨在最高的目标,而非最低的目标;当我们登临绝顶,居高临下地看时,就会很清楚,在学习做演说家这件事上,没有令人愉快的平坦大道。[75] 毫无疑问,柏拉图是把演说家的作用作为一种道德功能来思考的。不过,正如我们已经承认的那样,即使我们认为这一目标设置过高,哲学的迂回之路仍然不可避免。原则上,修辞学[雄辩术]教师只满足于或然性和似是而非的证据,而不试图寻找真理。[76] 在《斐德若》中,柏拉图并没有试图说服他们言说真理。相反,(正如他经常这样做的那样)他以对手的立场为立场,证明了即使在此基础上,知识对演说家也是不可或缺的。在《普罗泰戈拉》中,[194]通过表明如果群众把快乐当作生活的最高的善[好]是正确的话,那么知识作为区分大善[好]和小善[好]、近善[好]和远善[好]的标准也是必不可少的,从而证明了知识的价值。[77] 与此类似,在《斐德若》中,通过表明如果演说家想发现可能是的东西( )——它是修辞学[雄辩术]论证的一般基础——那么,他首先必须知道什么是真的是的东西,从而证明了知识是演说家的必备之物。因为可能是的东西就是看起来像真的东西。[78] 当然,修辞学[雄辩术]的目的不是取悦人,而是取悦神——这才是柏拉图认可的最终目的。[79] 这就是我们从《王制》、《泰阿泰德》和《法义》中得知的学说。在柏拉图后期所教授的严格以神为中心的教化中,早期著作中没有得到解决的问题(aporiai)最终得到了解决。
1707464272
1707464273 柏拉图非常愿意承认职业演说家的文字技巧的重要性。不过,无论这种文字技巧多么杰出,都不是对神(God)的取悦。古埃及图特神(Theuth)发明书写(例如文字)的传说会使这一点非常清楚。[80] 当图特神将他的新发明带给底比斯的萨姆斯(Thamous),并向他夸耀说,这种技艺有助于人的记忆,从而可以为人的知识提供帮助时,萨姆斯回答说,书写这种技艺的发明很可能使人忽略他们的记忆,在他们的心灵中产生遗忘,因为这样一来,他们肯定会依赖写下来的文字,而不是将他们的记忆保持在活跃状态。[81] 因此,新发明会产生虚假的智慧,而不是真正的知识。柏拉图的全部伟大之处在他的这种对书籍和写作的态度中得到了呈现——这种态度对他自己作为一个作者的影响不亚于对修辞学家们的影响。在读了《斐德若》之后,要想不看到柏拉图与批评其他人一样批评自己是很难的;但如果我们怀疑这一点,那么《书信》七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柏拉图看到了将任何一种思想形诸文字的十足困难。一些不够资格的人发表了关于他的教导的一些评论;这导致他得出一个似非而是的结论,那就是,即使是他自己,也没有办法将他的学说形诸文字,因而根本就不存在关于他的哲学的成文版本。[82] 研究柏拉图的学者们,[195]很快将他在《斐德若》中的这种态度的类似表述,与他的特殊写作形式,即苏格拉底的对话相联系,并将这种联系视为下述观点的主要根据之一:即认为《斐德若》是其教育方案的一个早期宣言。然而,实际上,我们很难相信,如果柏拉图在年轻时就对书籍的价值抱这种怀疑态度的话,他居然会写下如此数量的著作;而如果他在晚年转而反对自己所有著作的话,那么我们可以将其解释为一种对他自身自由的肯定:即使面对自己的著作,他也不会放弃自由的思考。他拒绝被自己曾经写下的东西所绑架。
1707464274
1707464275 柏拉图在晚年达到这种境界之后,他在《斐德若》中倾向于只承认书写技艺的有限价值,即使在修辞学[雄辩术]的高级运用中也是如此。一本书一旦形成,便会传到每一个人手中;有人懂它,有人不懂它;但如果它遭到曲解和虐待,它不会为自己解释或辩护。它需要另一本书来捍卫自己。[83] 最真实的书写不是僵死的文字,而是活生生的话语,是在学生灵魂中的书写,因为它有捍卫自己的力量。[84] 文字的唯一价值是提醒人他已经知道了什么。[85] 当代修辞学[雄辩术]越来越成为一种书写技艺、一种“图形语言”,因此,柏拉图用以下事实证明哲学的辩证法对修辞学[雄辩术]而言的教育优势:辩证法直接作用于人的心灵,塑造灵魂。智术师们曾经将教育比作农艺。[86] 柏拉图开始了这一比较。任何一个在乎种子,希望它长成庄稼的农夫,都不会将它种在春季植物之神“阿多尼斯[Adonis]的花园”里,不会乐意它在八天之内快速结出果实,而是会把种子撒在合适的土壤里,乐于在经过八个月的辛苦照料之后,最终看到它结出果实。[87] 柏拉图将播种和种植的意象运用到思想的辩证法训练之中。任何一个关心真正的理智教育的人,都不会满足于由修辞学[雄辩术]的阿多尼斯花园所出产的那点微不足道的早熟作物,而是会耐心等待,直到真正的哲学教育的果实臻于成熟。我们从《王制》和《泰阿泰德》就可以知道柏拉图捍卫哲学文化[教育]的方法,它建立在“长途跋涉”的原则之上;看到柏拉图如何一次又一次回归这一原则非常重要。[88] 柏拉图的教化的种子,(如《书信》七所言)只能与岁月共成长,[196]非职业培训的几个术语所可致。[89] 柏拉图的竞争对手们认为,柏拉图的哲学教育大而无当、往而不返,因而,无论是此处,还是其他地方,表明这种精神的长途跋涉恰恰是其哲学教育的真正力量,始终是他的主要目标。当然,它只能在少数精心挑选的学生身上才能充分发挥其力量;[90] 对于那些只是“受过教育”的普通民众,修辞学[雄辩术]是一条广阔平易之路。
1707464276
1707464277 [1] 《斐德若》238d,241e。
1707464278
1707464279
1707464280 [2] 这一点在第欧根尼·拉尔修《著名哲学家的生平和学说》3.38中非常清楚,第欧根尼·拉尔修引用了逍遥派哲学家狄凯阿库斯(Dicaearchus)对柏拉图对话风格的谴责。狄凯阿库斯说它是 [俗不可耐的]。新柏拉图主义哲学家奥林匹奥多罗斯(Olympiodorus)的柏拉图传第三章中的原始资料,从苏格拉底关于爱欲的激情洋溢的语言出发,来论证柏拉图是在其年轻时写就的这部作品。因此,很清楚,第欧根尼·拉尔修用来描述这篇对话的主题(subject-matter)的古怪形容词“年轻人的”,其本意是在通常意义上作为一种批评性描述——它用于对文体风格的修辞学[雄辩术]批评——来使用的,与对话的内容毫无关系。将《斐德若》的主题指责为“年轻人的问题”,在我看来是配得上第欧根尼·拉尔修这个大无知者的一个即兴之作。第欧根尼·拉尔修显然是把《斐德若》开头吕西阿斯的演说的主题——他的演说当然是够幼稚的——当成了整部对话的真正主题。
1707464281
1707464282 [3] 关于施莱尔马赫在十九世纪的柏拉图研究史中的地位,参见本人的讲座文稿《柏拉图在希腊教育重建中的地位》,载《古代文明》IV,1928,第86页。
1707464283
1707464284 [4] 赫尔曼(Karl Friedrish Hermann)和他的《柏拉图哲学的历史和体系》(Geschichte und System der platonischen Philosophie ,Heidelberg,1839)要对此种态度的改变负主要责任。关于这一点,可参见本人对十九世纪的柏拉图观的流变的概述(《柏拉图在希腊教育重建中的地位》,载《古代文明》IV,1928,第88页。)
1707464285
1707464286 [5] 赫尔曼将《斐德若》与《美涅克塞努》、《会饮》、《斐多》相联系,将其列入他所谓的柏拉图第三期作品——在《王制》、《蒂迈欧》、《法义》之前。甚至乌西尼尔(Usener)和维拉莫维茨也为施莱尔马赫辩护,反对赫尔曼的观点,认为它是柏拉图的一部早期作品,尽管维拉莫维茨后来放弃了这一观点。阿尔尼姆(H. von Arnim)比赫尔曼走得更远,将《斐德若》说成是柏拉图的后期著作之一,参见其《柏拉图青年时期的对话和〈斐德若〉的写作时间》(Platos Jugenddialoge und die Entstehungszeit des Phaidros ),Leipzig,1914。
1707464287
1707464288 [6] 这一最终结论,是斯滕泽尔从阿尔尼姆的论证中得出的,参见其《柏拉图辩证法发展研究》(Studien zur Entwicklung der Platonischen Dialektik ),Breslau,1917,第105页及以下;《柏拉图辩证法的方法》(Plato’s Method of Dialectic ),Oxford,1940,第149页及以下。其中含有我们在西塞罗的《论演说家》13中发现的表述,即《斐德若》是柏拉图晚年的作品,这种表述可以追溯至希腊化时代的学者。
1707464289
1707464290 [7] 没有这样一种比较的共同基础,柏拉图就无法将他的哲学和吕西阿斯的修辞学[雄辩术]作比较。它们的共同基础是双方都声称自己代表真正的教育。伊索克拉底在其教学方案《驳智术师》中也区分了当代教育的三种主要形式:(1)苏格拉底派,(2)像阿基达玛(Alcidamas)这样的政治雄辩术教师,(3)像吕西阿斯这样的法庭演说的撰写者和演说辞写手(伊索克拉底,《驳智术师》1)。
1707464291
1707464292 [8] 《斐德若》279a。
1707464293
1707464294 [9] 《斐德若》228a,258d。
1707464295
1707464296 [10] 西塞罗,《演说家》(Or. )13.42遵循一位希腊化时期的学者,正确地说,haec de adolescente Socrates auguratur,at ea de seniore scribit Plato et scribit aequalis[苏格拉底对青年伊索克拉底进行了这番预测,而柏拉图就壮年的他写了那些内容,并且他是作为同辈人而写]。任何一个对柏拉图和伊索克拉底之间的文字关系进行过透彻研究的人,如亚历山大里亚的语文学家必定要做的那样,注定会得出这样的结论。第欧根尼·拉尔修的“证据”,除了是一种毫无价值的虚构,永远不应该被当作别的什么东西。
1707464297
1707464298 [11] 参见本卷此处 及以下;另可参见拙著《亚里士多德:发展史纲要》,第37页。
1707464299
1707464300 [12] 如果苏格拉底是真正的政治家(《高尔吉亚》521d),那么他必定是真正的修辞学家[演说家]:因为在柏拉图的时代,说一个人是政治家等同于说一个人是修辞学家[演说家]。
[ 上一页 ]  [ :1.707464251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