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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464482 教化：古希腊文化的理想 [:1707451312]

1707464483 教化：古希腊文化的理想 第九章　柏拉图和狄奥尼修斯：教育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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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464485 ［197］柏拉图的第七和第八封信，长期以来被弃之为伪作，但最近的文献学考证（philological criticism）终于成功地证明它们是柏拉图本人的作品，是柏拉图自身思想和情感的记录。这马上为柏拉图的教育史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章。[1] 当然，一些外在的事实不可能随之而改变。即使这些《书信》（尤其是《书信》七）并非一流的自传，而是某些聪明的文学骗子的耸人听闻的捏造——他们觉得把伟大的柏拉图编排进一个戏剧性的政治故事之中，想想都令人兴奋——我们仍然应该知道，柏拉图曾经与他那个时代最有权势的僭主友好交往。《书信》七（这是我们此处主要关切的）的写作所围绕的那些基本事实，即使在大家都认定它是伪作时也从无争议。[2] 不过，对历史研究者而言，最吸引人的是我们可以阅读柏拉图本人对叙拉古悲剧的叙述了；普鲁塔克在狄翁传中所给出的刻意戏剧化的故事版本，不能阻止我们将其与其真实且主要的资料来源（即柏拉图的《书信》七）的生动细节相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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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464487 即使没有柏拉图的《书信》，我们也应该知道，一个曾经写下《王制》和《法义》的人，必定为一种对政治的巨大而真诚的热情、一种最初促使他采取行动的热情所激励。这种热情有助于解释柏拉图当时的心态，当然，他的知识概念的结构也表明了他对政治的巨大热情。因为柏拉图认为，知识（gnosis）不是对真理的玄思，超然于生活之外，知识要成为技术或技艺（techné），要成为关于人所要选择的正确道路、所要做出的正确决断、关于真正的目的与真实的善［好］的斟酌和考量（phronésis）。这一点即使对知识的最抽象形式（即柏拉图后期对话中的型论）而言也确然无疑。对柏拉图来说，真正的重点在于行动，在于生活（bios），即使当行动的领域从理想城邦的实现转移并集中到“我们之内的城邦”［灵魂］时也是如此。［198］不过，这里，在《书信》七中，柏拉图亲笔描述了其第一次大希腊之旅的思想发展历程，这次大希腊之旅将他带到了叙拉古，带到了僭主狄奥尼修斯的宫廷之中；纵观柏拉图的全部叙述，参与实际政治的兴趣显然是其早年生活的支配性力量。这一点不仅得到了其政治态度的证实——柏拉图的主要著作反映了他对政治的态度，而且还为他自己家庭生活中不为人知的细节所证实——柏拉图的家庭生活是《王制》背景的一部分，也是《蒂迈欧》背景的一部分，后者与《王制》属于同一个三部曲。他将它们合并一处，以便给他自己和他与苏格拉底的关系投下一道间接的光亮——尽管作为作者，他不得不隐身于视线之外。在《王制》中，柏拉图将他的两个兄弟阿德曼托斯（Adeimantus）和格劳孔（Glaucon）作为雅典年轻一代及其政治热情的代表人物来呈现。尽管格劳孔年仅弱冠，但他迫不及待地想涉足政治，苏格拉底花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将其劝回。柏拉图的叔叔克里提亚（Critias）是个臭名昭著的寡头，他领导了公元前403年的寡头革命。柏拉图让他作为对话者出现了好几次；柏拉图想把一篇以他为名的对话献给他，意在完成以《王制》开始的三部曲，但这部著作只剩下一些残篇。与许多其他人一样，柏拉图也因为对政治的兴趣而成为苏格拉底的学生。色诺芬说，克里提亚和阿尔西比亚德同样如此，尽管他补充说，当他们发现苏格拉底所给予的是何种类型的“政治”教导时，他们很快就失望了，色诺芬所言毫无疑问是正确的。[3] 但苏格拉底的这种政治教导落到了柏拉图这块肥沃的土地上，它所孕育的果实就是柏拉图的哲学。是苏格拉底启发柏拉图在城邦［政治］和教育之间看到了一种新的关联——实际上，他几乎是将城邦［政治］和教育相等同了。不过，苏格拉底与城邦的冲突和苏格拉底之死向柏拉图证明了，只有通过给人一种“哲学的”教育，才有可能开启一个新的城邦，这种哲学的教育将彻底改变社会的结构。带着这种早年植根于心中，后来又在《王制》中转化为自明之理的信念，柏拉图扬帆叙拉古。（根据《书信》七，此事大约发生在公元前388年，柏拉图四十岁之际。）在那里，柏拉图结识了品性高贵、激情洋溢的狄翁（Dion），狄翁是强大的叙拉古僭主的近亲和朋友，柏拉图使他皈依了自己的哲学，并激励他努力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4] 不过，狄翁根据自己的理想改造狄奥尼修斯一世本人的努力注定要失败。［199］冷静的政治家向这位年轻的柏拉图哲学爱好者所展示的巨大而感人的信任，以及鼓励他将柏拉图本人引荐给僭主的这种信任，与其说是由于狄翁用与僭主本人同样的眼光来看待现实政治的能力，不如说是由于他对僭主的绝对忠诚和纯洁动机。在《书信》七中，柏拉图告诉我们，在他的鼓动下，狄翁请求僭主给叙拉古一部宪法，让叙拉古接受最佳的法律制度的统治。不过，狄奥尼修斯并不认为这种政策适合产生了独裁制度的叙拉古的境况。[5] 柏拉图认为，法律制度，并且只有法律制度，才能为狄奥尼修斯在意大利和西西里的统治奠定一种真正的坚实基础，从而赋予其统治以一种真正的意义，给他一个江山永固的机会。但是，狄奥尼修斯却深信这势必会很快摧毁他对这些地方的统治，并使西西里诸城邦沦于迦太基入侵者之手。这一插曲是真正悲剧的前奏——柏拉图、狄翁和狄奥尼修斯二世（即老僭主的儿子和继承者），是这出真正的悲剧的扮演者。因此，柏拉图返回了雅典，凭借其丰富的经验，不久之后很快就创建了他的学校；但他与狄翁的友谊比他对政治的失望要持久——这种失望肯定增强了他远离积极的政治生活的决心（他在《申辩》中声明了这一点）；两人成了终生好友。不过，柏拉图现在全力以赴做他作为哲学教师的工作，而狄翁则执着于自己改变西西里僭主制的理想，等待时机再度出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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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464491 机会似乎来了，狄奥尼修斯一世于公元前367年去世，其时，他的儿子还是一个青年，他继承了父亲的权力。柏拉图的《王制》在不久之前（公元前380至前370年之间）问世。这部著作必定增强了狄翁的政治信念，因为它以无比的清晰和磅礴的力量写下了他一度从柏拉图那里听到的以口耳相传的方式所教导的思想。这部著作还相当新颖，正被人们热烈地讨论。柏拉图在其中提到了一个显见的问题，即他的理想城邦有可能实现吗？不过，柏拉图断定这个问题与其哲学教育的实际运用无关。（他写道：）也许，如此完美的城邦只能作为一个理想的范型存在于天上；[6] 也许，它已经存在于遥远的蛮族某地，而希腊人对此一无所知。[7] （在希腊化时代，当希腊人因为认识了一些新的东方民族，［200］而对其他民族更为熟悉时，一些学者在柏拉图这番话语的基础上提出，完美的国度就是埃及人的等级制国家或摩西的等级制神权政体。）[8] 柏拉图提议，教育应该致力于在我们每个人之内（即灵魂中）创造完全正义的城邦——归根结底，这是创造实存的完美城邦的必由之路。[9] 所有现存的城邦都已经无可救药，他已经将它们全部放弃了；[10] 它们对实现他的理想毫无帮助。他认为，从理论上说，采用他为理想城邦的统治者所提供的教育体系——此种教育是城邦的一切改进之基础——并在一个人身上试行这一教育体系，是实现其理想城邦的至简之道——如若这个人真是天命所致的话。改变一个人显然要比改变许多人容易得多。[11] 柏拉图的这一想法并非出于对政治权利的考虑。在《法义》中，在其生命行将结束之际，柏拉图最终反对将权力集中于某个个人之手。[12] 当他建议将其理想国中的政治权力集中于一个德才兼备的君王之手时，他完全是受其教育动机的驱使。[13] 教化一个强有力的统治者，从而向这个国家的全体民众传播一种良好的精神，肯定不比这个统治者败坏全体国民，让民众都效仿他的恶劣榜样困难；后者就是柏拉图看到的、在狄奥尼修斯一世治下的叙拉古发生的事情，事实上，《王制》中的僭主的暗淡形象，其中一些特征显然属于狄奥尼修斯一世。这实在令人沮丧。僭主似乎拒绝了狄翁的全部改革计划。然而，我们为什么要承认，狄奥尼修斯一世所显示的那种可怕的人性弱点，必然是所有在他那个位置上的人的普遍特征呢？对人性的这种控诉会使人类社会的一种更美好的未来永远成为不可能。至少，热忱的道德理想主义者狄翁是这么想的。因此，在老僭主驾崩之后，狄翁不断以书信和口信的方式告诉柏拉图，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恳求他抓住机会，再度前往西西里，在新君王的帮助下，实现其完美城邦的理想。[14] 柏拉图在《王制》中说，在权力（ ）和道德知识（ ）——二者通常绝望地相距万里——金风玉露一相逢之前，他的理想不可能成真。[15] 他说，这种情况只有通过神意的一个特殊行为、一次神圣的机运才有可能发生。[16] 狄翁现在竭力让柏拉图相信，狄奥尼修斯二世的即位，实际上就是这个遥远的神圣事件，［201］而且如果他不抓住这一转瞬即逝的机会的话，就是对他自己的哲学和理想的背叛。[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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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464493 即使是理想主义者的狄翁，也认识到了柏拉图的计划是针对一个杰出个体的工作。指望凭底层民众的盲目冲动在现有城邦中实现这些计划是不可能的，民众的努力倾向于朝相反的方向行进。[18] 他对民众毫无期望：因为他们不再是原来那种作为城邦有机体的组成部分的人了，而是一群轻率而狂热的乌合之众：正是他们曾声嘶力竭地欢呼狄奥尼修斯一世的僭主统治。只有少数人才能在可爱的命运女神堤喀的帮助下，争取到至高无上的目标；不过，狄翁认为叙拉古的新君主很可能就是这少数人之一——如果能使他皈依柏拉图的哲学，那么叙拉古就会成为完美幸福的家园。[19] 在狄翁的计划中，唯一确定的因素是僭主不受限制的权力，而这一点很难把握，因为没有人知道他会把这种权力做何使用，但狄翁急切的热情使他对年轻的狄奥尼修斯颇为指望；青年是一个可塑的年龄。尽管涉世未深，年轻的君王丝毫没有柏拉图在其理想统治者身上所寄托的那种成熟的道德和精神判断力，但他似乎是将柏拉图的理想转化为现实的中介之一，事实上，也是唯一可能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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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464495 在《王制》中，柏拉图也看到了，除非教化一个完美的统治者来管理城邦，否则没有任何其他途径可以实现他的理想国。他曾将确定教育统治者的基本路线、并将其确立为奋斗的理想的任务指派给自己——也就是说，指派给创造性的哲学家。然而，除了柏拉图自己，这位具有无与伦比的支配性人格的哲人之外，这样的人在哪里呢？谁有能力承担如他所预期的那种教化统治者的工作，并将其付诸实施、走向成功呢？当然，在《王制》中，这一过程相当不同。在那里，未来统治者的教育是通过长期的耐心挑选和考察来完成的，无论是在哲学智慧，还是在实际生活方面。候选人都是年轻一代的佼佼者。选择一级比一级严格，直到最后只剩下几个人，甚至一个人，而这个人的使命就是完成取悦神的伟大工作。经过如此这般教育训练的统治者将是僭主的绝对对立面。在永恒真理的光芒的照耀下，［202］他将在灵魂中把承载整个城邦共同体的利益作为至高无上的法则；这将使他超越任何片面的个人愿望或信念。叙拉古的年轻僭主很可能会自愿接受这种教育，而且他极有天赋，是可造之材；不过，他被选来承担其使命，完全是因为他是权力的继承者，历史的偶然碰巧为他披上了权力的外衣。在这方面，柏拉图在叙拉古所遭遇的困境，与伊索克拉底在教育他的王子学生们时所面临的问题无甚差别。[20] 不过，狄翁坚持认为，这是一个极好的时机，要不惜一切代价尽力而为，这不仅是因为如果此事成真，狄奥尼修斯的巨大权力便意味着更大的成功，也不仅是因为他本人在这个强大的帝国中有着独一无二的地位，[21] 而主要是因为他感觉到了柏拉图的人格和学说的那种彻底的改造力量，从而为柏拉图对教育力量的信念所激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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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464497 柏拉图在《书信》七中回顾了这一切之后，对狄翁生活中的主要事件，以及他与这位品性高贵且极富天赋的朋友的各个阶段的交往进行了评论——这位朋友最近的不幸死亡现在仍然让他伤心不已。教育僭主的努力从他一即位就开始了，这样的尝试不是一次，而是两次，但都失败了。然后，狄奥尼修斯强大的君主政体也垮掉了；因为狄翁在他的教育计划落空之后，就被僭主流放于异地，重振旗鼓之后，他又带兵返回，控制了僭主。在经历一段短暂的统治后，狄翁就因为宿怨而被自己的随从所刺杀。我们所谓的柏拉图的《书信》七，是一个用于宣传的小册子，写于狄翁被谋杀之后。它描述了狄翁的生平，并为他的职业生涯进行了辩护；不过，它是以一种写信给狄翁之子及其在西西里的追随者的形式，以一种顾问演说的形式来表达的，柏拉图鼓励他们要忠于逝者的目标和理想。如果他们能做到，他承诺会给他们提供建议和帮助。[22] 这意味着柏拉图公开站在狄翁一边，重申了他原初的信念。他说，狄翁既不谋求夺取僭主统治的国家，也不想推翻僭主的统治；他只是由于蒙受冤屈而被迫将僭主驱逐出境。全部的责任都落到了僭主本人身上，尽管柏拉图承认，他的第一次叙拉古之行，由于使狄翁皈依了自己的哲学，最终导致了僭主政治的崩溃。[23] 正如在《法义》中一样（在这期间，柏拉图正在撰写他的《法义》），他在此处发现了神在历史中的教学（pedagogy），从而在这些伟大的事件中看见了命运女神的力量。［203］通过回顾自己的过去，他在自己的生命与他那个时代的历史的关联方式中，同样清晰地看到了神意的无形之手。在《王制》中，柏拉图曾如是说：除了命运女神，没有什么可以使一个统治者成为哲学家，或者一个哲学家成为统治者。必定是神圣的命运之手让柏拉图和狄奥尼修斯走到了一起；当叙拉古的君主拒绝接受命运的力量，并将其一把推开时，是命运女神之手在悲剧的高潮中结束了这一系列事件。常识会让人得出这样的结论，即狄翁的事业（间接地也是支持他的柏拉图的事业）注定要失败，因为它建立在一个错误的心理学预设之上，没有看到人性普遍的软弱和卑下。不过，柏拉图不以为然。一旦他的学说启动了像狄翁这样的力量之后，对狄奥尼修斯这样的弱者来说，拒绝这次以最有可能的方式实现其使命的机会，是对他作为一个统治者的天性的背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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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464499 相应地，柏拉图在剧中的角色，不是那种自由自主的演员。他是一种更高力量的道具。这一观念的哲学基础出现在《法义》中，柏拉图反复宣称，人不过是神手中的玩物，一出木偶剧中的玩偶。[24] 不过，玩偶必须知道他们自己须扮演的角色；神拨动了命运的琴弦，但他们的欲望和激情并不总是应声起舞，若合符节。说到底，这是希腊人关于人生的原初观念。在荷马史诗和肃剧中，凡人的生活总是在一个更为广阔的背景下展开，这个背景就是诸神的生活。许多无形的线从天上贯穿到地上，牵动着我们所谓的人间事件。诗人随处都能看到它们，看到它们掌控着人类的一举一动。[25] 在《王制》中，人的实际生活和宇宙的神圣原则“善”之间似乎存在着一条巨大的鸿沟，而柏拉图的兴趣越来越转向神圣原则在可见世界中——在历史、生活和具体事件中——呈现自身的形式。不仅在他的型论中，而且在他对理想生活的描绘中，形而上学开始越来越进入感知的现实世界。从这一角度看，《书信》七也很重要，它告诉我们，柏拉图积极地筹划和决断自身事业的努力塑造了他对世界的解释。柏拉图有意隐瞒了这一个人因素，但我们可以在《王制》中发现它：他说，正是神圣的命运女神的干预，［204］才使“哲学的天性”在一个腐败的环境中得以保存。[26] 除非牢记这一点，否则我们就不能理解，他在《王制》、《法义》和《书信》七中说，即使是权力和智慧的结合（具体体现在统治者和哲人的结合上），也是此类神意的一个个别行为，究竟是什么意思。这一个人因素将柏拉图的西西里之行与《王制》对他那个时代的哲学家的处境的描述联系了起来。在他的自传中，这一个人因素不只是一个单纯的事实而已，它成了他在《王制》中的观点的一个直接例证——这个观点认为，人们对哲学家所持的普遍信念，即哲学家百无一用，于世无补，实际上不是对哲学的指责，而是对世界的控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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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464502 当狄翁邀请柏拉图到叙拉古时，他说，在狄奥尼修斯一世去世、新君即位所产生的新处境下，实现柏拉图在《王制》中建议的政治哲学理想，是他的职责所在。我们可以认为，这势必会改变叙拉古的整个政治体制；但柏拉图在《书信》七中明确地说，他不是作为一个全权政治顾问而受邀的，他的任务很明确，就是教育这位年轻的僭主。可以说，柏拉图表达自己职责的这一方式最直截了当地表明了狄翁对《王制》的态度极其严肃：因为柏拉图在其中将理想城邦简单地描述成了理想教育的实现。现在，统治者已经在那里，必须如其所是的那样来对待他。因此，狄翁注定要从叙拉古的这个首要“卫士”开始——这名城邦“卫士”将接受训练以胜任他已经在从事的工作。这是对柏拉图原初主张的一个严重制约。（就像盖一栋房子）他不得不从顶层开始而逐步降低，而不是从基础开始而逐步上升。在狄翁给柏拉图的信中，他将僭主描述为一个天资聪颖的青年，“向往教育”。[27] 柏拉图在《王制》中曾经说过，教育最重要的事情是要为教育的施行创造一个适宜的环境。这句话必定引发了他不祥的预感：因为就在《书信》七的开头（就像在对一出戏剧的说明中），他生动地描述了他所认为的叙拉古的生活方式和僭主宫廷中的精神气氛。[28] 他解释了他对狄翁所冒的风险的担忧，并以他在长年累月的教学生涯中得知的事实来证实这一点，即年轻人容易激动，但往往只有三分钟热情。[29] 他知道狄翁的品格是他唯一可以依赖的支点：狄翁成熟稳重，经受过考验。［205］不过，柏拉图还有更重要的理由接受这次邀请。如果他拒绝这次机会，就意味着他正在放弃实现其理论的可能性——他说过，他的这种理论将改变人们的整个生活。在《王制》中，尽管他说实现这种理论非常困难，但他还不至于放弃这种理论。他避免从他的悲观推测中得出这一最后的结论。他之所以拒绝承认自己是在事功，不是因为他真的相信其使命会成功，而是因为他耻于看起来像是一个“光说不做（ ）”的人，只会坐而论道。[30] 他在《王制》中曾经如此动人地表达过的那种“听天由命”，实际是对离开自身之孤立状态的一种拒绝。[31] 现在，他冒着声誉受损的风险，想借此机会凭自己的工作来反驳他的那种合理的悲观态度。他放下自己在雅典作为一名哲学教师的工作——如他所言，这一工作并非无足轻重——去到僭主那里，将自己置于专制统治的权力之下，而这种统治形式却与他的观点扞格不入。[32] 不过，他相信，他没有让自己的名字冒犯友谊和忠诚之神，最终也没有违背自己的哲学使命——他的哲学使命不允许他选择更轻松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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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464504 在《书信》七中，柏拉图与僭主狄奥尼修斯的关系都是从这一角度来描述的。柏拉图作为一个去教导学生的教师出现。他一到叙拉古，就发现自己最坏的担忧得到了证实。宫廷中谣言四起，到处是猜疑和无法把握的不确定性，许多人恶意中伤，说狄翁将不利于僭主。柏拉图给狄奥尼修斯留下的深刻印象，不过是徒增宫廷侍臣们对狄翁的嫉妒而已。[33] 狄奥尼修斯一世一直对狄翁友好相待，信任有加，但他试图消除柏拉图对狄翁的影响，将这位哲学家打发回了雅典，而他的儿子，这位精神上的弱者，则相信那些憎恨并嫉妒狄翁的廷臣们的流言蜚语，他们竞相向僭主进谗邀宠：说狄翁想要废黜他，以哲学教化之名，行取而代之之实，狄翁之所以将柏拉图引荐给他，只是因为他想让年轻的君主成为他手中可以随意摆布的傀儡。狄奥尼修斯二世不质疑柏拉图的忠诚，他因柏拉图的友谊而倍感光彩。因而，他采取与他父亲相反的做法。他放逐了狄翁，并寻求与柏拉图的友谊。不过（如柏拉图所言），[34] 他回避做唯一能保证他们之间友谊的事情：［206］即向柏拉图学习，成为柏拉图的学生，聆听柏拉图的政治课程。宫廷流言使他害怕自己会变得过于依赖柏拉图，从而，“他的心智被哲学教育所迷惑，忽略了作为一个统治者的职责”。[35] 柏拉图耐心地等待学生心中一种更深层的渴望的觉醒——对一种哲学生活的渴望的觉醒；但“他设法成功地抗拒了柏拉图的这一想法”。[36] 因此，柏拉图设法回到了雅典。不过，他仍然不得不答应僭主，在刚刚爆发的战争结束之后重返叙拉古。柏拉图对是否要与僭主做彻底的决裂犹豫不决，主要是考虑到他的朋友狄翁；他希望僭主能将他的朋友从流放中召回。但是，他和狄翁的计划——将这位迄今“未接触过与其身份相称的哲学教育和智力对话的年轻君主”带到一个更高的层面，[37] “把他教育并训练成为一名称职的君王”[38] ——却以失败而告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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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464506 要想理解为什么柏拉图在第一次使命失败后数年，又再次接受狄奥尼修斯二世的邀请，是不容易的。他说，他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接到他在叙拉古的朋友们的不断敦请，尤其是南意大利的毕达哥拉斯派，塔壬同（Tarentum）的统治者、大数学家阿尔基塔斯（Archytas）和他的一些追随者。[39] 在柏拉图离开叙拉古之前，他曾经在他们与狄奥尼修斯二世之间缔结友好相处的政治盟约，如果他拒绝前往叙拉古，那么这种关系就会中断，他们的安全就会受到威胁。[40] 为了让柏拉图的行程不那么困难，狄奥尼修斯二世派了一艘三层桨战船前往雅典，[41] 并承诺，如果他接受邀请，他会把狄翁从流放中召回。[42] 不过，对柏拉图而言，决定性的因素是阿尔基塔斯和他僭主宫廷中的朋友们都在信中赞扬狄奥尼修斯二世献身于哲学，在智识上有了长足的进步。[43] 雅典国内学生的极力敦促，西西里和意大利朋友的恳切邀请，使柏拉图不顾年事已高，心怀疑惧地再次启程。[44] 本次叙拉古之行将带给他最深切的失望。这次，柏拉图的叙述快速掠过关于他的接待仪式和叙拉古的政治状况，集中笔墨于他到达叙拉古时发现的他即将面临的教育处境。自柏拉图上次访问叙拉古以来，僭主就一直与各色一知半解者和伪智识者们时相过从，脑中充满了各种他从他们那里拾得的牙慧。[45] 因而，柏拉图认为，继续他的哲学教导不可能有任何结果。经验告诉他，对学生学习哲学的热情的最确定考验，就是告诉他任务的艰巨和艰苦，并观察其结果。[46] ［207］如果他心中充满对哲学知识的真正热爱，那么在他认识到前进道路上将要面临的障碍时，反而会豪气倍增，他会竭尽全力，全身心地投入全部精神能量，去达到目标；但那种非哲学类型的人，与哲学缺乏天生的亲缘性的人，则会设法逃避可能遇到的麻烦，以及他必须要过的艰苦生活，他会断定这种学习即使是可能的，那也是艰难的；他没有能力克服障碍。他们中的一些人会对自己说，世间万事，他们已经了解得八九不离十，不需要再劳心费力进一步深究了。[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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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464509 狄奥尼修斯二世属于后一种类型。他摆出一副腹笥甚广的样子，炫耀他从其他人那里得到的知识，仿佛那就是自己的真知灼见。[48] 这时候，柏拉图提到，狄奥尼修斯当时已经在用他从柏拉图本人那里学到的东西做同样的事：他甚至就柏拉图教他的主题写了一本书，对这些主题加以阐发，仿佛他已经为自己搞定了一切。僭主的这一特征相当重要：它说明这个年轻人有一定的知识雄心。不过，这只是一个浅尝辄止者的雄心。传统告诉我们，这位僭主被推翻之后，他移居科林斯，开办了一所学校，教授自己的学说。柏拉图只是凭传闻知道有这么一部剽窃之作：他从未见过它；但他提到，这本书使他有机会就他的著作和他的口头教导之间的关系作出解释；柏拉图在《斐德若》中说过，文字技巧无论多么杰出，都不是对神的取悦，书写会产生虚假的智慧，而不是真正的知识，最真实的书写不是僵死的文字，而是活的话语，是在学生灵魂中的书写；[49] 在他就二者之关系说过这样的话之后，我们对他在这里的评论就不会感到惊讶了，但他为说明二者之关系而采取的措辞却相当闻名。柏拉图在垂暮之年频繁地谈到一个人不可能将其思想的本质部分令人满意地形诸文字，这绝非偶然。如果他在《斐德若》中所言确凿无疑，一本书的唯一作用是使人想起他已经学过的东西，而不能给灵魂注入新的知识，那么柏拉图所写的每一本书对他之所以重要，完全只是因为它们是他的口头教导的一种习惯性动作。这对有一种形式的知识而言必然是真的，这种知识与其他类型的知识一样，仅凭语言无法交流和传达，只能通过在灵魂中的逐渐生长才能缓慢地形成。柏拉图指的是对神圣事物的领悟——他的哲学中的一切，追根溯源都来自这些神圣事物的确定性，世上万物都朝着这些神圣事物奋力前行。这里，柏拉图触及到了最终的问题，他的教导、他的作用，以及他关于教育价值的观念都有赖于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我们没有，我们永远也不会有，柏拉图关于其著作得以确立的最高确定性的任何成文表述。[50] ［208］亚里士多德的神学，至少在设想上，是一种道德教诲：它在许多其他事物之中是最崇高的科学（或教育学）。柏拉图当然相信，通过让人的心智逐步攀登他在《王制》中称之为哲学教育的知识体系，引导它越来越接近“绝对”，从而来净化依附于心智的感官要素，是可能的，也是必要的。不过，这个过程漫长而沉闷，只有在某种哲学团体中就此主题进行大量的辩证法研究（ ），相互切磋，相互浸润，才能成功。这个时候，柏拉图引入了两块木头相互摩擦迸发出火花的意象：这就是知识的火花如何点燃一个经历了辩证法的长期磨砺的灵魂的方式。[51] 灵魂借此得以点燃的这种领悟是一种创造性行为，只有少数人有此天赋，这些人凭借自身的力量，只要稍加点拨就能豁然开朗；而对其他人来说，有些，我们只能以一种冒犯的方式对他们进行不恰当的尝试，有些，这一切对他们而言就只是一种高尚而空洞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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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464511 这一过程即灵魂从感官知觉逐步转换到对真正实在的精神领悟的过程。在《书信》七中，柏拉图在描述了僭主的教育之后，他在关于自己的知识理论的一个附记中叙述了接近辩证法领悟的进程。他以一个数学图形（即圆）为比喻来说明。[52] 它是一段艰难的路程，最近讨论得很多，但从未搞清过。它是柏拉图对他所构想的学和教的描述的顶峰。[53] 这个意义上的对“善［好］”的领悟，意味着要在人和神相遇相触的最高处变得像“善［好］”一样。但是，柏拉图从未描述过“变得像神一样”[54] 这一进程的最终目标的景象；它仍然是一个arrhéton，即尚未得到表达的东西。[55] 类似地，《会饮》曾将灵魂瞥见永恒之美的景象描述为开始进入神秘之境，即一种秘诀传授（mystagogia）的过程；[56] 而《蒂迈欧》则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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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464513 要想找到这个宇宙的创造者和父亲是困难的，即使找到了，要想公开地描述他的本性也是不可能的。[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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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464515 ［209］如果狄奥尼修斯懂得柏拉图，那么，真相的显示，无论对他，还是对柏拉图本人而言，都将是神圣的。[58] 将它公开宣传是一种亵渎神圣的行为，卑劣的野心驱使他做这样的事情，要么是因为他想把这些思想据为己有，要么是因为他想佯装自己有一种他根本就不配拥有的教育和文化。[59] 《书信》七中的暗示使这一点变得非常清楚：即柏拉图想要给予狄奥尼修斯的那种王子王孙的教育，不只是关于各类统治的技术指导。它旨在改变整个人，以及他的全部生活。这种教育所根基的知识是对最高典范（即神圣的“善［好］”）的领悟，柏拉图在《王制》中说，它必定是统治者［进行统治］的标准和尺度。[60] 达到这一标准的方式与《王制》中描述的一样，即数学和辩证法。在他与僭主的交流中，除了大致的描述，柏拉图似乎没有对自己的教化进行过其他更多的阐述；但显然，他下定决心不放弃任何严格的原则。在通向皇室统治技艺的道路上并无皇道可走（there is no royal road to learning the royal art of government）。从他关于柏拉图对他所说的话的态度来看，年轻的王子表明了他的心智并无沉潜精微、领略深邃的能力，而他徒劳地努力从事的职业的真正根基却正在这精微深邃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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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464519 《书信》七的最后部分极富戏剧性。它描述了柏拉图与狄奥尼修斯的决裂，以及叙拉古君主对他的专横行为。这些场景与柏拉图对教化的描述——它构成《书信》七的核心部分——形成强烈而有效的对比。很久之前，在《高尔吉亚》中，柏拉图已经针对暴力和权力的哲学建立了自己的教化哲学。[61] 现在，僭主没收了狄翁的财产——这些财产曾经使流放中的狄翁衣食无忧，但僭主当时不允许他将这些财产带离叙拉古；与此同时，僭主食言而肥，否定了自己要召回狄翁的承诺。有一段时间，柏拉图本人也遭受了囚犯的待遇，在僭主的宫廷中不得与外人接触；然后，他被转移到僭主卫队的兵营中，卫队的士兵因为柏拉图的建议［改变僭主制显然会影响士兵们的利益］而对他恨之入骨，威胁要杀死他。最后，柏拉图派人秘密地把自己的处境告诉了塔壬同的阿尔基塔斯（Archytas of Tarentum）和其他一些朋友，他们来人向狄奥尼修斯求情，僭主批准了他们的请求，准许柏拉图回家。在途中，柏拉图遇到了流放中的狄翁，他正在参加奥林匹亚的节日庆典，柏拉图把所有的事情和盘托出；柏拉图听说了狄翁的复仇计划，但他拒绝参与复仇的准备工作。[62] 在《书信》七的另一段文字中，他把自己与狄翁的交往描述为一种“自由教育的共同体（ ）”，[63] 但这种自由教育共同体并不强求柏拉图跟随狄翁走向暴力。不管怎样，柏拉图已经准备好努力调解狄翁与狄奥尼修斯的纠纷，并答应他要这样做。[64] 不过，柏拉图没有禁止狄翁在他的学生中征召志愿者，组建他的解放队。［210］尽管如果没有柏拉图学园的积极帮助，叙拉古的僭主制几乎不可能被推翻，但柏拉图仍然将整个事件看作一场悲剧；在悲剧的这两个主角都倒下之后，他用梭伦的短语“ ［由于他们自己的缘故］”，来概括他们的一生。[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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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464521 事实上，西西里的戏剧不仅对狄翁和狄奥尼修斯而言是一场悲剧——他们最终都倒下了——而且对柏拉图而言也是一场悲剧，虽然从外表看，他似乎站在灾难之外。尽管柏拉图对西西里冒险之行的成功疑虑重重，但他还是全力以赴，把这当作自己的事业。据说，他的错误在于他对政治生活和政治活动的“条件”的彻底误解——这种误解内在于他的政治理想的本质之中。伊索克拉底曾经在《致腓力辞》中语带嘲讽地谈到写作《王制》和《法义》的人，说这样的文章根本不能运用于实际生活。[66] 那是在公元前346年，柏拉图刚逝世不久，其时，伊索克拉底以为他已经为柏拉图的政治著作盖棺论定了。伊索克拉底本人颇感自豪：虽然他的那些政治原则远超一般汲汲营营的政客们的视野和格局，但它们在政治生活中非常实用。不过，他对柏拉图的批评并未切中肯綮。在柏拉图的理想城邦和政治现实之间确实有一条原则的鸿沟，柏拉图知道这条鸿沟的存在，而且曾多次指出过；[67] 只有某个神迹才能将这种智慧与尘世的权力连接在一起。西西里尝试的失败——他为此深感愧疚，承担了许多责任——必然使他对自己的理想能否在有生之年甚或在任何时候得到实现深感怀疑……虽然如此，这仍然是他的理想。有一种错误的观念认为，如果他对民众心理学或宫廷权变知道得更多一点，那么，他就有可能使对他来说是最崇高、最神圣的东西为这个世界——这个他作为一名医生来注视的世界认为病人［柏拉图］病得不轻——所接受。在此意义上，柏拉图对城邦的兴趣根本就不是“政治的”，［而是治疗的（教化的）］。我们对《王制》的智识结构的分析，以及对柏拉图的完美城邦概念的分析，已经毋庸置疑地表明了这一点。因此，叙拉古的灾难并没有摧毁他的生命梦想，或者他的“一生的谎言”——一些人把他对城邦的毕生兴趣以及他对城邦必须由哲学来统治的断言叫作“一生的谎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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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464523 如我们所见，在柏拉图开始写作之前，他就放弃了对政治生活的一切积极参与。［211］这一点在《申辩》中得到了无比清晰的肯定。当然，他在其中只考虑到了雅典的政治生活。不过，尽管狄翁在与柏拉图结识的过程中，可能努力从理论上说服他：他的理想在一个由专制君主所统治的国家中更容易得到实现，但柏拉图对其实际实现的可能性的怀疑，仍然与《王制》一样。他为学生们和朋友们（尤其是狄翁）的热情所驱使，放弃了内心的抗拒；但由此导致的、且他早就预见到的失败，根本不可能改变他对人类社会的理解，以及他对教育在人类社会中所处的核心地位的理解。尽管如此，叙拉古发生的一切，对他而言仍然是一场悲剧。这场悲剧是对其哲学教育理想的迎头一击——不是因为它驳斥了他的哲学真理，而是因为它误用了他的教育实践能力。主要责任人是他的朋友们，他们已经承担了说服他去做这次尝试的责任。[68] 尽管狄翁对柏拉图介入叙拉古的政治处境有直接的兴趣，但他不可能出于自私的理由把柏拉图强行拉进这场冒险，来帮助他实现自己的雄心。无论如何，柏拉图对人的知识如此渊博，他必定知道僭主的品性实际上会是什么样子，而且，他也不可能完全误解一位最亲密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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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464525 因此，柏拉图和狄翁对复仇之事的态度的差异，只能用来区分柏拉图具有远见的泰然任之（heroic resignation）和狄翁大胆而冒险但又肤浅而轻信的理想主义。在《书信》七中，尽管柏拉图宣称自己赞同狄翁的目标，即为叙拉古创建一种君主立宪制，但柏拉图十分注意不将自己与他的手段相等同，因而他告诉了我们更多关于他自己的事情。每一个敏锐的读者肯定都注意到了这一点。原则上，柏拉图拒绝将革命作为一种政治技艺。[69] 不过，在叙拉古之行后，他必定比之前更不相信他的理想可以通过法律手段得到实现了。一个基督徒肯定会觉得，柏拉图的值得敬佩的失望归因于这一事实：即他试图在此世，而不是在来世，发现他一直在努力建构的精神王国。他对当前叙拉古事件的错误的纠正，以及他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归因于他对自身优势和正确性的深刻洞察。［212］这种洞察来自他经过长期训练的灵魂的力量，这种力量使他出色地将自己呈现为神圣均衡的化身——这种神圣的均衡在世界的每一个错误中重振自身。不将柏拉图的这一非常私人化的文献与伊索克拉底在《论财产交换》中为自己所做的辩护相比较是不可能的。这样两个人居然要以让公众对其个人抱负及其失败充满信心而告终，无疑是时代的一个重要征兆。《书信》七让我们无比清晰地感受到了潜藏于其背后的支配性人格，它本身就是其真实性的一个重要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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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464527 [1] 关于柏拉图的《书信》六，参见拙著《亚里士多德：发展史纲要》，第11页及以下；《书信》六是写给柏拉图的学生埃拉斯图斯（Erastus）和克里斯库斯（Coriscus），以及他们的邻居赫尔米亚斯（Hermias）的；前两人一起统治着阿索斯（Assus），后者则是阿塔纽斯（Atarneus）的僭主，他曾经与他们一起加入一个哲学联盟。布里克曼（Brinkmann）和我本人都相信此信的真实性，为此提出的理由也已经为维拉莫维茨和其他学者所接受，但这与我们论述的主题并无关联。关于第七、第八封信的真实性，参见维拉莫维茨，《柏拉图》，第二卷；以及帕斯夸利（G. Pasquali）的近著《柏拉图的书信》（Le Letter di Plantone ），Florence，1938。有些学者与本特利（Bentley）一样相信文集里的所有书信都是真实的，不过，在通向这一假设的路上存在着数不清的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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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464529 [2] 《书信》七中所给出的事实，即使是那些与我们的其余证据——主要是相对较晚的证据——不一致的历史细节，现在都被认为是历史事实。参见亚当（R. Adam）的博士论文，Berlin，1906，第7页及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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