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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第欧根尼·拉尔修，《著名哲学家的生平和学说》3.37；《苏达辞书》，“ ［哲人］”词条。柏拉图的学生菲利普撰写了《厄庇诺米斯》的传说与他将柏拉图遗留的手稿编辑整理成《法义》并将其分为十二卷的传说密切相连。后一个传说必须追溯至一个可靠的古代来源，可能是学园的早期传闻。《厄庇诺米斯》的文体风格完全证实了这一点。后来，泰勒（A.E. Taylor）在《柏拉图与〈厄庇诺米斯〉的作者身份》（Platon and the Authorship of the Epinomis）（《英国科学院学报》［Proc. Brit. Acad. ］，vol.15）一文中，雷德尔（H. Raeder）在《柏拉图的〈厄庇诺米斯〉》（Platons Epinomis）（《丹麦科学院历史-语文学通讯》［Danske Videnskab. Selskab，Hist.-Phil. Medd. ］26.1）一文中，分别提出是柏拉图撰写了《厄庇诺米斯》，因为他们想要把它包含的数学知识归功于他；但《厄庇诺米斯》的数学思想更适合于奥普斯的菲利普这位学识渊博的数学家和天文学家。至于反对他们的观点，参见穆勒（F. Mueller），《〈厄庇诺米斯〉的风格研究》（Stilistische Untersuchung der Epinomis ），Berlin，1927；穆勒的文章见《日晷》（Gnomon ）16.289；泰勒（W. Theiler）的文章见《日晷》7.377；爱纳森（B. Einarson）的文章见《美国语文学杂志》（Am. Journ. Phil. ），1940。本人关于《厄庇诺米斯》和菲利普其他著作的残篇的论文（获得了1913年柏林科学院的奖励）没有付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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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参见本卷此处，注释[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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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法义》720a及以下，957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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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参见本卷此处 。《法义》857d： ［不是在医治病人，而是在教育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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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参见本卷此处 及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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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法义》718b。译注：柏拉图借用音乐中的“序曲”概念，来说明具体的法律规定开始之前的那个部分，这个部分主要是阐明立法的宗旨和精神，以及此项法律规定的理由，是立法者的“说服性表达”，对民众起一种教育作用，所以柏拉图说，立法者首先必须是教育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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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试比较他在《法义》第四卷末尾（718d及以下）提出的所有详细论点；尤其是719e及以下立法者和医生之间的比较。另可参见722d及以下关于什么是真正的序曲的一般讨论；722b：每一种法律都必须有一个序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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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普罗泰戈拉》326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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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柏拉图本人不断地暗示我们要理解他那庄严、缓慢而错综复杂的风格。他最憎恨的读者是那些自负的无知者（ ），他们的无知从他们的心思敏捷（ ）可见一斑——对，就是那些智识分子（对他们的评论，参见《王制》500b）！在《法义》中，正是柏拉图的语言，而不是别的什么，让他超越于他们之上。关于柏拉图的诗性品格，参见本卷此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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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柏拉图，《王制》544c2；亚里士多德，《劝勉篇》（《辩证法残篇》［Dial.frg. ］，第54页，沃尔泽编）。关于亚里士多德写了杨布利柯提供的摘录的证据，参见拙著《亚里士多德：发展史纲要》，第7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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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法义》642c。译注：意思是，在他看来，一般情况下，雅典人基本上是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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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法义》642b。译注：异乡人的保护者在其家乡“作为东道主（ ）”行使职权，针对的是那些在东道国没有私人东道主的外邦人，他类似现代领事馆那样维护外邦人的利益。参见林志猛，《柏拉图〈法义〉研究、翻译和笺注》，第三卷，第78—79页，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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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法义》692e—693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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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王制》544c；545b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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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我几乎不需要说，我把柏拉图在《法义》中的那种态度和方法看作诸如此类的历史著作的一个典型，这种历史著作关心的是人的德性的逐步发展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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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法义》629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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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柏拉图在《法义》中将提尔泰奥斯用作斯巴达德性理想的代表人物的做法证明了这一点（629a；660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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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参见本人在《提尔泰奥斯论真正的德性》（载《柏林科学院学术会议报告》，1932，第559—568页）一文中列出的一长串例子，证明了在提尔泰奥斯死后他对希腊思想和诗歌的积极影响。我们现在可以把此处提到的这首诗也加入这些例子之中。这首诗是后来在一块碑文中发现的，克拉芬巴赫（G. Klaffenbach）在他的埃托利亚和阿卡纳尼亚的旅行记叙中记录了这段铭文参见《柏林科学院学术会议报告》，1935，第719页。关于其真实性，参见弗里德伦德的论述，载《美国语文学杂志》（American Journal of Philology ），第63—7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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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参见本书第一卷，此处 ，人们既从斯巴达的角度又从一种普遍的视角来看待提尔泰奥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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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法义》625d—626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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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按照斯巴达人的思想，战争中对其他所有国家的胜利，是治理良好的国家的一个本质性特征和衡量标准（ ）。参见《法义》626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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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法义》629a讨论了提尔泰奥斯（参见本书第一卷，此处 ，此处 ）；《法义》630a—c谈到了泰奥格尼斯（参见本书第一卷，此处 、此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