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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科林·伦弗鲁（Colin Renfrew，1937— ），英国考古学家、古语言学家，以其在放射性碳定年法、古代语言学、古遗传学等领域的工作，以及防止在考古遗址的掠夺行为而闻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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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艾莉森·怀利（Alison Wylie，1954— ），加拿大男女平等主义科学哲学家，任教于美国华盛顿州立大学。她以其在考古实践中的知识论问题和社会科学中的男女平等主义研究而闻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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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彼得·图尔钦（Peter Turchin，1957— ），俄裔美国科学家，专长于群体生物学和历史动力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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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标称数据”的英文原文为“nominal data”，“nominal”的本意是“名义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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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罗纳德·英格尔哈特（Ronald Inglehart，1934— ），美国政治学家，美国密歇根大学教授，社会研究所研究员，主要研究领域有比较政治、政治发展和政治哲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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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克里斯蒂安·韦尔策尔（Christian Welzel，1964— ），德国政治学家，任职于德国吕讷堡大学，同时担任世界观调查学会的研究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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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擅自改划的选区（gerrymander），该词源自1812年美国马萨诸塞州州长埃尔布里奇·格里（Elbridge Gerry，1744—1814）为了党派利益而擅自改划选区，结果选区划分图形似一只蝾螈（salamander），因而产生了混合州长姓氏（Gerry）和蝾螈（salamander）的gerrymander一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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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的演变：采集者、农夫与大工业时代 第二章 采集者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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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的演变：采集者、农夫与大工业时代 [:1707498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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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集者是什么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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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就从觅食采集社会谈起吧。“觅食”（foraging），有一篇标准的参考文献帮我们做出了这样的定义，是指“猎取野生动物、采集野生植物以及捕鱼，而未能驯化植物，且未能驯化除狗之外的动物”（因此，习惯上使用“狩猎—采集者”一词作为“觅食者”的同义词）。另一篇标准文献则指出，这一能量获取方式的后果是，觅食者“并未刻意改变所开发资源的基因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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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本章中将会看到，觅食有多种形式（因此，某些人类学家喜欢用“觅食系列”一词），除了范围非常广泛之外，“觅食者”的类别也是开放的。很多社会把觅食和农耕结合起来（人类学家往往称其为“园耕”群体），近几个世代以来，在某些社会，觅食与化石燃料生活的元素也时有结合。但是，尽管存在这些变体和过渡形态，人类学家依然压倒性地认为“觅食者”是个界定相当清晰的分析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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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甚至可以把觅食称为自然的生活方式，因为几乎所有的动物都是觅食者，每一个物种都有其独特的觅食方式。我们人类的觅食方式是在巨大的中非热带雨林边缘进化而成的，人类本身也是在大约5万~20万年前从智人的某些早期种类中进化而来的，我们从那里出发，逐渐占领了这个星球的大部分。走出非洲的大迁徙始于7万~10万年前，一万年前，人类就已经在世界上大多数宜居的地方定居下来。可以说在人类历史的前90%，每个人都是觅食者；当然，小部分人类至今还是觅食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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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公交的马赛人猎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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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觅食社会的学者有三个主要的信息来源：史前的考古证据，过去几千年中有文字的社会就其所遭遇的觅食者留下的一系列记录（可追溯到公元前5世纪希腊的希罗多德），以及近100年来的人种志分析。每一类数据均有其自身的问题，但综合在一起来看，它们揭示了鲜明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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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大多数确乎存在过的觅食社会而言，考古学是唯一一个直接证据来源，但它有一个重大缺陷——关于人类价值观这个主题，那些石头和骨头保持着亘古的沉默。无论我们的田野工作和立论如何复杂，对考古学发现的解读总要不可避免地依赖于在发现物与历史或人种学报告之间寻找相似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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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反，有关觅食者的近代文字报告却总是围绕价值观问题来讨论，这些报告最大的优势是没有受到现代假说的毒害；但它们同样有一个大缺陷——农业社会中受过教育的精英们为觅食者作传的主要原因，是利用后者来佐证和渲染自己关于价值观的论调。因此，近世的记录倾向于强调觅食者（在农业社会成员看来）的异己特质。例如，希罗多德记录了一些关于西伯利亚觅食者的可靠信息，但他还是过于轻信他们不完全是人类。他说，阿里马斯皮人[1]只有一只眼。在他们的北方住着秃头的阿尔吉帕人（Argippaioi）和食人族，再往北去，那里的人每年还会冬眠6个月。希罗多德有时会将非农耕者描述成景仰希腊智慧的落后蛮族，有时又会将他们描述成凸显希腊之衰微的高贵蛮族。农业时代的人在接下来的两千多年里对觅食者的描绘，多是在重复类似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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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100年来著述颇丰的现代人种学者发展出一套艰深复杂的方法，建立起一整套关于觅食社会的庞大知识体系。可是我们很难利用这些数据作为研究史前觅食者的间接证据，主要原因是，当代觅食社会至少在某些方面与古代或史前的同型社会大不相同。两万年前，地球上的每一个人都是觅食者。到500年前，践行这种生活方式的人只剩下不到1/10，他们被迫退守在仅占地球1/3的区域。而如今，觅食者在世界人口中所占的比例远低于1%。这少数遗族大多被禁锢在农耕者们不待见的蛮荒之地，如卡拉哈里沙漠和北极圈，或是人类仍未征服的神秘疆土，如亚马孙和刚果的雨林。然而，就算是这些偏远的领地也会引发化石燃料使用者的经济或政治野心，也就是说，现代政府、市场和品位的影响力已近乎无处不在，除当代最孤立的觅食者之外，无一幸免。（1986年在坦桑尼亚，令我最惊奇的一幅景象是一个手持长矛的马赛人[2]猎手喝着可口可乐等待返回营地的公交车，肩上还扛着他的猎获。实际上这绝非罕见；到20世纪80年代，大多数狩猎—采集者都过着借助于化石燃料的觅食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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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 第二章中提到的地点和社会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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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20世纪的觅食者多生活在恶劣环境中，而史前觅食者的生存环境更为温和宜居，那么将二者进行比较显然是有问题的。20世纪中叶，几位人类学家和考古学家提出了非常有用的觅食者类型学来试图解决这些问题，然而自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其他学者的研究更加深入，并提出任何类比都会将我们引入歧途的观点。这些人类学家声称，现代觅食者绝不是延续古代生活方式的遗族，而分明是现代历史进程——尤其是欧洲殖民主义——的产物，他们断言，这意味着我们几乎无法借助研究当代觅食者来了解史前生活。某些人类学家开始声称，对史前和现代觅食者进行比较这个做法本身就暗含着种族主义，因为它把当代觅食者矮化为遗落在人类社会进步之外的“活祖先”，需要在化石燃料社会的羽翼之下寻求庇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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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结论引发了激烈的辩论，其中很多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然而，即使最晦涩难解的交流也无法掩盖这样的事实，即一个世纪以来，考古学和人类学的学术研究产生了引人注目的中层理论，通过民族人类学类比，将发掘出土的遗迹与史前行为联系了起来。当然，其中某些方法不过是精炼的常识，考古学家早在一个世纪之前就已经了然于胸。虽说学术潮流总是此起彼落，但是，诸如考古学家V·戈登·蔡尔德[3]在20世纪30年代所得出的很多结论，现在看来大体还是正确的［我在斯坦福的一位同事喜欢强迫研究生们参加人类学统考，逼着他们承认我们有关史前生活的主要思想在1877年，也就是路易斯·亨利·摩尔根[4]出版其《古代社会》（Ancient Socitey）那一年之后几无变化］。这位轻率的分析家极有可能错误百出，但史前觅食者所生活的世界的整体轮廓的确已经相当清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