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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耕者需要多么艰辛的劳作才能果腹，不只取决于他所在的地域和拥有的财富，还取决于他的时代处于人口周期的哪一个阶段，人口爆炸与萎缩时期交替出现是农业社会的典型特征。像觅食者一样，农耕者很少能与环境和谐相处。在欧洲这个学者们研究得最为深入的地区，考古学数据表明，公元前8000~前2000年，人口呈指数级增长，每16个世纪左右便翻一番，绘成图表更是跌宕起伏，每一个可怕的崩溃过后，总有突如其来的人口波峰（图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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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公元后的第二个千年，更加丰富的证据让我们得以更精确地追踪这些模型。从大约公元900年开始，气候温暖潮湿，人口稳定增长，气候学家称这段时间为“中世纪暖期”。这迫使农耕者更加艰辛地劳作，因为单位土地面积上的人手更多了，抑或耕种的土地不似先前那般肥沃；但在1346~1400年，黑死病（导致这块大陆上的近半数人口死亡）大大降低了土地—劳动力比，使之转而有利于幸存者。非技术工人的真实收入在15世纪激升至前所未闻的水平，但随着人口数量的恢复，农耕者又必须以更加努力的劳作换取低廉的报酬（如后文图5.8所示）。在18世纪的欧洲，启蒙知识分子发现，农民们认为15世纪是黄金时代，悠闲度日，以蛋糕和麦芽酒为伴，与他们自己的悲惨时代形成了鲜明对比。约翰·昆西·亚当斯[13]在记述1800年的故乡时说，当时的农民村落是“用泥浆和茅草盖成的破屋……里面住着衣衫褴褛、面色苍白的乞丐……房舍都住满了儿童，身上除了一件粗糙的衬衫外别无他物；更有的一丝不挂，身上满是寄生虫，看上去就像瘟疫横扫之后的埃及大地一样狼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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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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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13 658个公开发表的放射性碳日期（数据来自申南等，2013）测定，欧洲人口在公元前8000~前2000年之间呈指数级增长。在一系列崩溃与繁荣之间，长期趋势是人口每1 600年左右翻一番。（所有日期均在整个研究区域内，样本N = 13 658；二项分布N = 6 4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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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每一个来自化石燃料世界的访客看来，就算在人口周期中最幸福的时段，农民的生活也是污秽、粗野和贫穷的。安东·契诃夫于1897年发表的一篇反映严峻现实的短篇小说《农民》（Peasants）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小说里的反英雄主角尼古拉·奇基利杰耶夫是一位生活在莫斯科的贫穷仆役，后来因为疾病被迫回到了祖先的村庄，但契诃夫说，就连这样一个简朴的人也“早已被这经常不断的叫骂、饥饿、煤烟和臭气弄得筋疲力尽，他已经痛恨鄙视这种贫穷的生活，而且在妻子、女儿面前常常为自己的爹娘感到羞愧”。我们当然没有理由怀疑契诃夫对农民悲惨生活的精准理解，但应该记住，那至少不像觅食者的生活那样恶劣。经济学家安格斯·麦迪逊[14]估计，古代和中世纪农民养活自己的收入一般相当于每天1.50~2.20美元——这当然不算多，但比觅食者的每天1.10美元好多了。根据我本人关于能量获取的估计，差距很可能更大，像罗马帝国或中国宋朝这样真正繁荣的农业社会，农民的收入水平比最繁荣的觅食者要高5~6倍。就算契诃夫笔下不幸的奇基利杰耶夫也有个小农舍，房子里有俄式茶壶，壶里有茶，还有烧开茶水的炉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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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社会比觅食者社会更加繁荣，但等级也森严得多。我们在第二章看到，在某些条件下（像是18世纪太平洋西北地区，或是史前的日本或波罗的海地区普遍存在的情况），觅食社会的财富分配可能很不均衡，但其程度远不及农业社会。目前有实际统计数字的最古老的例子是罗马帝国，那里颇有些人腰缠万贯、富甲一方。有位C·凯基利乌斯·伊西多鲁斯（C. Caecilius Isidorus）在公元前8年去世时留下的遗产包括3 600对牛、257 000只其他动物、4 116个奴隶，还有6 000万塞斯特斯[15]的现金（足以供50万人吃上一年）。与此同时，一位名叫L·塔留斯·鲁弗斯（L. Tarius Rufus）的高级军官单单一次地产交易失败就损失了一亿塞斯特斯的巨资，历史学家克里斯·威克姆[16]认为，到公元4世纪，顶级豪门——阿尼奇家族（Anicii），彼得罗尼家族（Petronii）和凯奥尼家族（Caeonii）——“可能是有史以来最富有的私人土地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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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最好的情况估计，在公元一世纪，罗马帝国的基尼财富系数在0.42和0.44之间，以当时罗马的科技和生产力水平，这意味着罗马的精英阶层（大约占人口总数的10%）从其他罗马人那里榨取了大约80%的理论最大剥削率。这一基尼系数比觅食者的平均系数（第二章提到过），即0.25，要高得多（图3.5），但罗马的不平等情况似乎在农业社会相当典型。另外一项研究比较了13个农业国，计算得出的平均基尼系数为0.45，而计算出觅食群体的低系数的那一组人类学家发现，在他们的样本中，8个小规模农耕者社群的平均基尼系数是0.48。（这个研究小组还研究了4个园耕者群体，发现其平均系数为0.27，仅比觅食者的系数略高，这倒是在意料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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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类社会——比觅食者社会更加拥挤和繁荣，但更不平等——成为现实的唯一充分必要条件，是劳动分工复杂度的一次大飞跃。这种社会最明显的特征便是规模远胜家庭的经济组织的出现，我随后会再来讨论这个问题；但在研究如此大规模的组织之前，首先需要强调的是，和觅食社会一样，家庭仍然是农业社会经济体的基本单位，但家庭内部结构已经面目全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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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5 贫富不均的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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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密斯等人（2010）计算得出的觅食者（0.25）、园耕者（0.27）和农耕者（0.48）的平均贫富基尼系数。罗马帝国的系数大约在0.42~0.44之间；公元1800年前后，英格兰和法国的系数为0.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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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变化主要由两股力量促成。一是劳动本身的性质。在觅食社会，女人通常承担大部分的植物采集工作，而男人承担大部分狩猎工作。这种劳动性别分工在园耕社会中通常没有多大改变，狩猎和采集仍很重要，田间劳动相当轻微。在很多地方都有大片可以用作庭园的土地，而劳动力相对稀缺，园耕者在大片土地上从事着清闲的工作，男人和女人共同锄地除草。但随着人口的增长，相对于劳动力而言，土地越来越稀缺，人们在土地上更加精耕细作，通过犁地、施肥，甚至灌溉等重体力劳动，期望从每一寸土地上榨出更高的产量。一个社会在这个方向上走得越远，男人的上肢力量在田间劳动中发挥的作用越大，也就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将户外活动看成是男人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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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长期转变一定是把女人驱离田间的重要助推力，而第二个因素——人口因素，可能是一股更大的牵引力，把女人拉回家舍。在农耕出现之前，人口平均每一万年才翻一番，而农业开始之后，不到两千年就会翻一番。和女性觅食者相比，农妇们生的孩子多得多，某些史前史学家将这一现象称为“新石器时代的人口结构转型”。一般而言，农业社会中的每个妇女会分娩7个婴儿，其成年后的大部分时间都在怀孕或照顾小孩，由于从事犁地劳动的女人很难再肩负这样的重任，人口和劳动模式协力造成了男性（户外）和女性（户内）的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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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1）与觅食者带回家的食物相比，农耕者生产的食物往往需要进一步加工（脱粒、筛选、磨碎、烘焙等）；（2）与觅食者的临时窝棚相比，农耕者建造的越来越耐久的房舍需要更多维护和清扫工作；以及（3）这些活动可以由在家里看孩子的女人完成，于是农业的逻辑指向劳动力和空间的一种全新性别分工。显而易见，世界各地的农耕者得出的结论是，男人应该在田间劳动，而女人应该待在家里操持家务。事实上其道理如此浅显易懂，以至于从园耕发展而来的农业社会无一例外地做出了同一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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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在叙利亚阿布胡赖拉[17]出土的162具骸骨的研究表明，在公元前7000年的侧翼丘陵地区，劳动的性别重组已经如火如荼。男女两性上背部的脊椎都有所增大，这大概是用头部携带重物所致，但只有女人有明显的关节炎症，这大概是在磨碎谷物时，长时间跪着以及用脚趾作为发力点而导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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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布胡赖拉是个非常简单的农业社会，但即使在罗马帝国，情况也没什么不同——考虑到它可能是最复杂的前工业化经济体，这着实出人意料。地理学者老普林尼[18]说，时至公元前160年代，罗马城里也没有商业化的面包房，因为面包都是女人在家里烤制的。公元后头两个世纪的文字记录表明，家庭之外的受薪工人中，只有1/7是女性，招募女性的职业只有35个，而招募男性的有225个。古典学者苏珊·特雷贾里[19]断言：“女人看来都集中在‘服务型’工作上（餐饮、青楼）；经营小生意，特别是贩售食品；在店里侍候客人；某些手工业，尤其是布料和服装生产业；诸如制作金箔或美发等‘费工’的工作；以及某些奢侈品行当，如香料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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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工业化之前的农业社会，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通常发现，农业劳作的强度，继承的重要性，以及男性对于女性贞节的迷恋之间存在着强相关。这似乎也是农业逻辑顺理成章的归结。觅食者与年轻一辈分享知识，教他们如何寻找成熟的植物、野味和安全的营地，但农耕者则有实在得多的东西传给下一代：财产。为了在农业世界繁荣兴旺，人们需要房舍、田地和成群的牛羊，更不用提水井、院墙和工具，以及除草、灌溉、修筑梯田和搬移石块等改良工作。毫不夸张地说，从上一代那里继承遗产乃是生死攸关之事，利害得失重大，农民当然希继承他遗产的孩子都是他的亲生骨肉。觅食者对于性事较为随意的态度消失了，代之以严厉监管女儿们的婚前贞操（20世纪50年代，意大利南部的一位人类学家称之为“象征中的象征”）以及对妻子的婚外情严防死守。男人们往往会在30岁上下获得遗产之后结婚，而女人通常15岁左右就嫁了人，此前她们根本没多少时间在情场上厮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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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无法确定这些模式是否在农业社会初期就已存在，但确有证据暗示如此。很多早期农业社会似乎很痴迷祖先，甚至把祖先当作神灵来祭祀。侧翼丘陵地区的若干个地点显然有祖先崇拜（诡异的半地下房间里供着无颚的人类头骨）的传统，这个传统可以回溯到公元前10000年，正是驯化开始的时间。到公元前7000年，杰里科[20]、加泰土丘以及无数其他地方的居民把祖先埋葬在房子下面，并把祖先的头颅割下来妥善保存，往往会在头骨上涂上染了色的石膏，世代相传。当时，侧翼丘陵地区女孩的生活大概已经不再像昆申觅食者尼萨那样。相反，她们在父权之下长大成人，还在少女时代就被转交给几乎与父亲同龄的丈夫来行使夫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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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纺织、金属加工、陶器生产和其他活动的20世纪人种学、史学资料和考古遗迹表明，在大多数农业社会，大部分物质产品都是在家庭内部生产的。古希腊的农民诗人赫西俄德认为，农民基本上可以在家里实现一切物质产品的自产自用，而无须在外购买、易货或借用。他在《工作与时日》中描述了一个带有强烈性别色彩的手工业体系，女人最重要的责任是纺织布料，而男人在农闲时制造工具（他还就如何制造手推车和耕犁给出了相当具体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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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赫西俄德致力于自给自足，但他也认识到农民家庭不可能包办一切，并且随着带有性别色彩的家庭劳动分工日益加剧，家庭之间的专业化分工也渐成趋势。赫西俄德理所当然地认为村里应该有个铁匠铺（那是传播流言蜚语的中心，当远远避开才好），每个家庭都有其擅长的手艺，大家在集市上交换货品，彼此竞争。“陶匠互憎，工匠相轻”，他的名句如此写道，甚至“乞丐相妒，诗人亦然”。考古学认为，农业社会甫一开始，专业人士（特别是高质量石质工具和武器的制造者）就变得很重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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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些家庭的特长是提供服务。宗教人士的起源大概可以追溯到农耕时代早期；考古发掘者令人信服地认为，公元前10000年左右葬于以色列的希拉松塔奇提特[21]的一位跛足老妇是个萨满女巫，据信可以穿越于现实世界与超自然疆界之间，其陪葬品包括50个龟壳，猎杀分块后的一头野猪、一只鹰、一头牛、一只豹子（局部），有点儿恶心的是，还有另一个人的一只脚。在农业社会，祭司的家是公共场所，但关于提供其他各种服务的家庭也都有详尽记录。公元前19世纪产自当今土耳其境内卡内什（Kanesh）的泥板上展示了经营长途贸易网络的亚述人家族企业，在公元前6~4世纪的巴比伦，穆拉疏斯（Murashûs）和埃吉比斯（Egibis）等家族也有庞大的商业运作，留下了浩瀚的相关档案。1 500年后，在开罗、热那亚和中国杭州，也有非常相似的家族企业进行着更加复杂的金融和贸易运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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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既然复杂程度更高的劳动分工是农业社会生产规模的充分必要条件，以家庭为单位的分工只是为日后的规模经济开了个头而已。在大型农业社会，许多必要的工作远远超出了家庭级别组织的处理能力。显然，如果只有建筑师的兄弟和堂兄弟们到场，埃及人不可能建起金字塔，也不可能有通往罗马的条条大路。这种级别的工作需要超家庭级别的大型组织，在组织构成和永久性上早已远非肖松尼人猎兔手们可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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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社会找到了很多方式来组织超家庭级别的工作。某些农业社会组织起规模比家庭更大的亲属群体，提供大规模的工作人口来满足宗教仪式的义务，某些最为雄伟的史前纪念物，包括巨石阵在内，可能就是以这种方式建造的。然而，作为给大规模的永久性组织配备人员的体系，亲属关系似乎太过受限，那些留下书面记录的农业社会似乎更加依赖另外两个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