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7501750 奥斯曼帝国构成了伊斯兰扩张的西方先锋。1453年占领君士坦丁堡，奥斯曼在南巴尔干的优势获得了占领该地区大帝国首都的报酬，及其控制爱琴海（Aegean）和黑海的海上商业。直到奥斯曼帝国在1922—1924年最终解体，君士坦丁堡（对土耳其人来说，伊斯坦布尔）一直是它的首都。在1453年后的几十年里，对南至希腊（Greece，摩雷阿［Morea］，1458年）、塞尔维亚（Serbia，1459年）、波斯尼亚（Bosnia，1463年）、阿尔巴尼亚（Albania，1479年）和黑塞哥维那（Herzegovina，1483年）的地方，征服者穆罕默德（Mehmet the Conqueror）确保奥斯曼的直接统治。穆罕默德的继承人保证了摩尔达维亚（Moldavia）和瓦拉吉亚（Wallachia，包括现代罗马尼亚大部分地区）正式接受其附庸地位（1504年），在1520年占领贝尔格莱德，并且在苏莱曼大帝（Suleiman the Magnificent）统治下，把匈牙利加到他们北方保护国里。只有随着1529年对维也纳的袭击失败，奥斯曼才达到了向中欧推进的极限，那种后见之明才能看到的势不可挡的推进的极限。对于哈布斯堡（Habsburg）外交家乌吉埃·德布斯贝克（Ghiselin de Busbecq）来说，甚至在16世纪60年代，中欧的前景也是极度暗淡的。他直接观察过奥斯曼的军事组织，认为只是奥斯曼受到伊朗的分心，才推迟了土耳其的最后攻势。“我们能怀疑结果会怎么样呢？”[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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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01752 在1450年后的80年里，奥斯曼人的欧洲帝国扩大了两倍多。他们在非洲和亚洲的领土征服也同样惊人。在加强了他们对南安那托利亚（Anatolia）的控制后，在1516—1517年他们发动了闪电战，动摇了马穆鲁克帝国，该帝国从首都开罗统治着埃及、圣地麦地那和麦加以及大部分肥沃新月带。[55]在把伊朗萨非统治者赶出东安那托利亚后，到1534年，奥斯曼人在巴格达，到16世纪40年代末在波斯湾牢牢确立了统治。用苏伊士的海军基地，他们占领和控制了也门。到16世纪70年代，从利比亚到摩洛哥的几乎整个北非沿海，都处在他们的控制之下或宗主权之下。尽管地中海西端的西班牙在美洲建立了支配地位，但是奥斯曼人面对更强悍的对手，并在大得多的规模上，开拓了一个横跨三大洲的庞大帝国，用德布斯贝克的敬畏的评语说，集中了“整个东方的力量”。[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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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01754 在相当程度上，这些胜利可以用奥斯曼的这些东西来解释：维持一支强大的常备军的能力，[57]纪律严明的步兵（土耳其士兵）的使用，海军力量的熟练部署，[58]以及一种无情的外交。奥斯曼人的运气在于欧洲和亚非对手之软弱和分裂，欧洲对手熟练地玩弄王朝对抗和天主教-东正教对立。他们的两个伊斯兰对手——埃及的马穆鲁克和萨非的伊朗没有联手，马穆鲁克对葡萄牙海军力量的忧虑可能严重地加剧了其策略上的优柔寡断。但是，奥斯曼帝国主义更多地基于军事和外交机会主义。向西，对欧洲，奥斯曼苏丹可以利用圣战（ghazi）传统（征服和皈依异教徒的宗教战争）来鼓励其追随者。似乎更可能他们的普遍目的是恢复拜占庭帝国（他们的模范和敌人）权力顶峰时期的境界。确实，他们的拜占庭“遗传”提出了它自己的要求。与其他古往今来的大帝国主义者一样，奥斯曼帝国发现自己受到帝国“逻辑”的驱使。需要推进政策来威吓其不计其数的附庸国和合作者；避开敌对联合；对间接统治失败的地方施加直接统治；牢固地掌握策略通道和堡垒来保护重要的农业和商业区。奥斯曼统治者对商业目标也不是无动于衷的。他们的海军扩展到红海和波斯湾，他们努力维护在印度洋的海军力量，可能一直想要从贸易网中获利，犹如葡萄牙、西班牙和后来的荷兰的海上事业一样。[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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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01756 这些措施和动机可能有助于解释奥斯曼征服的模式，但是不能解释奥斯曼统治的成功移植或其惊人的持久性。奥斯曼力量的内在秘密是由统治精英的世界主义权术所塑造的，伊斯兰教、法律和文化体制的一面与富有活力的专制主义另一面之间小心的和谐一致。共同信仰、对伊斯兰教教法（Sharia）或伊斯兰法的共同认知，有助于使奥斯曼的统治为肥沃新月带、埃及和北非所接受，而苏丹作为伊斯兰反对基督教异教斗士的角色，给予其信徒强烈的忠诚力。在奥斯曼欧洲，土耳其穆斯林和当地皈依者构成了政治和行政精英的核心，是奥斯曼当局终极依赖之所在。一种提升统一价值观的共同的伊斯兰高端文化，在把辽阔帝国的当地和区域精英与帝国中心绑在一起中起了重要作用。奥斯曼的天才在于，用几个精明的创新重新强化这种伊斯兰团结。在欧洲和小亚细亚（Asia Minor）的军事采邑制——蒂马尔制（Timar），把农村地产的税收控制权交给当地的精英，精英们则对奥斯曼国家提供军事和行政服务。米勒特（millet）制则用一种社区自治安抚宗教少数派——基督教、犹太教，由神职人员或宗教领袖管理，但是与君士坦丁堡的东正教大牧首一样，他们由苏丹任命。在被征服人民中最重要的影响因素由此牢固地系于帝国体系。奥斯曼使无情执法和常规税收（作为反对任意的苛捐杂税）成为其统治的标志，至少在其前奥斯曼强权下的安定和平（Pax Ottomanica）的最初阶段一直如此。[60]对许多欧洲基督教臣民来说，奥斯曼的统治提供了秩序及可预见的帝国优点，这是英国后来宣称的印度农民的忠诚所系。帝国首都是一个世界性城市，那儿的外国人可以指望享受合理的待遇。[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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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01758 奥斯曼体制的真正创新是定额壮丁制度——古兰制度（devshirme）。直到17世纪，奥斯曼苏丹统治在政治和军事上依赖土耳其贵族服务，并用雇用一支穆斯林皈依者的奴隶军队来保持平衡，这些壮丁（也许每年七八千人）在孩提时代就与他们的基督教父母分开来。定额壮丁制度消灭了前现代统治者十分恐惧的亲属和地域纽带。它为驻防在帝国各地的禁卫军力量（一支有25,000人的常备军）提供士兵，给苏丹提供办事员和官员，其最高级官员即从中产生。[62]它创造了一个有教养的、高级的“土耳其的”（Osmanli）统治阶级阿斯凯里（askeri，军事封建主——译者注），他们的前景是帝国的而非本地、种族或宗教的，他们的忠诚主要是王朝的而非领土的。在布斯贝克眼里，奥斯曼精英领导的挑选大大优越于其同时期的欧洲国家。奥斯曼体制似乎是一个帝国的宗教和政治的巧妙结合体，其力量震惊和吓坏了欧洲同时代人。1560年，布斯贝克咕哝道：“在他们那一边……持久的辛苦、团结一致、秩序、纪律、节俭和警觉。在我们这边，则是公共穷困、私人奢侈、减弱的力量、崩溃的精神。”[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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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01760 不过，16世纪60年代常常被视为奥斯曼力量的顶峰，把苏莱曼统治（1520—1566）当作奥斯曼帝国走向“落后”的迅速衰落的前奏。许多标准评论提供了一种道德剧。奥斯曼的“式微”与现代早期欧洲的进取精神、冒险精神形成对照，并被归因于软弱的领导阶层、腐败增长、奥斯曼君主制的体制缺陷、内部反叛、中央权威的侵蚀、缺乏商业和技术创新以及没有采用创造财富的国家政策。[64] 对这个问题的适当讨论必须等待后面的章节，但是，衰落的诊断在最好情况下也是早熟的。到16世纪中叶，奥斯曼体系开始变化了当然属实，奥斯曼已经停止向欧洲扩张。他们的封建骑兵（sipahi）被“火炮”军队所取代，奥斯曼军事力量日益不再依赖于军事采邑制，而是依赖于收税人的税收，他们似乎以牺牲中央的代价日益增加对外省的控制。也许在土耳其精英的压力下，17世纪定额壮丁制衰落，以及禁卫军作为世袭的社会等级的确立——只是他们不应该是——也可能削弱了15世纪打造的专制主义。16世纪末在安那托利亚的宗教和社会反抗，也许是一种奥斯曼“艰难时世”的症状，并非不像几乎同时伴随的俄国的极度扩张。但是，这些变化的影响不应该被夸大。可以更明智地把它们视为适应新的领土稳定、地方管理的更精细（且更花钱）形式以及对外省贵族阶级有益的一种经济增长模式的迹象。[65]所谓中央的“衰落”或许只是见仁见智的把戏。[66]与大多数前现代国家一样，奥斯曼帝国缺乏对其臣民施加严密管理的途径，经历了中央权力集中和下放的变迁阶段。在16世纪，其真正的成就是为了一个分权但有惊人凝聚力的奥斯曼“共同体”创造基础，这个共同体从马格里布（Maghrib）伸展到波斯湾，从哈布斯堡边疆伸展到萨非帝国。苏莱曼大帝及其继承者的真正遗产，并非一个专制主义国家，而是一个“奥斯曼化”精英统治的伊斯兰共同体网络，他们享有行省自治，但却忠于并且依赖于帝国首都君士坦丁堡赋予的权威、威望和合法性。在欧洲人眼里，比富有进取精神的早期苏丹专制主义更少令人生畏，奥斯曼“共同体”被证明是显著地持久。在18世纪中叶前，其生存几乎不是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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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01762 如果奥斯曼人在东南欧和地中海没有取得对基督教国家决定性胜利，那么这至少部分是因为在东方对萨非伊朗的百年战争而资源吃紧——这是折磨现代早期欧洲大部分地区的“宗教战争”的伊斯兰对应事件。[67]从奥斯曼观点看，这场斗争对帝国的稳定比在匈牙利和克罗地亚寻求领土扩张重要得多。东安纳托利亚和阿塞拜疆易变的国境构成了突厥部落之间的桥梁，突厥人有些在奥斯曼国家中心地带，有些控制了伊朗高原大部。奥斯曼在小亚细亚的统治、奥斯曼在肥沃新月带的优势，有赖于这个反复无常地区的部落的忠诚。对萨非王朝在突厥政治和文化的支柱区域的崛起，无怪乎奥斯曼苏丹反应如此强烈。[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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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01764 萨非帝国的缔造者伊斯迈尔一世（Ismail I），是一个以阿尔达比勒（Ardabil）为基地的军事什叶派领导人之子。该教派因其独特的头饰，以基泽勒巴什（Qizilbash）或“红头军”著称。[69]什叶派对伊斯兰教多数派逊尼派（Sunni，正统的）的敌意，源于对穆罕默德的早期伊斯兰哈里发的继承顺序的争议，从圣徒侯赛因（Hussein）获得大部分强烈情感。他是伟大的什叶派领袖，被逊尼派打败和杀死。什叶派每年在伊斯兰教的第一个月（Muharram）纪念侯赛因。什叶派伊斯兰教有自己的学说和理论传统，有自己的圣城和朝圣中心纳杰夫（Najaf）和卡尔巴拉（Kerbela，在今天的伊拉克）。什叶派教义也有着强烈的千禧年偏爱，信仰“隐遁伊玛目（Hidden Imam）”（祈祷者祈求时的称呼），指望对逊尼派世界的最终胜利。结果，对世俗统治者的权威，什叶派伊斯兰教也许比逊尼派的恭敬少一些，代之以指望毛拉（mullah）或宗教导师。[70]伊斯迈尔的天才在于增强一个部落联盟（自帖木儿死后西部伊朗缔造国家的常规手段），以及对作为圣战中宗教兄弟的王朝领袖自身及继承人的个人忠诚。[71]运用这种强有力规则，他取得惊人的成功。1501年，他成为伊朗西北最大城市大不里士（Tabriz）的主人。到1510年，他的军队已经征服了阿塞拜疆、里海的吉兰（Gilan）和马赞德兰（Mazanderan）、哈马丹（Hamadan）、伊斯法罕（Isfahan）、雅兹德（Yazd）、科曼（Kirman）、法尔斯（Fars）、现代伊朗大部、西至迪亚巴克尔（Diarbekir，深入现代土耳其境内）的安纳托利亚。同年，他还在呼罗珊（Khorasan）的马伏城（Merv，又称木鹿）打败了乌兹别克人（Uzbek），并吸收了有着伊朗文化的现代阿富汗（Afghanistan）的大部分，为萨非帝国奠定了基础。但是，4年后，在东安纳托利亚的卡尔迪兰（Caldiran）战役中，伊斯迈尔被奥斯曼军队的炮火优势打得大败。尽管在东安纳托利亚、高加索和伊拉克，萨非王朝继续挑战奥斯曼优势又一个世纪（萨非在1508年到1534年间和1623年到1638年间两度统治巴格达），但是在把萨非权力中心从安纳托利亚推到伊朗高原中，卡尔迪兰的失败将被证明是决定性的。1530年，首都从难防守的大不里士迁移到加兹温（Kasvin），并且在1598年最终确立在伊斯法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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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01766 到那时，萨非统治的原有基础有了相当的变化。在伊斯迈尔及儿子太美斯普（Tahmasp）统治下，土耳其部落征兵额提供了军事力量和土耳其部落酋长——埃米尔（amirs），他们是军事和行政精英，正是通过他们统治了不断扩展的帝国。被征服地的分配是保持部落对皇家忠诚的手段。代价是派系斗争以及部落间偶尔的公开冲突，他们的游牧生活方式与稳定的领土管理针锋相对。然而，萨非王朝的第5位沙阿（shah，伊朗国王的称呼）阿拔斯一世（Abbas I）的登基，标志着政治革命的开始。阿拔斯通过非常类似于奥斯曼的定额壮丁制度的设计，从危险地依赖突厥部落支持中解脱出来。从格鲁吉亚和跨高加索的基督教社区，他雇用一支奴隶的军队和行政官僚（qullars或gholamani），这些奴隶皈依者会全心全意忠诚于他。[72]到1637年，他统治的末年，一半多的萨非行省是由奴隶（qullars）统治的。阿拔斯也创立了皇家火枪手（在种族上是伊朗人而非突厥人），创立了奴隶骑兵和炮兵部队，用来自直接管理的“权贵者（Khassa）”行省的数量日益增多的税收来支付。[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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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01768 这种政体代表了故意稀释萨非旧突厥特征，以及对少数民族伊朗人和外国奴隶的日益依赖，这些人采用的是波斯文化而非土耳其文化。选择伊斯法罕为帝国首都、使城市焕然一新的辉煌建筑工程、对装饰的皇家庇护以及特别的伊斯法罕哲学流派的发展，标志着一个新的波斯高端文化的出现，它会获得帝国多样化少数民族精英的尊敬和钦佩（以及影响思想和语言），该帝国顶峰时从大不里士伸展到坎大哈（Kandahar，1622年为阿拔斯征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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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01770 萨非重新统一“大伊朗”大部，以及（相对的）内部和平与秩序，也有助于皇家倡导的商业的旺盛复兴。萨非使用其日益增长的税收来改善商路和建设客栈。在阿拔斯统治下，伊朗原丝的主要出口由皇家垄断（用亚美尼亚商人为代理人），[74]伊斯法罕及其孪生城市新祖法（New Julfa）成为大商业中心，到17世纪末有着一个大约2万人的印度商人区。[75]1677年，当约翰·弗赖尔（John Fryer）到那儿作商务旅行时（为免招人注意身穿波斯服饰在街上闲逛），他发现一个比伦敦著名的布莱克韦尔市场（Blackwell Hall）更大的棉布市场，以及4座天主教堂。1598年，沙阿允许圣奥古斯丁修会的（Augustinian）僧侣建立一座教堂，甚至为其装潢付费。[76]阿拔斯足够强大来摧毁葡萄牙在霍尔木兹的定居地，偏向其在巴卜达·阿巴斯（Babdar Abbas）的商业中心。最终，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萨非的大农业帝国计划，在皇家控制下有着繁荣的商业和统一的高端文化，遭受没有完全制服突厥部落的挫折——也许是伊朗高原上定居农业与牧民放牧间不平衡的一种反映。[77]无论如何，通过什叶派伊斯兰教的强制，通过体制化它为“国家宗教”，[78]以及恢复波斯语作为官方语言和高端文化，萨非王朝在其辽阔的领土上达到一种惊人程度的文化统一。他们的统治与宗教统一和笃信宗教的认同程度，与奥斯曼模式形成显著对照，可能有助于解释为什么萨非王朝的最终领土遗产被证明比他们以前的奥斯曼对手的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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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01772 帖木儿在1380—1405年去世前构建了一个短命帝国，奥斯曼帝国和伊朗萨非王朝都是其后继国家。帖木儿的主权在15世纪分裂了，但其老帝国中心图兰（Turan，河间地带［Transoxiana］或西土耳其斯坦［West Turkestan］）仍然是伊斯兰世界的伟大文化中心。图兰仍是可能的帝国缔造者的跳板，他们由此向东、向南到伊朗高原和近东，或由此到北印度平原。其突厥-蒙古精英是一个寻找帝国的统治阶级，他们有着卓有声誉的高端文化，有着君主的伟大概念，有着对商业和外交网络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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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01774 然而，到1500年，也许因为帖木儿统治的残余不再能捍卫图兰绿洲抗击大草原游牧士兵的进攻，图兰语系心脏地带的帖木儿的权力被乌兹别克人打破。在战败的从撒马尔罕被驱逐的帖木儿的王公中，有一个叫巴布尔（Babur）的在喀布尔（Kabul）避难。[79]但是，帖木儿式的本能是强大的。在1519年，巴布尔带着一支约1500人的军队向北印度平原冲来，像一个亚洲皮萨罗一样来塑造一个新帖木儿王国。他进入印度斯坦（Hindustan），不是作为来自中亚大草原的劫掠的野蛮人，而是作为伊斯兰世界最先进、最有教养的社会的代表。在德里（Delhi）附近进行的帕尼帕特（Panipat）战役中，巴布尔打败了洛迪（Lodi）苏丹，即统治德里的穆斯林王朝，自己成了北印度的主人。在这个胜利背后，是个人的勇气、军事技巧和中亚战争技术的非凡能力。[80]但是，征服者体制的成功，也是建立在他的帖木儿式的名声基础上，建立在其对北印度和中亚间的商路的控制基础上，也许有一半以上的印度最贵重的出口物通过这条商路。[81]巴布尔尽管喜爱将在印度斯坦赢得的财富，但是视之为缺乏文明的舒适，蔑视其殖民地的落后。当他抵达阿格拉（Agra），他厌恶地表的状况，他想在这儿创建一个适当的花园（char-bagh）——一个带流水和花卉的伊朗风格的花园。于是，这项工作开始了：“然后，在那个毫无魅力乱七八糟的印度，一块块的花园……井井有条地按几何状地布置出来……在每一个路边花坛，完美地栽种着玫瑰和水仙花”。[82]巴布尔的真正意图似乎很可能是使用北印度的资源来恢复帖木儿在撒马尔罕首都的统治。正是他的早逝（意味深长的是，按他自己的命令，他被埋葬在喀布尔）及其子胡马雍（Humayun）的政策，保证了帖木儿的事业转而集中于统治北印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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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01776 巴布尔的继承人统治的北印度世界，自11世纪起就一直被有突厥或阿富汗渊源的穆斯林战士精英控制。到1500年，征服大国割据了印度次大陆的大部分：德里、孟加拉、古加拉（Gujara）、德干（Deccan，到1500年分裂成5个后继国家）、肯地斯（Khandesh）、木尔坦（Multan）和克什米尔（Kashmir）苏丹国家。只有在美哇（Mewa，一个北印度的拉贾普特人［Rajput］国家）和在维查耶那加尔（Vijayanagar）的印度国家抵挡住了这股洪水。穆斯林殖民地精英阿什拉夫（ashraf）急于捍卫他们自己团体的团结一致。他们坚持一种神学家、牧师和法官的思想“体制”作为保存其独特文化的方式，以抵御被印度社会文化背景吸收的危险。[83]为确保其永久统治，他们建设清真寺、大学、圣陵和引人注目的纪念物，如在孟加拉的川塔·潘多（Chhota Pandua）的令人印象深刻的灯塔（minar）。[84]在苏丹国内，他们的权力基于一种半封建的土地授予交换军事服役的体系，最终有赖于印度耕作者的剩余农产品，尤其是北印度的大中央平原（Indo-Gangetic）的“肥沃新月带”的剩余农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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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01778 巴布尔的戏剧性入场（entrada）是一个错误的开端。逃往东印度的德里统治者在谢尔沙阿（Sher Shah）统治下复兴，在1539—1540年，他把胡马雍赶出印度。但是事实表明谢尔沙阿的后继者不能建设一个富有凝聚力的北印度帝国，帖木儿帝国在1555年重返德里。正是在巴布尔的孙子阿克巴（Akbar，1555—1605）统治下，才看到了帖木儿式的莫卧儿帝国的真正基础。阿克巴着手一系列的领土征服，到17世纪初几乎把除最南端外的整个次大陆置于其统治下。这并不是一个转瞬即逝的专制主义帝国，不是一个缔造与解体同样迅速的自由抢劫者帝国。反之，阿克巴汲取帖木儿的传统来塑造一个更宏大、更持久的帝国体系，超过印度以前穆斯林统治者创立的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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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01780 在阿克巴帝国的核心，是帝国世家贵族的良好服务（他们大多数有中亚或伊朗渊源），[85]1595年，阿克巴有2/3的贵族是土耳其或伊朗出身。参见Eator，Bengal Frontier，p.165。他们构成了埃米尔——军事和行政管理的精英。这些人获得（他们的忠诚保证的）来自土地的大量税收。阿克巴体制的独创性在于，在附属于加戈（Jagir）（一种地产，拥有这种地产的精英就是加戈达［jagirdars］）的土地税收与对民众行使行政管理或司法权之间的细心分离。在任何一个给定的地方，一个加戈达行使税收权但并不行使政治控制，这个权力保留给帕夏（padshah）或皇帝的官方代表。[86]由此，帝国中心阻止了分权的封建体系的出现。通过行使一种普遍存在的常规税收评估新规则，它确保国家接受加戈达征收的最大份额的税收。尽管他们有时受政治权宜之计的迫使，对当地强大的土地所有者做出让步（那些太根深蒂固不能轻易拔除），阿克巴的大臣能在全国各地惊人一致地[87]运用其税收体系，用现金收集也许大约一半价值的农业产出[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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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01782 这一税收洪流是莫卧儿帝国权力的真正基础。它支付了军队，支付了一项据帖木儿撒马尔罕实践制定的文化项目。在由帖木儿追随的突厥-伊朗传统中，阿克巴不把自己当成一个穆斯林的尚武国王，而是作为一个有着多样化臣民的绝对君主。[89]他的官方家谱宣称他有帖木儿和成吉思汗的血统，[90]由此继承他们的“世界征服者”事业。莫卧儿宫廷仪式——尤其是阿克巴每天在一个阳台（jaroka）上公开露面（darshan）——强调了帕夏对甚至最伟大、最富裕的臣民的至高无上的权威。宫廷是慷慨大方的文学恩赐的中心。它提升穆斯林“理性科学”的研究和诗歌的写作，这是伊斯兰世界主要文学媒介。但是莫卧儿宫廷文化的艺术和文学师法波斯或中亚模式。波斯语是思想生活和政府的语言。波斯的生活与景观（并不是印度的）激发了莫卧儿诗人，他们呼唤一个远离“臣民的污染影响”的世界。[91]与帖木儿一样，阿克巴也从事伟大的建设计划，其中在法塔赫布尔·西格里（Fatehpur Sikri）短命的帝国首都就是最为令人震惊的产品。阿克巴的社会制度是世界主义的和兼收并蓄的，作为一个伟大的文化中心对中亚影响做出一份贡献。甚至可能他在16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实施更集权政府（这导致了1580年到1582年的大叛乱）的流产的尝试，也是受遥远的通过帖木儿撒马尔罕反映出来的中国精英官僚制度的启发。[92]闻名遐迩的是，阿克巴拒绝了在伊斯兰信徒（乌玛）和不信教者之间的经典伊斯兰区分。1579年，他放弃了吉兹亚（jizya，对非穆斯林征收的人头税），并且考虑传播一种伊斯兰教和印度教的新宗教综合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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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01784 阿克巴权力的财富与魅力反映了莫卧儿经济的规模与生产力。莫卧儿拥有6,000万到1亿人口，有着富饶冲积平原“肥沃新月带”，管辖着一个比奥斯曼或萨非更大更富裕的经济体。[93]莫卧儿印度是一个重要的贸易国家，出口大量的食物、棉纺织品、烟草、蔗糖和靛蓝，尤其是向奥斯曼、伊朗和乌兹别克邻邦出口这些物品。印度商人有着一个四通八达的贸易网络，与布哈拉（Bukhara）、伊斯法罕以及甚至在俄罗斯的莫斯科公国的阿斯特拉罕（Astrakhan）进行贸易。手工业，尤其是纺织业在乡村广为扩散，有些估计认为，在现代早期，印度的制造业能力使欧洲相形见绌。对国内外贸易，莫卧儿帝国都是兴奋剂。他们的税收体系的高效创造了一个充裕的盈余，让富人花费在奢侈品或工业品上，包括掌握税收的特权阶级曼沙达（mansahdars）和加戈达以及他们维持的巨大的扈从队伍。区域内部贸易因为莫卧儿控制下的和平而更廉价、更容易，国内旅行的便捷和安全被欧洲访问者注意。[94]事实上，莫卧儿统治者带给他们保护和促进贸易的中亚传统（中亚统治者是丝绸之路的保护人）。他们建立堡垒和设防旅店，建造新的城镇，扩展旧贸易中心。当然，若与伊斯兰世界的突厥-伊朗心脏地带、中国和西方的文明相比，在某些方面莫卧儿印度展示了“落后”或“殖民地的”特征是真的。它在技术方面并不先进——印度手工艺人的难以置信的灵巧熟练弥补了工具的欠缺。尽管国家是积极的，但是几乎很少表明收取税收的特权精英把其财富贡献给农业产出的增加，或来改善其他事业的生产。[95]一个严酷的不稳定的环境可能打击了他们。[96]但是，在阿克巴死时，几乎没有理由怀疑，莫卧儿权力的经济基础会证明不能胜任维持一个大帝国的任务，不能胜任维持它所代表的伊斯兰文化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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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01786 东亚漫长的16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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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01788 漫长的16世纪也是东亚特别富于活力的时期，东亚中国、日本、朝鲜和内亚大草原占据着辽阔的区域。在1368年（当王朝开始）到15世纪30年代之间的中国明朝统治的初期阶段，经过在蒙古元朝少数民族统治的漫长插曲后，强力重申独特的中国政治和文化传统。早期明朝皇帝重新激活了官僚政治国家及其基础的科举制度。他们清除了元朝的主要大臣，建立个人专制统治。他们宣称忠于儒家正统，促进儒家经典的收集与出版。1420年，当大运河完工，确保粮食从长江流域正常供应后，北京重新成为帝国首都。[97]用所有这些方法，明朝是政府制度的真正奠基者，这种制度在中国一直持续到1911年辛亥革命。他们重申儒家文化优势几乎持续同样长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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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01790 明朝的统治反映出其支持者强烈反对蒙古元朝的腐败、压迫和过度征税。[98]在谈到儒家信仰时，明朝皇帝信奉一种农本思想，认为土地是真正的财富，财富是社会上下责任之所在。帝国稳定的重要状态——社会秩序和文化凝聚力——体现在农业生产体系里，王朝权威依赖于他们的食物支付和土地税收。对元朝被推翻造成混乱的恐惧，对农村安宁的警惕，使明朝政府不愿征收重税，尽管有着边防的重负。到16世纪，他们逐渐地实行官员少、薪水低和不充分的官僚政治。[99]过窄的税收基础和不让政府机构从事贸易，产生了财政危机。到16世纪晚期，让一支用军屯自足的军队提供防卫的尝试已经完全崩溃。[100]到那时，农村动荡的水平也开始急剧飙升，这在明朝大部分时间相对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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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01792 明朝的外交旨在为内部稳定确保外部安全。从这种观点出发，由永乐皇帝派遣郑和大将军领导的著名的印度洋远航是一次脱离常规的行动，也许受到被帖木儿及其继承人攻击的担忧所激发。“第二奠基人”永乐皇帝的统治从1403年到1424年，他是一个特别有决断力和富有进取性的君主。他的海洋帝国主义，把越南融入其帝国的长期努力，以及他的针对内亚游牧民的军事行动，可能都是确认中国在东亚优势的早产策略的一部分。[101]但是，压力太大了。他的继任者采用了极端的另类选择，迅速放弃海军力量的冒险，禁止私人海上旅行和贸易。为使中国北方免遭来自大草原的入侵，或不欢迎与游牧民的接触，他们宁愿依赖长城，而非军事远征。长城大体上是1470年后建筑并在下一个世纪完工用来扩展或加强早期边疆防御。1644年，当明朝灭亡时，长城还在建筑中。[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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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01794 由此，为了支撑中国在东亚的地位，明朝后期的统治者选择了强调其文化一致、拒绝外国商业关系。这意味着有意撤出元朝发挥了一定影响的内亚政治。它需要果敢的行动把海上和内亚贸易强制纳入到官方朝贡的死板框架里去。到16世纪初，这种状况变得不可持续。大草原游牧民对中原的粮食和棉布需求，超过了官方贸易渠道的供给力。边境战争强化了。[103]中国的游牧邻居抢劫和掠夺获取中原拒绝或禁止贸易的商品。在海边，随着中国感受到欧洲商业侵入的早期后果，并且更重要的是，感受到日本政治经济转型的影响，同样的限制政策滋生了走私泛滥和海盗猖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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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01796 自从12世纪晚期起，日本一直通过一种折中办法来统治，其正统权威归天皇，但实际权力掌握在将军手里，他被帝国宫廷正式承认为总督或摄政。将军或“征夷大将军”是——或试图是——一个世袭的军事独裁者，通常从天皇的将军行列中升迁而来。然而，将军力量的真正基础是他与封建领主及他们的武士（bushi）（即战士阶级）同盟的结合。但是在足利（Ashikaga）将军统治下，这种制度在战国“封建无政府”中崩溃，它从15世纪60年代一直持续到16世纪中叶。大约同时，15世纪的日本经历了一个显著的商业扩张阶段。日本种植新作物，出口新商品，包括铜、硫黄和剑。明朝控制贸易意味着商品通过走私贩、海盗渠道进入日本主要市场。但是，将军的垮台和诸侯大名（daimyo）的崛起，鼓励日本海洋贸易的喷发，将军对非官方走私贸易也不满，许多当地“地产”领主大名对贸易有着直接的兴趣。到16世纪50年代，日本商人、海盗和倭寇（wako）海盗漫游远到泰国、缅甸和印度。日本的白银生产使之成为亚洲的“墨西哥”，成为葡萄牙和西班牙在太平洋的重要贸易伙伴。[104]1567年，明朝皇帝放弃了与非法贸易的较量，开放了中国的港口——尽管并不是对日本开放。[105]1578年，广东向外国商人开放。1571年，日本允许葡萄牙商人安顿在长崎（Nagasak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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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01798 东亚的这些变动与基督教传教士活动的非凡阶段相吻合。传教活动的总部在果阿，即葡萄牙印度殖民地政府（Portugal’s Estado da India）的所在地。教皇批准葡萄牙拥有欧洲对亚洲探险和贸易的垄断权，作为把基督教信仰带到未开化人民的任务的组成部分。果阿是一个通道，通过它几十个传教士进入了亚洲。耶稣会的共同缔造者圣方济·沙威（St.Francis Xavier，1506—1552）在1542年登岸，他赤着双脚，衣衫褴褛。10年后，他在中国南方沿海去世。他的遗体被带回果阿安葬，每年展览一回（供信徒瞻仰），其遗体奇迹般地没有腐烂。其宗教名声如此之大，教皇坚持至少要把他的一只胳膊送回到罗马。其他耶稣会传教士到了莫卧儿宫廷，其中一个叫罗伯托·迪诺比利（Roberto di Nobili，1577—1656）的在南印度待了许多年，徒劳地想调和印度教和天主教，使婆罗门满意。但是，最非凡的耶稣会传教士也许要算利玛窦（Matteo Ricci）。他在16世纪80年代来到中国，经过多年的耐心外交以后，在1601年获准去北京。到了那里之后，他的机智和学识适应了儒家风格，成了他的宫廷入场券。利玛窦在中国绘制了描述美洲的第一幅地图。他的书法、医疗、天文学技巧成为耶稣会传教团的标志和声望的主要源泉。利玛窦的真正目标——劝说儒家知识分子他们的天的概念其实与他的上帝思想是一样的——则证明要难以捉摸得多。但是，在他死后很久，直到约1750年欧洲商人大量来到中国南方为止，传教士仍是欧洲人关于中国事务知识的最可靠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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