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7501700 在很大程度上，西班牙转变成一个大殖民国家的关键在于加勒比海。大西洋季风和洋流的性情使加勒比群岛——美洲朝向欧洲的地理凸出物——成为西班牙或葡萄牙水手的第一个可能的登陆地。不像格陵兰（Greenland）和纽芬兰（Newfoundland）的大片陆地，这些岛屿是好客的、可殖民的、对海上入侵者不设防的。殖民者在迅速得到欧洲增援后，一个个地征服这些岛屿。本地人缺乏足够的军事组织，对旧大陆的疾病悲剧性地难以防卫。重要的是，这些岛屿地处强大的玛雅（Maya）和阿斯特克大陆帝国的触角和控制之外，使它们得不到外来入侵的预先警告。相反，他们提供了一块至关重要的跳板，西班牙人可以适应，从那儿他们能侦察中美洲沿海。针对伊斯帕尼奥拉岛和其他岛屿的阿拉瓦人（Arawak），他们可以试验后来在更广阔范围内使用的战争、控制和剥削技术。对几个加勒比岛屿的占领（到1510年，古巴成了西班牙活动的主要焦点）也鼓励了对次帝国突然袭击（对大陆的武装突袭）的分权模式，而不是一次单一的也许是灾难性的大陆远征。他们有着尝试和错误的奢侈品。最重要的是，加勒比海带来了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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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01702 先在伊斯帕尼奥拉岛发现的冲积黄金是至关重要的。到1502年，随之而来的黄金热给伊斯帕尼奥拉岛带来大约1500个西班牙人，激发了他们在岛屿和大陆上进一步冒险的胃口。正是从美洲印第安人（Amerindians）那里攫取的或从奴隶劳工身上抽取的黄金，而不是西班牙来的黄金，资助1508年以后在本地组织起来的突然袭击。到美洲大陆的进一步前进不是欧洲老家的王公或资本家的工作，而是快速耗竭岛屿资源的渴望黄金的边疆人的事。没有在加勒比岛屿和附近的铁拉菲尔马的短暂黄金热，对大陆领土征服的刺激可能被无限期地推迟，或者一定超过了征服者能利用突然袭击和惊慌失措因素的那个点，这在对阿斯特克胜利中起了如此重要的作用。由此，加勒比桥头堡提供了这次征服的大部分动机和某些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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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01704 在1519年和他在1521年的最后胜利之间，第一个大征服者科尔特斯，将要占领一个精密的帝国政权，这个帝国有着1100多万人，富于贵金属，以种植玉米为主。科尔特斯的冒险带给他的殖民头彩，与通常应保持的谨慎形成鲜明的对照，后者使欧洲人保持在亚、非海洋边缘并且对必然会遭受惩罚的征服计划发出警告。科尔特斯成功的部分解释可能源于墨西哥高原上的阿斯特克霸权的相对新奇性以及其臣民对他们的敌意，他们给科尔特斯提供了同盟者和帮手；部分源于西班牙战争方式的技术优势。[14]但是，在亚非其他地区，似乎不难找到偏向外国征服的类似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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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01706 西班牙闪电战的真正秘密是文化上的和生态上的。人们争论道，使阿斯特克帝国如此难以防守西班牙的进攻，是高级统帅无力把握欧洲敌人的来源、目的和动机，或者无力想象其突然出现的缘由。结果是麻痹的精神迷惘，它摧毁了阿斯特克皇帝的抵抗能力。[15]与旧大陆没有任何接触，没有与把消息和谣言带到遥远的角落的旅行者、小贩、商人和雇佣兵的任何接触，阿斯特克文明受到一个“超自然的”事件的阻挡，这个事件不能指望仪式、祭祀或祈祷来施展影响。由此，军事失败是绝对的和不可避免的。但是，西班牙军事征服的迅速与彻底，以及任何大众抵抗意志的瓦解，也是一个生态现象。经过难以理解的胜利的文化冲击，来了人口灾难的生态冲击，这是缺少对旧大陆疾病的免疫力导致的。在科尔特斯抵达后和16世纪末之间，墨西哥的人口下降了90%，从大约1200万下降到100多万。[16]这对当地人的心理影响是难以想象的。在物质层面，随着统治者对被统治者以及移民对当地人的比率蹒跚着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以一种在热带非洲、印度或中国无法想象的方式，行政控制的基本前提急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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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01708 正是在这些异乎寻常的境况下——更像科幻小说而非历史——西班牙在中美洲的统治迅速地扩展到整个中央高原（阿斯特克心脏地带）、玛雅人尤卡坦（Mayan Yucatan）和成为新墨西哥所在的干燥高原。这是西班牙帝国主义的北向或古巴突进，由来自西班牙海洋力量的本地加勒比中心的移居者和冒险家驱使。同时，一个更向南的运动把西班牙淘金者带到了南美洲大陆的铁拉菲尔马——现代委内瑞拉和哥伦比亚，带到了以卡斯蒂利亚·奥罗（Castilla del Oro）著称的峡谷区。正是从这里以及16世纪20年代早期在巴拿马（Panama）建立的殖民地，西班牙发动了对第二大前美洲帝国的另一次闪电征服（正如其最后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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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01710 在许多方面，西班牙征服南美安第斯山脉的（Andean）高地的印加（Inca）帝国，甚至比对阿斯特克的大获全胜更为令人震惊。印加领土位于远离加勒比桥头堡的地方。它们从海上不大容易进入，领土更为辽阔——从现代厄瓜多尔（Ecuador）深入现代玻利维亚（Bolivia）的北部。西班牙人称为阿蒂普拉诺高原（Antiplano）的辽阔的内陆高原构成了帝国的核心。它有丰富的矿物，并且生态上比阿斯特克墨西哥（Aztec Mexcio）更为多样化。[17]印加人已经成功地把所有安第斯高原的可靠农民耕地纳入他们的帝国里。他们设计来积聚大量农产品和贵金属的税收体系维持了一支常备军，奖励当地精英和军事精英，比墨西哥见到的任何东西更复杂、更有效。它产生的财富和在米塔（mit’a）体制下的劳工征用，使印加帝国构建起一个道路、要塞、弹药库、桥梁、梯田和灌溉工程组成的惊人网络，以及一个有着10万—30万人口的宏伟的帝国首都库斯科（Cuzco）。[18]这就是弗兰西斯科·皮萨罗在1532年带着167个追随者——“卡哈马卡（Cajamarca）人”——闯入的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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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01712 像某些进入中美洲的后来的突然袭击一样，皮萨罗的探险一直是由劫掠美洲人的财富来支付的。这就是皮萨罗的主要资助人加斯帕尔·埃斯皮诺萨（Gaspar Espinosa）如何发财并成为巴拿马移民首富的。[19]与科尔特斯一样，皮萨罗有着突然袭击的优势，有着其美洲对手闻所未闻的武器。这两个因素在无情的政变中起着关键作用，西班牙人几乎一出击就把整个印加体系扔进政治混乱中。1532年11月16日，皮萨罗在秘鲁北部的卡哈马卡会见印加统治者。阿塔华尔帕（Atahualpa）可能相信，他庞大的扈从能够轻易逮住这么一小伙陌生人，或者他们只不过是能用金银财宝收买的雇佣兵而己。他对他们野心的规模完全没有防备。他进入卡哈马卡广场几小时内就成了皮萨罗的俘虏，他的政治亲信或已经死了或正在死去，他的大约几千人的军队已经被西班牙骑兵砍倒。这场毁灭性的屠杀实际上把帝国斩首。随着印加反击的失败，直到秘鲁最终被遥远的马德里（Madrid）的西班牙当局有效控制以前，征服者为了胜利的果实而陷入自相残杀的战争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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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01714 与墨西哥的征服一样，秘鲁帝国体制的易碎性，部分地解释了西班牙人的成功征服。与阿斯特克帝国一样，印加统治依赖于许多小型少数民族单元的合作，他们只是最近才被征服或有着可疑的忠诚。也可能真实的是，在西班牙人入侵的时刻，两个帝国都达到了他们帝国扩张的危急阶段，不利的后勤和缩减的回报已经开始驱使其统治者征收新的苛捐杂税，进行不得人心的改革。前哥伦布时代的墨西哥毁灭的预言，以及前哥伦布时代的秘鲁实际上存在的内战，是危险的内部压力的症状。[20]侵略者在大陆其他地方的掠夺性突击胜败难分或完全不成功，但这些帝国对这一小伙海上入侵者的侵略如此不堪一击，还不止是这些情况。使这两个前哥伦布时代的大帝国卓尔不凡的是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的精密，取决于一个全能的、神一样的皇帝，他的突然被俘使整个帝国机构失去了能力。更糟糕的是文化孤立，剥夺了这些全能的君主对外来入侵者的足够知识。没有事先的警告，他们没有能应用治国才能和自我防卫的谨慎统治。西班牙的武器和策略，尤其是火器和战马，给予致命一击（coup de grace）。旧大陆疾病的生态冲击——一场无意的细菌战——在两个例子中都证明是防止随后抵抗的致命手段。否则，随着开始感受到外国征服的后果，可能会出现这种抵抗。正是这些不同要素的联合影响把西班牙遭遇两大陆地文明，变成了付出几乎微不足道代价的闪电征服。也许，任何一个欧亚大陆的大国会享有类似的成功：帖木儿会很快征服蒙特祖玛（Montezuma）。这是西方的好运气，其地理位置——更靠近前哥伦布时代的帝国加勒比前沿——给了它在征服外围世界的新大陆的一个决定性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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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01716 还需要看一看，征服者能不能把摧毁了阿斯特克和印加国家的庞大的劫掠性远征，变成一种更为持久的西班牙财富和权力的扩张？他们能不能把多得难以置信的意外的金银财宝变成一种经济体制，并在美洲建立起新欧洲？用经济术语，至少新西班牙（墨西哥）和利马（秘鲁）的两个大总督辖地似乎是一个惊人的成功。短期黄金热的周期在墨西哥和秘鲁没有重复，其耗竭驱使了西班牙人越过伊斯帕尼奥拉岛和古巴。早期的黄金储藏使第一批征服者暴富，超过了他们最疯狂的梦想，而且很快为16世纪40年代发现的大银矿所补充，即墨西哥萨卡特卡斯（Zacatecas）和现代玻利维亚的波托西（Potosi）大山的储藏。到16世纪后期，两个总督府都在印度殖民地（Carrera das Indias）的周年大庆中送了大量的白银回西班牙。这条矿藏财富之流有着重要的作用：它吸收了从西班牙来的新移民，并且资助了从非洲的奴隶进口。它支付了殖民地行政管理和司法体系费用，它们比早期征服的半封建体制复杂得多。它帮助建立了大量的天主教堂，它们的大教堂、教堂、墓地、遍地开花的塑像和公共仪式是征服的最明显的迹象。[21]仅在墨西哥，虽然印第安人人口急剧下降，到世纪末大约只有100万人，但教会还雇用了约3000个教士。到1622年，在西属美洲有34个主教辖区。简言之，正是黄金白银把残酷的征服事实变成一种殖民统治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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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01718 不过，到1620年，把新大陆的经济和文化整合进一个“大西班牙”中，这个矿产红利的作用不应夸大。巨大的“西班牙”美洲处于西班牙有效占领区的飞地之外——委内瑞拉大草原，中美洲的热带低地，墨西哥北部沙漠，安第斯山脉以东的茂密森林，伸展到拉普拉塔河（Rio de la Plata）河口的草地。在那儿，没有矿产资源的支持，西班牙人的势力就不坚实或不存在。美洲白银也不是一个把欧洲经济和美洲绑在一起的完全可靠的手段。供应与需求上下波动。到17世纪早期，墨西哥向欧洲（尽管不是墨西哥人的银矿出产）白银的运输在衰落。墨西哥与东亚的商业联系正变得越来越重要，有很大一部分比例的白银输出到了东亚。1620年以后，随着欧洲人口的增长和商业活动减慢，对西属美洲白银的渴望降低了：宗主国与殖民地彼此疏远。[22]文化上，征服的后果也是错综复杂的。在墨西哥和秘鲁，西班牙人的突然袭击狂飙（物质上和生态上）迅速解构了征服前的宗教机构。到1531年，仅在墨西哥，西班牙人就拆毁了600所庙宇，捣毁了2000尊偶像。[23]旧神职精英权威尽失，殖民地臣民受到广泛的宗教同化，他们几乎不加抵抗就接受了基督教崇拜与节庆。[24]在某种程度上，印第安贵族被同化到行政机构中去。在更形而下的层面，西班牙人的服装取代了让教会皱眉头的传统服装。[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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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01720 不过，西班牙的文化影响被现实状况削弱。西班牙人的移民数量有限，集中在大城镇，与内陆腹地的印第安人只有偶尔的接触。[26]这个趋势被西班牙政府的决定强化。它决定美洲印第安人社区与移民实行分离，与管理者和教士视为移民堕落的剥削行为分开。与大多数内地（尤其是在安第斯高原）的遥远和难进相结合，这有助于确保其景观为本地人保留着旧教和神秘意义。甚至在更直接处于西班牙殖民影响下的美洲印第安人的地方，结果通常是含混不清的。在更大程度上，新西班牙行政区划重新创立了前哥伦布时代的旧“城邦”，在当地统治精英中有着相当的连续性。摧毁征服前的宗教机构并不意味着传统医治者、预言家和占卜者的终结，他们在农村继续享有很高的声誉。[27]当然，西班牙语也不能取代征服前的语言。一份新近的研究认为，直到17世纪，在西班牙语开始影响美洲印第安人的语法结构以前，其影响局限在使用某些借用的名词。[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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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01722 如果说西属美洲顽强地保持残余的印第安人特性，那么它也变得更为民族多样化。在墨西哥和秘鲁有足够的西班牙人来到——吸引着男女两性和广泛的职业——以创立“完全的”社会，能够以旧大陆的方式保存和再生产西班牙人的社区，这确实是真的。[29]但是，从征服早期起，西班牙男性就与本地人通婚，生产“混血儿”（mestizo）。为了补充日益减少和不情愿的当地劳动力，他们在16世纪中叶进口了非洲奴隶，并也与他们通婚，形成一个黑白混血儿（mulatto）社区。到17世纪中叶，新西班牙的人口组成是：大约15万西班牙白人，15万黄白混血儿，13万黑白混血儿，8万非洲奴隶，以及大约100万印第安人。秘鲁有着类似的模式。到17世纪40年代，整个西属美洲大约有33万非洲奴隶。[30]结果是一个复杂的人种分层社会的诞生，在这个社会，职业和地位反映了种族渊源，政治和经济权力大体上操纵在白人手中，不管他们是西班牙出生的还是当地出生的“克里奥尔人（Crioll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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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01724 在某种程度上，在欧亚大陆的旧大陆无法想象的是，西班牙带来了前哥伦布时代的美洲最大的社会的解体及某些弱者的实际毁灭。它创造了一个空间，在这个空间中，一个新的后征服社会能够被建立，它潜在地易于接受西班牙的需要和思想。但是，到17世纪中叶，在美洲150多年后，它完成了征服，而不是其美洲占领地的合并。新西班牙不会是另一个西班牙王国，一个卡斯蒂尔的复制品。取而代之，征服的结果像是一个新奇的不规则几何形状的拼接物，一个与众不同的亦或是仍是千变万化的西属美洲文化，一个新的克里奥尔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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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01726 在15—16世纪，葡萄牙航海家和西班牙征服者是西方突破的最生动的代理人。对未来欧亚大陆的权力平衡毫不逊色的，是莫斯科公国（Muscovy）在一个多世纪内的转型。直到1480年，它还是蒙古“金帐汗国”的一个附庸国。随后，它越过大草原推进到里海（Caspian），并建立巨大的毛皮贸易帝国。1639年这个贸易帝国经过西伯利亚森林直抵太平洋。在随后的一连串猛烈扩张中，在中国人或日本人影响占优势前，俄国人夺得了北亚的绝大部分土地。他们关闭了中亚的大草原人民常常横扫北欧的北大门，并在奥斯曼或伊朗的新萨非（Safavid）统治者能够把破碎的金帐汗国吸收进他们的新帝国体系前，占领了伏尔加河（Volga）下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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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01728 不只是葡萄牙人或西班牙人，俄国人一直是一个与中世纪欧洲的一流国家隔绝的边疆人。一位西班牙作家说，“俄国和西班牙”“（是）欧洲大对角线的两端”。[31]所引用。俄罗斯（Rus）的渊源在于斯拉夫人（Slav）向东移民到森林带的边缘，在那儿他们与大草原及其游牧战士（如俄罗斯人称呼他们的，叫鞑靼人［Tatars］）相遇。第一个俄罗斯国家一直以基辅（Kiev）为中心，其维京人（Viking）或瓦兰吉亚人（Varangian）统治阶级建立了一个商业中心，来利用从拜占庭和近东到波罗的海（Baltic）欧洲的水上商路。随着希腊正教在公元9世纪的抵达，基辅罗斯（Kievan Rus’）成了一个拜占庭西方的伟大文化楔子，嵌在东方的大草原人民（波洛夫齐人［Polovtsy］、哈札尔人［Khazars］和佩切涅格人［Pechenegs］）与西方的异教立陶宛人（Lithuanian，或西俄罗斯人）之间。基辅成了一个巨大的教会企业的司令部，它在远至白海（White Sea）的北方森林建造了修道院。在13世纪，它被如诺夫哥罗德（Novgorod）和斯摩棱斯克（Smolensk）的其他俄罗斯国家对手削弱，在蒙古入侵的灾难中被征服。在1240年，该城市被夷为平地。森林带的俄罗斯国家成了金帐汗国的附庸，金帐汗国是1259年成吉思汗的世界帝国崩溃后的四大汗国之一。俄罗斯的统治者，尤其是易受攻击的难以防守的莫斯科公国——为舒适太靠近开敞的大草原——的统治者，发现自己在遥远的里海的瑟赖（Sarai）充当了汗国统治者的代理人和顾客。然而，重要的是，通过东正教会的文化影响，他们留住了鲜明的西方身份，保持了与拜占庭教长的纤弱的联系。[32]确实，蒙古人皈依了伊斯兰教，容易宽容东正教及其教义。莫斯科公国在几个俄罗斯国家中崛起，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其公爵的投机主义，他们把自己变成了大草原可汗的同盟者和合作者。[33]1331年后，蒙古的支持为他们弄到了大公（grand prince）的头衔；蒙古的势力驱赶了竞争的立陶宛大公（Grand Duchy）。立陶宛是西俄罗斯的强国，在14世纪70年代天主教化，并且与天主教波兰（Poland）结成联盟。莫斯科公国得到了东正教会的支持——一个重要的宗教和文化同盟——通过其对蒙古的影响和其领袖地位抗击天主教立陶宛。[34]在14世纪80年代，莫斯科利用了汗国的分裂，在库里科夫波（Kulikovo Pole）战役后确保短暂的独立。但是，对其命运的决定性影响是帖木儿从中亚老家的征服的巨大地缘政治的冲击，中亚在14世纪晚期仍是世界历史的中枢。尽管帖木儿最终没有建立一个像成吉思汗那样辽阔的新帝国，但是他粉碎了蒙古体系的残余，包括金帐汗国，它逐渐分解为独立的克里米亚（Crimea）汗国、阿斯特拉罕（Astrakhan）汗国、喀山（Kazan）汗国和失必儿（Sibir）汗国等。到15世纪40年代，莫斯科的华西里（Vasily）享有有效的独立。在1480年，他的继任者伊凡三世（Ivan III，1462—1505），击退了中亚大草原再度强加附庸地位的最后一次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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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01730 1480年以后的100年是莫斯科公国扩张的重要阶段，构成了西方入侵欧亚大陆中部和北部的整个进程。有着在伏尔加河上游的领土核心，莫斯科公国成了枢纽。那伸展到北方、东方（最终到达亚洲太平洋）的巨大森林帝国，里海和南乌拉尔（Urals）筋疲力尽的大草原帝国莫斯科公国把它们绞在一起。[35]但是，假若他们只是统治了一个小小的东俄罗斯公国，受天主教波兰-立陶宛的牵制，还受到富裕的北俄罗斯对手的挑战，如有着毛皮帝国和汉希替克（Hanseatic）贸易的诺夫哥罗德（Novgorod）的挑战，那么莫斯科公国的统治者几乎无法维持这些帝国雄心壮志。俄罗斯在欧亚大陆北部的崛起，需要莫斯科公国对俄罗斯东正教国家统治的巩固，以及防止被波兰-立陶宛的充满活力的联合君主国吸收的扩张运动。到1504年，这个君主国从黑海（Black Sea）伸展到波罗的海（Baltic）。无论喜欢与否，莫斯科大公只能依靠进入欧洲外交体系（寻找反对波兰的同盟）生存，依靠（并非不那么重要）在文化思想条件上与15世纪欧洲的新君主相竞争而生存。后来的俄罗斯历史大部分会是保持独特的拜占庭遗产和欧洲文化之间的微妙平衡，前者体现在俄罗斯东正教中，后者为政治经济情势所需从中欧和西欧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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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01732 在波兰-立陶宛，到15世纪晚期，一场文化“现代化”的迅速进程已在进行中（1423年在克拉科夫［Cracow］印刷了第一本书），[36]与它进行政治文化竞争的逻辑是把伊凡三世征服的俄罗斯土地转变成一个王朝国家。“大诺夫哥罗德”的寡头政治传统被彻底根除。伊凡把自己想象成欧洲模式的大君主，把拜占庭和西方风格的王朝统治混合起来。在1492年，他自称为“莫斯科和全俄罗斯人的大公”。他与拜占庭公主索菲亚（Sophia Palaeologus）的婚姻，是在罗马教皇的支持下商谈的。他的使节在全欧洲呈扇形散开，四处出击。意大利艺术家、建筑商和建筑师被带到莫斯科。他的行政管理围绕着“大法官法庭”体制重新组织，有着详尽的档案记录和官僚等级。[37]伊凡四世（Ivan IV，“恐怖”雷帝）的登基仪式，以规模空前的加冕典礼为标志，是从拜占庭皇帝的逝去的老规矩中仔细改造而来。也许为了与天主教反改革相竞争，伊凡四世促进了修道院生活的复兴。[38]对“拉丁斯托夫”——“拉丁语世界”，主要指波兰——的敌意，与俄国向德国人、英国人和荷兰人的开放相平衡，这些人作为战士、移民、机械师和商人来到俄国。在16世纪打了漫长的战争来牵制波兰在俄罗斯西部土地的势力，阻止它引诱莫斯科公国的躁动不安的特权贵族及好战男爵，大公下定决心要摧毁他们的独立。[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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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01734 由莫斯科-波兰对阵激起的内部变迁，有助于解释俄国人在保住森林和大草原获得的惊人领土方面的成功。在北方森林的毛皮贸易帝国的基础，远在1478年诺夫哥罗德共和政体被莫斯科公国兼并前就由它奠定。1483年莫斯科公国派遣对乌拉尔外的第一次远征。到16世纪50年代，充满活力的商人斯特罗加诺夫家族（Stroganov）在西伯利亚建立了一个生意帝国，以运出当地森林居民提供的毛皮。这使他们与失必儿汗国产生冲突，这个汗国也依赖于毛皮贸易和控制供给。在1582年，一个受斯特罗加诺夫家雇用的哥萨克（Cossack）冒险家叶尔马克（Ermak），成功地占领了失必儿汗国的首都。1585年，随着斯特罗加诺夫的死去，他的私人帝国垮台。取而代之的正是俄罗斯国家，在鲍里斯·戈多诺夫（Boris Godunov）的指点下，到世纪末进行了西伯利亚西部的军事征服。[40]这样，就为横穿大陆的私人毛皮贸易商的狂潮肃清了道路，在1609年抵达叶尼塞河（Yenisei），1632年到勒拿河（Lena），1639年到太平洋，1643年到中国满洲边境的阿穆尔河（Amur，即黑龙江）。到1645年，有大约7万俄罗斯人穿过乌拉尔河。[41]鲍里斯·戈多诺夫果断干预的遗产，可以在行政控制中找到，改组的莫斯科公国据此拴住其遥远的森林殖民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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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01736 俄国人征服北亚森林的相对容易，部分是俄罗斯人遭遇的森林居民的政治组织和技术能力低下的结果，他们还没有自己的国家。俄罗斯人的武器则赋予了一份重要的技术优势。但是，正如斯特罗加诺夫家已经发现的，只是在摧毁失必儿汗国的权力后，俄罗斯才能放开手脚去交易和征服。这是在森林和大草原间的重要链接。到16世纪90年代，俄罗斯人已经巩固了他们对邻国喀山和阿斯特拉罕的占领，它们分别于1552年和1556年被并入莫斯科公国。没有奥斯曼的支撑，没有支持克里米亚汗国（它逃脱了兼并）的贸易网络，在西伯利亚的最后一个金帐汗国幸存者全然无法抵抗俄罗斯人的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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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01738 初看之下，俄罗斯征服大草原汗国，可与科尔特斯和皮萨罗的功勋相比：几乎一次突然袭击，一个迄今无法征服大草原的辽阔领域——果戈里（Gogol）的似乎无限希望的“黄金绿色海洋”[42]——就落到莫斯科公国的手中。不过，俄罗斯人极少有西班牙征服者的优势。他们被敌人所熟悉，并不会被误当成上帝。他们几乎不能指望在开敞的大草原上享有决定性的战术上或策略上的优势——尽管伊凡四世携带150门大炮及其新的步兵火枪手（strel’tsy）到喀山。整整一个世纪以后，俄罗斯人对克里米亚汗国的攻打陷入混乱，为大草原战争的后勤所击败。[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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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01740 俄国成功的一个更有说服力的解释，可以在16世纪伏尔加河大草原的社会和政治危机中找到。汗国不是王朝君主国，并且从来没有向君主制国家转变，而莫斯科公国正在转变中。汗国类似于松散联结的部落联盟，可汗依赖于部落酋长的支持。他们的经济依赖于贸易（尤其是与中亚的贸易），依赖于定居人民的税收，依赖于游牧民向南向西对有人定居的俄罗斯大地的劫掠。然而，到16世纪，这种政治经济处于混乱中。帖木儿已经摧毁了大草原依仗的大贸易城市亚速（Azov）、阿斯特拉罕和乌尔穆奇（Urgench）。[44]随之而来的贫困可能加速了定居化进程，由此，鞑靼游牧部落的旧平等主义秩序突变成地主和无地农民的分化世界。[45]随着缩减的军力（结果）以及内部团结更差，汗国之间的政治冲突变得更加棘手。而且，作为金帐汗国的继承国家，喀山汗国、阿斯特拉罕汗国、克里米亚汗国和失必儿汗国也进行控制大草原的相互竞争。莫斯科公国（第五个“继承国家”）利用这点在大草原外交中起了积极作用，并且，当它于15世纪70年代征服北方时，在难以防守的大草原边疆维持着和平关系。[46]结果，到16世纪初，莫斯科公国发展得比喀山和阿斯特拉罕强大得多：确实，它在1552年前在多个时期对喀山汗国施加一种保护国形式，并且用有防卫的新定居地一点点地蚕食其领土。到1552年，喀山汗国阿里汗（Shah Ali）成了俄国人的傀儡。许多鞑靼“王公”早就投向俄国人（并且有些皈依了基督教），有些像诺盖人（Nogai）的关键部落与莫斯科公国秘谋以晋升一个新可汗。恐怖伊凡是否有意于1552年吞并喀山汗国并不肯定。但是城市的抵抗及其残暴的征服确保了这样的结果。正是在诺盖人的帮助下，邻国阿斯特拉罕汗国在第二次闪电战中被制服和兼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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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01742 虽然有这个大草原帝国主义的戏剧，但是夸大其直接意义会是不明智的。并没有金银财宝来赞助一个超级大帝国的缔造，尽管莫斯科公国商人（以及莫斯科公国）可能更容易从与伊朗和中亚的贸易中获益。[47]伏尔加河的土地开放给俄罗斯农民拓殖。但是，越过河流走廊，俄罗斯人的控制则没有保证，伏尔加河仍是一个蛮荒的边疆地区。鞑靼人继续从克里米亚抢劫。甚至迟至1592年莫斯科还遭到劫掠，其郊区被焚烧。俄罗斯人需要巨大的努力来建筑防线，以阻止入侵者或提高预警能力。其中一条别尔哥罗德（Belgorod）防线超过500英里长。在17世纪初，俄罗斯人不得不与大批抵达里海北部大草原的卡尔梅克人（Kalmyks）和平共处。[48]再往南去，在高加索（Caucasus），俄罗斯的影响受到新兴的萨非国家的抑制。[49]征服克里米亚汗国和伏尔加大草原边疆的最后封闭（在乌拉尔河和里海间的所谓“乌拉尔大门”），必须等到18世纪晚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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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01744 无论如何，莫斯科公国力争把自己变成一种王朝体制，标志着俄国最终成为欧洲扩入欧亚大陆北部发动机的一个决定性阶段，这种王朝体制能够吸收北俄罗斯的公国、抵抗波兰-立陶宛并吓住伏尔加河汗国。尽管到1600年，远非脱离了波兰-立陶宛力图驱向北方和东方的乌拉尔河的努力，莫斯科公国已经做出了重要行动，把自己与欧洲国家体系联系起来（在瑞典的帮助下击退波兰17世纪初的进攻），并且用需要支撑帝国扩张3个世纪的机构武装自己。建立在蒙古遗产和东正教支持的基础上，莫斯科公国统治者实现了双重革命。他们把特权贵族扈从的军事体系转变成为火枪手和大炮的炮兵部队，他们通过领地册封（pomestia）[50]集中控制土地，由此，贵族以军事或行政服务交换持有庄园。扈从过去一向自由选择任何忠诚对象。现在，他们被绑进严格的忠诚与责任义务的结构中，而新人——被称为“国家侍从”——则奖励给被征服和没收的土地。随之而来的是第二次革命。在一个贫困的农业经济中，只要地主阶级享有密切控制迄今为止流动的、自由的并常常反叛的农民社会，那么维持莫斯科公国军事工作的税负和服务是能够忍受的。[51]扈从的忠诚通过农奴制束缚农奴劳动力实现，并由国家权威、贵族权力和教会势力的无情结合来强制实行。作为欧洲扩张的东方先锋（而不是波兰和大草原之间的弱小缓冲国），俄罗斯成为一个欧亚大陆的斯巴达（Sparta），到世纪末部署了10多万人的大军。[52]但是，在西方受到世界上最富裕的欧洲国家的威胁，在南方仍然开敞的大草原边疆不断遭受骚扰，莫斯科公国之转变成“俄国”或“大俄罗斯”（Rossiya，Greater Russia）充满了艰难险阻。其进程是以内部恐怖主义（恐怖伊凡的特辖制［Oprichnina］）和“艰难时世”（在1613年罗曼诺夫［Romanov］登基为沙皇之前的无政府状态）为标志的。1605年和1610年，莫斯科两度遭受波兰军队窜犯。[53]在美洲，欧洲海上帝国主义的人员成本，大体上是由当地印第安人和进口奴隶来承担。在旧大陆，陆地扩张面临更顽强的抵抗和更严酷的环境。所以在这里，西方突破的代价是一个更深的社会和政治压迫的国内社会制度，从波罗的海到太平洋最终会感受到其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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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01746 伊斯兰的平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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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01748 在欧洲海上扩张的戏剧性事件中，容易忽视在伊斯兰世界同时发生的深远变革。在16世纪两股强有力趋势会合起来，加剧了伊斯兰对欧洲安全的挑战，并与西方推进到欧亚大陆外的外围世界相称。第一个趋势是更强更有凝聚力的伊斯兰国家的巩固。随着火器革命化了战争艺术，来自内亚的游牧民族大入侵减退了。第二个趋势是扩张性驱动把伊斯兰深深地带入东南欧、撒哈拉以南非洲、南印度和东南亚。如果说西方从大发现时代更强更富地显现出来，那么伊斯兰世界从其扩张时代也显现出来同样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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