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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对明朝来说，商业特许权和他们绥靖边疆游牧民敌意的尝试都没能带来长久缓和。在日本，1570年以后的岁月目睹了重新统一的剧烈斗争。在毛瑟枪和枪炮新火器技术帮助下，先是织田信长（Nobunaga）后是丰臣秀吉（Hideyoshi）对战国大名（daimyo）施加一种无情的个人最高主宰。丰臣秀吉决心赢得日本与中国经朝鲜沿海的贸易通道的控制权。受明朝推三阻四的挫折，他想出了先征服朝鲜然后征服中国本身的惊天动地的计划。1592年，他率20万大军入侵朝鲜，当明朝干涉时，他提出在朝鲜的某种权力，与中国的自由贸易讨价还价。当明朝拒绝后，他在1597年再度入侵朝鲜，但他的突然死去使入侵行动迅速流产。丰臣秀吉的野心超出了其军事实力，也不能无视明朝的存在。但是朝鲜战争的真正伤亡是明朝的财政以及明朝的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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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送别了日本的威胁，但仍然面临着来自长城边蒙古游牧民的持续压力，他们最危险的敌人正在建立一个边疆帝国，这个帝国1620年以后完全压倒他们。在16世纪90年代，一位成吉思汗式的游牧总司令努尔哈赤（Nurhaci）建立了满洲政府，它结合了游牧部落与定居的农业社区，结合了森林和草原地带与北京的东北边疆地区。随着财政危机与日益增多的内部动荡，明朝的力量日益萎缩，努尔哈赤增强了对边疆蒙古人和汉人的控制，对这些人来说，他的控制比游牧封建主的控制更为真实。1601年，他用“旗”制组成一支常备军，在这个制度里对满洲少数民族特性的强调与把军事“旗兵”作为重要的社会和行政单元相结合。1615年，他向北京派出了他的最后一个朝贡使团。3年后，他发表谴责明朝的宣言，宣布要推翻明朝。到1636年，在军事上征服强大的汉人，赢得汉人的心，努尔哈赤的继承人实现了这个宏伟理想——尽管他们作为满洲或清朝（拼音写作Qing）的登基被推迟到攻克北京以后，并且通常从1644年算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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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天命”变化有什么意义？1590年后日本的重新统一有什么意义？它们一起缩短了1550年以后东亚展开的“开放”实验。在16世纪晚期，日本的商业与海上扩张，中国的开放，欧洲贸易的涓涓细流，一起刺激了人口、商品和思想的流动。[106]华人和日本人迁移到东南亚；欧洲人抵达日本和中国。在中国，瓷器和丝绸的新海外市场促进了城镇发展。日本和美洲银元的流入铸造了其经济及财政制度，这在一个没有贵金属的国家里是一项重要的收益。[107]日本有着大约1200万的庞大人口（是同时期英国人口的3倍），其力量及金银储量可能一直是这种开放的重要代理人。1580年以后当耶稣会士抵达后，基督教正是在日本西南的贸易港建立了立足点。他们熟练地利用基督教作为动乱年代里的社会凝聚力的载体。[108]但是，秀吉的最高权力，被德川幕府（Tokugawa）的第一位征夷大将军家康（Ieyasu，1524—1616）接替，他系统地压制大名（daimyo）自治权，书写着日本“基督教世纪”的逐渐终结，意味着海外贸易的短暂开放时代的终结。人们谴责基督教，认为它应为诸侯反叛负责，尤其是在九州（Kyushu）（在1638—1639年主要的反叛地点）。许多基督教徒被杀，1640年基督教完全被禁止。德川家康试图控制国外贸易，而他的继任者更喜欢完全驱逐欧洲人。1624年西班牙人被驱逐，英国商人早就离开了，葡萄牙人被限制在长崎（Nagasaki）的出岛港（Deshima），然后于1639年被迫离开。1635年以后，禁止日本人出国。中国商人和手艺人继续往来日本：长崎有自己的“中国城”，中国的文化影响仍然强劲。但是对于世界其他地方，闭关锁国政策（sakoku）几乎是全方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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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与新的以江户（现代东京）为基地的德川幕府系统重申儒家思想并行不悖。德川幕府在大名领地维持了封建主义的外在形式，但是改变了其本质。给予村庄自治权、把武士阶级从一个本地战士阶级转变成更像支薪服役、领取禄米来管理领地的绅士，从而削弱了封建领主的权力。为了使这种新统治合法化，早期德川将军资助儒家思想家和教育家。他们宣传孔子的四民等级思想（士、农、工、商），宣扬在一个秩序井然的社会里追求社会与自然和谐的需要。[109]中国清朝有着类似的故事。改朝换代并不意味着儒家思想的终结，而是有意作为新满洲政权的官方意识形态。对外国商业接触，满洲统治者比明朝先辈本能上少些敌意。但是在政治意义上，他们对长江以南的沿海地区不那么信任，这里在地理上是遥远的、难以控制的，还有只能慢慢被打败的明朝遗老遗少们。[110]但是，清王朝的最大成就是逆转了明朝灾难性的内向边疆政策。清朝娴熟的大草原外交有助于把内蒙古变成一个缓冲地带，把中华帝国权力驱入内亚。来自北方内陆的对中国稳定的威胁被有效地抵消。随着一度具有破坏性的日本现在安全地退缩到新儒家的孤立中去，以及儒家思想在朝鲜和越南的牢固地位，清朝建立宣告了东亚世界秩序的惊人恢复。以遥远的爪哇（Java）为基地的欧洲人的影响，被限制在其钥匙孔里。早期荷兰在直接贸易和外交上的利益受到相互冷漠情绪的左右：到1690年，荷兰东印度公司已经停止派船到中国。[111]同时，中华帝国达到了其权力的顶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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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欧洲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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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15、16世纪的欧洲与世界其他部分进行比较，需要（对欧洲读者来说）一定的思想调整。我们的欧洲知识是如此详尽，因此容易把它视为一个与“东方”社会的“冬眠”形成鲜明对照的文化和政治蚁冢。这么多有着自己的统治者、军队、法律和财政制度的互不相属的实体，都争相生存下来，增强了一个忙碌、精力充沛的文明的印象。但是我们不应该把这些活动（及其产生的大量文献）当作证据，以此证明欧洲国家在很大程度上发现了确认它们世界主导地位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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恰恰相反，在欧洲现代早期文化中最有活力的因素，作为一种具有破坏性不稳定的综合征，并没有保证一次伟大的转型。知识界反抗中世纪晚期经院哲学、“重新发现”古典文学的大部，这些构成了“文艺复兴人文主义”的主要成分。罗马共和国的历史、政治和雄辩，对北意大利和佛兰德斯的城市、官僚和阶级的意识有着特别的吸引力。[112]但是，他们也倡导了世俗国家的新概念，削弱了神职人员特权。他们塑造了一种宗教和知识氛围，使天主教会的教义和机构受到比个别异端分子或社会反叛者更系统的攻击。新教改革的惊人成功，在于它迅速上升到受知识界的尊重，在于它求助于世俗统治者（如萨克森选侯［Elector of Saxony］，他的保护对路德［Luther］的影响至关重要），在于保护城镇的或王侯的自治，抵制王朝和帝国缔造者咄咄逼人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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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在一个人口增多和物价飞涨加剧了社会冲突的时代，可以轻易地把宗教的异议视为一种对社会、政治和道德秩序的破坏性威胁。担忧其扩展激起了教皇的教会改革计划，它在1545—1563年期间的特伦特（Trent）会议上被制定，其紧迫性激起了伊丽莎白一世（Elizabeth I）在英格兰实施国教的中庸之道。但是，在1560年以后，天主教和新教间猛烈的思想战争并没有减弱，这在法国宗教战争及荷兰新教徒对天主教哈布斯堡统治者的反叛中泄露出来。如果文艺复兴人文主义已经创造了一种新社会类型——雅各布·布克哈特（Jacob Burckhardt）想象的自我意识的、竞争性的、计算的个人主义者[113]——已经把一个习俗国家转变成一个“艺术品”国家，[114]那么宗教改革注入了一种反叛的、不宽容的和教条主义的精神，它们有使西方的竞争中的政体变得难以统治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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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因为这个，这个时代的最富于吸引力的政治思想是王朝主义。王朝是一个理想的立法者，通过继承享有合法性（与白手起家专制君主相对照），赢得臣民的无限忠诚。当与世俗官僚制的新概念融合起来，与君主作为学问与艺术的迷人保护人的新概念融合起来，那么王朝统治是一个动员社会资源和实施政治秩序的强大工具。实践中，欧洲的状况大大减弱了王朝主义的潜能。地方权力仍然基本控制在世家贵族及其委托人的网络中。他们的雄心和对抗行为通常比皇家命令更有效，他们能唤起当地的爱国主义及其对习惯的归属，来对抗王朝的集权计划，并能号召宗教不同政见者的支持（或对一个改革家政权的守旧抵制）。查理五世的普遍帝国的计划是最宏大的王朝项目，即把德意志、西班牙和低地国家的哈布斯堡土地团结到一个单一统治者——其子菲立普（Philip）旗下，这个计划为德意志诸侯与新教改革者的联盟所摧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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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不同政治实体蜂集的大陆，王朝主义也是一股动荡的势力。王朝的前途和政策有赖生死偶然，这是一种永无止境的争权夺利之源。王朝的“逻辑”不管地方自治或文化身份，漠视权力平衡。它挑起剧烈的冲突，在16世纪上半叶，瓦卢瓦王朝（Valois）和哈布斯堡王朝的战争就是一个缩影。在东南欧或地中海，它也排除了抗击奥斯曼帝国主义的任何联合行动。1551年，德意志王公们宣布，他们宁愿与土耳其人讲和，也不愿接受未来的菲立普二世为他们的统治者。[115]对异教徒的恐惧并没有排除1536年的反哈布斯堡的法国-土耳其协议。1580年以后，它也没有说服菲立普放弃镇压荷兰反叛的斗争，并集中西班牙力量反对地中海的土耳其人。[116]完全没有构想对欧亚大陆其他地方的共同支配，欧洲政治沉迷在内部相互冲突中。新大陆的财富象征性地被用来资助王朝在旧大陆的野心。1580年后美洲银矿收益的巨大增长，让菲立普二世有足够多的金钱支付其王朝霸权战争，尽管这种意外之财并没有挽救其在1596年破产。[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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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16世纪的宗教冲突和王朝战争消耗了欧洲的许多思想和政治能量，它们折磨着欧洲大陆，直到世纪末精疲力竭的和平为止。面对这种背景，容易看到欧洲的扩张为什么对伊斯兰帝国或东亚大国几乎没有威胁。欧洲的思想和学术似乎主要为灿烂的思想论争所吸收，科学研究还没有从最有学问的人所赞同的巫术和星相的信仰中解放出来。这种知识和政治的内向性状态的最大例外，是海洋亚文化的茁壮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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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不奇怪，一个被无数“内海”——地中海、波罗的海、北海、英吉利海峡和爱尔兰海——所包围的“半岛之半岛”（描述欧洲的一种方式）应该发展出一种稠密的海上交流体系。更不奇怪的是，海洋的千变万化，尤其是在大西洋欧洲，应该培育出广泛多样的船只类型和技艺。与通达的内陆、生态的多样性和人口的稠密相结合，欧洲的禀赋要强于像西印度洋（联结东非、波斯湾和西印度）或东南亚岛屿那样的其他海洋地区。结果是早在1400年前就出现了一些强大的“海洋国家”：地中海的威尼斯、热那亚、拉古沙（Ragusa）、阿拉贡；西南欧的葡萄牙；北欧的丹麦、挪威、汉萨同盟（Hanseatic League）、英格兰和荷兰。在这些海洋国家中，渔业、贸易和海盗（当他们的对手运用武力将他们从商业中排除出去后，商人转而从事海盗生意）有利可图，海上事业生意兴隆。[118]它赢得了政府的支持，政府需要海上贸易创造的财富。制图和航海工具是科学实验最迅速转变为技术实验的主要领域，这并非偶然。到16世纪70年代，托勒玫（Ptolemy）的世界地图（在15世纪的欧洲被“重新发现”）已经被亚伯拉罕·奥特里斯（Abraham Ortelius）的更精确的地图所取代，它是以欧洲旅行家和航海家的报告为基础的。到世纪末，大量关于美洲和亚洲的知识以印刷品的形式出现，旅行记的流行——朴素的、科学的或单纯感觉的——早就在进行中。[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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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6世纪，非常清楚，欧洲对欧亚大陆的其他文明的比较优势，在于其早熟的海上活动的开发。与美洲和印度的远程贸易的同时增长是这种迹象之一，另一个迹象是北大西洋鳕鱼业的巨大增长，到16世纪70年代已经有约350艘船（西班牙的、法国的、葡萄牙的和英国的船只）被雇用了。[120]欧洲水手对在海上使用武力特别在行，把它作为贸易的一种替代选择，或作为贸易的一种辅助物。最惊人的例子是葡萄牙的印度殖民地（Estado da India）。到17世纪初，欧洲人准备着在深海贸易和运输中确认世界主宰地位，在远程贸易中占据着（有着许多内部争端）有利地位。但是，除了他们美洲征服的惊人例外，几乎没有表明他们能超越他们通常活动的沿海浅滩立足点。在他们将要接触的其他欧亚大陆社会中，这样移居海外的“海洋人民”的习惯和气质也没有拥有任何特别的声誉。只有在俄罗斯大草原边疆（在某种特别状况下），欧洲人成功地扩展到另一个欧亚大陆社会的心脏。在东南欧则相反，优势完全在另一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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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班牙统治下的领土聚合物中，欧洲人最接近于建立一个世界帝国。西班牙幅员辽阔，势力穿越大西洋，从智利（Chile）一直延伸到新墨西哥。它越过太平洋到菲律宾群岛，到1565年后墨西哥白银被输送到中国，以换取奢侈品。在1565—1815年间，马尼拉（Manila）西班牙大帆船的漫长孤独的航程，每年为期6个月的到阿卡普尔科航程（Acapulco，墨西哥南部濒临太平洋的一个港口城市）（在至少一次航行中，所有旅客和船员死于疾病或饥饿，而船只则像幽灵船玛丽·赛勒斯特号［Marie Celeste］一样继续行驶），是联结这个帝国遥远前哨的经线。[121]不过，尽管规模惊人，这个帝国仍然小于其属地之和。它是一个横空出世的帝国，为欧洲和中国对白银的需求呼唤而来。它为加强对美洲白银的全球垄断权（从1494—1850年占据全球白银供应的80%以上）而生，但是它缺乏推动欧洲贸易深入亚洲市场的途径或意愿。没有帝国的“宏大策略”来使西班牙成为世界经济的中心：确实，这样的计划会是徒劳无益的。相反，菲立普二世奉献“皇家的五分之一”——君主的白银份额，用来在欧洲打击对手和反叛者，用来提升西班牙的显要地位。美洲的资源以及西班牙本身的资源并不用于实现其全球主导的美好图景，而是用来满足国王“救世主帝国主义”的贪得无厌的需求——他的捍卫天主教信仰反对新教敌人的使命。[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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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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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美洲的征服，欧洲与亚洲南部海滨的海洋贸易，俄罗斯向北亚大草原的推进，都大大扩展了欧洲人的视野，极大地刺激了欧洲人的野心。[123]但是，到漫长的16世纪结束时（大约1620年），几乎没有迹象显示他们已经触发了世界经济的出现，或削弱了欧亚大陆其他部分的旧文明的文化自主权。欧洲人编织了一张新商业网，联结了美洲与欧亚大陆。美洲白银的供应给了他们进入亚洲市场的入场券，那儿对纯欧洲生产的产品几乎没有需求。它影响了奥斯曼、明朝和欧洲的物价和货币供应。但是在这个全球交流中流通的商品并不是日常生活必需品而是奢侈品；它们的量很小。在16世纪，平均每年有50—70艘船从里斯本出发到东方去；[124]像瓷器或纺织品的制造品主要向西流向欧洲，并不是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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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没有很多迹象显示，技术或文化优势的平衡已经极大地转移了。在16世纪，也许最广泛输出的技术是火器作战，其中欧洲人充当了技术先导。奥斯曼的炮兵任用欧洲专家，日本的“封建”战争被欧洲炮火的进口改变。但是，既非日本也非伊朗或莫卧儿印度的社会和政治体制不能适应军事革新，在欧洲国家的军事能力与欧亚大陆其他地方的军事能力之间，也不是技术“落后”创造了真正的差异。相反，直到17世纪90年代，奥斯曼进一步扩张的威胁一直高悬在欧洲上空。在印度和东亚，欧洲的遥远使其陆地战争的模式几乎毫不相干。几乎同样的是，在欧亚大陆其他地方的消费模式、社会礼仪规范和等级观念，几乎没有迹象表明受到欧洲人行为的影响。在旧大陆与新大陆自然物产间的“美洲大交流”，使欧亚大陆的农业多样化，有着新奇的植物如玉米和土豆，但并没有形成对欧洲供应者的依赖。[125]欧洲人在美洲的活动没有引起欧亚大陆国家多大兴趣，或许会有一点。[126]面对欧洲学问，或者欧洲宗教和礼仪的激烈动荡，伊斯兰和东亚宇宙观并未显示丧失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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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帖木儿死后的两个世纪里，欧亚大陆仍处于分割中，在我们迄今为止探讨的三个文明世界与我们静静地略过的一系列其他文明——佛教、印度教——间的分割中，没有迹象显示其文化差异在缩小。若有什么的话，那是横穿欧亚大陆发生的生机勃勃的国家缔造，以及知识的广泛传播（通过欧洲和东亚的印刷书籍）使他们中的边界制造者麻木不仁，提高着文化认同的风险。当然，有时候文化相遇产生一种错综复杂的情感。佛祖牙齿的奇怪故事，展示了从漫不经心的冷漠变成宗教狂热的情绪变化有多快。1560年，果阿的总督领导了对贾夫纳（Jafna）的佛教王国（在现代的斯里兰卡[Sir Lanka]）的劫掠。在劫掠物中（事实证明）有佛教世界的佛骨之一，即佛祖的牙齿。佛齿的命运很快在孟加拉湾佛教国家为人所知，缅甸国王提出用巨款赎回，总督答应了。但是在交易完成前，宗教裁判所（Inquisition）介入了。果阿的宗教裁判所是一个非常有势力的机构，对（非基督教的）迷信和异端进行持续不断的讨伐。几年后，它迫使在印度的葡萄牙飞地的印度教仪式为非法。宗教裁判所不是视佛骨为有利可图的生意（唉，对其他人而言），而是视佛骨落入基督教手里为上帝的胜利——一个摧毁敌人的最强大武器之一的机会（因为教会毫不怀疑圣骨的威力）。总督被迫让步，移交佛齿。他们将佛齿粘满泥土，烧成灰烬。这儿与其他地方一样，欧亚大陆的“地理大发现时代”带来了更大的物质接触，而并不是精神共鸣。在随后的“商业时代”里是否会有一个不同的故事，我们还需要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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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参见F.Fernandez-Armesto，Before Columbus (London，1987)，pp.216–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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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参见P.Chaumu，European Expansion in the Later Middle Ages (1969;英译本，London，1979)，pp.95–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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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参见A.Hamdani，‘An Islamic Background to the Voyage of Discovery’，in S.K.Jayyusi (ed.)，The Legacy of Muslim Spain (Leiden，1994)，pp.286–2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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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J.Phillips，The Mediaeval Expansion of Europe (Oxford，1988)，pp.251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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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关于最近的研究，见S.Subrahmanyam，Vasco da Gama (Cambridge，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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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Vogt，Portuguese Rule on the Gold Coast 1469–1682 (Athensm Ga.，1979)，p.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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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M.N.Pearson，The Portuguese in India (Cambridge，1987)，p.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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