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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02698 正是“大分流”改变了欧亚最富裕社会的相对财富。但是这怎么解释？是什么让欧洲最富裕的部分远远地站到了亚洲最富裕国家的前头？西方历史学家中的最受欢迎的答案一直乞求于“工业革命”。正是某些欧洲社区的发明和应用技术的独特能力给了他们突破。作为一个简单的陈述这是不可否认的。但是问题几乎立即成堆。什么使欧洲人技术上如此早熟？毕竟就发明能力而言（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他们常常跟在中国的后面。也不是欧洲的技术变革的体制环境比其他地方——如中国的更为有利。而且，欧洲的工业转变并不是一次“巨大轰响”的结果。英国经济的增长相对缓慢，显示了一条积聚变化之路，并不是技术彩票中累积大奖。[38]一份部分从韦伯（Weber）处得到灵感的有影响力的评论，强调无法预测的、几乎是任意的重要因素的汇合，使欧洲避免了迄今为止的收益减少和资源耗竭的铁律。构成“欧洲奇迹”的要素是独一无二的和无法复制的：国家间的竞争（允许不同政见和自由思想）；对国家权力的限制（使财产安全）；一个高效的市场经济；一个有着充足食物和燃料储备的良性自然环境；一笔能够抽取的巨额意外之财（在美洲）。[39]另一种观点急剧地改变了争论的平衡点。这里，直到1800年，在西北欧和欧亚大陆其他地方的最先进的经济之间没有什么可供选择的。欧洲优势并不在于其社会或政治结构，或甚至并不在于其科学思想的进步，相反它来源于其煤炭（地质变迁的结果）和殖民地（掠夺的果实）的天资：只有它们让其逃脱了前工业增长的不变命运。[40]第三种观点并不把欧洲的“分流”视为其特别的天资（资源、思想或体制）的结果，而是对全球力量和趋势的一种反应。从这种视角看，欧洲的工业化甚至可以被视为是一个有着独特的无意后果的防御策略。[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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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02700 我们可能从承认在18世纪晚期欧亚大陆两个地区脱颖而出开始。一个在欧洲，当然并不是所有欧洲国家，既然大陆南部和东部的许多地方，即使用当时的标准来看也是贫穷和落后的。原始的农业技术、缺乏“改良”（像圈占和排干）、糟糕的道路或没有道路、手工业技术的缺乏、非常低的识字率、没有金融机构提供信贷或资本、个人与财产的不安全、农奴制的坚韧：在欧洲农村内陆的很大部分地区仍可以看到这些状况。最繁荣的地区可以在法国、不列颠岛、低地国家、莱茵河畔、北意大利、加泰隆尼亚（Catalonia，西班牙东北）部分、德意志南部和东部的商业城镇以及奥地利帝国找到。这些是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描述的那类先进商业经济已经牢牢扎根的地方。经济发展为增长的专门化和劳动分工所推动，让生产率增长，让市场以良性循环发展。制造业技术和土地使用的增值改良指向同一个方向。还有从欧洲国家间及大陆间的贸易得来的利润也一样。尽管它们难以衡量，远程贸易的影响也许加快了向大众消费社会（通过提高对热带商品如蔗糖、咖啡和茶叶的消费）的进程，并刺激了市场、管理和商业信息的收集利用的革新进程。然而，这些有利条件也能够在中国找到（如果不是大多数，也是许多）。江南（长江三角洲）是一个大制造业地区，生产棉布“输出”到中国其他地区。有着超过3,000万的稠密人口（每平方英里1,000人）[42]不计其数的城市、稠密的水路运输网与长江中上游（一个巨大的内陆腹地）以及中国其他地方（通过大运河）联结起来，江南可与欧洲商业心脏地带相比，一个与西北欧一样富饶和丰产的市场经济的良好例证。纺织品生产也差不多，[43]尽管像蔗糖和茶叶一样的消费品的生产可能一直要高得多。技术独创性广为传播。而且，中国得益于其法律使买卖土地要比在欧洲容易得多，也得益于一个农奴制实际上消失了的劳动力市场（不像在欧洲）。在一个井井有条、治理良好的社会里，在一个有着低额税收、积极提供更好工作（通常是农业）的状态的社会里，似乎并没有明显的理由为什么不应该无限期地继续下去，用与欧洲相当的规模沿着亚当·斯密的物质进步（经济学家称为“斯密增长”）道路继续下去。在欧亚大陆其他地方，对物质进步的障碍更大。在奥斯曼帝国和伊朗，没有按照江南路线的“中心”区域出现。除了埃及（那儿，尼罗河三角洲大部分地区仍需要被排干），稠密和丰产耕作的地区是分散和稀有的。大片土地仍是安纳托利亚和伊朗游牧民的居留地。在相对严酷的环境中，人口稀疏，像世纪中叶的伊朗一样，有时遭受猛烈瓦解的影响。除了在海洋区域，大宗商品的运输是极为艰难的，这有助于保护当地制造商免遭外来竞争。但是，到18世纪中叶，欧洲的接近早已开始推动奥斯曼帝国用农业商品交换进口制造品。[44]伊朗的丝绸出口已经消失：它极少出口商品，更不用说工业品。[45]在印度的情况则不同。印度的制造业有高度发达的生产力，也许18世纪60%全球制造业出口品是印度——世界的纺织品工场——生产的。在当时的欧洲，印度平纹细布和印度棉布作为奢侈品需求巨大，而其廉价棉布则转销西非换取奴隶。[46]18世纪早期印度棉花“完全控制了”西非市场。古吉拉特（Gujarat）、马拉巴尔（Malabar）、科罗曼德（Coromandel）和孟加拉是有着强烈国际纽带的商业地区。可耕地充裕，但是，与中国和欧洲不同，建立一个大一统经济的范围是极度有限的。在次大陆的很多地方，内陆交通受制于缺少能通航的水道。在北印度的商路被莫卧儿帝国的衰落严重干扰。当然，贸易和商人生存下来了，并且可能甚至繁荣了，但是政治权力的不稳定地理——各地精英的要求和保护多变——阻碍了一个稳定“中心”的出现。[47]技术的扩散——在技术进步中的一个重要阶段——受制于一个以职业为基础的种姓等级制度。一个无情的生态阻挡长期投资，一般从1750年开始的政治动荡也一样。也可能真实的是在农民和织工层面的印度社会太难驾驭、太流动，以至于不能接受施加给例如英国工厂工人的“劳工纪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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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02702 问题就是：江南（及中国）为什么没有能敌过欧洲的经济扩张、没有能抑制欧洲中心的世界经济的出现？我们的最好答案是它不能越过前工业增长的经典束缚。[48]到18世纪晚期，它面临食物、燃料和原材料价格的急剧上涨。日益增长的人口和扩大的产出竞争着或多或少固定的土地生产。对食物的需要压制了原棉生产的增长，在1750—1800年期间，长江三角洲原棉价格可能翻了一番。[49]对燃料的需求（以木材的形式）带来了砍伐森林和环境退化。逃脱这个陷阱的道路只存在于理论中。江南本应该从更远的地方获取材料供应，它本应该用机械化降低生产成本、扩大市场以及供应资源，它本应该转向煤炭来满足燃料的需求。实际上，它几乎没有机会按照这样的路线变革。它面临内陆中心的竞争，那儿的食物和原材料更廉价，它也能够利用中国发达的水路运输系统。中国商业经济的完美让有同样技术水平的新生产者进入市场相对容易。在这些条件下，机械化——即使技术上实用的——可能被扼杀在萌芽状态。而且，尽管中国有煤炭，但却远离江南，并不能廉价地运到那儿。由此，总体上对中国来说，走工业“阳关道”的刺激力和途径不足或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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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02704 欧洲最发达的地区并没有面临这些约束。即使我们排除讨论颇多的问题，关于是否商业体制、信贷与资本的供应以及有用知识的扩散比在中国组织得更有效（使技术进步更可能发生），似乎明显的是，对食物、燃料和原材料的上涨的需求更容易满足。欧洲的“资源边疆”还没有被关闭。有新的土地供应（例如在俄国南部），新的农业改良提高了现有农场的生产率。在对燃料需求最旺盛的地方，有丰裕的可用煤炭供应来满足需要。欧洲也享有殖民地贸易的额外益处，其利润部分地依赖于奴隶劳动力的果实。它有其“自由”土地的意外之财，尤其是在北美洲。两者可能都为逃脱江南的命运做出了贡献（尽管不是决定性的）。总体结果是欧洲“中心”有着更多时间利用技术进步的机会，以及一个更好的机会来使技术跃进，利用依赖煤炭的蒸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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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02706 如证据所显示的，如果这种分流的方式从1800年左右就已经开始出现，那么一场伟大的革命确实在形成中。故事实际上更为戏剧性。欧洲的部分国家经历了增强版的经济变革，这就是在英国，其经济轨道比欧洲大陆相对繁荣地区的要陡得多。这里，三个特点至关重要。第一，在1760年以后的80年里，就业率有一个从农业到制造业的巨大转移。在这个时期开始时，工业雇用大约24%的男性劳动力；到1840年，数字是47%。这种没有抬高农业产品成本的重新部署，是工业扩张的一个重要条件。相反，1760年，一个农业工人能养活一个工厂工人，而80年后，他能养活近3个人。[50]第二，尽管工业劳动力的大幅增长而非任何总体生产率的任何急剧上升是英国工业革命的显著特征，但是纺织生产，尤其是棉纺织生产的巨大集中同样是其显著特征。生产率增长高度集中在纺织业。利用阿克莱特（Arkwright）的“水力纺纱机”（roller，1769年）和克隆普顿（Brompton）的“骡机”（Mule，1779年）的机器帮助的生产，采用水力，生产出比旧的手工纺纱机更为廉价、更牢固、更优质的纱线，[51]工厂逐渐从使用熟练工人到使用非熟练工人。纱线出口，但它也是生产棉布的原材料，而且成本降低了。到1801年，仅棉纺织品就占英国出口的几乎40%；30年后，超过了50%。这在国外开拓了一个巨大的新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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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02708 第三，英国开创了在工业规模上使用蒸汽力和煤炭。当然，蒸汽能源的原理早就为人所知，自从18世纪初起，蒸汽发动机就一直在使用着，但是整体笨重、耗煤量大。直到1775年波尔顿（Boulton）和瓦特（Watt）制作他们的模型时，一种更高效率的蒸汽机形式才出现。蒸汽力和煤炭形成了一种重要的合作关系。蒸汽机从矿井里抽出水，没有它们，英国的煤炭生产会停留在1700年的水平上。[52]有了它们，到1800年煤炭生产增加到年产1100万吨——相当于使用英国半壁江山面积年产的木材。蒸汽释放了英国的燃料束缚，它（如我们看到的）已经折磨了中国，蒸汽打开了需要大量能源的工业生产道路。煤炭与焦炭是增加生铁供应的必不可少的手段，生铁在1788—1806年间增长了三成以上。[53]蒸汽与生铁一道比木材能生产更耐用的工具、人工制品和机器。它们帮助创立了一种新“机械文化”，其增值进步帮助改变了1800年后的物质世界。到18世纪90年代，蒸汽力也应用到纺织业、应用到纺纱，有助于进一步降低成本。到19世纪20年代，它开始应用到水陆运输中去——一种不久就给予了其使用者巨大的商业优势和战略优势的革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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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02710 蒸汽力和煤炭的这些收益意味着英国经济能力的异常增长，它超越了欧亚大陆任何竞争者的增长。当然，我们应该注意到，甚至到1830年，这些收益中的多数还有待实现。以蒸汽和煤炭为基础的经济的优越性只有到19世纪50年代可能才变得普遍。[54]但是，早在1830年以前，英国工业化的第一大阶段早已改变了欧亚间最重要的商业关系。欧洲对印度棉布的永不满足的胃口以及印度棉布在其他第三市场的竞争力，从17世纪开始一直是东西方贸易的中心事实。但是，到1800年，英国制造商已经在国内自己的市场上大体取代了印度商品，在白棉布的出口上超过了印度，不久他们把他们的廉价商品卖到国外其他市场上。更惊人的是，到1817年，印度织工以日益增长的规模进口英国制造的棉纱。到19世纪20年代，印度已经成为棉纱净进口国。[55]随着1830年后动力织布机的到来，英国的棉纱优势扩展到棉布。到19世纪30年代中叶，棉纱占了英国向印度出口商品的一半以上，印度已经成为英国棉纱制品的第二大市场。[56]这是一个令人震惊的逆转。通过摧毁印度在世界纺织品市场中的长期优势，英国就能把它们的贸易推进到能够撬开大门的亚洲任何市场。印度的大门是被英国帝国主义的力量打开的，还需要看这种力量是否也能用在其他市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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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02712 在殖民化北美洲、在扩展奴隶贸易以及确认欧洲对印度的控制中，起着最积极作用的欧洲国家，也应该充当工业化的先锋也许并不仅仅是巧合。在18世纪，英国人已经能够以空前规模扩展其海外贸易——多达5倍。[57]对加勒比蔗糖的旺盛需求，使得西印度群岛成了英国制造业的越来越重要的消费者，成了北美殖民地其他商品的越来越重要的消费者。美洲收入也花在英国，加大了大西洋贸易量。在1700—1774年期间，英国向美洲和非洲的出口额增长了九成，超过了出口到欧洲大陆的商品价值。[58]加勒比也是——并且臭名昭著的——一个巨大的奴隶劳动力市场，在其18世纪80年代的顶峰时期，也许英国棉织品出口的1/4是送到非洲换取奴隶的。[59]所有这些的重要性，部分地在于它给予英国信贷与金融网络的刺激，特别是利物浦（Liverpool）已经成为美洲和西非贸易的主要港口。它创造了一个新贸易增长的现成网络，这个网络以工业进程为基础：首先来自西印度群岛的原棉供应，接着棉制品分销到固定下来的市场。没有障碍或瓶颈阻止新出口工业品的迅速扩展，或阻碍它们需要的进口原材料的供应。甚至工业革命前，英国对外贸易的绝对规模有着其他重要后果。没有哪一个欧洲政府更关注贸易和制造业的需求，对捍卫反对信用失败的金融体系的必要性更敏感，或更愿意为商业利益而动用海军力量。除了荷兰之外，没有其他国家的统治阶级如此深入地卷入商业投资，或者如此依赖商业扩张的收入。最后，还有印度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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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02714 早先，我们看到可能用来解释欧洲工业转型的一种有趣的可能性，即其根源在于对亚洲制造业出口在全球优势的防御性反应。到1700年，印度印花棉布和白棉布早已畅销于英国消费者中。1708年丹尼尔·笛福（Daniel Defoe）说：“我们看到我们的上流人士身披印度披肩。”[60]英国曾多次禁止从印度进口印花棉布以保护毛纺织业，但是对棉布的需求永不满足。作为扩大国产商品市场的努力，英国的棉织业开始进口印度白布进行染色设计。这是“东印度贸易的产儿”，[61]其产品取的是印度名字。[62]1770年后，纺纱的新机器使得兰开夏的白棉布和平纹细布有了竞争力。“他们（纺织厂主）的目标，”塞缪尔·奥尔诺（Samuel Oldknow）（平纹细布的顶尖制造商）的伦敦代理人告诉政府调查员，“是……建立英国制造业，在某些方面应该能与孟加拉的产品相匹敌。”[63]但是英国征服印度（尤其是孟加拉）的结果之一，是东印度公司进口棉布的大量泛滥，降低了价格，使国内的新兴工业面临着被摧毁的威胁。[64]印度（以及苏格兰廉价劳动力）的竞争，奥尔诺自传说，给了“采用工厂制度一个更强大的推动，不仅仅在纺纱和终端加工方面，而且在织布方面”。[65]为了排挤印度商品，关税大大提高，从18世纪90年代的三成上升到1802—1819年的九成：[66]当然，1802年后，印度进口商品急剧下降。由此，模仿、保护和机械化被迫一起前进，成为欧洲渗透亚洲市场的急先锋。尽管为英国出口品强制打开大门，但是假如无力排除竞争的印度商品，那也可能会是一个不同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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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02716 文化的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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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02718 领土征服和工业技术是欧洲对欧亚大陆其他地方新自信的最明显特征。但是，新的不均衡还有着第三个方面。就是在这个阶段欧洲人首次宣称，他们的文明和文化优于所有其他的——不是理论上（那是旧帽子）而是思想上和物质上。这种宣称真实与否我们不必较真，更重要的是欧洲人愿意装得像真的一样。这在他们急于汇集和分类他们从世界其他部分点点滴滴搜集来的知识中表现出来，在他们把这种知识装入以他们为中心的思想结构的自信中表现出来。在对非欧洲的欧亚大陆的实体支配之前，就先有一个思想上的侵略。这在我们阶段的末尾（如果我们把法国入侵包括在内的话早一些）像“塑造了”“新大陆”一样“重塑”亚非部分的野心中表达出来。并且这最终依靠异乎寻常的信念，即只有欧洲会穿越历史前进，把世界其他部分留在“停滞状态”，等待欧洲的普罗米修斯的触摸。我们随后将更仔细地考察这个“思想革命”。但是，在欧亚大陆其他部分正在发生什么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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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02720 18世纪50年代和19世纪20年代之间，中国的文化方向没有大变化，中国在更大的世界中的地位没有大起大落，当然没有对文化历史的拒绝。也没有为什么应该有这些的任何理由。这是一个富裕的、成功的和成熟的儒雅社会。[67]乾隆统治（1735—1796）是一个政治稳定、繁荣及（在中国本身）和平的统治。用当时的口号，它是“盛世”（Flourishing Age）。他们对动荡大草原的最后胜利——对内亚的征服使清朝的成就圆满，它平定、统一、巩固和保卫中国领土。异族入侵使王朝崩溃的永久威胁——在中国大一统的漫长历史中重要的不变的事情——终于被解除了：如果需要的话，在中国最重要的地方确认了中国的文化和技术优势。毕竟它是一场胜利，它在地理规模和地缘政治重要性上（若非经济价值）与欧洲在美洲的胜利相匹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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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02722 当然有社会和文化压力。对缅甸（Burma）和越南（Vietnam）的军事失利，增长的官僚腐败现象，像白莲教（White Lotus）起义的大众动乱，所有都暗示了帝国衰落的开始，“天命”的逐渐衰败，天命应该是王朝合法性的基础。[68]但是儒家传统仍然空前强大。其中心思想浸透着孔子的家长主义和等级制度思想，即在官僚士大夫统治下社会幸福最大化。带着道家因素（这教导简单的物质需求和与自然的和谐）的儒家思想，并没有面对重大的思想挑战。宗教在中国起着非常不同于其欧洲伙伴的宗教的作用。尽管“纯”道家有着某些思想影响，其神秘的信仰吸引着大众追随，但是，它没有公共地位，被儒家官僚怀疑，传道者的信仰为官方所不齿。[69]佛教主要在西藏和蒙古受到追捧。皇帝小心翼翼地表示尊敬它，作为对佛教徒精英增补到他们的统治体系中去的让步。在中国本土，它是边缘化的。和尚与道士一样，被视为分裂性的和讨厌的。[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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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02724 由此士大夫官僚以及从中招徕官僚的受教育的绅士阶级，没有面临有组织的僧侣的竞争。社会精英内部也没有狂热的宗教殉难者的挑战。官僚古典思想也没有受到新形式的“科学”知识的威胁。原因是什么？历史学家争论不休，也许早在1400年，科学实验的传统消失了。部分理由也许在于儒家“天国立法者”——指定自然法则的一位神——思想的显著缺失。[71]在欧洲，信仰这样一个上帝的神、寻求“他的”目的和伟大设计，一直是（也许就是）科学研究的一个核心动机。但是，中国没有宇宙是由能够被验证的自然法则体系支配的根本假设。甚至18世纪的考据运动（乾嘉学派）也拒绝“合法的、始终如一的、数学上可预见的宇宙的观念”，考据运动强调收集广泛的科学和技术领域的经验数据。[72]因此，它应该被视为“古典”考据老传统的组成部分，而不是对其假设的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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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02726 所有这些并不是说中国缺乏学术辩论。文人学者精英以著书立说安身立命，官僚体系依赖于对大量奏章、呈文和密折的批复、传达和存档运行。士大夫就公众事务撰写策论，吸引权贵的庇荫以求飞黄腾达。在富饶和城镇化的长江三角洲地区，儒家学者群集，这里长期被视为反清意识的一个温床。从这里发出了批评皇帝在18世纪50年代征服突厥斯坦的昂贵战役的声音。但是，争论受到中国政治体系本质的约束。不像欧洲，清朝在政治棋盘上没有“自由空间”可以让不同政见的文人指望找到避难所。公开反对皇帝权威是危险的，一位被怀疑激发动乱的文人得不到赦免。[73]毕竟这是满洲统治，军政大权被小心翼翼地留给满洲的少数民族。满洲人居住在城市里的特别部分；不鼓励他们与汉族人相互通婚；做出积极努力来保留他们的语言和文学。18世纪中叶，帝国的伟大胜利用来增强王朝体制的“满洲性”。他的辽阔内亚领土使得皇帝不只是一个儒家统治者：他宣称现在是一个宇宙君主。[74]结果可能会是强化儒家文化的保守主义。不管他们抱怨什么，对经典传统的标准承受者士大夫来说，清朝似乎是比以前的任何朝代都更安全。“高水平均衡陷阱”（事情太完美了不值得变革）有着其文化伙伴，它如此貌似有理地解释了经济生活的技术保守主义。并没有排除外在影响。但是，如宫廷的耶稣会地图绘制者的例子一样，他们被干净利落地改造为单一中心的世界观。耶稣会地图的官方版本抹去了经度线和纬度线，保留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形象。[75]1800年后，欧洲地理的官方知识仍是出奇地不精确。[76]这是一个非常惊人的悖论，在欧洲人大量抵达东亚海岸的前夕，中国知识界找不到什么理由用自己的文化影响外部世界，或预测其对自己的道德世界的影响。当1793年马嘎尔尼（Macartney）爵士访问中国，希望劝说乾隆皇帝建立与英国的外交关系时，这位皇帝直截了当地拒绝了他的建议。希望以英国的独创性给宫廷留下深刻印象，他带来的礼物和小玩意儿被当作奇技淫巧。皇帝对乔治三世的回信称：“然从不贵奇巧，并无更需尔国制办物件。”[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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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02728 1750年后，伊斯兰世界没有多少文化自信的理由。政治上，伊斯兰似乎处于围攻中。奥斯曼帝国和伊朗帝国都遭到军事失败和领土损失，主要败在俄国手里。埃及在1798年被法国占领，直到法国人被英国人赶出去。莫卧儿帝国在1760年后成为一个空壳，穆斯林孟加拉成为一个英国省份，穆斯林统治的迈索尔在1799年被英国摧毁。在中亚，中国的统治注意着在新疆的穆斯林。在东南亚，1811年英国入侵爪哇（Java），为后来荷兰重新确立对爪哇内陆的穆斯林国家的殖民权力铺平了道路。伊斯兰世界似乎在欧亚大陆两端承受着帝国主义的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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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02730 最伟大的伊斯兰国家也最多地暴露于欧洲帝国缔造、商业扩张和文化影响中。奥斯曼官员和乌拉马——包括伊玛目或祈祷领导人以及伊斯兰法和神学的博学解释者的学者阶级——被1768—1774年的俄土战争的失败所揭示的帝国崩溃迹象震惊。[78]如军械师杜托特男爵（Baron Du Tott，有趣的《回忆录》的作者）的欧洲专家，早已被雇用来加强奥斯曼的防御，并用欧洲方法指导军队。奥斯曼学者开始更多地注意欧洲政治和欧洲国家的军事资源，欧洲有些地理和军事书籍被翻译过来。出现了一小批穆斯林旅行家，其中有些人为奥斯曼政府写下旅行记录，也不知道这产生了多大影响。极少穆斯林学者熟悉欧洲语言——也许在18世纪前一个也没有。[79]几乎没有最新的有关欧洲事务的知识。[80]事实上，18世纪晚期的奥斯曼穆斯林的文化生活，似乎大体上没有受西方当时动乱的影响。经典伊斯兰的思想遗产仍是极为强大的，并且仍然是知识阶级、神学和法律的中心议题。这对知识文化来说尤其如此，并且也反映在建筑和设计的本地主题的继续上。[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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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02732 这会被贬低为一种“衰退”的迹象：曾经充满生机的传统回应欧洲入侵引起的思想挑战的失败。这会是一个肤浅评判，欧洲地缘政治的攻击是突如其来充满暴力的。但是，欧洲“威胁”的更深本质只是初露端倪，其“意义”几乎不能被同时代欧洲“内中人”把握，更不用说从外面凝视的穆斯林观察员了。历史学家有着后见之明的益处，常常抱怨奥斯曼帝国与其他穆斯林社会一样，非常缓慢地采用欧洲对手的文化模式：民族国家的外观和精神实质；自由主义伦理；一个工业化经济的“技术主义的”精神。事实上，欣然接受这样的教条——在欧洲人中深深地争论不休的——本来会打击穆斯林思想家，不仅仅是在黑暗中乱蹦，而是作为必定的自毁之路，从内部崩溃会加快毁灭的进程。似乎更明智的是继续存在已久的做法，点点滴滴从欧洲专家借用，让外国的技术适用于奥斯曼或伊朗的需要——如萨非或莫卧儿统治者曾经做的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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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02734 容易明白为什么应该是这样的，伊斯兰有着显著的世界主义文化生活（在奥斯曼帝国以及以外）。一个有教养的人可能在巴尔干和孟加拉之间的任何地方创业。出生在波斯湾口舒斯特（Shustar）的历史学家阿卜杜勒·莱兑弗（‘Abd al-Latif，1758—1806），师从伊朗学者获得其学问，但是对进步的渴望把他带到印度，他的哥哥早就是阿瓦德的一个医生了。他成了海德拉巴统治者驻加尔各答公司政府的代理人，他的印度史观是伊斯兰的并不是“印度的”。[82]对伊斯兰知识界来说，一个奥斯曼、伊朗或莫卧儿“祖国”的领土爱国主义概念是极为异己的，民族国家作为忠诚的唯一焦点简直是毫无意义的。在奥斯曼帝国，穆斯林（与基督教徒和犹太教徒一样）从经典和宗教获得认同，并不从语言或民族概念获得认同。[83]在一个混合帝国里，穆斯林作为其战士、官员、律师和地主享有头等地位。一个穆斯林民族国家，一块只有或主要由奥斯曼穆斯林继承的领土，会意味着帝国的末日——确实，只有随着1918年帝国结束，这才成为可能。文化守护人也不同情旨在增加统治者权力的强国思想。在一个伊斯兰政体中，在乌拉马的法律阐述者角色与统治者施行和维护它的职责中一直有一种紧张。改变了统治者权重方向的“改革”注定会受到怀疑。从这个观点来看，新军（nizam-I jaded）——苏丹谢里姆三世（Selim III，1789—1807年在位）按欧洲模式创造的“新军”——看起来更像反对国内反对者而不是反对外部侵略者的武器。由首席乌拉马（sheikh ul-Islam）谴责苏丹的新军颁发的判决（fetwa，伊斯兰教裁判所的判决），是谢里姆三世1807年被推翻的信号。在伊朗，乌拉马回顾他们在萨非帝国（1501—1722）的法律主导地位，把大约1790年后的卡扎尔王朝视为非法的暴发户，这种情绪仍然很强大。[84]也建立了一支新军的王储阿巴斯·米尔札（Abbas Mirza）被迫秘密学习军事操练。他的乌拉马反对派说，他不适合继承王位，“因为他已经成为一个外国人［也就是说，法兰克人或基督教徒］并穿着外国的靴子”。[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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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02736 即使人们更好地理解了欧洲“分流”的本质，“改革家”精英已经施加了更多的影响，但是，根本的变革仍有着多重障碍。没有可以动员的世俗“公共舆论”支持。知识与文化广泛分散在不计其数的穆斯林学校（传授伊斯兰教义及戒律的寺院建筑）里，这里仅供学者们聚会研讨。除学者阶级外，其他人识字水平很低。在18世纪20年代，出版社（阿拉伯文）被引进到奥斯曼帝国，但旋即遭到镇压，直到18世纪80年代为止。直到1828年才刊行了帝国的第一张报纸，它在那时的自治附属国首都开罗出版。因为极少穆斯林在欧洲旅行过或掌握欧洲语言，所以奥斯曼和伊朗统治者常常依赖他们的基督教少数民族希腊人或亚美尼亚人（Armenian）代理来与欧洲国家打交道。由于这些社区似乎更得益于欧洲影响及更广泛使用欧洲方法，所以这些代理人的忠诚不可能不受怀疑。在这种情况下，对时事惊恐的穆斯林更乐意在伊斯兰传统内部寻找出路。那些前去朝圣者（到麦加的朝圣）回家敦促更严格认定其地方性，或分发他们遇到的学者的著作。[86]阿拉伯半岛的瓦哈比（Wahhabi）运动（其追随者在1803—1805年占领了麦加和麦地那），是一种狂热拒绝所有非《古兰经》影响的运动，它视改革为腐败与邪恶之源。瓦哈比运动的追随者活跃在远至爪哇的地方。有着神秘的礼仪、守护神徒、遗物和护身符/咒语的苏非派信徒（Sufi），是大众宗教的主要表达。尽管他们受到乌拉马精英的嫉妒，但是作为大众不满变化方向的潜在载体不能忽视他们。[87]甚至对于穆斯林败于欧洲之手的圆滑观察员，像18世纪晚期印度的学院派历史学家一样，大体上把它解释为腐败统治者的道德的滑坡，但是恢复一个基于伊斯兰教法的时代仍是他们的共同理想。[88]这无助于穆斯林在入侵的打击中体验欧洲的方法。奥斯曼埃及晚期的大历史学家杰巴尔迪（al-Jabarti，1753/4—1825）对法国占领体制的速度和效率印象深刻，但反抗其残酷和无神论。他写道，它“建立了……一个无神的基础，一个不公正的堡垒和罪恶革新的所有方式”。[89]愤怒而非好奇成为主导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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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02738 当然，我们不应该完全低估穆斯林社会重组他们的防卫以抵抗欧洲入侵或采用新思想的能力。1826年，在希腊反抗的高峰，奥斯曼苏丹穆罕默德二世（Mahmud II）清算了传统部队禁卫军，它与乌拉马的联盟摧毁了他的前任。在大多数高级乌拉马的默许而非祝福下，随后开始一系列的改革，包括禁止包头巾、赞同土耳其毡帽。但是，在1840年前，在文化和思想变革背后的动力相对弱小——也许因为滞后，看到了欧洲现在造成的激烈挑战。我们也不应该想象伊斯兰自身处于普遍引退中。例如，在西非，18世纪晚期是一个巨大推进的时代，穆斯林战士和苏非兄弟扩展了统治与宗教的边疆，时机至关重要。在1786—1817年间，当奥斯曼·丹·弗迪奥（Uthman dan Fodio）缔造他的圣战国家索科托（Sokoto，在现代尼日利亚）时，他和他在苏丹西部（今天的马里）的对手伙伴构筑了一道屏障，抵制不久将到达的基督教传教士，以及随后的西方殖民主义。[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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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02740 中国和伊斯兰世界的文化界，尽管有差异却有着几个共同点。它们不是静止的或“衰退的”：学者们争论，建筑师设计，艺术家绘画，诗人写作，城里人寻欢作乐，学生寻求知识，律师与医生受到训练，富人盼望奢侈消费品。社会或经济命运的改变激起了道德或宗教焦虑，神启或千年预言挑战思想正统。苏非主义、瓦哈比运动或白莲教运动兴旺的世界并不是停滞不前的。但是三个重要的不变事物似乎构成了这个场景。第一，在伊斯兰世界和中国，古典文字的文明占优势，与他们的审美和伦理箴言相一致仍是文化生活的基础。解释天人感应是思想独创性的真正检验。第二，在他们两者中，文化和思想权威集中于识字精英中，他们的特权地位是由政治权力有效确认的。公开的思想或宗教不同政见者相对有限。第三，除了极少例外，两者都对欧洲（及相互）大体上无动于衷，并不怎么对欧亚大陆外的外围世界感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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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02742 不应该过于夸大欧洲特殊性，欧洲人也是文化内向的、埋头于他们自己的宗教和思想问题。他们大多还受宗教信仰的奴役，强烈不容忍其他人的信仰。宗教组织（教会）获得了巨大的财富并控制了教育。教会和国家像连体双胞胎。对大多数欧洲人来说，似乎非常明显，两者谁也离不开谁。神的贵族精英与世俗贵族共同统治，君主因神的加冕而合法化。科学与宗教还不是到20世纪时的你死我活的敌人。艾萨克·牛顿（Isaac Newton）的物理学横扫思想界，他认为自然世界是由上帝控制的，上帝的干预校正了自然的不完美。对大多数欧洲思想家来说，自然秩序是固定的：适应（在查尔斯·达尔文的意义上）是不可想象的或不需要的。对社会经济体制也差不多。技术和工业变革的影响只在启蒙运动的伟大头脑中模糊可见。如相信进步进程一样，他们倾向于相信进步与衰退的循环进程。毕竟他们生活在一个农奴制仍然流行于欧洲不少地区的世界，生活在一个严格限制政治权力的世界，生活在一个最富裕的国家是奴隶贸易和奴隶制的最热切实施者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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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02744 无论如何，到18世纪50年代，欧洲开始一条与欧亚大陆其他地方迥然不同的文化道路。在思想精英中，宗教怀疑可以公开说出来。皮埃尔·贝勒（Pierre Bayle，1647—1706）的“腐蚀性怀疑论”[91]和大卫·休谟（David Hume）论及的基督教信仰奇迹的揶揄对大众态度的影响甚小。信奉基督教（有着各式各样的形式）仍是社会认可的条件，但是，宗教信仰逐渐成为一种观点，通过论争维持，而非用规则来实施。1750年以后，大量出版物揭示了教会人士对不信奉挑战的严重关注。仅在法国，一年内（1770）就出版了90本书来捍卫基督教。[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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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02746 这种对怀疑论的宽容反映了文化思想的深刻变化。约翰·洛克（John Locke）的《人类理解论》（An Essay Concerning Humane Understanding，1690）在西欧的巨大思想影响，标志其个人主义心理和哲学的诉求。洛克极好地否决了人类通过上帝灌输的“与生俱来的思想”理解自然世界的观念，反之，人类依赖“感觉印象”来建构世界形象，依赖理性来把它们的印象整理成前后一致的模式。[93]人类的责任，洛克说，在于不同意与理性和经验相矛盾的真理——一种教育应该培养的思想习惯。[94]他们不应该相信过去传下来的信仰，他们能够经由经验与实验发现新的真理。洛克相信“理性和常规实验”的价值，这个他贡献了毕生大部分时间的思维活动的方法。到18世纪中叶，这种方法成为欧洲文化的中心活动。仔细观察自然世界来实验验证“自然法则”成为文化人的一种思维习惯和时尚习惯。这并不是说宗教的创世说已经失去了全部力量，许多科学研究是预言神圣的创造者角色和阐明上帝计划的需要。但是即使创世者的理论也需要持续不断地更新以便与观察的结果相一致。“古典”知识的似神谕的地位被永远地摧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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