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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怀疑论和实验，我们能够加上第三个特点：欧洲对待时间与空间的态度。自中世纪晚期起，对世界其余地方的强烈好奇一直是欧洲文化的良好传统。这可能源于欧洲位于世界的边缘而非中心的普遍感觉。1400年以后的远洋航行以及由此产生的报告，促进了反映这种好奇心的文献的巨大增长。商人和拓殖者的实际利益壮大了对地理数据的需求，而商业争议（例如，对金银出口知识的争议）给了亚非贸易主题价值的确凿信息。地图与地图制作在思想上、商业上以及战略上日益重要。到18世纪中叶，系统收集地理知识是欧洲思想的主要事务，仔细观察人文和自然现象的“科学”旅行获得了巨大声誉。由库克的南太平洋报告引起的轰动，促进内陆探险的非洲研究院（African Institution，1788年）的成立，拿破仑“描述埃及”项目的宏大规模（1798年），以及冯·洪堡（von Humboldt）对其南美旅行（1799—1804）描述的思想影响，展示了一个“全球”世界形成图景如何深深地植根于欧洲的想象力中。正如我们行将看到的，这种空间的迷恋可能有助于产生一种新的时间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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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到18世纪中叶，在欧洲文化和欧亚大陆其他大部分地区的一个“大分流”在形成中。常常被称作欧洲的“启蒙运动”的，是一场一直追根溯源到17世纪的思想运动。[95]其重要特征是“古典”知识学术垄断地位的逐渐崩溃，“古典”知识在伊斯兰世界和儒家文化中仍然保持着如此巨大的力量。为什么这应该在欧洲发生是一个千头万绪的历史之谜。欧洲分化为主权国家、本国语言印刷品的增多、持久的宗教分裂、欧洲文艺复兴的“迟”到以及“识字公众”的增长（其自身部分地也是宗教论争的产物）也许创造了一种环境，一种统一知识精英的思想主导成为可能的环境。对此，我们可能要加上欧洲历史中的其他大差异。欧洲人独自获得了一块“新大陆”，这在多大程度上改变了欧洲经济发展的方向仍是有争议的。但是美洲对欧洲思想的影响决非夸大其词，它们提供了一种巨大的思想挑战，这并不仅仅是获得和组织大量知识作为商业和统治前提的事。正是在美洲，欧洲人发现了他们对其他社会实施激进变革的能力——通过奴役、征收、改变信仰、移民及经济剥削。正是在美洲，他们看到了一种文化或民族能够对另一种文化或民族的毁灭性影响——在欧亚大陆其他地方无可比拟的一种影响。毕竟正是在美洲，他们发现那里的民族生活在似乎更早的时代，遵循着一种据猜测可能曾经在欧洲流行的生活模式。洛克说：“起初，所有世界都是美洲。”[96]结果是对历史的向后追溯（远远超过对《圣经·创世记》的限度）和新的探索研究模式：欧洲社会应该也经历过这样的形态，并且达到当今形式的阶段。[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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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洲彻底改变了欧洲人的时间感。它鼓励了欧洲人设计一种历史框架，以便把世界其他地方的国家和人民放进去。它有助于提倡一种假设的进步史，其中欧洲已经到达了最高阶段。在18世纪下半叶，这种欧洲在全球秩序中的首要地位的意识，受到了三种影响超凡的思想的强化。第一是商业美德作为文明的代理人，对此休谟和苏格兰启蒙运动坚持不懈。[98]在《国富论》中，亚当·斯密把商业自由作为物质进步的必由之路，把自由贸易思想作为全球和谐手段，这些思想被伊曼纽尔·康德（Immanuel Kant）的《论永久和平》（Perpetual Peace，1798）采用。[99]争论（像维多利亚时代的自由贸易者）欧洲应该领导其余世界进入普遍自由贸易，把世界自身视为一个巨大的单一市场，这只是小小的一步。第二是启蒙运动思想家展示的异乎寻常的信心，即人类机构甚至人类行为能够按“理性”路线重建。没有人比英国哲学家杰里米·边沁（Jeremy Bentham）走得更远，他的功利主义的公式（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提供了一种衡量标准，可以依此标准检验世界上任何地方的法律与机构。[100]运用这个公式，开明的立法者（来自欧洲）能比愚昧的当地人起草更好的法律，当地人陷于迷信和古老偏见的困境中。对他的追随者詹姆士·穆勒（James Mill）来说，印度历史揭示了“印度人的举止、机构和成就已经停滞了许多年”（他认为从约公元前300年起），[101]他把这种野蛮控告扩展到中国。[102]欧洲的普罗米修斯触摸提供了进步的唯一希望。第三点同样令人吃惊。到世纪末，人们日益坚信，在全世界传播他们的福音是欧洲社会的紧迫责任。特别有意义的是福音运动的力量在新教英国，这个欧洲海洋国家中最富庶最强大的国家，到1815年是整个南亚的海军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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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在18世纪下半叶，人们对欧洲在世界上的地位新的和值得关注的观点具体化了。作为均衡时代特征的欧洲文明的局限与特异感，已经被欧洲信仰与体制有着普遍效用的信念所代替。这种自信从领土、贸易和影响的扩展中汲取力量，它们在印度的征服中惊人地体现出来。它在于坚信欧洲思想已经解释了历史阶段，并且欧洲科学能够提供——系统地——整体理解全球需要的所有数据。对于全球优势的新意识至关重要的因素现在已经聚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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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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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估量欧亚大陆革命。我们可以看到它开启了国家关系的大重组，它最终导向帝国时代，一个日不落的时代，一个显然天下无敌的欧洲霸权时代，这个时代到1830年还没有出现。但是欧洲人与新欧洲人建立的巨大的新桥头堡以及他们的战斗与征服的出乎意料的模式，早已结出了两个重要果实。第一个是北美洲内陆腹地的爆炸式开放，它们被（新）欧洲人及奴隶迅速占领，这到19世纪中叶带来了欧洲经济的巨大发展。第二个源自与欧洲战争和南亚战争结果的密切关联。其影响动摇了老商业帝国体制，这种体制抬高了成本、削平了欧亚贸易的增长。一旦英国掌握了到印度、东南亚和中国的海上商路，结束了印度洋的长期海上纷争阶段，一大批野心勃勃的人便会在促进苏伊士以东世界的商业、基督教和殖民中碰运气。“自由贸易”的时代行将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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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原因是欧洲经济，尤其是英国经济的神秘活力，由此给予他们商业和技术优势。在他们的出口市场上，然后在他们的大门口（当英国在印度出售棉纱时）取代亚洲生产者，把以前的制造业对手推向原材料供应者的卑微地位——尽管并不是马上并且从来不是完全地取代。技术变革，尤其是在蒸汽动力和高能源生产中的技术变革开始赋予了一整套的优势：容易进入内陆腹地（剥夺了非滨海国家旧有的安全）；移动的速度（尤其是军队）；以及传输信息。到19世纪40年代，没有一个缺乏这种新通信技术的国家能指望跟得上拥有这些技术的国家远程行使权力。结果是它们处于长期的守势：战略上包围它们，犹如新的商业模式早已开始在经济上打击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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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实，正在进行的转变几乎可以便捷地归纳为：欧洲逐渐地占有了想象中的“中心地位”，世界其余地方在外交和商业的刺激下，以简便的形式塑造成新的“中心”。国际交流（商品、思想和人民）的高速通道落入欧洲代理人的监督下——如英国海军。在这最后一部分，我们看到这种处于世界中心的陶醉感——文化能量的主要源泉、知识的司令部、世界贸易的集散中心以及（对福音主义者来说）真理的储藏处——到世纪末怎样成为欧洲思想中几乎是一种假定的事实。甚至中国也不能再保持其神秘感，“中华帝国，”马嘎尔尼爵士在1794年失败的使命结束时写道，“是一艘破旧的一流战舰，一个个幸运、能干、警惕的军官继承人在过去的150年里努力使之漂浮在海上，仅仅凭其庞大和外表吓唬其邻居。”但是，随着才干稍逊者掌舵，其命运会是被吹到海岸撞得粉碎。[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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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亚大陆平衡的这种巨变——从此世界的巨变——如何来解释？是不是某些中心要素决定了欧亚大陆西部（及其北美洲附属地）和“世界岛”其他部分的命运？一个貌似有理的证据似乎是把贸易增长视为关键因素。并不仅仅是远程贸易，而且由于劳动分工、专业化和市场的拓宽，及跨越18世纪欧亚大陆的商业活动的增长。商业化是一种政治和文化现象，也是一种经济现象。它动摇旧的习惯、提倡新的趣味、创造新的不满、剥夺老统治者的权力、提升新的集团，它拉伸和收紧社会结构。最重要地，也许在最富裕的国家里它是惊恐和满足的源头。不喜欢暴富及其暧昧由来在汉诺威晚期的英国创造了一种新道德氛围，其中奴隶贸易（在18世纪80年代达到顶峰）受到了来自保守党和激进阵营的猛烈攻击。[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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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这种观点，真正重要的是，在适应商业化需要和利用其优势方面，欧亚大陆某些部分比另一些更成功。事实上，对国家和社会的生存和凝聚力的重要问题，能够描述得更精确些，就是他们的统治者能否控制新财富流来增强国力抵抗外来进攻。四个不同的例子可能说明了这如何运作。在西北欧，通过调度海军力量和使用商业条规，英国政府能够在大西洋贸易的竞争中遏制荷兰，向英国新富收税来支撑全球性战争的费用。在欧亚大陆中部，奥斯曼帝国抵制了英国赞同的重商主义思想，让航运和贸易（以及它们带来的收入）落入外国商人和基督教“黎凡特人”的手中，它们获得了外国的“保护”。由此，到18世纪80年代，用以支撑强国的财政资源欠缺。在印度，有两个不同的地方重商主义国家可能繁荣。第一个地方是孟加拉，但它在1756—1757年的危机中垮台了，成为东印度公司的经济殖民地。第二个地方是迈索尔，其政治领袖更为精明，它的破败花费了英国人30年和3场战争。最后一个例子是东亚，直到19世纪30年代晚期还没有定论。因为这里比欧洲外其他地方更为成功，（中国的和日本的）统治者保留了他们对外国贸易的控制。更为不确定的是，他们对国内财富资源的控制是否会让江户和北京的宫廷保持对西方侵略的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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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不应该认为非欧洲国家已经失去了所有策略空间。奥斯曼帝国在19世纪30年代经历了一个可怕的危机，在1833年和1839年濒临崩溃。每次都主要被欧洲国家的干预拯救，西方默认其生存（作为海峡的守卫者和巴尔干大部、安纳托利亚和阿拉伯世界的统治者）成为欧洲战后均势的必要支柱。马哈茂德二世（Mahmud II，1808—1839年在位）和阿卜杜勒·马吉德一世（Abdul Mejid，1839—1861年在位）利用外部的压力强行改革，试图增强对帝国体系的控制，并对一个已经分权的帝国再集权。[105]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对奥斯曼帝国的最大威胁并非来自欧洲人，而是一个叛乱的奴隶下属——埃及的帕夏。穆罕默德·阿里（Mehemet Ali，一个阿尔巴尼亚的马穆鲁克，他在1805年作为奥斯曼总督抵达埃及）利用栽在拿破仑手中的旧体制废墟，摧毁了马穆鲁克的残余势力，从包税人手中收回土地税，把埃及的出口（棉花和粮食）变成国家垄断。1816年，他开办纺织厂。R.Owen，The Middle East in the World Economy 1800–1914 (London，1981)，pp.65–72.与迈索尔的提普苏丹一样，其目标是建立能控制该地区的财政军事国家。1820年，他入侵上尼罗河流域（现代苏丹），建造喀土穆（Khartoum）搜寻黑人奴隶充实新军。[106]到19世纪30年代，他拥有一支庞大的埃及农民征召部队，迫使苏丹承认他的大埃及自治。大埃及包括叙利亚、克里特岛（Crete）、苏丹以及埃及自身。没有欧洲国家在1839—1840年的干预，这种不屈不挠的冒险及其军事体制国家，很可能已经吸收了亚洲奥斯曼帝国的大部分。[107]尽管受到抑制，但是他把埃及变成了一个王朝国家，有着该地区最有活力的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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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也从1747年纳迪尔汗去世后的混乱中惊人地复兴了。在赞德（Zand）部落领袖卡里姆汗（Karim Khan）的领导下，出现一个统治国家西部的残余国家，他是作为一个萨非总督统治（至少名义上）的。[108]北方和东方（呼罗珊）不在他控制范围内。他死后出现了新的动荡阶段，但是到18世纪90年代中，另一支北方突厥民族光复了萨非曾经统治地区的大部分。第一个卡扎尔王（Qajar）阿迦·穆罕默德（Agha Mohammed）沙阿于1796年加冕。其继承人法塔赫·阿里沙阿（Fath Ali Shah，1797—1834年在位）被迫向咄咄逼人的俄罗斯的帝国主义交出高加索的格鲁吉亚和部分阿塞拜疆的宗主权。抵抗的努力以1813年和1828年的屈辱和约告终。但是，通过与疑心重重的乌拉马的谨慎的友好关系，细心整修古老的帝国传统，防备控制伊朗大部的不听话部落的权术，[109]以及日益熟练地玩弄英国抗击俄罗斯的技巧，卡扎尔王朝的沙阿逆转了走向内部崩溃的趋势，为改革赢得了时间。[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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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东南亚大陆，欧洲主宰的时代似乎仍然遥遥无期。缅甸帝国（Burmese Empire）及其在伊洛瓦底河（Irrawaddy）上游阿瓦（Ava）的首都，因其臣民孟族人（Mon）和掸族人（Shan）的反叛而在18世纪中叶陷入危机中（与普拉西战役大约同时）。但是，不是陷于分裂中，它在贡榜王朝（Kon-baung）国王的统治下获得了惊人的复兴。[111]它向北方喜马拉雅山的扩张而非英国的侵略成为1824—1825年第一次英缅战争的起因。在暹罗，1750年以后可以看到类似的巩固模式。与缅甸国王一样，查克里王朝（Chakri）君主从印度与中国的“国家贸易”中提取利润，来滋养其权力和文化声誉。最惊人的是，长期分裂的越南在1802年的阮氏王朝（Nguyen）皇帝的统治下重新统一。在所有这些例子中，在欧洲人中经常发生的地方分裂和冲突，在海上印度和印度尼西亚群岛则引人注目地缺失。[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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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欧洲的进步也并不总是非欧洲的扩张的障碍。欧洲的市场和商人能够被转化为优势，欧洲的政治也一样。马斯喀特的伊玛目就很好地利用了这一点，他的阿曼领土守卫着波斯湾入口。阿曼水手和商人与非洲东海岸有着传统交往，到19世纪20年代，他们已经从莫桑比克（Mozambique）的葡萄牙人手中窃取了奴隶贸易，把桑给巴尔（Zanzibar）变成一个吸引英国人、德国人和美洲人航运的磁场。对奴隶（在中东）和象牙（在欧洲）增长的需求，哺育了东非内陆商业帝国的急剧扩大。到19世纪40年代，桑给巴尔变得如此繁荣，以至于伊玛目把首都迁到了那里。[113]但是，为什么英国人——自1807年起致力于摧毁海上奴隶贸易——把伊玛目排除在普遍禁令以外？因为在他们的海湾海军力量中，他是作用很大的同盟，是对伊朗沙阿影响的主要源泉。印度总督警告道，过于唐突压制其有利可图的贸易，可能会引起“甚至我们古老的、忠诚的同盟马斯喀特的伊玛目……与我们失和”。[114]随着他仔细考虑其季风带帝国的发展，伊玛目或许会认识到，这是一股对任何人都没有好处的恶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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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我们应该看一看最为复杂的例子。有一个欧亚大陆的大国几乎没有受到欧洲扩张的触动。幕府将军比清朝的中国统治者更为严格地维持了日本的闭关锁国。他们让一小撮荷兰人到长崎的出岛港，允许他们偶尔到江户访问，部分原因似乎是为了观赏野蛮人特别的言谈举止。他们也允许与中国的某些贸易（在长崎有一个中国城）。尽管他们对基督教的影响极为反感，但是他们允许“荷兰（也就是说欧洲的）知识”（即兰学）在知识阶层中的有限传播。但是，他们仍然偏执地警惕着“间谍”活动。有一个被抓住的科学家访问者，因为在包里有一幅日本地图而坐了一年牢，他的日本友人则遭到严厉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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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闭关锁国下，日本变得在很大程度上自给自足，外贸微不足道。国内经济被分为不同的藩（han）或王侯领地，尽管江户的需求（其百万人口也许使之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城市）创造了巨大的国内贸易，尤其是食物贸易。在18世纪，一个稳定的人口（不像中国的巨大增长）和一个“勤勉革命”——更集约的农业和使用家庭劳动力纺织——产生了适度的繁荣。但是有迹象警示农业生产现在接近极限。糟糕的气候带来了18世纪80年代的饥馑，经过短暂的缓解后，在19世纪30年代卷土重来。农业的艰辛激发了更大规模的农村骚动。武士的贫困和将军收入的下降（因为农民的反抗，他们提高土地税收有困难），激起了对社会政治秩序的争论。更糟的是，从18世纪90年代起，一系列的警报表明日本长期以来对欧洲干预的免疫力行将结束。1792年，一支俄罗斯探险队出现在北海道岛（Hokkaido），10年后，俄国人回来要求进入长崎做生意。更吓人的是，1808年一艘英国军舰出其不意地抵达长崎港，它只是在对补给品的威胁性需求得到满足后才离去。这是18世纪80年代以来将军得到的欧洲大西洋世界变化的第一份警告。其他的非正式访问，寻求淡水和食物的捕鲸船，是不受欢迎的提醒者，提醒西方船只已经到了北太平洋，提醒日本正处于美洲与中国海上的主要商路中。然而，直到19世纪40年代，所有这些的影响令人惊讶地有限。日本学者中的主流观点，强烈地确认了“神圣王国”对西方野蛮人及其隐藏的思想的内在优越性。甚至更为严格地实施禁止外国人登陆的禁令。[115]并且，结果是，在离欧洲国家最远的地方，在中国的庇护下（欧洲注意的首要目标），日本的地缘政治堡垒又使日本的闭关锁国延续了20年（也许关键的）。但是，与时间赛跑也来到了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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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S.F.Dale，Indian Merchants and Eurasian Trade 1600–1750 (Cambridge，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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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P.C.Perdue，China Marches West (Cambridge，Mass.，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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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关于18世纪中叶上尼罗河的政治，参见J.J.Ewald，Soldiers，Traders and Slaves：State Formation and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in the Greater Nile Valley 1700–1885 (Madison，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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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经典研究，见P.J.van der Merwe，The Migrant Farmer in the History of the Cape Colonym 1657–1842 (1938;英译本，Atensm，O.，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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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W.P.Cumming，S.Hillier，D.B.Quinn，G.Williams，The Exploration of North American 1630–1776 (London，1974)，pp.233–234.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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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引用于R.J.Bonney，‘The Eighteenth Century II：The Struggle for Great Power Status and the End of the Old Fiscal Regime’，in J.Bonney (ed.)，Economic Systems and State Finance (Oxford，1995)，p.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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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对该地区的最好介绍见W.H.McNeill，Europe’s Steppe Frontier (London，1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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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根据1763年法国后项调查，法国的3.21亿利弗尔财政收入远超过英国的2.24亿，而占第三位的尼德兰为1.2亿，第四位的奥地利为9200万。参见Bonney，‘The Struggle for Great Power Status’，p.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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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W.Goetzmann，New Lands，New Men：America and the Second Great Age of Discovery (New York，1986)，pp.69–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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