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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03018 欧亚大陆革命标志着大陆和文明关系剧变的开端，它改变了现代早期世界的地缘政治。当俄罗斯人控制克里米亚时，他们像打开牡蛎一样打开了奥斯曼帝国的防御体系，为1804年罗曼诺夫王朝兼并格鲁吉亚赢得了一块跳板。格鲁吉亚是通向伊朗里海省份的大门，不久就通过《古丽斯坦条约》（Treaty of Gulistan，1813年）和《土库曼恰伊条约》（Treaty of Turkmanchai，1828年），从卡扎尔王朝控制中攫取过来。随着防御的失衡，奥斯曼帝国目睹埃及先后被法国、英国占领，又在他们反叛的总督穆罕默德·阿里领导下变为事实上的独立。这种近东地缘政治的急剧变迁，使得奥斯曼帝国和伊朗帝国在面对欧洲国家竞争野心时比以前更为脆弱。但是它们的命运并不特别。在南亚发生了类似的革命，那儿的一个主要以孟加拉为基地的英国“公司国家”，经过半个世纪的战争，到19世纪30年代已经成为主导军事力量。从港口城市孟买出发，英国现在可以把势力推进到波斯湾，跨越印度洋进入南阿拉伯（1839年占领亚丁［Aden］）、桑给巴尔和东非。正是从印度东部和其东南亚的前哨（“海峡协议［Straits Settlements］”），他们派遣大军打破了中华帝国的历史隔绝状态，强迫清朝在1842年开放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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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03020 欧洲人入侵亚洲国家、他们突破北美洲内陆（定居者曾经在1783年冲破英帝国的控制）、在南太平洋的桥头堡以及向西非、南非的断断续续的推进，表明了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冲破了现代早期世界的束缚。我们已经看到，他们的机会主义如何受到欧洲对大西洋商品和亚洲奢侈品需求的刺激。欧洲宗教文化和思想文化的不断增加的普世性的主张，为这些征服提供了一份辩解、一个他们成功的解释以及一个推进的计划。技术革新使（某些）欧洲人比亚洲人更富有成效，使他们摆脱依赖亚洲进口奢侈品尤其是纺织品和瓷器之忧。到19世纪30年代，欧洲人在60年前力不能及的地区，获得了物质的、商业的和文化优势的手段，对位于欧亚大陆一端边缘的欧洲社会来说，他们的文明曾经是令人敬畏和坚不可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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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03022 不过，甚至在19世纪30年代，这样一种欧洲主导并不是一个不可避免的结局。如果欧洲社会并没有改造以最大化他们在非欧洲世界的影响力，那么第二轮的大发现和入侵以及在欧洲商业、军事扩张背后的技术革新或许并没有多大意义。并不难想象另一个场景，其中欧洲新一轮的扩张减速或完全受阻，最可能的障碍是欧洲自身内部再起争端。1815年的和平给拿破仑帝国主义的败局盖棺定论。但是，需要一个大陆联盟打败它的一个躁动不安的超级大国、暴力革命的思想遗产、华而不实的国家（像荷兰）、被埋没的民族（像波兰）和横跨中欧、南欧的脆弱王朝机构（哈布斯堡帝国），一起为大陆和平开出了一张没有希望的处方。新一轮的战争，或甚至一种武装的和平（一种冷战），会有着更为广泛的后果。它会阻塞贸易通道，激励普遍回归到经济学家罗伯特·马尔萨斯（Robert Malthus）预言的重商主义的自给自足，从而扼杀英国工业主义的试验（“在现代，迄今为止没有一个已知商业和制造业大国……”马尔萨斯说，“能够赚取比欧洲其他国家平均数更高的利润。”）。[1]它会推迟资本和技术的扩散，这种技术开始了1830年以后的欧洲铁路时代。[2]它会阻挡欧洲移民流，这种移民只有当海路安全、少量征兵时才可行。确实，欧洲的任何普遍战争会改变19世纪世界的面貌。如在早期的冲突中，欧洲国家会把争吵带到其他大陆。在亚洲大国中寻找同盟的诱惑会是不可抵御的。甚至当它们和平相处时，英国、法国和俄国为争得奥斯曼人、埃及人、伊朗人和中国人的恩宠而激烈较量。对亚洲统治者来说，事实表明有着欧洲同盟的帮助，现代化其军队和驾驭政治变革的步伐可能会容易得多。同时，随着他们依赖的贸易、资本和人力的流动被堵住或冻结，在美洲和澳大利亚的海外“新欧洲”的发展会陷于停滞。在1750—1830年的起义后，世界会走向新的均衡。被欧洲分裂的痛苦所庇护，欧亚大陆其他部分和外围世界的许多本地人会获得一个喘息的空间：来侦察、改善装备和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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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03024 反之，他们发现自己在与时间赛跑：一场在欧洲国家和财富能摧毁他们的防御以前的“自强”（self-strengthen）赛跑。欧洲社会不是重演自相残杀的争端，而是相反地从战争中退却，在小心翼翼的、有限的和竞争的自由主义的思想旗帜下，从事政治经济合作的不稳定试验。一个“大欧洲”（Greater Europe）出现了，包括了俄国和美国在内的辽阔区域，面对不驯服的自然、敌对的当地人或“亚洲的”竞争者，内部的政治文化差异被共享的“欧洲性”感觉中和（美洲性只是外省变体）。“大欧洲”的出现是一个重要且出乎意料的演进，它是一股巨型增长的世界力量，巩固了物质世界的能量。因为如果欧洲想要超越其欧亚大陆老局限，主宰世界的中心，它不得不更上一层楼。它不得不重新发明为“西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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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03026 发明西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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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03028 讨论在横跨美洲西部到俄国东部的北方广袤世界里，一种一个大国控制下的和平形式在19世纪中叶盛行似乎是奇谈怪论。至少有6种例外会进入脑海。在欧洲国家间有战争：克里米亚战争（1854—1856），其间英国、法国和奥斯曼帝国与俄国交战；意大利战争（1859—1860）和德国统一战争（1866年）中，法国、皮埃蒙特-萨丁（Piedmint-Sardinia）、拿不勒斯（Naples）、奥地利和普鲁士卷入；丹麦公爵之战（1864年）；1870—1871年的普法战争。还有边界战争，如1877—1878年欧洲的俄国与奥斯曼帝国战争，在北非的法国和穆斯林间的战争，1882年英埃战争。其中最漫长、最血腥的冲突是发生在美洲大陆的南北战争（1861—1865）。然而，这些冲突虽然不计其数和充满血腥，但是没有一个导致大欧洲的国家与社会间的普遍战争。克里米亚战争涉及三个大国，险些涉及第四个（奥地利），但实际上是一个在黑海和波罗的海的地方性战争。意大利、丹麦、德国统一以及普法战争是短暂的、相对有限的战役，其中并不直接相关的大国拒绝参与。1877—1878年的俄土战争在欧洲国家间并没有流血冲突就结束了。美国内战没有涉及其他国家，尽管北方封锁南方几乎引起英国的干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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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03030 更重要的是，这些战争的结果并没有激起一场对欧洲大陆或西半球主导的更广泛的战争。在意大利、德国和美国，其主要影响是摧毁区域壁垒，它们阻拦更有凝聚力的民族国家的建立。尽管它们对战士和平民造成了破坏性影响，但是这些“西方战争”的有限性或许对这种广泛信仰做出了贡献，那就是武装冲突是解决国际纠纷和“建立民族”的一种可接受的途径，也许是必需的途径。但是，是什么力量抑制了欧洲人相互摧毁的无限战争？他们在1815年前参与过这种战争，1914年后他们发动了甚至更具灾难性的毁灭性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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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03032 最重要的影响是大战的记忆，自1792年以来横扫欧洲一代人的记忆。无休止的战役与冲突循环不止，任何持久和平之表面不可能性，革命动荡和军事专制主义的经历，战争揭示的民族社会结构的可怕的脆弱性，给欧洲舆论留下了深刻的印记。它败坏了旧体制的名声，它如此令人不齿地没有保持和平。它败坏了旧外交的名声，现在看起来它是那么具有讽刺性、机会主义和不可靠的。它展示了迫切需要集体行动，反对可能危及普遍和平的任何大国。它突出了为地缘政治稳定而重建欧洲的重要性。1815年的维也纳协议和意在维持它的“协调机制”（concert system）是政治家们的杰作，他们的口号是“永不重演”。[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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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03034 反对违反《维也纳和约》的集体制裁行动不久就崩溃了。但是协调机制的主要原则有着更久的生命力。它们禁止任何可能打翻欧洲五大国（奥地利、英国、法国、普鲁士和俄国，即公共事务的“管理委员会”）的总体势力平衡的单边行动。对二流国家控制的变动或其王朝帝国行省的变动，需要与会国家集体同意。当然，当这些大国争吵不休时甚至这种条款也形同虚设：它们的不和被法国和皮埃蒙特在1859年利用来反对奥地利，又被俾斯麦（Bismarck）利用来反对奥地利，后来又反对法国。但是其基础协定又是惊人地坚韧。甚至常常被视为欧洲外交的不文明者、对控制海峡有着贪得无厌的胃口的俄国，也顺从协调思想，其巴尔干外交比英法批评家揭示的冒险要少得多。[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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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03036 协调体制的力量来自利己主义：并不只是害怕战争，而是对地缘政治变化的担忧。英国领导人有时倾向于在国内哗众取宠，在外谴责欧洲邻国的政治。奥地利镇压北意大利和匈牙利就是一个特受钟情的靶子。但是甚至与帕麦斯顿（Palmerston）一样好战的大臣，通常更倾向于言辞而非行动。[5]一种比协调原则更强有力的纽带把奥地利、普鲁士和俄国团结在保守同盟中。所有三国都蔑视任何民族原则，统治着辽阔的东欧领土。所有三国都有理由担心（尤其是1848年革命后）它们中的任何疏漏会触动一场普遍爆炸，其中被肢解的波兰（它们中每个都有份儿）会吹响第一声和最嘹亮的号角（1863年波兰起义只是个及时的提醒）。这就是为什么俾斯麦（易北河以东的普鲁士容克［Junker］地主）尽管有谈论“血与铁”和权力政治（Machtpolitik）的声誉，但却中止了对欧洲版图的一切激烈重组。他的1871年“德意志帝国”仔细保护了德意志联邦的老国家和君主，拒绝了把所有德意志民族（包括那些在哈布斯堡统治下的德意志人）团结到单一国家的思想。确实，直到1870年，对维也纳秩序的主要挑战并不是普鲁士而是法国。这是波拿巴的侄子路易·拿破仑（Louis Napoleon），他在1851年宣布自己为皇帝，他策划瓦解了奥地利在意大利半岛的霸权，但是甚至法国人（更不要说路易·拿破仑依靠其选票当选的农民）对革命战争也没有胃口，他们干预的矛盾结果，并不是他们所要的北意大利附庸国，而是一个全意大利人的地中海对手。10年后的1870年，法国大陆主权说的空洞在色当（Sedan）残酷地暴露出来。由此可见，宣称从19世纪30年代到80年代和平弥漫“西方世界”似乎言过其实，但是得出一种宽泛的地缘政治稳定——一种大国主导下的和平局势——维持着的结论则会是合情合理的。这种稳定有着几个重要后果。第一，尽管英国的海上优势从不完全，[6]但是大欧洲内（尤其是北大西洋）以及欧洲和世界其他地方的海上通道在整个时期一直是敞开和安全的。[7]这对大陆与大陆间交通的廉价、可靠和速度，以及以欧洲为中心的贸易逐渐扩展有着莫大关联。从19世纪40年代起对新的蒸汽舰队的巨额投资，在海上混乱的状况下会是不可想象的。第二，大陆国家保持的微妙平衡与英国的海上力量相结合，排除了对北美洲和南美洲的干预，让美国像真正孤立地、没有外部防御需要的负担似的发展。这个空前的优势容许它们专心致志地追求经济增长，让直到1865年最终解决的一直威胁瓦解联邦政府的暴力冲突在地方得到处理。第三，欧洲外交结构确认了俄国、法国和英国追求大陆外利益的广泛自由，但同时限制它们的帝国主义的自由竞赛。1815年以后在东南亚荷兰殖民帝国的小心保留以及1842年以后大多数欧洲国家在中国享有的同等贸易和领事权（主要由英国军队保障的），是大国政府避免在亚洲或外围世界利益的激烈冲突的表现。第四，在大欧洲的地缘政治稳定认可一种“有限自由主义”些许共同意识形态的增长（逐渐的、不稳定的和竞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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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03038 这似乎也是对一批国家作出一个强烈断言，其体制范围从大众民主（在美国）到有限选举权的议会制政府，直到政治阶梯另一端的准神权的沙皇专制制度。欧洲政治思想家进行意识形态小册子轰炸，谴责（或颂扬）君主政体、共和主义、社会主义、资本主义、无政府主义、帝国主义等当然是真的。这个时期的欧洲历史生动地表达了自由主义者、激进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面对根深蒂固的国王、皇帝、贵族和农民的保守主义的挫折。在失败的1848年革命中，自由主义、激进主义和民族主义运动被它们的保守主义敌人打败，保守主义有着战士、官僚和神职人员的支持。但是，到19世纪70年代，几乎所有欧洲国家（并不排除俄国）都出现了自由主义国体的雏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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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03040 欧洲自由主义有着漫长的家世。但是作为一个实际计划，其感染力归功于1789—1815年间的欧洲政治大危机。这个阶段的激烈动荡包含了一种双重警告，它们表明甚至最强大的旧体制国家也会被下层运动推翻。旧式专制主义是一条抵御大众骚动的薄弱防波堤，社会和政治稳定不只是需要单纯的“正统王朝主义”——对过去的回归。第二个警示同样可怕，法国的革命暴力被控制住——但是被拿破仑·波拿巴的专制主义控制。拿破仑的遗产是错综复杂的。在法国和意大利，人们特别钦佩拿破仑缔造国家的创造性天才——法典；行政管理的匀称；教育改革；一幅秩序与改善国家的美景；最重要的向有才干的人开放的职业。但对欧洲其他地方来说，甚至对法国来说，留下的最深的印象正是拿破仑野心的可怖力量，正是残酷地消灭（以及残酷地创造）统治者、国家和机构，正是自我加冕的皇帝摧毁了敌人，获得了大陆的支配权。[8]若旧制度欧洲面对欧洲的大众骚动不堪一击，那么反对一个“现代”专制主义似乎实际上并无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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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03042 19世纪中叶的自由主义核心信仰，来源于对欧洲历史的这个可怕阶段的深思熟虑。需要政治机构来逃脱战争与革命的循环，来保卫国家避免受到大众骚动和专制新贵的影响。统治者必须更“正统”，他们需要更广泛的社区和集团的忠诚，他们的仆人和官员必须受到监督，最好受一个代表机构的监督。这就提出了谁应该代表谁的问题，最重要的是，它提出了一个政府应该在多大程度上控制居民的社会生活和经济生活的问题。自由主义的回答是这种观点的关键，是其政治理论的根本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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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03044 这是瑞士出生的法国人本杰明·贡斯当（Benjamin Constant）天才地描述的，其政治著作是对革命暴力和拿破仑暴政的强烈摒弃。贡斯当认为，普通人注定要抵御对他们私生活和公共生活的干预，国家的专制行为摧毁了个人的任何信任，而这是所有社会和商业关系的基础。他区分了适当的（和狭窄的）权威领域和广泛的领域（现在会被称作“市民社会”），私人利益的自我控制应该普遍。他认为，第一，现代社会太复杂以至于政治上不能用旧式城邦国家的风格统治——许多早期作家（包括卢梭［Rousseau］）热衷的模式。多样性、多元化和地方主义是稳定和自由的秘密。第二，与行政者相应的立法者，应该从最不可能赞同专制权力扩大或受野心家煽动的人中招徕。政治应该是有产者的专利，他们会对“贫穷劳工”施加有益（并且受教育的）影响，有产者是公共利益的真正守护人。第三，让财产权和其他公民自由被大家接受的规则保护是必需的——这种思想隐含着法典编纂以及机构设置。[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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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03046 贡斯当对他的自由主义体系做了进一步的重要调整：它本身与社会进步相一致。任何形式的专制政府迟早要一刀切。不过，没有思想自由，所有社会注定停滞不前，因为思想的表达和交流是每个领域进步的途径。确实，没有思想的自由交流，政府自己几乎不知道走什么样的路。既不是贡斯当也不是追随他的自由主义思想家，想提倡一种无政府思想。他们真正关注的是有教养的、开明的和有产者的思想自由。因为（或者他们这么假定的）正是那些人才是真正的政治民族、自由的捍卫者和改革的机械师。在这些人的监护下，公民社会将是自由而富有生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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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03048 当然，围绕着这些信念引发了一片争议声。作为国家元首，世袭君主能否被信任，或者共和制是代议制政府的唯一安全形式？女性能不能成为国家政治的一部分，或她们“身体上的脆弱性”是一个决定性的障碍？难道商业和工业财富可被用于确认其所有者的政治德行，或者说这种德行只源于土地上的财富？宗教是自由思想的敌人还是社会道德的重要支柱？法律应该体现“国家的习俗”（并且成为历史研究的主题），还是（如杰里米·边沁的功利主义信徒相信的）把社会从过去的“死胡同”中解放出来？接着也许有着比其他任何东西都困扰自由主义的问题：“民族国家”的实现——共同的民族、语言和（有时）宗教身份——是不是自由机构运行良好的必要前提？那么，若是民族的追求与自由主义计划的中心原则相冲突——思想自由与政府权力的严格限制——又怎么样？民族主义是一个向前看的思想，或者是（除了在一些有利和“进步的”地方）一种落后和愚昧的信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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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03050 作为这种吵吵嚷嚷的伴随物，在19世纪30—80年代间，这种自由主义计划的主要思想在大欧洲广泛传播。这并不是说它们被普遍一致地接受了。代议制政府主要在英国和法国扎下根来，尽管前者并非没有一种贵族特权的印度式全盛期，后者有革命和拿破仑热情的发作。在德意志国家普鲁士和奥地利，自由主义思想帮助其在1848年清扫了农奴制残余，在1866年和1870—1871年的战争中出现的两个中欧大国确立了代议制政府：德意志帝国和奥匈帝国（Austro-Hungarian Empire）。缔造于1860年的意大利新民族国家，有着民选的议会、有限君主制和世俗精神，代表了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希望。对其批评者来说，19世纪40—60年代的新欧洲似乎是沉闷的、自私的、商业头脑的和大致物质主义的。托马斯·卡莱尔（Thomas Carlyle）和卡尔·马克思谴责资产阶级对待无产阶级劳工的无情。对其他作家来说，他们的观点都是完美地自由主义的，“公共舆论”崛起成为国家生活中的构成势力，预示着将个人镇压在大众偏见的重压下。[10]巴塞尔（Basle）大学的精英之一、历史学家雅各布·布克哈特（Jacob Burckhardt，1818—1897），痛惜“旧欧洲”的消失，谴责新欧洲的不反思、拘泥事实和官僚体制的精神，过于迷信必然的进步。[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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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03052 在许多欧洲自由主义者的眼中，俄国是自由主义幸福发展中的例外，沙皇君主制的专制主义不仅在俄国而且在其影响所及的欧洲都是自由的敌人。但是甚至俄国也不能免除自由主义思想。对一个贵族中的势力团体来说，对拿破仑战争暴露了专制主义的缺陷，暴露了把帝国主义国家奠基在农民大众的忠诚上的紧迫性，农民的忠诚在1812年的可怕危机中拯救了国家。他们设想一个体制，其贵族阶级中有教养者和文明者会引导政府并把下属的农奴大众改造成一个忠诚的民族。当一个早熟改革尝试随着1825年“十二月党人”（Decembrist）起义失败（一个十二月党人领袖谢尔盖·沃尔孔斯基[Sergei Volkonsky]，一度曾是本杰明·贡斯当在巴黎沙龙的成员）而失败后，[12]新沙皇尼古拉一世（Nicholas I）开始了一个30年的反动体制时期。十二月党人的同情者被流放到西伯利亚，或退隐到俄国有悠久传统的礼教和隐喻文学中去，上流社会的检查和监督强化了，激进或革命团体的成员受到严厉惩罚。因属于一个社会主义团体，作家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Fyodor Dostoevsky）在1849年被判处死刑——但在最后一刻改为西伯利亚流放监禁。但是，在政治表层下，把俄国改组为一个“民族”共同体，有着自己的民族文学、音乐和艺术的压力——取代旧等级社会，其中有教养的人说法语或德语，俄语是农民的土语——飞速地增长。其伟大的文学灵感是诗人亚历山大·普希金（Alexander Pushkin，1799—1837），其作品代表了用欧洲方式构想俄国的渴望，但这个俄国又有着自己独特的文化和特性。同样的抱负处于托尔斯泰（Tolstoy）的《战争与和平》背后，该书原题为“十二月党人”，最终在1865年出版。[13]当俄国在克里米亚战败，新沙皇（尼古拉在1855年死去）亚历山大二世（Alexander II）推行了改革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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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03054 改革的中心是1861年2月颁令废除农奴制。农奴制已经成为落后的象征，受到了1856年克里米亚战争失败的惩罚。农奴获得解放，将其主人庄园里的土地给予他们，但村社（mir）有着公共保有权。作为重组农村社会的部分，一个选举的机构或地方自治组织（zemstvo）被创建起来，通过它让绅士阶层在当地起着活跃的和“改善的”作用。司法改革带来一个“现代欧洲司法体系”，[14]引进了陪审制，以及在农村引进治安法官（Justices of Peace）来宣传现代法律观念。[15]1863年的大学法令给了俄国教授与美国教授一样的自由。[16]检查制度松弛了，对个人自由的更严格的束缚解除了。1865年以后，在大街上抽烟甚至也合法了。在文学、音乐、自然科学、法律和政治理论上，俄国与欧洲其他地方越来越趋同，即使——用欧洲的风尚——许多俄国作家和艺术家强调他们本国传统的（也是一种英国习惯）审美特殊性和道德优越性。甚至驳斥“西化派”对欧洲思想和行为方式的“卑躬屈膝”为疏离和不敬神的所谓的“斯拉夫派”（Slavophiles），把俄国想象为一个基督教斯拉夫民族，其改革的精英会在精神上和政治上对农民大众满怀同情。随着自由主义改革，有了报纸的发行、城市识字阶层的兴起（到19世纪60年代，圣彼得堡的识字率超过了55%）、[17]俄国文学的繁荣、俄国文化声誉鹊起以及在俄国与欧洲其他地方间的思想交流的急剧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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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03056 当然，用许多标准来看，俄国仍是一个严重不自由的社会。它仍是一个独裁的官僚国家，收回批评的自由会与给予得一样快。但是19世纪60年代的改革标志着沙皇认识到，如果俄国不想落到其他大国的后面，不想放弃自彼得大帝以来罗曼诺夫（Romanov）王朝关注的欧洲化目标，部分模仿欧洲自由主义者颂扬的自由是必要的。沙皇改革者和十二月党人自由主义再度确认俄国具有作为一个欧洲国家的权利，其历史作用是殖民化和文明化其巨大的“亚洲”腹地——俄国19世纪最伟大的历史学家瓦西里·克柳切夫斯基（Vassilii Kliuchevskii）的宏大主题。[18]当亚历山大二世在国内“解放”农奴，其战士和外交官在东亚的黑龙江流域拓展帝国的边疆，进入到跨里海的中亚并非偶然。这是一个成功中的悖论。在欧洲扩张的俄国部分（这是非常大的一部分）是由欧洲自由主义富有活力的社会视野激活和促进的：其持续的进步感；其对经济自由的强调；它从西方自由和东方的“呆板划一”中得到的鲜明对照。不过，俄国的多民族本质、其社会纽带的脆弱与其薄弱的基础设施，持续不断地提醒我们，没有专制的“钢架结构（steel frame）”，宏大的帝国大厦在问题一露头时便可能会崩塌。似乎是，俄国会是一个自由主义模式的民族国家，或一个帝国，但不会是两者兼而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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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03058 美国是这个自由世界的西翼，犹如俄国是其东翼。在普通的（和美国的）美洲史版本里，被强调的是美国对欧洲的孤立和疏离：不同的政治传统的打造；美洲“例外论”的形成。欧洲人陷在自己的历史里，注定要陷在王朝的、阶级的和民族斗争的后果中精疲力竭，直到痛苦混乱的终点。而美国人将自由创造他们自己的未来，没有旧大陆的不平等和对抗的锁链，放开手脚追求自由。在故事的后面，只是定居者神话的宏大版本：其版本可以在19世纪的大多数定居社会中找到，在20世纪的大多数“民族主义”历史编纂学中找到。美洲的现实更为平凡，美洲是大欧洲的西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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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03060 当然，在理论上，美国有着某些特殊性。其宪法是1789—1815年大动荡前设计的，这场动荡是如此难以磨灭地标志着欧洲自由主义。对美洲行政权的广泛质疑，更多归功于18世纪英国的“乡间政党”传统，而不是贡斯当的自由主义。在欧洲人的眼中，美国几乎不是一个国家，它有着庞大的规模（甚至在兼并得克萨斯和1846—1848年的墨西哥战争带来的领土的巨大扩张前）以及极度的地方分权。它没有外交政策，没有值得一提的军队和海军（在1815年和内战期间），实际上也没有政府。英国人在1783年以后几乎控制了半个北美洲，它并不担心欧洲其他殖民者故意侵袭其占领的美洲领土。欧洲人对美国的平民主义有所困惑和惊慌——非常广泛的选举权（对白人）和普遍倾向民选官员，甚至是民选司法官员和审判官员。英国的激进派爱德华·吉本·威克菲尔德（Edward Gibbon Wakefield）谴责美国社会无根的流动性，它缺乏任何地方感、传统感或历史感，最重要的是粗俗化，（他认为）这在缺乏一个有闲的、有教养的精英来定调的社会里是不可避免的。“我看到一个民族没有纪念碑、没有历史、没有地方归属感……没有对出生地的任何热爱、没有爱国主义……”[19]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在19世纪30年代访问过美国，他钦佩美国自治政府的惊人活力，但怀疑其平民主义是否最终与思想独立相配。[20]但是，美国民主的最自相矛盾的特征是对黑人奴隶制的容忍。这是1863年（当奴隶制被废除）前英美关系紧张的主要根源。它滋养了大西洋另一边的怀疑，即美国平民主义是欧洲自由主义的粗糙退化版：暴力、种族主义和不稳定。英国历史学家麦考莱（T.B.Macaulay）认为，美国西部就像17世纪英国的荒蛮之地，其正义是由枪支和匕首支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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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03062 当然，平民主义的缺陷也被美国人广泛注意。“辉格派”（Whig）政治家谴责“杰克逊主义”（Jacksonism）的躁动不安的扩张主义、不尊重与美洲土著的条约，其粗糙的田地均分、土地改革以及老东北的商业和金融机构的敌意。[21]在19世纪50年代，废奴主义的兴起和奴隶州与自由州之间为控制西部的竞争（这场斗争的爆发点在堪萨斯），创造了“自由土地”与“自由劳工”的新大众意识形态。在内战前夕，由亚伯拉罕·林肯（Abraham Lincoln）锻造的“共和党”同盟联合了东北和中西部抗击南部同盟，并摧毁了杰克逊主义的残余。随着北方在1865年的胜利，美国政治不再如此鲜明地不同于欧洲自由主义国家的模式。摧毁南部奴隶制，确认了作为工业和金融美国的心脏的老东北以及纽约这个巨大港口城市的卓尔不凡。华尔街（Wall Street）银行的崛起和金融权力向托拉斯（trust）和卡特尔（cartel）的集中，创造了有着巨大的政治社会影响的新大亨阶层。财阀政治——贵族的暴发户表兄——已经实现。在1865年以后的“镀金时代”（Gilded Age），美国政治的腐败成了传奇。马克·吐温（Mark Twain）用讽刺的腔调说：“我们有着世界上最为昂贵的立法者。”同时，工业雇佣劳动的规模、大城市的迅速崛起、可辨别的工人阶级出现以及“自由”土地老边疆的逼近终点——迄今为止工业东部的社会张力的安全阀（在理论上）——达到了这个临界点，即尽管美国仍然不同于欧洲——更自由、更富裕、更安全——但是它面临的政治、社会问题若非类似也是堪可类比的。这种观点的回声，可以从美国对欧洲国家的帝国主义扩张的态度的逐渐改变中看出。美国“反帝国主义”根植于定居社区对帝国主义权威的普遍敌意中，根植于受中心都市的商人、银行家、船主和供应者剥削的担忧中。直到19世纪60年代，南方不满意英国的反奴隶制，因老东北与英国对美国大陆的商业和金融优势的激烈竞争，使得这一状况更加恶化。但是，到19世纪80年代，老东北已经赢得了这场斗争，其精英培养着帝国主义态度，培养着一种他们的英国伙伴更赞成的社会精神特质。“大和解（great rapprochement）”的基础正在准备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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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03064 1830—1880年的50年里，广泛的差异分出了美国与俄国、英国与法国、德国与意大利的政治态度，否认这点会是鲁莽的。但是这些差异必须正确保持。尽管有源自地方传统和各自历史的变量，但是这个时期的惊人特征是大欧洲所有部分趋向一种“一般自由主义”的稳定聚合。益处是巨大的。1815年以后，19世纪欧洲逃脱了17世纪撕裂了欧洲的激烈的宗教纷争，逃脱了18世纪冲突迭起的宏伟的王朝美梦，以及20世纪种族灭绝的意识形态战争的恐怖命运。思想的聚合（迟疑、偏袒、吝啬）让大欧洲国家——一个到19世纪60年代扩展了北半球的“原西方”（proto-West）——的命运与欧亚大陆其他地方和外围世界的命运形成鲜明的对照。它证实了它们的进步和活力意识——一般自由主义着力强调的——并突出了与亚洲的“停滞国家”的差距。它充满活力地给扩张主义大欧洲的全部无以计数的集团装备了一张“道路图”，几乎可以普遍地用这张图来解释、组织和为它们与非欧洲人民的关系辩护。“文明使命”（并不是皈依异教徒的使命）是一种自由主义信条，它迎合了（不管如何粗糙的形式）俄国的帝国官员，如同迎合了美国西部的边疆人一样。不同于欧洲扩张主义者以前传播的思想意识——十字军的帝国主义、重商主义、王朝专制主义——惊人地证明了一般自由主义对某些最少殖民化者的吸引力。其价值是或似乎是普世的：它们迎合了印度人、中国人、非洲人和阿拉伯精英分子，几乎与迎合了欧洲人一样。这是欧洲人的扩张性权力的一个令人震惊的、史无前例的第三个维度。它授予他们（也就是说，意识形态政治的更熟练的操作者）在非西方世界寻找同盟的更灵活的新武器，它有助于打开其他鼓吹关闭国门的社会，它是——或后来似乎使之愁眉不展的敌人——欧洲帝国主义的特洛伊木马（Trojan Hor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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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03066 走向世界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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