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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日本危机追随着一个非常类似的模式。与一个外来大国保持密切联系，引人注目地求助其贸易和技术，使本地政治动荡，颠覆了统治者。随着新人争夺权力，老体制陷于崩溃，外国干涉的时机成熟了：吞并、成为保护国或更麻烦的“不平等条约”。日本从这个命运中获得拯救，部分原因是几个西方国家不愿意干涉其内战[95]——也许是因为没有一个国家能够肯定从其不确定的结果中得益——但更多地因为新体制着手建立一个现代国家的速度与果敢。[96]变革的速度与规模令人惊叹。天皇的五条誓文（1868年4月6日）答应政府公议（一个被长期推迟的允诺）以及求知识“于世界”。西方模式的政府部门建立起来，包括一个外交部。更重要的是封臣制度的终结，把世袭领地统治者改造为可解职的统治者，1871年更进一步直接“废藩置县”。1869年江户改称东京，封建聚集物被一个以东京为单一首都的统一的国家代替。1872年，旧贡金制度被用现金支付的统一的土地税扫除，1873年，引进普遍兵役制取代武士和封建征集。用现金而非禄米付给武士年金。在1870—1873年的改革风暴中，法律平等、职业自由、土地买卖自由甚至西方日历改变了德川幕府时代的社会景观。1868年以前沿着西方道路改变的停顿，已经让位于向欧洲模式“现代性”的猛烈冲刺。在与时间的赛跑中，日本已经成为冠军选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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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问题出现了。为什么新政府追随这样一种戏剧性的道路?它如何能在一个深深保守的更不要说仇外的社会实行如此急剧改革？第一，似乎很可能反叛的藩主会仅仅寻求用自己中某一人取代德川将军。事实上，他们不能这么做。没有一个反叛家族强大到能用自身来取代德川氏，这种尝试会一直无限期地拖延内战。取消藩政是政治和平的唯一保证。第二，反叛阵营的领袖人物决心“自强”以反抗西方，他们的领地，是那些被广泛认可具有对外贸易、传播外国知识和外国方法优势的地方。最急迫的需要是欧洲路线的单一军队。为了支付所需的费用，意味着统一的税收和财政体系。第三，以一种部分仍是模糊的方式，领导新政府的改革家武士同情商人阶级的要求，结束对经济生活和身份的严厉规定。但是，从事这么雄心勃勃的改革是一回事，施之于怀疑者和不同政见者身上是另一回事。特别是巨大的武士等级（100多万人）或许会抵制废除其世袭地位和军事功能。担负着从未有过的沉重税负的大多数农民，更没有什么值得庆祝的。西方大国张开翅膀等着，决心惩罚任何对其国家或贸易的处置不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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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转变远不是平和的。许多新体制的领袖成为武士仇杀的牺牲品。福泽谕吉（Yukichi Fukuzawa）回忆说，有许多年，作为西学的最著名人物，他太担心被刺杀而不敢在晚上外出。[97]1877年的武士叛乱，在被东京新军摧毁前，把3万名武士及其随从带到战场。有着不计其数的农民起义。但是日本改革家比他们的中华帝国同伴享有更有利的条件。第一，新政府从一开始就控制了占日本土地的1/4以上的德川的领地，这是金钱和人员的重要储备。第二，如此危险的武士等级的巨大社会力量，转变为政府的优势。这对成功比任何事都重要。像西乡隆盛（Saigo Takamori）和山县有朋（Yamagata Aritomo）[98]的领袖的名声解除了武士的担忧，武士大量服务于明治政府，做战士、官僚、警察和职员。他们传统上担当保持社会纪律的角色，在农村帮助抑制农民动荡，这如此接近让北京的清政府焦头烂额的农民起义。第三，在一个比中国更大可能的程度上，长期封闭的天皇能够被改头换面为一个新体制的强大象征、公民宗教的聚焦点，这种公民宗教拥有神社和国家司祭。[99]最后，日本民族团结的惊人程度抵消了潜在的内部分裂源，并使新国家团结起来反对外部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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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改革家在第二阵线失败了，那么这种政治力量将会毫无价值。经济自强与政治自强一样至关重要。经济失败会成为特洛伊木马，外国势力会通过它变成外国控制。这可能以几种方式发生。西方商人可能要求更好的通道和游说其政府更多干涉。更为不知不觉地，一个在东京的现代化着的政府可能会举借大量外债，变得在财政金融上依赖西方债主。更糟的是，国际贸易的反复无常、世界的难以进入，带着财政破产的沉重风险，而一个破产的体制，在国内威信扫地，在国外难以防守，没有多少抵御外国干涉的屏障。日本以惊人的成功避免了这些危险。当然，他们的成就不应该夸大，工业化相对缓慢。1880年，2/3的日本出口是由原丝和茶叶构成。1887年，也许90%的日本海外贸易是由外国商人经营的。[100]迟至1890年，在西方容易把日本视为一个诗情画意般的东方国家，其债务偿还能力依赖小范围的商品输出。事实上，日本早已奠定了经济独立和工业进步的主要基础。在棉纺织的主要工业中，到1880年，国内产出与进口持平，1883年开始出口。[101]商业和工业成功的重要机构——专门化的外贸银行、把商业与制造结合起来的大型贸易货栈以及政府补贴制度——全部就绪。19世纪70年代的疯狂通货膨胀（太多纸币的结果）在19世纪80年代的银根紧缩中受到严厉制约，一个稳定的通货建立起来了。在关键的转变阶段，日本几乎没有举借外债。现代化的合恩角（Cape Horn）——财政崩溃和社会动荡——被绕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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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面上看，日本追随了与清朝改革家一样的方案。国家鼓励商人投资工业和造船，向他们发放补助金，它高度优先发展现代武器。它承认外国商人会要求合理的准入、商业安全和温和税收。但是，到19世纪80年代，日本早已比中国更为成功，到1914年已经表现出显著差异。在某种程度上，这可能是明治日本从德川历史继承的有益遗产的结果。“传统的”日本一直是一个有着高度文化和手工艺技术的社会，它也有着以大阪和江户为中心的惊人的中央化经济。日本有着大银行家-商人的漫长传统，像著名的三井（Mitsui）家族，它可以一直追溯到17世纪初，从中演化出了财阀（Zaibatsu）。某些大藩远在维新前就追求外国贸易和西方技术。但是，这些争议可能做得过火。德川幕府时期的日本并不是一个自由市场经济，其收入水平“远低于”那些在19世纪成功工业化的其他国家的起始水平。[102]经济变革的阵痛很可能轻易强迫退却或导致混乱。对一个像日本的后来者，进入国际经济需要一个强大的国家和一个良好的社会秩序。正是这一点使日本与众不同，武士等级的领袖进行了维新，武士支配了新国家，武士领导的政府从大银行家-商人手中借钱，将政府出资的企业以最低价偿还他们。[103]这是反对两大敌人的必要联盟：西方的威胁和国内动荡的威胁。输家是农民。凭借着新的“国民”军队和警察，明治国家能够镇压农村不满，前所未有地向农民征税并把乡村经济权力集中到地主手中。[104]当19世纪80年代的严厉的紧缩通货压低价格时，正是农民付出了代价。日本对于西方的思想、规则和制度的接纳是完全真实的。但是在“武士资本主义”的中心，是无情地剥削农民，来补助争取工业独立和商业独立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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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转变的这些特征使之独树一帜。一个先进的前工业经济、维新时打造的特别强大的社会和政治秩序、距西方及其火力的相对遥远以及1890年以后亚洲太平洋感受到西方国家的全部分量前让“自强”开始的幸运时机，是其成功与时间赛跑的重要决定因素。在第三个奥斯曼帝国的例子中，这些特征显著缺乏或起负面作用。到19世纪80年代晚期，其结果是屈从于一种经济保护的形式，以及在西方国家间的大规模瓜分和崩溃的深远前景，西方对“欧洲病夫”的争吵有时似乎是其存在的主要理由。当然，奥斯曼政府比中国和日本有着大为不利的地理遗产是真的。奥斯曼帝国既不像日本一样紧凑，也没有中国拥有的辽阔富饶的农业腹地。它横跨三洲，（到19世纪30年代）有许多地点暴露于欧洲的海军力量面前。与其在欧洲巴尔干的“外部”边疆一样，它不得不保卫一系列的“内部”边疆，反击部落的、游牧的和沙漠居民：在安纳托利亚（反击库尔德人［Kurds］）、在杰齐拉（Jezireh，现代伊拉克，与什叶派多数派）、在叙利亚（沙漠阿拉伯人对农耕边缘的压力越来越强烈）以及帝国的南端遥远的也门（Yemen）。可争议的是，到19世纪30年代，其地缘政治均衡已经遭到了不可逆转的破坏。[105]但是，奥斯曼领导人比中国人和日本人更早更彻底地认识到，帝国的生存有赖于把西方的技术巧妙地嫁接到伊斯兰帝国的社会和政治结构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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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过于强大的禁卫军被清洗和被更欧洲式的军队逐渐替代，这个进程在19世纪20年代早已开始。正是19世纪30年代的可怕危机使剧烈的变革似乎迫在眉睫，俄国从北方入侵和法国支持的埃及奥斯曼总督试图接管帝国，这两者结合起来差点推翻帝国。为了安抚英国——一个重要的同盟者——1838年君士坦丁堡同意向外国贸易开放其市场。然后，1839年，苏丹宣布了后来以坦齐马特（Tanzimat）或“改组”著称的广泛改革——无疑，部分是改善帝国在国外的形象，赢得欧洲国家的支持。在《花厅御诏》（Edict of Gulhane）下，所有奥斯曼臣民权利平等（结束穆斯林与不信奉者间的旧的区分），保证保护个人及财产，多多少少按一个“先进的”欧洲国家（像法国）的模式进行税收、军队和司法体系管理的全面改革。在随后的从1839年到1876年的“坦齐马特时代”，奥斯曼苏丹（阿卜杜勒·马吉德［Abdul Mejid，1839—1861年在位］，阿卜杜勒-阿齐兹［Abdul Aziz，1861—1876年在位］）似乎承诺一个系统的“自强运动”会保卫帝国，反抗发源于欧洲的经济、政治和思想压力。四位政治改革家雷希德（Reshid）帕夏、福阿德（Fuad）帕夏、阿里（Ali）帕夏和米德哈特（Midhat）帕夏决心给予中央政府及其官员对日益分权的难以驾驭的领土更多的控制。他们改组了军队，并且（通过征兵）极大地扩大了其规模（从1837年的约2.4万人到超过12万人）。[106]通过1864年的《行省法》（Vilayet），他们实施更统一的行省统治体系，削减当地显贵的权力。他们提倡世俗教育，用西方的科学、技术和法律方法训练新一代官僚和军官，减少穆斯林神职人员的影响。他们设立一个财政部和预算体系，设立奥斯曼帝国银行，服务于中央银行的某些目标。最重要的是，他们努力提倡一个奥斯曼公民的新概念，取代非穆斯林米勒特制（millets）或宗教社区的旧体制，这种旧体制把非穆斯林分类为低于穆斯林“核心”人口，苏丹的权力一直依赖穆斯林的忠诚。这是一个英雄的改革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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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880年，这种伟大改革努力的益处似乎并不明显，而其代价过高。1878年，帝国遭受了毁灭性的一系列的领土损失。有相当数量基督教徒的所有欧洲行省几乎被夺走。自19世纪20年代以来的自治的瓦拉吉亚（Wallachia）和摩尔达维亚（Moldavia）成了独立的罗马尼亚（Romania），尼士（Nish）行省给了塞尔维亚。保加利亚（Bulgaria）自治，几年后并被允许与其南方老三——所谓的东鲁梅利亚（Roumelia）合并。极小的黑山（Montenegro）成为一个主权国家。即使有着许多穆斯林的波斯尼亚（Bosnia）和黑塞哥维那（Herzgovina），也置于哈布斯堡保护下。更使这些伤害雪上加霜的是，奥斯曼帝国自1571年以来拥有的塞浦路斯（Cyprus）岛被英国人占领，尽管没有正式合并，作为他们支持反俄的代价，俄国占领了东安纳托利亚的卡尔斯（Kars）和阿尔达罕（Ardahan）地区。在这个领土灾难以前，奥斯曼政府早已被迫承认了在黎巴嫩（Lebanon，山脉）和克里特岛（Crete）的在外国监督下的特殊政体，在克里特岛讲希腊语的基督教徒于1866—1869年间进行过一次起义。不久以后，技术上都处于奥斯曼统治下的埃及和突尼斯（Tunis）两者，被英国（1882年占领埃及）和法国占领。19世纪70年代的大危机也不是纯政治的。其后果一直被财政灾难恶化。1875年，奥斯曼政府因拖欠外国贷款而破产，其回归财政体面的代价是接受一种监督和控制的严酷政治方式。1881年以后，配备欧洲人银行家和官员的由欧洲人监督的奥斯曼帝国公共债务管理署，首次宣称用奥斯曼税收向债权人付款，只给苏丹政府残羹冷炙。似乎是物质上的和象征性的，帝国已经减弱到一个实际的依附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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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坦齐马特并没有走向自强，而是走向自毁或更糟。事实上，坦齐马特改革者面临着比他们的东亚伙伴更为令人气馁的内外压力。在战略上，奥斯曼帝国对俄国的军事力量极难防守——除非沙皇能受到欧洲对手的束缚——它们的地位因其海军力量的急剧衰落而更显糟糕。[107]正是1877年俄国的入侵导致了1878年柏林会议上的领土丧失。但是根本的弱点是基督教少数民族拒绝奥斯曼的统治，并且敦促欧洲国家代表他们干涉。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问题变得越来越尖锐。“民族思想”在欧洲的传播注定要影响奥斯曼少数民族，这些少数民族与帝国外的民族兄弟保持着亲密的接触。希腊商人（例如）比他们的穆斯林同胞获益更多的经济变化，则为政治权利创造了一个更大、更连贯的选举区，削弱了高级阿訇的地位，苏丹通过阿訇统治基督教米勒特。这些新“民族主义者”说，身份必须在领土主权中寻找，而不是在教会成员资格中寻找。坦齐马特改革本身带来了对有教养的基督教徒的更大依赖。在这种情况下，改革者希望基督教徒会接受共享的奥斯曼或“土耳其的”公民身份、在共同忠诚于苏丹中消除差异是不可能实现的。确实，19世纪60年代，当米德哈特帕夏在保加利亚试验这个计划时，他发现四面受敌。[108]对许多穆斯林来说，帝国伊斯兰特性的稀释深为令人讨厌。它意味着与乌拉马、当地学者阶层、法律宝库和神学家保持疏离。它意味着把帝国的基础从穆斯林忠诚的根基转移到基督教徒合作的流沙上去。对坦齐马特的官僚集权化的不满、对成千上万穆斯林难民被俄国人驱逐出高加索的命运的愤怒，加重了反改革情绪。[109]确实，这些难民在奥斯曼帝国省份的定居，似乎很可能把种族和宗教对抗的温度提高至19世纪70年代的狂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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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想象，一个强有力资金雄厚的行政管理可能赢得地方控制的战斗，更有效地吓住外敌。但是，在这个前线，改革家也失败了。他们迫于克里米亚战争（1854—1856）的巨大代价而举借外债，然后在贷款使用上管理糟糕。到19世纪70年代，这些贷款的年支出达到大约国家财政收入的2/3，有些借款的年利息高达30%。[110]尽管他们增加了约50%的收入，但是他们没有放弃包税旧习而直接控制税收。他们把赌注下在用贸易增长来填充国库上，但是奥斯曼帝国贸易的增长低于全球平均水平，[111]而政治动荡破坏奥斯曼的商业和帝国的信誉。国家主导的工业化努力失败了，原材料出口促进了港口周围的飞地的发展——一个被糟糕的内陆交通所强化的趋势。[112]几乎没有任何政府借款进入像铁路这样的基础设施建设，明治日本的鲜明对照几乎不会更令人震惊。种族多样化和缺失类似武士的阶层来维持社会政治秩序，被一种外国控制变得“势不可当”的经济发展模式恶化。[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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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尽管奥斯曼帝国连遭轰击，但并没有分崩离析，或软弱地陷于欧洲统治下。大批欧洲省份的丧失使得帝国成为更完全的土耳其、阿拉伯和穆斯林国家。在苏丹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Abdul Hamid II，1876—1909年在位）统治下，奥斯曼统治者变得更同情泛伊斯兰运动，更意识到其作为圣地守卫者的国际角色，从印度和东南亚来的日益增长的伊斯兰朝圣者通过汽船和铁路来到圣地。同时，坦齐马特的老计划被推向前进。国家机器逐渐现代化，铁路网扩大了，军事和行政控制被深深推向阿拉伯省份。奥斯曼帝国不再努力控制这个16世纪建立起来的多民族大帝国。1880年以后，他们进入了一个新赛跑，在与欧洲人的进一步冲突，或阿拉伯民族主义增长能够把阿卜杜勒·哈米德的帝国撕成碎片前巩固他们剩余的领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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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两个中东国家也被拉入了与时间赛跑中，它们的命运会各自不同。第一个是埃及，仍是奥斯曼帝国的正式组成部分。在其奥斯曼总督穆罕默德·阿里的统治下，他是驱逐法国入侵者后由苏丹派遣的，马穆鲁克时代的实际自治变得更确定。穆罕默德·阿里围绕其新军构筑了一个独裁国家。[114]他的真正雄心是建设一个从苏丹（Sudan）到叙利亚的埃及帝国，使自己成为阿拉伯领土的主人。他有两次接近推翻苏丹；他两次被欧洲国家挫败。反之，他被迫向欧洲贸易开放边界，放弃他的昂贵的国立工厂试验。1849年，穆罕默德·阿里去世，但在他的继承人赛义德（Said，1854—1863年在位）和伊斯梅尔（Ismail，1863—1879年在位）统治下，至少其宏伟规划的部分稳步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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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这两国的统治者来说，最终目标是为其王朝赢得与奥斯曼苏丹的正式平等以及主权独立，摆脱奥斯曼政府控制外交关系、决定军队规模或（在最糟糕的情况下，这在1879年发生）把他们开除出政府。两者想的都不是一个“民族”国家而是一个君主国家，统治者的权力至高无上。“土耳其-高加索”（Turko-Circassian）精英（旧马穆鲁克统治阶级和穆罕默德·阿里的土耳其和阿尔巴尼亚追随者的混合物）会为在一个压倒性的“阿拉伯”社会中的特权地位付出对其保护人和保护者支持的代价。两国统治者都明白他们的机会在于农业财富的迅速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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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兆很有利。工业欧洲对埃及长绒棉的需求似乎几乎是无穷的，但是要满足它需要一场农业革命。在1813年到1877年间，可耕地面积增长了60%。[115]在开罗下游的泥泞三角洲被排干和清理，运河和阻塞网提供的长期灌溉取代了对一年一度的洪水的依赖，使产量翻番。到19世纪60年代中叶，外国投资在增加，外资银行遍地开花，服务于新地主阶层。亚历山大作为出口经济的地中海港口城市繁荣昌盛。铁路建筑起来，在开罗沿着尼罗河建设起欧洲风格的建筑，一座新皇宫、一个股票交易所、一座歌剧院、一条巴黎风格的林荫道。[116]集权化的官僚制度、地主精英、自由财产法律以及大型外国社区（到19世纪70年代有10万之众；比较而言，在伊朗的数字则要少于1000），使埃及似乎是一个“发展”国家的模式，一个改革的胜利，一个伊斯兰日本。它吸引了爱冒险的欧洲人的服务——像“中国人”查尔斯·戈登（后来的喀土穆戈登）被送来统治苏丹消灭奴隶制（还有什么统治者现代性的更好证据？）。到19世纪70年代，完全独立似乎只是一个时间问题而已。也许在奥斯曼的命运中的下一个大危机中它会默认地到来，同时，伊斯梅尔（在1867年获得了更为尊严的“赫迪夫”称呼）在一份国家权威性指南中被阿谀奉承为：“殿下像巴黎人一样讲法语……不管你是机械师、商人、记者、政治家、农业家，或几乎无论什么，你不久就会感受到，你已经遇到旗鼓相当的人。”[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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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赛义德和伊斯梅尔来说，苏伊士运河意在颂扬其成就。[118]代价会是很高的，但是收益也是巨大的。其收入会给他们带来新的源源不断的财富。其尼罗河连接（淡水运河）将会把大量土地变成集约耕种。最重要的是，它给人一个巨大的地缘政治红利。一旦埃及统治者成为世界上最有价值的水路的守护人，欧洲大国会认识到需要保护他反对任何侵略威胁，会看到其独立的意义。毫不奇怪，人们劝说赛义德占了由德·雷赛布（de Lesseps）发起的开挖运河公司的大股份。当棉花价格在19世纪60年代飚升的时候（当美国南方被封锁切断，然后被入侵摧毁时），伊斯梅尔轻易从欧洲举借外债，直到国家债务达到1亿英镑。但是，随着棉花价格在19世纪70年代中期下降，在运河（1869年通航）带来利润前，投机性繁荣带来了财政破产。1875年，伊斯梅尔不得不以400万英镑把他的运河股份卖给英国政府——也许是其价值的1/4。一年后，他——以及埃及——破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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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与时间赛跑的全部代价开始得到回报。埃及社会秩序的疯狂变化积聚了不满。地主阶级急于抑制统治的独裁风格。乌拉马（其总部在开罗的爱资哈尔［al-Azhar］——半是清真寺半是大学——是伊斯兰世界的声誉最为卓著的研究中心）不喜欢统治者拥抱外国信仰、腐败网络及其奢侈的生活方式。在军队和官僚中，受阿拉伯教育的阶层憎恨土耳其-高加索精英持续的支配地位，希望恢复一种更“阿拉伯”化的政策，赛义德没有认真对待这一政策，其后的伊斯梅尔却支持它。所有这些未解决的冲突表现为一种社会不安：害怕与怀疑欧洲政客；剥夺农民阶级（农业耕作者）——农业变迁的主要牺牲品——的道德不安。[119]现在反抗的情绪在行将出现的新闻记者和报纸上有新的声音，由此对外债的外部威胁（以及欧洲需要有效控制埃及财政）在国内很快变成一场危机，关于谁会承受外国需求的真正负担。苏伊士运河——向完全独立的推进器火箭——成为外国控制的特洛伊木马，并且（相当真实地）成为外国统治的入侵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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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则更幸运，其统治者没有那么大胆。他们有着小得多的机动余地。穆罕默德·阿里把他的国家建立在其军队的力量和棉花出口获得的财富基础上。几乎同时建立起权力的卡扎尔王朝（Qajar）统治者却缺乏这些资源。缔造一支镇压外部侵略者和内部不满的军队要困难得多：确实，他们得满足于一支4000人的帝国卫队。[120]沙阿面临神职精英的不满——什叶派的乌拉马——其社会权力比埃及的乌拉马权力要大得多。[121]在很大程度上，他们把他们的权威建立在部落联盟的基础上，草原游牧民占了总人口的1/3以上（也许甚至一半），并成为现有大军的大部。他们没有“新”土地银行来奖赏一支精英或赞助一支官僚大军。而且，尽管伊朗经济从18世纪晚期的混乱中获得了巨大恢复，但是没有棉花来吸引外国投资或支付灌溉、铁路或公路的公共改善的项目。国家仍然处于尖锐的地方化阶段，其中的部落和氏族、农村社区、手工业行会、城市区位或行政区、派系、宗教或语言，仍是身份的主要来源，是分化的主要源泉。简言之，依埃及模式建立一个强大王朝国家的途径几乎完全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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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卡扎尔王朝受到外部危险的威胁，至少与奥斯曼帝国遭遇的一样尖锐。俄国向高加索的扩张使他们付出了沉重的代价。通过《古里斯坦条约》和《土库曼恰伊条约》，他们被迫放弃了对格鲁吉亚和亚美尼亚的权利，交出阿塞拜疆大部。英国在波斯湾的海军力量的增长注定使他们不安。它鼓励了南方部落的难以驾驭，可能突然中断像穆罕默拉（Mohammerah）沿海社区的忠诚，其大统治者是阿拉伯民族。毕竟，甚至在世纪后期，从波斯湾乘船经由黑海和里海然后再向首都，比直接从陆路到达德黑兰（Tehran）要快得多。1856年，当纳塞尔丁（Nasir al Din）占领赫拉特（Heart，在现代阿富汗，但却是萨非王的最有价值的占领地），英国人通过炮击布什尔（Bushire），向穆罕默拉派遣军队，迫使他放弃。没有沙阿会忽视这种风险，即外交失败或丢失一个省份会摧毁其声誉和破坏把其多民族帝国绑在一起的纽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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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纳塞尔丁（1848—1896年在位）统治下，做出某些努力来增强沙阿的权力。奥斯曼帝国的坦齐马特改革模式有着影响力。[122]他建设一所学院来传播西方知识和培养新型行政管理阶层。但是，这场短暂的“改革”阶段，与穆斯林不同政见者巴布教徒（Babis）的崛起相一致，他们中的有些人谴责统治的腐败。当其中一人企图谋杀国王时，运动被镇压：伊朗国王沙阿和乌拉马结束了新型行政管理阶层的培养。主张改革的大臣在政治上受到处置但肉体上得到赦免。但是，尽管沙阿的权威仍是注定要依赖对社区和利益的熟练操纵，但是更统一的政治的征兆逐渐显露。1847年，与奥斯曼帝国的边界终于解决；德黑兰对锡斯坦（Sistan）和俾路支斯坦（Baluchistan）的控制在1866年得到确认；在1872年达成伊朗、阿富汗边界协议。[123]什叶派穆斯林的势力——文化身份的主要源泉——得到增强，部分是与巴布教斗争的结果。[124]官僚的触角逐渐变长，在财产权问题上国家法律取代伊斯兰教法。[125]电报把德黑兰与某些省份联结起来，鸦片出口给国家西部带来极大的繁荣。然而，到19世纪70年代，一些预兆显示一场危机行将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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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的推进是明显的警告。到1859—1860年，沙皇的军队到了土耳其斯坦，1866年，塔什干（Tashkent）被吞并。到1873年，俄国人来到希瓦（Khiva）。他们面对着沙阿领土的东北部以及圣城麦什德（Meshed）。纳塞尔丁没有多少抵抗的手段，他的财政收入在下降，而各种价格陷于恶性通货膨胀中，他出发去欧洲寻找全新的支持。对现金的需求驱使他做出轰动社会的“路透特权”（Reuter’s Concession）交易。在其条款中，授予一个外国企业家（裘利斯·路透［Julius Reuter］，新闻社的建立者）对国家任何地方任何新企业的利润权力——铁路、矿山、灌溉工程、工厂——以交换4万英镑现金。由此引起的轰动、急速提款，显示沙阿离及时巩固伊朗的防御有多远。反之，他推向了后来逐渐被视为一个若非不可避免的冒险道路：让外国商业利益进入本国。也许，他估计他们会相互制衡，英俄对立是两国都不能主宰伊朗的最佳保障——事实确实如此。波斯地缘政治地位和分权的政治以及宗教精英的力量，使之成为一个难破的硬核也是真的。但是，在一个很少见到西方人的土地上，[126]卡扎尔王朝、伊朗的独立能否承受外国入侵的压力活下来，不久将会展示给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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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世纪中叶，许多其他亚非国家面临着与中国、日本和奥斯曼帝国同样的挑战，包括阿比西尼亚（现埃塞俄比亚）和暹罗（现泰国）。它们担忧入侵和丧失松散统治的用令状管理的边界地区。它们不相信欧洲商人的动机，它们急于现代化其军队和（必要地）它们的财政。它们希望玩弄欧洲人，使他们相互为敌，从而通过间接手段保留其自由。它们随随便便对待国家领导的发展道路，有时通过给欧洲特许经销商颁发特许状，或者鼓励移民。所有国家都面临着这种困境，在中央权力软弱的国家，急剧变化冒着动乱和反叛的危险，彰显了外部干涉的危险。所有国家面临着这样的现实，到19世纪80年代，在欧洲和亚非国家间的技术、财政和人口资源鸿沟似乎急剧扩大。1880年以后，与时间的赛跑已经进入最后冲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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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T.R.Malthus，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1820)，Variorum edn，ed.，J.Pullen (Cambridge,1989)，p.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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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参见R.E.Cameron，France and t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Europe 1800–1914 (Princeton，19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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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关于这个争论，其论点的中心要点见P.W.Schroeder，The Transformation of European Politics 1763–1848 (Oxford，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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