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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C.Clay，‘The Financial Collapse of the Ottoman State’，in D.Panzac (ed.)，Histoire economique de l’Empire Ottoman et de la Turcquie (1326–1960) (Aix，1992)，pp.119，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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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C.Issawi，‘Middle East Economic Development 1815–1914’，in A.Hourani，P.S.Khoury and M.C.Wilson (eds.)，The Modern Middle East (London，1993)，p.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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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由此Izmir (Smyrna)与欧洲和美洲的连接比与安纳托利亚内陆的连接要容易。参见A.J.Toynbee，The Western Question in Greece and Turkey (London，1922)，p.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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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Issawi，‘Middle East Economic Development’，p.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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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K.Fahmy，All the Pasha’s Men：MEHMED Ali，his Army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Egypt (Cairo，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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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C.Issawi，Egypt：An Economic and Social Analysis (London，1947)，p.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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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参见J.Berque，Egypt：Imperialism and Revolution (London，1972)，pp.88–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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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7] J.R.McCoan，Egypt (New York，1876)，p.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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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最好的现代研究见D.A.Farnie，East and West of Suez：The Suez Canal in History，1854–1956 (Oxford，19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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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关于埃及的社会和政治危机的最好研究，见A.Scholch，‘Egypt for the Egyptians’：The Social-Political Crisis in Egypt，1878–1882 (London，1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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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E.Albrahamian，Iran between Two Revolution (Princeston，1982)，p.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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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参见H.Algar，Religion and State in Iran 1795–1906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1969)，第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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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H.Algar，Mirza Malkum Khan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1973) ，pp.24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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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A.K.S.Lambton，Qajar Persia (London，1987)，pp.20，2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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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P.Avery，G.R.G.Hambly and C.Melville (eds.)，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Iran，vol.7：From Nadir Shah to the Islamic Republic (Cambridge，1991)，p.7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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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Lambton，Qajar Persia，p.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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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19世纪中叶，可能有150个欧洲人住在伊朗；1890年仍然只有800人。Ibid.，p.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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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帝国史：帖木儿之后帝国的兴与衰（1400-2000） 6.帝国的界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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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0年后，大欧洲的边疆如巨浪般向前推进，仿佛非西方世界的最后征服只是一个时间问题。这种边疆征服最明显的标记，就是快速瓜分全球那些尚未被欧洲殖民者占领的国家和地区。其中最著名的是1884年后，欧洲英、法、意、葡、西、德和比利时国王（它占据了作为私人采邑的大片领土）对非洲的一连串讨价还价。欧洲除了瓜分非洲外，还对东南亚和南太平洋地区进行了瓜分。大欧洲的征服不仅仅是领土占领，还包括国际贸易的巨大扩展、对以前被认为太冒险的和无利可图的地区资本输入量的急剧增长（从微量开始）。大欧洲的征服进程与欧洲日益上升的移民潮是一致的，这时期的欧洲移民大多数是前往北美或南美的，但也有相当数量的移民成为热带非洲和亚洲的首批定居者，还有一些移到了北亚，成为欧洲在俄罗斯的桥头堡。显然，大欧洲的征服的驱动力比早期欧洲文化使团所产生的作用更加猛烈，它成为世界物质进步、宗教和哲学真理传播的火车头。欧洲人因其物质水平、社会或宗教的发展形成的进步，被称为是独特的，他们有“人种优越”的印记。很大程度上，大欧洲早期向亚非地区的扩展，虽然路途遥远，或者还遇到抵抗，但首要的似乎是对亚非地区科学技术方面的贡献。在19世纪末，欧洲人和世界上大多数人之间的“知识鸿沟”是比较大的，在非西方世界开发煤和蒸汽之前，欧洲已经进入了以电力和化学发明为主的第二次工业革命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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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在世界历史发展过程中第一个成为全球性物质、经济、文化的动力。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欧洲的全球性动力一直是通过一整套制度、实践和传统信念的不断完善来运行的。在某种程度上简直难以相信，晚至1860—1900年，世界成为一个全球的帝国：一个领土扩至全球大部分地区的帝国，一个没有正式全球贸易的帝国，一个拥有不平等条约和欧洲人治外法权的帝国——一个用军队和炮舰加强对欧洲以外大多数地区控制的帝国。由欧洲人发明的国际法原则，解除了被控制国家和地区的主权要求（证明国外干涉是正当的），除非这些国家或地区符合欧洲承认的“文明标准”。从经济理论和不断实践的角度看，全球帝国的形成意味着全球范围劳动力的分配。全球帝国的权力（在不同程度上）也是工业的权力。欧洲人提供（或者试图提供）制造业商品、资本投资、技术秘诀和熟练职员，而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如中国和阿根廷）的角色，主要生产欧洲工业世界所需的食品、原材料和日用品等初级产品——一种经济法则就是加强自由贸易，反对地方利益和地方市场的保护。从人口统计学的角度看，全球帝国是一个白人的世界，因为欧洲人是自由的，至少或多或少是自由的，他们（因战争和萧条的原因）可以迁移到他们想去的地方，或者他们认为能够生存的地方。帝国的统治者（指欧洲人——译者注）移民亚非，发展了帝国的殖民地，获得并保持了他们对土地的要求。从文化理论的角度看，全球帝国也许是最具普遍深刻特征的。欧洲人确信自己，也使别人相信：非欧洲文明和文化是奇异的、迷人的、浪漫的或者美丽的，但它们没有发展前景。只有欧洲文明和欧洲文化已被证明是“道德和物质的进步”——英联邦印度政府发布的年度报告以此为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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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我们知道欧洲统治的强权体制绝不是完善的和持久的。诞生于1890年最强大的大英帝国已经衰落。这种情况为什么会发生，是现代世界历史中的中心问题之一，许多答案可以从1914—1945年的世界大危机中找到。但是我们也能够从这个时期之前找到一些线索。“全球殖民主义”是一种令人印象极为深刻的构建，它飞速耸立，但根基不深。也许更多需要指出的是它保持平衡的能力依赖的是一系列不能维持稳定的条件。帝国主义的外交，如同它的经济学和意识形态一样，也包含了不能治愈的“胎里毛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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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的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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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0年后，人们普遍认为世界距离缩小了，部分原因是快速发展的交通和通信把人们之间的距离拉近了。从19世纪30—40年代，欧洲和北美已经广泛采用了汽船、铁路运输和电报。到19世纪70年代，欧洲和北美正在世界各地拓展新的殖民地，范围已经扩展到了难以到达（但有价值的）的边远地区和偏僻、通信不畅的地区。1869年苏伊士运河的开凿，意味着航运路线向东延伸，它为欧洲向东拓展创造了有利条件。苏伊士运河的通航，打通了欧洲前往中国上海和日本横滨的商船之路。通信革命的发展，使海底电缆和陆上电报可以在几天甚至几小时内把商业和政治新闻从东亚传到欧洲。另外，更重要的是铁路建设直接缩短了世界的距离。19世纪后期是铁路帝国主义最伟大的时代。英国和法国在西方、东方和南非修建了殖民地铁路，为控制那些穷乡僻壤又不顺从的殖民地创造了有利条件，在铁路延伸之处，纷纷建立了殖民地宗主国的桥头堡。在铁路帝国主义建设的项目中，最宏大的是横贯里海的铁路（1880—1888），它的建成意味着把荒野的俄国东部纳入了欧洲的范围。还有一些铁路建设项目虽然非常壮观，但都没有完成。如，连接汉堡（Hamburg）和巴士拉（Basra）（和波斯湾）的巴格达铁路；横贯波斯连接欧洲和印度的铁路；塞西尔·罗兹（Cecil Rhodes）梦想建设的从开罗环绕英国在非洲所有殖民地的铁路。大英帝国的地理学家哈尔福德·麦金德（Halford Mackinder）认为，铁路将改变世界历史。“哥伦布时代”，那时海军力量就是一切，将要让位于一个新的大陆帝国的新时代，这个大陆帝国可以支配广阔的资源而坚不可摧。[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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