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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8] Ibid.，pp.910–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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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9]J.McCarthy，Death and Exile：The Ethnic Cleansing of Ottoman Muslims，1821–1922 (Princeton，1995)，pp.135–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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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引用于M.S.Hanioglu，Preparations for a Revolution：The Young Turks，1902–1908 (Oxford，2001)，p.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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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这种评论基于E.Abrahamian，Iran between Two Revolutions (Princeton，1982)，pp.57–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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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A.T.Wilson，South West Persia：Letters and Diary of a Young Political Officer，1907–1914 (London，1942)，p.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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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Sir E.Grey致俄国大使备忘录，1914年6月10日。见Gooch and Temperley (eds.)，British Documents，vol.10，pp.798–800;Buchanan to Grey，21 June 1914，ibid.，pp，804–8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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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4]Sazonov的备忘录，ibid.，pp.816–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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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5]W.M.Shuster，The Strangling of Persia：A Record of European Diplomacy and Oriental Intrigue (London,1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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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帝国史：帖木儿之后帝国的兴与衰（1400-2000） [:1707501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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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帝国史：帖木儿之后帝国的兴与衰（1400-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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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世界危机之路（1914—19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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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乱的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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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4年之前，世界上存在着不祥的征兆，那就是一个全球性帝国的秩序无法担保普遍的和平与繁荣。处于西方势力范围的东亚，其未来命运充满着未知的因素。欧洲列强之间为在北非和中东的领土瓜分及势力影响争执不休。美国经济的增长速度和增长规模给美国带来了新的问题，即在一个以伦敦为中心的并且被欧洲殖民列强分割得四分五裂的全球经济中，美国究竟应该在多大程度上攫取相应的利益。原先处于疯狂增长之中的国际贸易与投资，其步伐似乎戛然而止了。欧洲工业国的社会动荡，构成了剪断大国政府羽翼和限制他们全球野心与战略的威胁。但是，在这些风云变幻所造成的影响力被国际社会感知之前，一次火山爆发式的战争改变了世界政局。战争发生在欧洲却迅速蔓延到整个欧亚大陆的每一个重要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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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世界大战造成了六大列强（英、俄、德、法、美、日）之间的帝国主义合作彻底的终结。这场战争的原因是1914年前全球分裂的问题一半得以解决，一半悬而未决，战争提出了一个有关国际社会的新理念，理论上（如果不是实际上）包括前所未有的广泛的殖民地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的作用。这场战争在一个古老的帝国——俄国与其他大国之间打开了一个巨大的意识形态上的缺口；在国际经济中打进了一个巨大的楔子：它关闭了贸易渠道，封锁了现金流通与支付，制造了人为的短缺与封闭型的经济体。这场战争促使包括人力在内的殖民地资源的流动，这在殖民地人民中激起了强烈的反应，即对打破旧殖民体系边疆的新的压迫与统治的极大愤慨。这场战争还影响了人们对欧洲独特的进步文化的判断，模糊了欧洲文化先贤精英所倡导的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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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后的世界没有恢复到战前的“正常状态”是不足为奇的，因为在国际统治秩序方面没有达成广泛的共识。继承沙俄帝国的布尔什维克激烈反对战后形成的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殖民体系和半殖民体系。美国反对新成立的国际联盟——战胜国维持战后格局的俱乐部。由于对战争赔款问题争论不休，欧洲经济的重建工作被严重耽搁，导致欧洲的社会与政治稳定大大削弱。在欧亚大陆的一些地区——高加索、中亚、中东以及部分东亚地区，谁统治哪块地盘，更多的是靠武力威胁而非外交手段得以解决。在殖民帝国里（特别是大英帝国），民族主义者对争取独立或自由表现出了空前的顽强。爱尔兰的新芬党（Sinn Fein）、埃及的华夫脱（Wafd）运动和印度（以及它最大的穆斯林组成部分）甘地领导的伟大的“不合作”运动（1920—1922），这一切对英国当局构成了莫大的威胁，并且暴露出高压作为一种统治手段的弱点。反抗的情绪并不仅仅局限于政治上，在其他领域（尤其在中国）它还表现在对新文化的诉求，它们的领导者和人民完全是自发的而不是有目的地更紧密地团结起来去反对帝国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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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强烈余震造成了一连串的效应。它标志着欧亚大陆旧制度的垮台。这场战争已经成为欧亚众多帝国的坟墓。霍亨索伦王朝（Hohenzollerns）、哈布斯堡王朝以及诺曼诺夫王朝倒台，它们的统治土崩瓦解。奥斯曼帝国开始衰落。在中国，一位新崛起的王室成员领导发起的注定要失败的企图复辟清帝国统治的尝试，在1916年寿终正寝。巨大的世界中心成了一个政治控制室，在这个控制室里各种运动、意识形态、各种国籍和各种利益交织在一起，共同构建了一种新的国家体系。而那些帝国（或残存的帝国）竭力想维护它们的权利与特权。到20世纪20年代后期，战后的停战协定尽管解决了很多冲突，但这种状况不会持续太久。伴随着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的政治余波，战后暂时稳定的国际秩序不复存在了。到30年代中期，战后国际秩序首先被凶恶的新帝国主义国家——德国、意大利和日本所搅乱，这三个国家与他们19世纪80—90年代的欧洲先驱们相比，具有更强的攻击性而缺少克制能力。从1937—1942年，他们在欧亚制造了大量的危机。于是，世界大战不可避免地悄然而至，无论谁参与其中，胜利者别无选择，唯有建立一套新的世界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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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没有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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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诸强国取得世界强势地位之后，在处理同欧亚其他国家以及彼此间的国际事务时，最关键的原则就是达成不再相互残杀的共识。这种共识以及欧洲与美洲国家之间的大西洋和平带来了国际贸易的快速增长，也带来了欧洲影响力和统治的平稳延伸和充满讽刺意味的对非洲的瓜分。欧洲各国政府不愿打破大陆均势，不愿冒社会与政治动荡的风险去引发一场全面战争。所以它们在追逐民族与帝国利益方面保持着克制，即使它们的利益相重叠（比如在奥斯曼帝国），或者经济机遇看上去很有前景（比如在中国），它们也会默许用暂时的让步来延长已形成的局部的统治方式，而避免用瓜分或征服的方式去取得“最终解决”。当然，在很多观察家看来，无论当时还是以后，这种无准则的解决方式有着内在的不稳定。早晚一场局部的危机会由于使用这种捉襟见肘的方法处理而变得不可收拾。敌对大国之间力量平衡的改变，足以削弱相互之间的牵制力，造成一种对世界已被瓜分完毕的无法容忍的感觉。议员游说的影响被乔装成“公众意见”通过报纸得以公布，并且用它贵族式的对纯“商业”利益的鄙视来威胁全球传统的外交。中欧和东欧的君主制帝国君王们不安稳地统治着多民族的帝国（即使是德意志帝国也包括了几百万波兰人）。这很可能危险地把王朝的威严（而不是物质利益）视为战争的借口，这对具有军国主义风气的王朝和军队太有刺激作用了。[1]即使是用列强惯用的手段来阻止彼此间的冲突，军备的增长也许自然会触发战争，因为它们担心如果处于劣势，就会招致他国先发制人的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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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直到1914年，只有微弱的迹象表明欧洲列强在非洲、太平洋、东亚和中东（包括奥斯曼和伊朗帝国的亚洲部分）的角逐会引发一场失控的军事冲突。相反，这种角逐扮演了一种在将来遏制日本在东北亚进行扩张而牺牲中国或俄国的强大威慑力。大国关系的破裂不会终止大国在欧洲以外的野心，但是会打破它们在欧洲后院巴尔干的平衡。当然，事实上巴尔干半岛国家命运多舛的政局直接加速了奥斯曼帝国的失败，从而防止了它的基督教臣民军事民族主义的蔓延。在1911—1913年可怕的危机中，奥斯曼人首先遭到意大利人（占据了现在的利比亚和希腊的多德卡尼斯群岛［Dodecanese］的部分领土），随后是塞尔维亚、希腊和保加利亚组成的联盟的攻击。后者几乎把奥斯曼帝国排挤出欧洲，以至于土耳其人只占据了色雷斯的一小部分。和以往的危机不同，列强们没能妥善处理奥斯曼在欧洲统治时留下的遗产，结果导致了该地区的政局不稳。而巴尔干国家为了争夺战利品又迅速投入了第二次内战，造成了比过去外部势力统治该地区时更为明显的问题。因为没人会相信巴尔干各国政府能够为它们边疆的荣誉而战，去镇压内部民族冲突或者抵制利用大国阴谋来谋取当地利益的诱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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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这令人震惊的现状，其实是列强惯用的在欧洲以外和平瓜分世界的外交政策的失败。但是，间接控制一块充满局部种族暴力传统的不可接近的地区绝非易事。在这块土地上武器泛滥，政府是弱小的。这是为何巴尔干的地缘利益关系高于其他欧亚大陆地区的原因。显然，这是一道障碍，它会对俄国或奥匈帝国以及部分欧洲联盟的长远战略利益造成无法挽回的破坏。如果巴尔干各国合并成哈布斯堡君主和它强大的北方盟友的实际保护国，那么奥德影响力就能迅速扩展到土耳其海峡。1913年土耳其的一场政变，使其加强了同柏林的关系。德国和奥匈将会赢得一场兵不血刃的大捷。它们的一大批附庸国会围住俄国，紧紧扼住它在黑海与地中海之间的商业渠道，并且使俄国人永远无法统治梦寐以求的君士坦丁堡。诺曼诺夫王朝的威严像石头一样风化，如果在已扩张到西伯利亚的俄国庇护下，鼓动君主国的南斯拉夫反对哈布斯堡民族主义，那么奥匈的政治三角几何（德国人、匈牙利的马扎尔人［Mag-yars］和斯拉夫人［Slavs］之间的敌对情绪）就会在混乱中分崩离析。[2]东欧和中欧广大地区的衰弱将会摧毁力量的平衡，并且把一个实力削弱的德国暴露在战略包围的最黑暗的梦魇之中，其影响不容低估。1911—1913年在欧洲核心地带发生的异常事件，把大国在巴尔干半岛传统外交的错误路线扩展到欧洲中心地带，也将弱小的亚洲拖入了地震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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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阻止一个塞尔维亚暗杀者在波斯尼亚谋杀哈布斯堡继承人，从而避免引发大国间的武装冲突需要高超的技巧和善意。1914年6月危机源于奥地利人要求塞尔维亚人对纵容暗杀者的秘密结社予以道歉，并要求塞尔维亚人接受奥地利人对其内部安全的监督。塞尔维亚则依靠俄国的外交支持，拒绝这种半殖民地位。1908—1909年，在应对奥地利吞并波斯尼亚（Bosnia）时，俄国人被迫做出了一次有失尊严的让步。但是，1914年俄国在没有经历巨大的地缘政治上的失败，是不能让步的，即使国内出现了动荡不安也不能让步。当俄国和奥地利开始动员它们的军队以显示自己的决心时，其他欧洲大国仍坚持通过会谈方式解决争端是否显得极为急迫了。这是危机的关键时期，现在轮到德国人摊牌了。没有他们全力以赴的援助，维也纳政府将陷入对塞尔维亚和俄国的两线作战之中，从而迫使维也纳让步而使塞尔维亚得逞。俄国很快恢复了它在巴尔干的影响力。德国的参谋们高度注视着俄国不断增长的军事力量（俄国的“庞大计划”预计到1917年要将其军队数量扩充到德军的3倍），[3]这将会进一步打破大国在巴尔干势力的平衡。为了坚定它虚弱的伙伴的信心，德国给予维也纳全权、高效的议会否决权。但是这种方式只会加剧危机，降低和平的几率。因为如果德国被迫与俄国交战，它必须首先打败俄国的盟友法国或迫使其迅速中立，唯有这样，德国的军事力量才能全力以赴投入东部的消耗战中。为了恐吓法国，孤立俄国，德国威胁英国保持中立，承诺不支持俄国。一个月内，奥地利试图威胁一个处于无序状态的巴尔干，发展成为德国对全欧洲范围内霸权的要求。但是其前提是以丰富的想象力预料到法俄联盟破裂（法国不可避免的中立），英法友好关系走入僵局。随着英国拒绝德国的要求，一场席卷欧洲的战争实际上已成定局。[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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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危机反映出欧洲争坐全球首位的弱点是欧洲国家体系并不发达。这次危机是欧洲贸然扩张到巴尔干的结果。脆弱的多民族帝国和欧洲最小国家混乱的政局把一场政治谋杀变成了一场全面战争。欧洲力量的均势不足以应付奥斯曼帝国在巴尔干统治瓦解所造成的后果。战前，在一个敏锐的知情者看来，国际和平必须依靠公正和政治家与外交官的技巧。库尔特·里茨德（Kurt Riezler，德国大臣贝特曼·霍利维格［Bethmann-Hollyweg］的私人秘书）声称：“在一个紧密相联的世界里，战争的代价总是非常高昂的。”但是他又认为这些国家一定要表现出自信，因为它们的利益变得如此纠缠不清（漠然视之不再是一种选择），必须不断增加军备以显示它们的信心。在国家间的竞争中，也需要经常虚张声势：这种“过分吹嘘”导致了爆发战争的危险。[5]里茨德的理论是对自19世纪70年代以来大国外交的一种有说服力的诠释。他的理论没有预测一场欧洲的“超级危机”，在这场危机里敌对双方都认为妥协意味着重大的失败，（更糟糕的是）当时双方都认为它们有取胜的机会，更不用说这场危机是目光短浅的结果：决策者们没有预计到一场全面战争的所有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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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实，在俄、法、英三个协约国与同盟国（德国、奥匈）之间的欧洲战争迅速演变为世界大战。到1914年10月底，奥斯曼帝国（出于对协约国胜利的恐惧）加入了同盟国，战争范围扩展到了高加索，英属埃及西奈半岛（Sinai）以及波斯湾——一个被海军称为英国湖的地方。在东亚，日本以英国盟友的身份加入战争，但是明显是带着占领德国在中国胶州湾基地，夺取德国在山东省的商业权益的动机。在西非、东非和西南非洲，以英、法、比为一方和以德国为另一方之间爆发了殖民地战争。这场战争是在海上进行的。德国的水面舰艇和（不断增加的）潜艇沿着以英国为中心向四周辐射的航线发动攻击，以掐断英国用以维持战争所需的食物、原材料和军需品供应。英国也反过来发动旨在封锁德国经济、阻断其食品和战略物资在内的海外资源的海战。有证据表明，在世界经济已经形成和世界政治单极体系中，无论战争在哪里开始，谁都无法幸免于这场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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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如果欧洲的战争演变为世界大战，最终还得由欧洲自己收场。到1915年底，任何一方要取得绝对胜利看来是不可能了。在西线战场，德国迅速占领了比利时和法国的部分领土。1915年的几场非决定性战役表明，一种以战壕对抗的作战形式导致了僵局的出现。法军和英军无法赶走德军；而德军也无法迫使法军和英军就范。东部战线的战争形式很简单。到1915年9月，德军和奥军已经迫使俄军退守到深入帝国内部的防线里（从里加［Riga］到切尔诺维茨［Czernowitz］），并且占领了他们称之为“Ober-Ost”（为德文Oberbefehlshaber der gesamten Deutschen Streitkrfte im Osten的缩写，意为东线指挥——译者注）的广大区域。[6]在保加利亚的协助下，德奥联军吞并了塞尔维亚，控制了一条宽广的通往奥斯曼帝国的走廊地带。但是没有西线战场的胜利，他们无法征集所有的人力、物力去征服俄国。因为俄国有无穷无尽的军事人力资源。在协约国阵线上，奥斯曼军队迅速恢复了在安纳托利亚、美索不达米亚和巴勒斯坦的元气。更糟的是，协约国在加里波利遭受了惨重的打击。这块同盟国的软肋被证明像钉子一样硬。但是没有一方认为战争已经证明双方军事力量是平衡的，没有一方接受必须以外交手段解决问题的提议。相反，双方都把希望寄托在寻找新的机会方面：动员更多的人和资源来取得突破或通过一场消耗战来摧毁敌人的意志。双方都默认战争期间的决裂已经表明战前秩序的瓦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