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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没有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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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诸强国取得世界强势地位之后，在处理同欧亚其他国家以及彼此间的国际事务时，最关键的原则就是达成不再相互残杀的共识。这种共识以及欧洲与美洲国家之间的大西洋和平带来了国际贸易的快速增长，也带来了欧洲影响力和统治的平稳延伸和充满讽刺意味的对非洲的瓜分。欧洲各国政府不愿打破大陆均势，不愿冒社会与政治动荡的风险去引发一场全面战争。所以它们在追逐民族与帝国利益方面保持着克制，即使它们的利益相重叠（比如在奥斯曼帝国），或者经济机遇看上去很有前景（比如在中国），它们也会默许用暂时的让步来延长已形成的局部的统治方式，而避免用瓜分或征服的方式去取得“最终解决”。当然，在很多观察家看来，无论当时还是以后，这种无准则的解决方式有着内在的不稳定。早晚一场局部的危机会由于使用这种捉襟见肘的方法处理而变得不可收拾。敌对大国之间力量平衡的改变，足以削弱相互之间的牵制力，造成一种对世界已被瓜分完毕的无法容忍的感觉。议员游说的影响被乔装成“公众意见”通过报纸得以公布，并且用它贵族式的对纯“商业”利益的鄙视来威胁全球传统的外交。中欧和东欧的君主制帝国君王们不安稳地统治着多民族的帝国（即使是德意志帝国也包括了几百万波兰人）。这很可能危险地把王朝的威严（而不是物质利益）视为战争的借口，这对具有军国主义风气的王朝和军队太有刺激作用了。[1]即使是用列强惯用的手段来阻止彼此间的冲突，军备的增长也许自然会触发战争，因为它们担心如果处于劣势，就会招致他国先发制人的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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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直到1914年，只有微弱的迹象表明欧洲列强在非洲、太平洋、东亚和中东（包括奥斯曼和伊朗帝国的亚洲部分）的角逐会引发一场失控的军事冲突。相反，这种角逐扮演了一种在将来遏制日本在东北亚进行扩张而牺牲中国或俄国的强大威慑力。大国关系的破裂不会终止大国在欧洲以外的野心，但是会打破它们在欧洲后院巴尔干的平衡。当然，事实上巴尔干半岛国家命运多舛的政局直接加速了奥斯曼帝国的失败，从而防止了它的基督教臣民军事民族主义的蔓延。在1911—1913年可怕的危机中，奥斯曼人首先遭到意大利人（占据了现在的利比亚和希腊的多德卡尼斯群岛［Dodecanese］的部分领土），随后是塞尔维亚、希腊和保加利亚组成的联盟的攻击。后者几乎把奥斯曼帝国排挤出欧洲，以至于土耳其人只占据了色雷斯的一小部分。和以往的危机不同，列强们没能妥善处理奥斯曼在欧洲统治时留下的遗产，结果导致了该地区的政局不稳。而巴尔干国家为了争夺战利品又迅速投入了第二次内战，造成了比过去外部势力统治该地区时更为明显的问题。因为没人会相信巴尔干各国政府能够为它们边疆的荣誉而战，去镇压内部民族冲突或者抵制利用大国阴谋来谋取当地利益的诱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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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这令人震惊的现状，其实是列强惯用的在欧洲以外和平瓜分世界的外交政策的失败。但是，间接控制一块充满局部种族暴力传统的不可接近的地区绝非易事。在这块土地上武器泛滥，政府是弱小的。这是为何巴尔干的地缘利益关系高于其他欧亚大陆地区的原因。显然，这是一道障碍，它会对俄国或奥匈帝国以及部分欧洲联盟的长远战略利益造成无法挽回的破坏。如果巴尔干各国合并成哈布斯堡君主和它强大的北方盟友的实际保护国，那么奥德影响力就能迅速扩展到土耳其海峡。1913年土耳其的一场政变，使其加强了同柏林的关系。德国和奥匈将会赢得一场兵不血刃的大捷。它们的一大批附庸国会围住俄国，紧紧扼住它在黑海与地中海之间的商业渠道，并且使俄国人永远无法统治梦寐以求的君士坦丁堡。诺曼诺夫王朝的威严像石头一样风化，如果在已扩张到西伯利亚的俄国庇护下，鼓动君主国的南斯拉夫反对哈布斯堡民族主义，那么奥匈的政治三角几何（德国人、匈牙利的马扎尔人［Mag-yars］和斯拉夫人［Slavs］之间的敌对情绪）就会在混乱中分崩离析。[2]东欧和中欧广大地区的衰弱将会摧毁力量的平衡，并且把一个实力削弱的德国暴露在战略包围的最黑暗的梦魇之中，其影响不容低估。1911—1913年在欧洲核心地带发生的异常事件，把大国在巴尔干半岛传统外交的错误路线扩展到欧洲中心地带，也将弱小的亚洲拖入了地震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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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阻止一个塞尔维亚暗杀者在波斯尼亚谋杀哈布斯堡继承人，从而避免引发大国间的武装冲突需要高超的技巧和善意。1914年6月危机源于奥地利人要求塞尔维亚人对纵容暗杀者的秘密结社予以道歉，并要求塞尔维亚人接受奥地利人对其内部安全的监督。塞尔维亚则依靠俄国的外交支持，拒绝这种半殖民地位。1908—1909年，在应对奥地利吞并波斯尼亚（Bosnia）时，俄国人被迫做出了一次有失尊严的让步。但是，1914年俄国在没有经历巨大的地缘政治上的失败，是不能让步的，即使国内出现了动荡不安也不能让步。当俄国和奥地利开始动员它们的军队以显示自己的决心时，其他欧洲大国仍坚持通过会谈方式解决争端是否显得极为急迫了。这是危机的关键时期，现在轮到德国人摊牌了。没有他们全力以赴的援助，维也纳政府将陷入对塞尔维亚和俄国的两线作战之中，从而迫使维也纳让步而使塞尔维亚得逞。俄国很快恢复了它在巴尔干的影响力。德国的参谋们高度注视着俄国不断增长的军事力量（俄国的“庞大计划”预计到1917年要将其军队数量扩充到德军的3倍），[3]这将会进一步打破大国在巴尔干势力的平衡。为了坚定它虚弱的伙伴的信心，德国给予维也纳全权、高效的议会否决权。但是这种方式只会加剧危机，降低和平的几率。因为如果德国被迫与俄国交战，它必须首先打败俄国的盟友法国或迫使其迅速中立，唯有这样，德国的军事力量才能全力以赴投入东部的消耗战中。为了恐吓法国，孤立俄国，德国威胁英国保持中立，承诺不支持俄国。一个月内，奥地利试图威胁一个处于无序状态的巴尔干，发展成为德国对全欧洲范围内霸权的要求。但是其前提是以丰富的想象力预料到法俄联盟破裂（法国不可避免的中立），英法友好关系走入僵局。随着英国拒绝德国的要求，一场席卷欧洲的战争实际上已成定局。[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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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危机反映出欧洲争坐全球首位的弱点是欧洲国家体系并不发达。这次危机是欧洲贸然扩张到巴尔干的结果。脆弱的多民族帝国和欧洲最小国家混乱的政局把一场政治谋杀变成了一场全面战争。欧洲力量的均势不足以应付奥斯曼帝国在巴尔干统治瓦解所造成的后果。战前，在一个敏锐的知情者看来，国际和平必须依靠公正和政治家与外交官的技巧。库尔特·里茨德（Kurt Riezler，德国大臣贝特曼·霍利维格［Bethmann-Hollyweg］的私人秘书）声称：“在一个紧密相联的世界里，战争的代价总是非常高昂的。”但是他又认为这些国家一定要表现出自信，因为它们的利益变得如此纠缠不清（漠然视之不再是一种选择），必须不断增加军备以显示它们的信心。在国家间的竞争中，也需要经常虚张声势：这种“过分吹嘘”导致了爆发战争的危险。[5]里茨德的理论是对自19世纪70年代以来大国外交的一种有说服力的诠释。他的理论没有预测一场欧洲的“超级危机”，在这场危机里敌对双方都认为妥协意味着重大的失败，（更糟糕的是）当时双方都认为它们有取胜的机会，更不用说这场危机是目光短浅的结果：决策者们没有预计到一场全面战争的所有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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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实，在俄、法、英三个协约国与同盟国（德国、奥匈）之间的欧洲战争迅速演变为世界大战。到1914年10月底，奥斯曼帝国（出于对协约国胜利的恐惧）加入了同盟国，战争范围扩展到了高加索，英属埃及西奈半岛（Sinai）以及波斯湾——一个被海军称为英国湖的地方。在东亚，日本以英国盟友的身份加入战争，但是明显是带着占领德国在中国胶州湾基地，夺取德国在山东省的商业权益的动机。在西非、东非和西南非洲，以英、法、比为一方和以德国为另一方之间爆发了殖民地战争。这场战争是在海上进行的。德国的水面舰艇和（不断增加的）潜艇沿着以英国为中心向四周辐射的航线发动攻击，以掐断英国用以维持战争所需的食物、原材料和军需品供应。英国也反过来发动旨在封锁德国经济、阻断其食品和战略物资在内的海外资源的海战。有证据表明，在世界经济已经形成和世界政治单极体系中，无论战争在哪里开始，谁都无法幸免于这场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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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如果欧洲的战争演变为世界大战，最终还得由欧洲自己收场。到1915年底，任何一方要取得绝对胜利看来是不可能了。在西线战场，德国迅速占领了比利时和法国的部分领土。1915年的几场非决定性战役表明，一种以战壕对抗的作战形式导致了僵局的出现。法军和英军无法赶走德军；而德军也无法迫使法军和英军就范。东部战线的战争形式很简单。到1915年9月，德军和奥军已经迫使俄军退守到深入帝国内部的防线里（从里加［Riga］到切尔诺维茨［Czernowitz］），并且占领了他们称之为“Ober-Ost”（为德文Oberbefehlshaber der gesamten Deutschen Streitkrfte im Osten的缩写，意为东线指挥——译者注）的广大区域。[6]在保加利亚的协助下，德奥联军吞并了塞尔维亚，控制了一条宽广的通往奥斯曼帝国的走廊地带。但是没有西线战场的胜利，他们无法征集所有的人力、物力去征服俄国。因为俄国有无穷无尽的军事人力资源。在协约国阵线上，奥斯曼军队迅速恢复了在安纳托利亚、美索不达米亚和巴勒斯坦的元气。更糟的是，协约国在加里波利遭受了惨重的打击。这块同盟国的软肋被证明像钉子一样硬。但是没有一方认为战争已经证明双方军事力量是平衡的，没有一方接受必须以外交手段解决问题的提议。相反，双方都把希望寄托在寻找新的机会方面：动员更多的人和资源来取得突破或通过一场消耗战来摧毁敌人的意志。双方都默认战争期间的决裂已经表明战前秩序的瓦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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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1916年标志着战争新阶段的开始。同时，它也是世界历史的新篇章。为胜利承担义务，无论怎样其代价都是建立在可怕的屠杀之上的。在凡尔登、在索姆河、在东线布鲁西洛夫（Brusilov）的进攻中，俄国人损失了100万人。随着损失的加剧，争取战后和平的前提条件变得愈加严峻。英、法和俄国同意瓜分奥斯曼帝国，把奥匈帝国分裂为民族国家，重建德国则以摧毁它的“军国主义”作为“永不再战”的最好保证。在德国方面看来，俄国的“威胁”是所有麻烦的根源。沙皇俄国的最终毁灭与战后安全的关系不大。在德国、法国和英国，1916—1917年新领导执掌了权力，承诺结束战争。但不久之后，有关和平的问题重新被搁置，通过打一场全面战争以改变力量对比的局面重又形成。为缩短战争进程而垂死挣扎，德国采取了无限制潜艇战。这成了美国在1917年4月加入战争的催化剂。现在任何和平协议都必须使欧洲列强的领土要求，与美国提出的贸易“门户开放”和美国人对国内和国外欧洲式帝国产生的敌意相一致。但是最令人震惊的是俄国君主制的突然垮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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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所有大国中，俄国是对打一场全面战争准备最不充分的。它缺乏工业实力去保障它庞大的军队，需要西方盟友的援助。但这就带来了问题：随着土耳其封锁土耳其海峡，俄国能接受援助的港口仅剩下其遥远北方的阿尔汉格尔（Archangel）和远东的符拉迪沃斯托克（Vladivostok），而它们都不是理想的港口。很多援助物资毫无价值地堆积在一起，即使有更多的物资送达，也很难说是否会对战局产生影响。俄国的铁路系统无法满足繁重的支援前线或运输食物和燃料以维持其战争经济运转的需求。战时所有的交战国，都纠集着艰难、焦虑和领导人不能带来胜利的不满，这一切导致了各国政治上的压力。俄国军事上的失败——人员的巨大损失、大片领土的丢失——是灾难性的。主要工业城市尤其是帝国首都彼得堡，物资的极度短缺摧毁了市民的道德和工厂的秩序。这种大规模的倒退将会动摇任何一个政府，而沙皇政权又格外脆弱。这个政权没有出现能引导政府去获得任何一点民众支持的政治领袖。对沙皇负责的部长都是官僚主义者，官僚多得人浮于事。选举产生的杜马有提名和废止权但没有能力赶走这些无能官僚。沙皇的法庭遭到包括失败者或背叛者在内的广泛质疑。随着不满的加剧，唯一可行的手段就是镇压。沙皇当局依靠警察控制人群和（基本上）军队的忠诚。1917年春，在彼得堡的一次群众骚乱中，警察和军队都垮了。这场骚乱仅仅持续一周就迫使沙皇退位，千年的沙皇君主制终结了。对这次起义，一位战争期间在俄国的英国历史学家说道：“它是无组织的和猛烈的。如果一具尸体倒下去，后继者被从它后面的一股推动力推着向前。这具尸体仍在人流中翻滚。”[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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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乎首先是对杜马负责的领导人构成的新俄国，可能会获得爱国动力、公众的支持和政治力量去恢复战前力量，以继续战争。但是俄国的战争经济破坏得太严重了，不满已经在有组织的工人中深深扎根。因此经济无法迅速得以恢复。也许只有德国的崩溃才能挽救这个后沙皇时代的自由国家。6个多月之后，俄国面临着同样的群众骚乱、经济灾难和军事失败。但不同的是，没有沙皇所依靠的暴力机器来镇压。农民的艰辛与对土地的渴望瓦解了旧的统治秩序，绅士阶层被驱逐（或被谋杀），他们的房产被分割重新分配（到1914年，农民社区与个人已经占有3/4的可耕种土地，富农财产的增加又加剧了土地缺乏的情形）。[8]布尔什维克在1917年10月发动政变，将政权交到一个革命政府手中。这个政府深知革命意味着俄国正退出战争，这是他们做出的对和平和支持农民反抗的承诺，以确保在争夺政权中夺取稳固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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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8年3月在布列斯特（Brest-Litovst）镇，俄国为和平付出了代价，在这里签署的和平条约，为从德国人那里换取和平，布尔什维克被迫做出了惊人的让步。布尔什维克要交出多数俄国西部领土，包括波兰、波罗的海各省和现在的白俄罗斯。俄国成为欧洲大国的显著特征迅即消失了。这就如丢失乌克兰一样令人震惊。入侵的德国人扶持了一个分离者的政权——拉达。俄国巨大的菜篮子（战前大量出口收入的资源），主要的玉米资源和主要的工业中心，被控制在德国的手中。《布列斯特和约》似乎是一个更大的戏剧性场面的序幕，德国把军事力量投送到沿黑海的所有地区，去“解放”俄国控制的高加索和甚至里海以外更远的殖民领土。并且，随着内战在俄国剩余土地上酝酿，俄国看来注定将失去对旧帝国以中亚和远东各省为中心的外围领土的控制。将欧亚地区铆在一起的巨大铆钉裂为两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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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俄国的内部分裂开创了欧亚大陆重新排列秩序的先河。它所产生的直接后果是使德国人能在美国的援助成为决定性因素之前，从东线运送部队去击败法国和英国。在1918年3月至6月的大进攻中，德国人来势汹汹。当协约国军队为处于下风感到震惊时，英国似乎感觉到战争即将出现灾难性转折。法国和意大利（在1917年10月的卡波雷托［Caporetto］灾难之后，意大利军队从奥地利撤军）处于失败的边缘，这意味着英国（和美国）将从欧洲大陆撤退，欧洲大陆将被德国完全占领。俄国剩余的领土也不会存在，如果德国赢得战争，布尔什维克政权也不会持续太久。在奥斯曼盟友以及新的乌克兰和高加索朋友的协助下，德国将成为近东和中东的统治力量。它们将通过伊朗这个代理人，伸入海湾，使英属印度出现在德国人的视野里。伦敦无法确保在这种令人惊恐的局势下，日本不会以保护战争时期在东北亚的既得利益而倒戈。即使迎来和平，在这种背景下也是通过一场残酷的帝国主义战争取得的。欧洲充分暴露的险情使英国将愈发依赖它的美国盟友。不可预见的政治前景将使非洲的“南部英国世界”（一个形容英国重大战略的当代术语）、印度和澳大拉西亚（一般指澳大利亚、新西兰及附近南太平洋诸岛——译者注）可能不得不在某个时段成为一个巨大的武装军营。[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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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领导人推断，唯一能抵御德国全球影响的办法就是加强对中东的欧亚大陆十字路口的控制。从1918年3月起，小股英军被派去召集前俄国在高加索和中亚的附属国来抵抗德国—奥斯曼帝国联盟。另一支英国的“北方军”（Norperforce）被派往“北波斯”，去维护德黑兰的亲英政权。一旦人员从西线撤下、在印度增加军队，英军就将策划一场针对在巴勒斯坦的奥斯曼军队的新攻势。必须打碎奥斯曼帝国，强化英国在阿富汗和希腊之间大片领地的绝对权威，成了英国外交政策新的基本要素。这在1914年之前是不可想象的。[10]英国控制下的中东将和被欧洲瓜分的非洲一起，成为欧洲的依靠——虽然欧洲已经在大陆霸权和海上实力之间分裂（就像后来的1918年6月那样）。但是，在这次惊人的计划被妥善地付诸实施之前，军队开始向西线开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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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人试图发动一次倾其全力的进攻来打破堑壕战的僵局。但是，就像英法在1916—1917年那样，德国人发现维持战争的攻势已很困难，不得不选择了防御。除了早期的突破几乎将英法联军一分为二之外，到6月中旬，德国人的攻势已是强弩之末了。一次组织完善的反攻将德军赶了回来。在美军介入之前，德国人感到该撤军了。在8月初遭受重大损失和“德军的黑色之日”后，兴登堡（Hindenburg）和鲁登道夫（Ludendorff）的“沉默独裁”开始失去它的胆量。国内社会动荡的迹象，以及巴尔干和巴勒斯坦前线（在以色列北部古镇美厉多［Megiddo］，艾伦比［Allenby］打败了奥斯曼军队）不断恶化的战况迫使德国谋求停战。协约国方面，法国和英国深感美国由于持续的战争而影响力不断增长所带来的后果，因此并不谋求德国的彻底投降。当11月11日停战来临之际，德国的前线仍旧横贯比利时，把战争带入了下一年，这样就能解释这个交战年一个普遍谜团的原因：德军还没被打败，但是已经被国内政坛里的社会主义背叛者“从背后捅了一刀”，这说明和平决不是靠军事平衡取得的，也不是德国作为一个欧洲大国遭到残酷的不公平对待的根源。因此，德军在西线的全力挣扎已变得徒劳无益。确切地说，停战更像是第二次欧洲三十年战争的临时停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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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会议于1919年1月在巴黎召开，首次把解决德国与打败德国的四大列强联盟之间的和约条款列入首要议题。这些条款包括德国的边界、对战争的赔偿，以及德国对挑起战争的责任问题，但这是一项极为艰难的议程。最头疼的议案是在东欧、中欧和东南欧建立一套新国家制度，取代分裂的诺曼诺夫王朝、哈布斯堡王朝和霍亨索伦王朝的帝国秩序。前奥斯曼帝国的政治前景，旧沙皇在高加索和中亚的疆界，该地的基督教徒和穆斯林混居问题也很急迫。在东亚，中国于1917年以加入协约国的方式参战，调解人面临着日本对德国在山东权利的索要（中国坚决反对）。可怕的现实是日本在东北亚大陆上的力量正不断增长，它已于1918年4月占领了海参崴，表面上作为协约国为防止俄国向德国屈服的干涉行为的一部分。四大国与日本，更关注的问题是是否允许日本统治后帝国时代的中国。将这些问题综合在一起就是一个对几乎所有亚欧大陆国家进行政治重建的方案。与此相比，决定由哪个战胜国取代德国来管理太平洋和非洲的殖民地，更是件令人头疼的事。确实，这是一件棘手的事。[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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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更重大的问题上，反对的几率出奇地高。除了战胜国的较量之外，和平是由巨大的不确定性组成的：俄国正激烈辩论红军与白军谁将赢得内战；俄国的革命政权会扩散到欧洲的其他部分吗？欧洲会同意预想中的新民族主义国家的边界吗？土耳其人、希腊人、亚美尼亚人、阿拉伯人和犹太人的种族声明能够互相融合吗？战时达成的英、法、意三国对奥斯曼帝国的瓜分能协调好吗？如果它们无法协调后果将如何？谁有理由控制俄国的前亚洲帝国？战胜国已经拥有绝对的军事力量实施它们期望的解决方式（它们可能已经同意这些方式）。结果是不同的。解除动员是迅速的，战争疲劳是强烈的，国内繁杂的意见很难制定出连贯的政策。一场政治纷争几乎引发动乱。一方面，当地领导人用各种激励方法来招募当地军队，并通过当地的方式来达到目的。给遥远的调停人及他们缺乏动力的机制造成一个既成事实。另一方面，民族自决的新意识形态被英国和美国当作法宝广为宣扬，并作为巴黎和会的主题加以维护，这对任何有说服力的民族主义而言，有多少认同感是难以确定的。多方面的证据充分表明，亚欧大陆旧帝国秩序已经被战争带来的变化冲走，革命的征兆几乎在每个地方表现出来就不足为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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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与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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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919年3月欧洲统治的一场普遍危机正席卷亚洲的多数地方。3月10日，埃及的英国官员报告，因逮捕一个为首的民族主义分子萨阿德·扎格卢勒（Saad Zaghlul），引发了开罗的暴乱。几天内暴乱波及到三角洲各镇和上埃及。在暴乱镇压前，已经有1,000个埃及人死亡；政治动荡更难以平抑。四月初，在英国统治的印度发生了暴力动乱。在旁遮普省（印度军队的主要征募地），英国人面临着一次有组织的旨在推翻其统治的叛乱。英国人残暴的血腥反应在4月13日印度北部城市阿姆利则（Amritsar）事件中达到了高潮。将近有400个反抗者被军队射杀。在土耳其安纳托利亚，部分地区被巴黎的调解人划给奉行扩张主义的希腊。因此，5月，爆发了在穆斯塔法·凯末尔（Mustafa Kemal）（一名战前“青年土耳其”成员和战时奥斯曼帝国将军）领导下的民族起义。在东南安纳托利亚，库尔德人（Kurdish）的反抗威胁到英国人在摩苏尔（Mosul）省不稳定的统治。在中东阿拉伯地区，大马士革（Damascus）是政治运动的震中地区，随着疑虑的增加，它正不耐烦地等待着大国对成立一个自由的阿拉伯国家的允诺。在旧沙皇帝国的中亚地区，巴什基尔人（Bashkirs）、鞑靼人（Tatars）、哈萨克人（Kazakhs）、阿塞拜疆人（Azerbaijanis）和穆斯林人民争取自由的斗争，在1917年俄国革命的影响下也开始了。最重要的是1919年五四运动，表明中国自1911年陷入停顿的革命重新开始了。北京的五四游行示威，其矛头直指巴黎做出的关于日本应保持在山东的势力的决定，标志着民族觉醒运动正在向更深层次发展。中国必须建立共和国而非王朝帝国的观点，已为所有受过教育的人接受。恢复中国的全部主权，终止外国（尤其是英国）的租界和特权以及接纳中国作为国际社会平等的一员，成为新的中国民族主义的目标。这一切必然对在东亚和中国扩展领地或在中国拥有少量殖民地的国家产生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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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运动以及其他类似的运动在1918—1919年无处不在。在多数情况下，这些运动要求对国家自治的权利，或者至少要求建立民族社会。对战时强迫动员（作为士兵或供应者），战争造成的种种困难和损失，激起了不满，扩大了民族主义力量的支持者。当战争结束或（就像俄国的事例）帝国的统治崩溃时，政治气候迅即达到狂热。这种狂热被恐惧和希望的复杂情绪所激发：对战时镇压和丧失自由的恐惧仍在持续；欧洲帝国秩序的垮台以及1918年协约国对自治的广泛宣传，使人们期望这是一个新的“民族的”时代开始的标志。为使他们的要求在巴黎获得认可，说服调解人纠正历史错误，以争取独立，是埃及、土耳其、阿拉伯国家、伊朗和中国民族主义领导人的主要目标，当丧失了希望之后，他们就会采用更直接的斗争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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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结果是复杂的。在埃及，短暂的群众暴动留下了一个政治动荡的乱摊子。一份英国调查将群众暴动的怒火归结于对战争的愤恨：通货膨胀、物资匮乏以及为反对奥斯曼帝国的战争而征募劳工和牲畜。埃及的精英们则深深地疑虑英国打算在战争末期更全面地将埃及吞并进其帝国制度中去（埃及还没有正式吞并）。埃及国民党——华夫脱（或“代表团”）党被授权带着埃及的提案到巴黎和会，以赢得国际社会对这个国家在1882年前拥有的完全独立（或更好的形式）的支持。沉默而无礼的英国政府拒绝这次上诉，监禁了华夫脱党领导人以防止群众游行。罢工、游行示威和谣言的影响造成的恐慌，与社会分化造成的尖锐的社会矛盾相结合，引发了1919年3月秩序的失控。当这场暴乱逐渐平息后，它在政治上被一种更严重的愤怒情绪取代。英国通过埃及的部长和埃及君主（1917年更名为苏丹）控制埃及。它倾向于这种间接的统治作为减少冲突的方式，维护其既得利益，垄断对埃及的影响，绝对保证苏伊士运河——这条英帝国在东方的生命线的安全。因此，英国否认埃及获得“真正的”独立。但是1919年3月之后，没有埃及的部长会呆在办公室，除非英国承诺答应其要求。如果没有埃及的部长，英国会面临来自当地舆论各方面的完全反对：官员不合作；教师和神职人员公开进行谴责；在运输业和公用事业的关键部位工人罢工；甚至也许有他们最害怕的“爱尔兰式”方法——暗杀和恐怖活动。1919年3月到1922年2月之间，英国人竭力寻找一种能安抚埃及领导人的“温和”派，瓦解民族主义联盟的方法。只有当英国承认埃及成为一个独立国家的时候（但注定要在国防和外交政策上听从英国的“建议”），强烈的反英情绪才会逐渐平息。[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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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阿拉伯地区，局势更加复杂。支持成立一个阿拉伯国家的力量是费萨尔（Feisal）和阿拉伯哈桑王族（Hashemite）成员（在奥斯曼时代神圣地方的世袭统治者）和叙利亚贵族之间组成的联盟。作为麦加哈里发（Sharif）之子，费萨尔1916年之后在英国的帮助和鼓励下，领导阿拉伯反抗奥斯曼帝国，他还希望在战争结束后成立一个阿拉伯国家。在1914年之前，叙利亚的贵族们已经领导了一场主张阿拉伯觉醒的运动，反对奥斯曼的统治。叙利亚从1860年起就被认为是阿拉伯人的故乡。[13]有理由认为费萨尔和叙利亚人都是可怕的，他们知道巴勒斯坦地区会被分割统治，部分区域要建立一个犹太人的“民族家园”。他们还知道在1916年英法已经同意瓜分阿拉伯地区，将现在的叙利亚和黎巴嫩置于法国的监控下，将现在伊拉克的大部分地方置于英国监控下。更糟糕的是，有一点很快清楚了，在巴格达建立的新英国政权显然认为阿拉伯国家这个主意，往好处说其实是无关紧要的，往坏处说更是荒唐的。这个政权无意让巴格达的贵族们和他们在大马士革的朋友们建立共同的事业。费萨尔希望的是英国重心的改变：拒绝在一种松散保护的框架下建立一个或几个阿拉伯国家。英国允许在其完全控制之下由费萨尔在大马士革领导一个临时政府。费萨尔试图收买法国人，让犹太领导人相信他们的“民族家园”在阿拉伯政府领导下会很安全。但他的希望和外交都是徒劳无益的。到1919年底，英国人已答应撤出他们在叙利亚的部队，为法国人让道。在接下来的春季里，欧洲战胜国（美国除外）仲裁决定（以国际联盟最高法院名义），阿拉伯地区将被分割并被授予“委任统治权”，直到每个部分被认为适合自治。巴勒斯坦和约旦将归属英国。因此伊拉克的新国家将由三个迥然不同的省勉强地组合在一起。这三个省是：以库尔德人为主的摩苏尔；由逊尼派穆斯林精英统治的巴格达；南部什叶派穆斯林占主导的巴士拉。但是叙利亚将归属法国而且面积要缩小，会丢失黎巴嫩（单独被法国托管）以及南部英国托管地。在一场最后的反抗行动中，一个“叙利亚国会”聚集在大马士革谴责这种托管地，号召阿拉伯在作为国王的费萨尔领导下实现统一和独立。费萨尔临时组建的军队试图抵抗法国的占领，在1920年7月一场绝望的战役后，他迅速出逃流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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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作为一个自由的阿拉伯国家的“大叙利亚”梦想被从地图上抹掉，那么英法分治更不可靠。在叙利亚的反抗已经扩展到了伊拉克。一些巴格达的贵族们通过一个秘密社团与费萨尔的支持者保持联系。他们强烈反对战争结束后英国殖民地类型的统治。1920年6月，他们的政治不满产生了广泛的反响。在幼发拉底河（Euphrates）山谷的乡村社区里，积压已久的对外国统治和征税的不满引发了一场暴乱。当英国努力遏止这场暴乱，调动越来越多的部队，花费越来越多金钱时，组建一个合适的阿拉伯人的政府变得越来越紧迫。温斯顿·丘吉尔认为（丘吉尔当时是殖民地大臣，负责阿拉伯中东地区，但不包括埃及），正在流亡的费萨尔是担任领导的最佳人选，看起来他有手腕和威望去把英国人行将瓦解的创造物归于统一。但是即使他能做到，那么以何种方式尚难以确定，因为伊拉克的命运是一个较大问题。1920年底，一个越发敌对的和好战的新土耳其国家似乎正从奥斯曼帝国的灰烬里崛起，并且在政治领域索取从前的地位。1921—1922年，穆斯塔法·凯末尔强行将他的土耳其共和国统治横跨了亚细亚半岛的大部分地区，击碎了英国的双重希望，即一个弱小苏丹统治下的土耳其代理国和大希腊计划中将诸多西安纳托利亚变成“大希腊”的“爱奥尼亚”（Ionian）延伸部分。[14]1922年9月，凯末尔夺取了土耳其西部士麦那（Smyrna），随后在向旧帝国的首都康斯坦丁堡行进时遭遇到了一小支驻防在沙内克（Chanak）保卫达达尼尔海峡的英国卫戍部队。现在一场剧烈的危机迫在眉睫了。如果一场新的战争在英国和土耳其之间爆发，那么整个中东的政治前景将会陷入战火的熔炉里。[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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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月之后，经过紧张交涉，于1923年6月在洛桑达成一项和平条约。条约承认土耳其是独立的国家，恢复康斯坦丁堡作为一个完全的土耳其城市（这座城市在1930年更名为“伊斯坦布尔”）。这项条约废除了欧洲势力对土耳其安纳托利亚核心地区的拥有权，也废除了外国治外法权的旧体系（the “Capitulations”），并使土耳其摆脱了战前债务政权的控制。该条约造成了人口交换，清除了土耳其的“希腊”基督教徒和希腊的“土耳其”穆斯林：预示着一种凶兆来临。[16]土耳其接受了土耳其海峡的非军事化，接受失去阿拉伯帝国，并且同意仲裁他们对摩苏尔的特权。这是一个具有标志意义的妥协。它反映出英国和土耳其双方都不愿继续武装冲突，俄国对这片区域的渴望在1920年之后不太明显（看下文），凯末尔对沿着战前改革者所钟爱的欧洲线上建立他的新土耳其国家十分渴望。这是巩固英法对他们新的阿拉伯托管地控制的关键时期，该条约使得法国腾出手来收拾叙利亚，挫败1925—1927年叙利亚的反抗，也使英国在伊拉克不受欢迎的存在成为可能。英国在此出售空军武器（帮助费萨尔），为的是保卫海湾出口和飞往印度基地的航线。然而，战后抵抗的规模在中东的历史上留下了一道深深的痕迹。在叙利亚和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宣布自治被粗暴地驳回了。但是在埃及和伊拉克，英国被迫同意扩大当地的自治权并承认两国的独立声明（1922年埃及独立，10年后费萨尔的伊拉克独立），把这作为对英国控制战略区域——尤其是苏伊士运河控制的补偿，甚至外约旦也被迫交出它自己的哈桑王族的国王。除了分治的创伤外，阿拉伯中东地区还没有完全沦为殖民地。战争中觉醒的泛阿拉伯意识还没有消逝，还有许多让这种意识成长的空间。欧洲的统治（主要是英国）只是浅显地根植于这里的社会和文化领域里。这种统治严重依赖地缘政治的偶发事件：随着德国的失势和俄国的孤立，大国间的竞争暂时中止。在一个萧条的年代里，欧洲的统治从贸易扩张或中东融入国际经济中获得了少许帮助。石油工业的增长被耽搁得太久（中东在1920年只占世界石油生产的1%，1939年只占5%，几乎所有的石油都来自伊朗西南部），以至于无法伺候一匹具有真正的欧洲帝国影响力的特洛伊木马。一旦帝国主义战争的短暂兴奋过去，英国或法国对一个阿拉伯帝国只剩一丁点儿热情了——特别是一个国家还要准备掏钱。[17]如果中东的分治是帝国的高潮，那么这股潮流扭转得最快，帝国时代是最短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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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耳其和伊朗在1918—1923年之间骚乱最多、损失最多。两国面临着受辱沦为保护国的地步，土耳其沦为奥斯曼帝国占领下无足轻重的地方，伊朗沦为战胜国英国的附属国。两国必定会从骤然停止的外部压力中受益，这种外部压力在1914年之前几乎是无法忍受的。俄国和英国都无法在1923年之后积极介入土耳其和伊朗的内部事务；而是为国内的麻烦忧心忡忡。两位非凡的国家缔造者抓住了时机并抓住改革者在1914年之前梦想的时机来予以驱动。穆斯塔法·凯末尔（后来被尊称为“国父”[“Ataturk”]）在被摧毁的奥斯曼帝国安纳托利亚的核心建立了一个土耳其共和国，很大程度上“清除”了土耳其的基督教少数派。在凯末尔的共和国，保守的伊斯兰教是主要的宿敌。对一个现代国家而言，主要的任务是应对有企图的大国。关于服装（禁止戴让穆斯林虔诚地将头触地的无边红圆帽）、字母表（用拉丁形式的字母代替阿拉伯字母表）、教育（宣布在伊斯兰宗教学校［madrasas］的宗教教育非法）和姓氏（土耳其人被要求取得西方式的姓）的新法律，戏剧性地表现出穆斯林的认同感与世俗国家对国家公民所要求的忠诚之间的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