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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04071 凯末尔成功开展“民族的”运动赢得了对希腊人的战争，维护了土耳其的独立。凯末尔命令现役军队（和预备役）虔诚地忠于民族计划。他还继承了一种易于明白的现代行政结构，这种结构源于1914年之前奥斯曼的改革。在伊朗这种改革进程必然比较艰难，战争及其后果加剧了伊朗社会的冲突，几乎摧毁了德黑兰的中央政府。外国的占领（英国、俄国，随后是苏联的武装力量），独立的政府，民族运动，社会动荡和部落自主令这个国家陷于失控的状态。在这种绝望的情势下，1921年2月由礼萨汗（Reza Khan），一个哥萨克（Cossack）旅的军官（唯一由德黑兰象征性控制的正规军队）发动的军事政变获得了广泛的支持，使礼萨有可能通过谈判让苏联与英国撤军。建立政权之后，他迅速采取了类似于凯末尔土耳其式的激进变革计划。如建立一支庞大的军队，粉碎首都以外的反叛和反对部落的目无法纪；兴建铁路和公路以扩大政府的影响范围。关于头饰（要求戴帽子和礼帽）、采用姓氏（礼萨采用“Pahlevi”的名字）、妇女废除面纱等，表明了礼萨的主要目标：恢复毛拉（伊斯兰国家对学者的尊称）的影响。面对抵抗，礼萨实际上成了一个独裁者。1926年4月，他加冕自己为伊朗国王。巨额的王朝资产及广泛的宫廷赞助都被军队和官僚用于加强他们的实力。礼萨已经把一个新帝国塑造得无比强大，这正是卡扎尔王朝（Qajars）希望的。做这些事情，礼萨能够不依靠外国资金或优惠条件，他明白外国资金或优惠条件会招来卡加改革的敌人。关键是财富的新源头，虽然礼萨（谨慎决定）不再控制海湾北部的英伊石油公司（Anglo-Persian，该公司英国政府持有51%的股份），但从他们公司在1913年之后百倍增长的收入中仍可获取大量财政收入。但是对他而言，正如凯末尔（1938年逝世）建立的共和国一样，经过他们非常娴熟的运作形成的地缘政治平静局面，遭到真正的考验是在1939年二战爆发以后。[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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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04073 在这段诸多西南亚洲动乱的时期里，“伊斯兰”政治是一个显著的缺席者。毫无疑问，穆斯林认同感在巩固反抗外来控制的过程中扮演着一个重要的角色。但是民族主义运动在土耳其、伊朗、埃及和阿拉伯地区是非常世俗的。尤其是在叙利亚，从宗教层面看，基督教徒成了阿拉伯民族主义最热情的支持者。在远东和印度，伊斯兰的影响力扮演了一个更广泛的角色。印度的穆斯林，对他们在广大伊斯兰世界中地位的认同感在1914年之前急剧上升。英国和奥斯曼帝国之间由战争所引发的震动全面升级，因为奥斯曼苏丹（如果仅从名字看）也是哈里发，“（穆斯林）忠实的指挥官”。随着大量穆斯林士兵进入印度军队（很多人被派去同奥斯曼军队作战），英属印度政府迅速打击了通过穆斯林政治家、报纸以及一些大部分在战争期间待在监狱的印度穆斯林领袖表现的最温和的泛伊斯兰情绪。特别是从这个地区，当英国改革的承诺（在省内的事务中当选的印度领导人享有更大的权力）与威胁中止特殊战时权力和无限期阻止所谓的《罗拉特法案》（Rowlatt Act）继续生效相结合时，引发了强烈的愤怒。[19]这次反对镇压的抗议是甘地精心策划的。在首次领导的伟大运动中，甘地成为代表全体印度人的领导人。这次运动引发了1919年的暴力冲突，并间接导致了阿姆利则大屠杀——英国的戴尔（Dyer）将军因为城里的欧洲人被杀害而进行的凶残报复。[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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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04075 甘地起初并不想联合印度的伊斯兰教徒。他是一个印度教徒改革家，他想利用一个更简单和有更多印度教精神的形式来制定一个旨在使社会改良和道德改善的计划。忍耐、贞洁、自我克制和谦逊都是甘地的思想。但是，正如我们在上一章看到的，在战前宣言《印度自治》里，甘地将这些美德与印度人的自治相联系。这些思想只能在自给自足的农村社区得以实践，印度一度是由这些社区组成的。因此甘地的理论站不住脚。这是一幕奇特的情景，即印度人的过去源于由英国官员们杜撰的历史。这对后来托尔斯泰（1910年去世）的写作和他理想的俄国农奴社区的景象，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力。但是在一个农村占绝大部分的国家里其感染力是巨大的。但是甘地坚持只有当英国的统治终结时，才能重塑印度的道德。这使得他的思想非常激进。英国的统治是一种工具，通过这个工具，西方的异域文化侵蚀着印度。推翻英国的统治是紧迫的——不过是通过道德压力，而非暴力。甘地想以一场广大的心理解放运动来结束印度人的反抗意志。因为印度人接纳英国人的统治，遵从他们的司法体制，采纳他们关于经济和政治的意见，照搬他们的教育和文化的形式。打破这种精神上的奴役，以印度的而非英国的方式重申自由，用非暴力不合作运动（Satyagraha，“真理的力量”）反对暴力是最明确的，是唯一一条能够迅速为印度赢得真正独立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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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04077 这些思想脱离了印度民族主义政治主流的领域。印度国民大会党已经自19世纪80年代以来争取到了自治。但是其领导人只是想接管英属印度，而不想破坏英国在农村社会的管辖权或是建立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乌托邦。他们羡慕英国的政体，如代议制政府和行政机构，并且将它们视为组成新印度政府的构件块——是自上而下，而非自下而上的。国大党领导人绝不想完全与英国决裂，他们的目标是成为一个自治领（像加拿大），效忠于英国女王和大英帝国。他们视甘地的思想（甘地是卓越的受过英式教育的律师，他在英国和南非度过了人生中的20年。当他1915年回到印度时，已经46岁了）为奇思怪想，只有尝试后才知道它是无害的或有危险的。国大党领导人希望印度在战争中的忠诚能为其赢得政治上的回报。但是他们1918年的“改革”是极为令人失望的。他们几乎没有对国大党提出的有印度人部长在中央政府的议会制（按照“白人自治领”模式）做出让步。相反，他们鼓吹印度区域之间的差异是显而易见的目的（许多国大党领导人所认为的），用堵塞通往一个真正民族国家道路的手段，使行省成为主要的政治舞台。沮丧的改革令甘地的政治行为比直接方式看起来更具吸引力，这些方式的名声直到1919年被暴力和混乱破坏（多数国大党政治家是可敬的财产拥有者）。但是在1920年甘地发现了一条不同的赢得国大党支持的道路。[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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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04079 其奥秘在于激起穆斯林首领在战胜国强加于奥斯曼帝国头上的和平问题上的愤怒。印度的穆斯林已经被奥斯曼的失败和这个最后的伊斯兰大帝国的分裂所震惊。他们关注着对伊斯兰圣地的监护：实际上，在耶路撒冷（Jerusalem）的圣地已经陷入英国的控制。他们被否认土耳其在康斯坦丁堡的统治计划激怒。在他们看来，这是对苏丹/哈里发蓄意羞辱和对伊斯兰教作为一个世界性宗教权威的直接攻击。为给英国政府施加压力，这些计划的主要制定者发起了一场运动以调动起印度人的愤怒，反对基督教攻击伊斯兰教国王的权威和领地，攻击苏丹世袭信徒首领的办公室。甘地的反应是令人鼓舞的，他联系“旁遮普的错误”和“哈里发的错误”，号召穆斯林和印度教徒支持大规模民众反抗以便取得“在一年之内的自治”。穆斯林被鼓励进入国大党和选举代表去参加国大党的年度会议，结果是一场政变。有了穆斯林的强大支持，甘地迫使国大党保守派收回直接行动。他在一次群众运动中缴纳一笔象征性的会员费，成为一名精英政治俱乐部成员，并成为一名真正的平民百姓的代表。他将政治谈判转变为一部战斗的机器，对统治政府施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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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04081 从1920年末到1922年初，随着印度国大党成为甘地的工具，他发动了一场反对英国殖民统治的温和形式的战争。游行示威、抵制政府的法庭和学校、拒绝购买进口英国货和反对政府已提出的改革（包括在省一级分享权力），组织了“不合作”运动，旨在取消英国的管理权。与到处都是骚乱以及逐渐陷入大规模混乱的威胁巧合的是，不合作运动对英国统治者来说是警报。但是他们最害怕的是在某地运动中的伊斯兰因素。哈里发的宗教吸引力造成了穆斯林的云集，伊斯兰阿訇影响力增加，以及伊斯兰狂热的陡然剧增会无法控制地扩散到警察和军队里——两者都有太多的穆斯林。[22]事实上，甘地的运动达到了沉重打击的高潮。1921年部分印度南部贫穷的伊斯兰教佃户掀起反封建的骚乱——莫普拉起义（Moplah，印度马拉巴尔伊斯兰教徒别称莫普拉——译者注），以10,000条人命的代价烧毁了北部印度警察局，杀死警察22个人。鉴于不合作运动失控的迹象，甘地取消了1922年3月的斗争，不久他被投入监狱。数年里，大规模参加国大党的行为逐渐减少，哈里发运动遭到了相似的命运。1924年，哈里发的办公室被穆斯塔法·凯末尔的世俗土耳其共和国而不是英国给废除了。穆斯林-印度教徒联盟为了赢得印度自治，却失去了它的正当理由。伟大的甘地实验似乎以一阵抽泣而告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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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04083 英国人当然希望如此。但是革命时期在印度的政治中留下了一笔巨大的遗产。首先，它表明英国统治可以被一次有组织的跨越次大陆的大规模运动挑战。不合作运动的失败沉重地打击了甘地的亲密门徒。这意味着控制这样一场运动和保持它的势头是多么艰难。但是，在他们看来，英国现在绝无把握面对新一轮大规模行动，侵蚀他们的威望，瓦解属于其统治系统的印度士兵、警察、公务员和当地贵族的忠诚度。的确，在接下来的25年里，对重复事件的恐惧左右着他们的政策。其次，甘地对英国统治的打击已经成为一次意识形态上的胜利。许多印度的民族主义者还被英国人创造的代议制度深深吸引。甘地的成就在于说服了一大批人成为他的民族主义形式的新的潜在支持者。民族主义的社会和道德内容将迎合印度广大农村群众的需要和愿望。并且印度的问题要求用印度的答案来解决。简言之，他创造了一种印度而非“英属印度”的民族主义。最后，（部分结果）甘地使民族主义和国大党——一场大众阶层运动吸引了农民、妇女、工人、森林和山中的“部落”人民以及不可接触者（贱民）。当然，大众利益的多少和国大党成员的规模可以上升和下降（正如他们1922年后所做的那样）。但是甘地信徒的骨干追求“乡村提升”或促进甘地的教育和卫生计划，形成了一张摩拳擦掌的积极分子的关系网，并等待着下一次非暴力不合作运动。他们关注着机会的到来。[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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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04085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即使是赋予埃及的那种象征性的自治仍旧是遥远的展望。甘地已经严重动摇了英国的自信。但是英国统治的“钢架”——军队、警察和官僚机构——以及它的数万忠诚的印度仆人，还未动摇。甘地十分忧虑地去弥合宗教和社会分化，造成了一个广泛的民族主义联合阵线去反对外国的控制，这成为不久之后政治行动的实际基础。中国则不同。1919年到1922年之间，中国反对所有不平等条约。中国领导人成功地重申了在1890年之后遭到掠夺的全部主权。他们在新国联法庭，国联的程序委员会上为中国赢得了一席之地。通过拒签《凡尔赛和约》（由于山东条款），他们最终在1921—1922年《华盛顿条约》中促成一份有关东亚的新协议的签订。他们甚至实现了在1914年之前看来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一项废除“不平等条约”的计划——赢得关税自由权，废除治外法权，（逐渐地）关闭在中国土地上数量众多的外国租界。中国反抗一个全球的秩序，在这个秩序里帝国是比几乎非洲-亚洲的任何地方都要完整得多的典范。[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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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04087 当然，部分的原因是虽然西方在19世纪侵犯了中国的独立（一些西方国家拥有治外法权，包括美国、巴西、秘鲁和玻利维亚），但中国进行了激烈的抵抗以减少在1914年之前关键的10年里的半殖民地程度。相反，必须把中国转变为一个民族国家（不是一个王朝帝国），建立一个表达人民意志的共和政府，以令人震惊的高速度被受教育的阶级所接受。1919年5月当时中国对山东的声明在巴黎被驳回时，中国人情绪的爆发表明这种新型的爱国主义还在增长。五四运动开始于北京的学生中间，但它迅速变成一场更广泛的反抗，争取商人和工匠加入游行示威和抵制的运动，并且扩大到首都以外。这生动地表明外国商业利益可以被群众的愤怒严重破坏，并且愤怒的人群会从新兴的民族主义知识分子的华丽言辞中取得行动暗示。但是这种新的群众情绪并没有传递到一个强大的民族政府那里。1919—1922年之间，中国在广东有一个和北京一样的政府。北京政府是各个派系操纵的工具，它的命令难以越过这个城市的城墙。[25]在中国的很多地方，真正掌握统治权的是各省的督军，即军事指挥官或（用一个充满敌意的翻译）“军阀”。[26]到1922年，这些充满敌意的省老板和他们的派系小集团挑起了内战。这场内战始终左右着中国的政局直到1928年蒋介石占领北京。对中国独立主权国家地位的热情支持和庄严承诺，在《华盛顿条约》里变得有些令人疑惑。如果有变故，后帝国时代中国的内乱看来要引起众多外国列强的干涉，比1914年前干涉中国的列强还要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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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04089 外国列强的干涉似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是必然要发生的。1915年1月，当欧洲陷入巨大规模的冲突时，日本人向中国政府提出了著名的“二十一条要求”，在日本军部的文件上压有“机关枪和无畏级战舰”的标记。[27]“二十一条”的提出是日后日本进一步提出不平等条约的母本。中国被迫同意日本人取代德国在山东的权益，扩大日本这个世纪在满洲的特权和租期，在没有征得日本同意的情况下不借贷外国资金开发福建，采纳日本“在政治、财政和军事事务上”的建议。[28]日本人的条件，几乎把中国变成了它完全的保护国。中国政府没有盟国和武装力量，只能屈服并签订了条约。这项条约为日本打开了迅速侵入华北和增加北京政府对东京贷款依赖的道路。沙皇的倒台及其帝国的分崩离析更证明了日本的优势，英国和美国都不愿在这个战争时期去挑战东京。当它们同意干涉西伯利亚事务以阻止俄国陷入德国的控制时（1918年3月《布列斯特和约》期待的结果），日本提供了最大的武装力量，并期待着获取最大利益：深入扩大它在亚洲腹地的影响。这就是1919年随着战时东亚力量巨大消长而形成的山东决议。随着中国分裂（1917年出现对抗的广东政府），以及各省的头目得到日本的支持，中国似乎成为一个广大的非正式帝国的一部分，它的中心在东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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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04091 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中国的政局与东亚大国冲突关系之间存在着强烈的一致性。事实上北京无法将它的意志强加于各省督军头上。不过在“权力恢复”问题上存在着一些怀疑，智力精英（以北京的新大学为中心）[29]的民族主义计划博得了中国沿海港口城市的广泛支持。这就是五四运动的意义。到1920年底，北京已经废除它战时敌人德国和奥匈的治外法权。布尔什维克政府已经宣布放弃俄国的权益。接下来，北京很可能会继续谴责条约大国的特权，包括英国、日本和美国。[30]可以预见运动在上海和其他地方一样造成轰动效应，要防止外国人在华的利益和财产免遭随后肯定出现的大众示威和抵制外国货引起的损失是非常困难的。到目前为止，争取北京对渐进改革的支持是较安全的。英国和美国以一个附加条件同北京达成协议。它们已经惊恐地关注日本实力的增长，不相信引导日本政策的“军国主义集团”。[31]整个1920年它们迫使日本政府在一个国际财团里集中它的商业特权，并反对它“越过长城”在满洲攫取特殊地位和权益。[32]东京惧怕和愤恨英美的压力，但是日本领导人也不得不改变在东亚的路线。日本人面临着国内的动荡，这是战时经济紧张的结果。[33]对西伯利亚的远征有得有失，极不得人心。[34]没有了旧俄国的威胁，日本甚至更难以调节其行动。在朝鲜，1919年一场独立运动虽然被残酷地粉碎了，却迫使它更需要政治上的稳定。[35]日本人同样有西方人的惊恐，中国反对外国的情绪也许要失控，他们的商业利益蒙受重大损失，特别是中国人对他们纺织品出口产品进行抵制。[36]安抚已经是压倒性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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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04093 其结果明显体现在1921—1922年的《华盛顿条约》的主旨上。西方列强和日本保证中华民国的独立和完善。平等条约修改了某些条款。没有大国（在中国）寻求任何特殊权益和特殊待遇。中国似乎已从陷入混乱的19世纪90年代的痛苦中恢复了民族尊严。但是改变国家地位的革命并未终结。从1922年开始，外国在中国的利益面临规模不断增长的激昂的民族主义的挑战。二次革命从社会和政治上使华盛顿条约国缓慢地为恢复中国的全部主权制定时间表。革命的中心是广东，华南的大都会。广东曾经是反对清朝的政治中心。广东人，被称为中国的顽固分子，是“中国的爱尔兰人”（这不意味着赞扬）。[37]广东离香港不足80英里，香港为广东提供它的外港和一个在帝国时代持不同政见者的天堂。这里是孙中山在1911年之前艰难地创建他的革命政党，即后来的国民党（KMT）的地方。[38]但是若没有广大的支持者，孙中山很难利用商人和工匠不断增长的对新的军阀（他们很多是军人）榨取和压迫人民的敌对情绪，这些军阀将旧帝国体制下的官员、学者推到一边。孙中山也无法求助于知识分子阶级（包括青年毛泽东在内的一类人），因为他们强烈地怨恨被军阀和士兵取代了权力。1922年，孙中山被一个军阀集团驱逐出广东。但接下来的3年里发生了惊人的变化。这是因为1923年孙中山与一个从布尔什维克俄国派来的代表团定下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协定。他接受了苏俄提供的军援和一批苏联顾问，[39]按照列宁主义模式重建国民党，并且与早期的中国共产党（CCP）合作。国共开始联络农民和城市工人，建立广泛的基础。[40]有了党的军队，国民党至少有了对抗军阀和建立新国家的手段。[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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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04095 1925年是中国革命年。这年开端对国民党很不利，它丢失了对广东的控制（暂时地）并且其领导人孙中山过早地逝世了。但是5月30日的上海紧张的劳资关系引爆了暴力冲突，英国警察在国际协管区对一队游行示威的中国人开枪，射杀了12人。一场巨大的反抗浪潮席卷长江流域，并沿着海岸线到达香港。6月23日，更严重的枪杀在广东广州的欧租界里发生了。香港组织了一场广泛的罢工和抵制英货的行动，直接挑战英国统治当局。国民党现在以自身实力高效地领导运动从而获得了新的信任。苏联的支持，反对外国的大规模运动和北方军阀的混乱，陡然打开了在一个发誓驱赶所有侵略者的民族政府领导下重新统一中国的道路。[42]1926年6月中国国民革命军从广东出发开始“北伐”，目标直指北京。到当年年底，国民革命军已经到达武汉这个华中重要的十字路口。南京和上海在国民革命军的掌控之下。中国有名无实的主权（在华盛顿会议上被盛赞）已经成为令人注目的事实，对英国而言，它的利益在旧秩序中是最大的，面对新的竞赛，在成为靶子前从最易受攻击的地区撤退。[43]外国（日本和西方）在上海（条约中最大的港口城市）的存在的前景如何？引起广泛的猜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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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04097 对这场革命的故事和战争之后的帝国有一个奇怪但重要的结尾。对于很多北部亚欧国家而言，俄罗斯帝国的命运是最重要的因素，特别是其在1918年骚乱中的瓦解。随着沙皇统治的垮台，以人民为目标的、被列宁称为“民族监狱”的地方有了一丝希望。在乌克兰、高加索和中亚，俄国完全独立的区域里，各少数民族相互争权夺利。在利益面前，他们掌握了有利的机会。1918—1919年，布尔什维克正为了生存在内战中挣扎，加之布尔什维克的主张迎合了以俄国解放为目标的民族主义者的口味，他们视布尔什维克为反对沙皇独裁统治的同盟军。列宁自己在他的战时宣言《帝国主义：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Imperialism:The Highest Stage of Capitalism，1916年）中声称，殖民地的自由是摧毁欧洲核心地带资本主义的关键的第一步。1917年之后，布尔什维克发现在他们占领的国家里，革命的原则居然与自身利益相一致。他们非常希望避免高加索和中亚穆斯林泛伊斯兰情绪的威胁。还有，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对日本扩张的恐惧以及抵制英美在东亚前线的影响，成为1922—1923年莫斯科干预的原因。首先在华北，然后在更有利可图的民族主义的华南。[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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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04099 然而，就像他们之前的诺曼诺夫王朝一样，布尔什维克很快明白了如果不控制欧亚国家和俄国的战略疆界，俄国就没有安全可言。为了在内战中打败白军，他们动员了超过500万人的军队。[45]红军将革命斗争带入中欧的尝试在1920年被波兰人阻止了。但是莫斯科重新获得了对大部分白俄罗斯和乌克兰的控制。这些地区曾经在《布列斯特和约》中被夺走。在伏尔加地区，莫斯科对巴什基尔人和鞑靼人的独立感到欣慰。中央的权力在1920年被强有力地恢复了。[46]在中亚俄罗斯人聚居区里，许多人是铁路工人。他们试图反抗当地的穆斯林上层集团以恢复40年前失去的自由。但是决定性的因素是红军在1920年2月和9月分别占领了希瓦（Khiva）和布哈拉（Bukhara）。尽管“巴士马奇（Basmachi）”斗士于1921年发起了一场游击战，但他们还是失败了。在高加索，莫斯科起初小心翼翼地行事，它不希望疏远土耳其或伊朗，两国都是反对英国在中东影响力的潜在联盟。莫斯科缺乏军事力量去征服一个分裂的地区，并且面对一个不幸的格鲁吉亚政府。莫斯科1920年才承认格鲁吉亚的独立。但是到当年底俄国的战略变得更加有利。战争末期英国的势力正逐渐从它的高水位线消退。[47]由于担心土耳其的复兴，亚美尼亚人放弃了独立而赞同俄国的保护。接下来的一年，出于类似的缘故，格鲁吉亚人做出了同样的决定。到1921年底，莫斯科成了沙皇的旧高加索各省的主人。然后在1922年随着日本从西伯利亚撤退，俄国恢复了对1860年之后从中国抢来的太平洋沿岸领土的控制。俄罗斯帝国又回来了。[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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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04101 这个惊人的恢复毫无疑问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托洛茨基的红军高超的军事技能。同样关键的是，在组成欧亚内陆地区的广大地理区域内，没有竞争对手可以与莫斯科能动员其欧洲部分的人力和资源相匹敌。但是，为了赢得所有的胜利，布尔什维克缺乏能力和意志去恢复战前俄罗斯帝国的力量。在1918—1923年的政治挫折中，内战、外国干涉、经济崩溃、农民反抗、军事灾难以及实际上的国家机构腐败，糟糕无比。列宁坚持认为在旧沙皇帝国，非俄罗斯人的忠诚，必定会被政治上的特权和展现他们民族志向的同情所战胜。运用此种政策的人就是各民族的代表——一名格鲁吉亚侨民约瑟夫·斯大林。斯大林是参加过边疆战争的元老以及“草原政治”的大师。[49]在他强有力的手腕下，民族政策成为结束较大纷争的手段。“在四年内战中，”他后来告诉列宁，“因为外国干预，我们被指责表现出莫斯科在民族问题上的自由主义。”[50]莫斯科限制像在中亚俄罗斯聚居区所发生的沙文主义。[51]随着边疆各省（如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结束了它们短暂的独立，它们在自己的布尔什维克领导人的领导之下，以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新形式出现。较小的臣民民族也被允许他们成立单独的共和国和自治区域的承诺所安抚。他们的领导人是当地人。他们拥有“文化上的自治”，以促进他们自己的语言、教育和文化发展。他们自由建立国家。当然，斯大林提供这种自由的意图是削弱主权。自治的共和国不能有外交关系。“民族共产主义者”要高度服从布尔什维克的事业。事实上，当苏联各民族人最终融合为一个单一的苏联人时，布尔什维克党的国家将成为一个新的“帝国党”。1922年末，斯大林发出了严重警告，即边疆共产党“拒绝理解独立的游戏是一场游戏”并试图把游戏变为现实（英国抱怨埃及的回声）。[52]边疆共产党甚至想拥有他们自己的外交政策。斯大林迫使所有新的苏维埃共和国加入俄罗斯联邦。列宁予以拒绝。1924年苏联新宪法保留了由各平等的国家所组成的苏维埃“联盟”。莫斯科驾驭各成员共和国之上的权威是共产党一只看不见的手。但是民族原则，危机的产物，不可磨灭地铭刻在了苏联制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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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04103 世界秩序的断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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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04105 到20世纪20年代中叶，在经历了巨大的动乱后，看上去似乎世界大多数国家都朝着更加稳定的政权迈进。而部分反对一战前“国际无政府”状态以及深受西方殖民者殖民统治的国家，把国家联盟视为新的开始。殖民帝国的社会政治制度已经具有世界意义。国际盟约能够约束其成员国，反对侵略及和平解决国际争端。长期的殖民争夺战争结束了。德国失去的殖民地和奥斯曼失去的部分省份被国际联盟委任统治，受联盟监督，经济上对各国平等开放。对于它们来讲至少有部分希望实现早期自治。联盟本身也有其伟大的梦想：整个世界都能分享自由价值观念，并且法制的国家模式能够不可阻挡地从欧洲传播到欧洲附属地（如拉丁美洲）乃至欧洲以外的世界。[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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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04107 很多人期望联盟能够像欧洲古老音乐会一样步调和谐，从全球范围来看自由民主已经成为人们追求的目标。就如同音乐会一样，处于主宰地位的永远是那些较大的国家。拥护者认为，国际政治比战前更加全球化是国际联盟存在的关键。国家之间关系应该更加密切，不再侵略他国，价值观念（尤其是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可以更加广泛地传播。对于维护世界和平的国际联盟来讲有一件事情是至关重要的，那就是所有的君主政体必须加入联盟并且遵守联盟规则，当然这种做法是史无前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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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04109 事实上，战后世界在20年代已经被划分成四个地缘政治区域，其中最大的当属由英国和法国主导的松散的国家联盟，其成员国主要是欧洲和拉美国家，当然也接纳了中国和日本（1933年退出）。起初俄罗斯和德国均没有被邀请加入，但随后两国亦都相继加入了（德国1933年退出，俄国1934年加入），美国则未加入国际联盟。除欧洲之外，国际联盟也扩展到英国和法国的附属国以及少数殖民地国家，如荷属、葡属殖民地等，而拉丁美洲仍然处于半脱离的状态。联盟凭借英、法强大的海军和陆军对维持和平，防止侵略发挥着作用，但是它们仍然需要欧洲的稳定，关键要保证法德友好和平才能实现。根据1925年《洛迦诺条约》，法德达成了互相尊重边界划分的协议。看上去欧洲进入了一个由英、法、德、意主导的和平处理欧洲事务的新时代。一个受到支持的同盟应该把恢复战前的繁荣作为首要的任务，但是在近十几年的时间里四个利益集团摩擦不断，甚至为剧变埋下了隐患。英法出于对德国的恐惧，没有阻止意大利占领同样是成员国的阿比西尼亚（Abyssinia），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它标志着以欧洲为中心控制的世界秩序的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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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04111 在第二个地缘政治区域的美国，拒绝加入国联初看令人费解，因为国联宗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美国总统威尔逊（Woodrow Wilson）的观点。美国早在1914年就已经成为重要的国际力量了，它已经建设或者正在建设一支强大，至少和英国相媲美的海军，同时美国的海外经济利益范围也迅速扩大。1914年，美国海外投资达到48.2亿美元（大约10亿英镑），略少于其海外借款（海外借款大约50亿美元）。到1919年的时候，美国财政收入出现大逆转，实现收支顺差100亿美元。10年之后，美国对外借出350亿美元，超过英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54]其中绝大部分是借给了欧洲国家。1921—1922年，美国已经像我们看到的那样在东亚地区扮演着一个至关重要的角色。对于威尔逊的后继者来讲，美国的力量通过国联才能创建一个新的世界秩序。可以预期，在美国主导的新秩序下，欧洲帝制瓦解，贸易自由，联盟威胁美国利益的行为将被禁止。但是美国被一种恐惧感打败了，他们担心加入国联会破坏美国的自由甚至削弱美国的力量。参议员博拉（Borah）说，国联作为维护英帝国利益的工具，是英国外交政策的最大胜利；参议员诺克斯（Knox）认为，联盟盟约可以将未来战争卷向世界大战，到那时美国将不可避免地卷入欧洲的政治旋涡中去。威尔逊政府评论家亨利·卡伯特·洛奇（Henry Cabot Lodge）警告说：“到时美国的海军和陆军将可不避免地被其他国家拖入战争。”[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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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04113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像卡伯特·洛奇那些希望美国成为世界强者的人，反对美国加入国联，还有像博拉那样认为外国的纠缠是对民主威胁的人，也反对美国加入国联。对“强权”学派而言，国联是一副阻止美国扩张的镣铐，并能够将美国困在以英国为主导的欧洲体系之中。也有许多专家宣称：美国在国联之外能够更好地发挥作用，经济力量可以取代领土控制。当测试世界实力的时候，美国未来真正的优势是靠华尔街的银行家，而不是靠日内瓦的外交家。[56]因此不加入国联并不意味着美国走向孤立。美国人的生意遍及欧洲、南美甚至亚洲，好莱坞领导的美国文化传播得更广。[57]美国领导者倡导世界和平的思想，希望通过同英国合作遏制海洋的军备竞赛。但美国的想法实际上是一厢情愿的，它期望变革现在的世界秩序，而不是有助于其保存下去。因此，它拒绝将美国等同于世界强国中的普通一员。这反映出美国中产阶级的疑虑，外国的承诺是有风险的，外国往往是不怀好意的。结果，美国像对待敌对的，有时又是友好的势力一样对待国联。第一个危险的信号是1922年为建立商业壁垒通过了《福德尼-麦坎伯关税》（Fordency-McCumber Tariff）。在1931—1932年中国满洲的危机中，美国本能地反对大国集体行动。[58]因此，交战的年代并没有成为“美国世纪”的前奏，而是造就了一个僵局的时代。美国领袖对这个世界不满意，尤其是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开始，他们更加不满了。但是他们对如何重塑这个世界没有任何实际的想法，也不考虑与其他列强合作，连英国也不在合作的考虑范围。[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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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04115 第三个地缘政治区域中实力强大的是俄国。到1922—1923年，除了波兰、芬兰及波罗的海地区，布尔什维克政府已恢复了沙皇时期在欧亚内陆的控制。正如我们所见到的，新苏联保持着对所有外交关系的严密控制，莫斯科通过共产国际这一名义上自主，实际上是苏联政府的一个机构，竭力推进“世界革命”。基于战略原因，这些努力在20世纪20年代集中在中国。与此同时，为了恢复经济，苏联对西方进行开放。在斯大林的统治下第一个五年计划（1928—1932）实现了工业化，这意味着高度依赖进口机械，外债膨胀程度达到了战前水平。但是苏联和国联间没有任何和睦可言，苏联领导人总是把伟大的联盟国家作为意识形态的敌人，并认为其注定要灭亡。与此同时他们扮演着伟大的社会主义实验的角色。斯大林的五年计划并不打算扩大在国际贸易中的份额，而是放弃其份额，其目的是创造一个苏联党和国家得以确立的基础——无产阶级，并提供革命手段推进革命。事实上，1932年苏联已后退到一个极端专制的社会。国外贸易骤降至其1913年价值的1/5。[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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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04117 斯大林推行的基本上是一种妄想而偏执的防御型外交政策。其最高的目标是确保苏联领土安全。他在1937年的一个晚宴上说：沙皇俄国过去做过许多坏事，“但他们做了一件好事，创造了一个从莫斯科到勘察加（Kamchatka）半岛的巨大国家。我们继承了这个国家，我们，布尔什维克人第一次使这个国家团结在一起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61]而斯大林清楚地知道，俄国的凝聚力是不足以引为自豪的，他充满焦虑地封锁了苏联的边境。1930年后，边境人口无任何借口被粗暴赶走。[62]斯大林担忧来自日本的袭击，当他重建陆、海军力量时，竭力安抚日本（将满洲的铁路卖给日本）。[63]但他更担心来自西方的袭击，失去西面的波兰及波罗的海，急剧削弱了俄国的战略地位。更不用说同不可靠的邻居乌克兰的关系。苏联的政策最重要的是保持同德国良好的关系。与德国的经济和军事合作在20世纪20年代是比较密切的，希特勒力量的扩张迫使斯大林对其重新定位。斯大林参加了国联（1934年）并同法国签订协约，然而，他优先考虑的仍然是避免同德国破裂以维护苏联的安全。斯大林不信任联盟的动机，并没有同国联结盟的紧迫意图。在欧洲（通过变相地介入西班牙1936—1939年内战），在东亚（通过武力帮助国民党），斯大林都在单方面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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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04119 第四个地缘政治区域是东亚，东亚在战后被英国、日本、美国分成三部分。东亚的命运相当明朗，这是一个争夺激烈的地区，在这里既不是国联也不是任何强国可以实行切实的统治。到20世纪20年代中期，英国（尤其在东亚拥有最多的利益）处于防守地位。英国担心民族主义的反抗会把他们从条约规定的通商口岸地赶走，甚至使香港成为一个沉重的包袱。他们在1927年向上海派了一支军队，但又担心同国民党发生冲突。美国在中国只有为数不多的利益（1931年美国在华的投资仅占海外投资总额的6%，远远低于英国的37%，日本的35%，甚至俄国的8.4%），[64]它更希望建立同国民党的良好关系，而国民党的一些领导人同美国有着密切的关系。美国人热切地要把国民党从与苏联的交往中拉开，尽管美国对苏联反感，但为了国民党美国情愿去对抗苏联在北亚的主要敌人——日本。当日本于1931年占领满洲时，美国表达了强烈的反对，但没有诉诸武力而是希望东京的政客们制止他们的军队。[65]1931年英美关系的冷淡——部分是经济摩擦的结果，削弱了“华盛顿体系”在东亚的支持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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