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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04121 1931年后，以南京为基地的国民党政府和苏联、日本帝国形成了三角对抗。南京政府在1928—1931年的内战中胜出，这一内战连同饥荒夺取了600万人的生命。[66]但国民党并未能以武力控制全中国（这是测试其统治是否有效的主要指标）。当中国人将满洲被占领的愤怒倾注到对日本扩大在华利益的暴力反抗时，1932年国民党武力抵抗了日本对上海的野蛮侵略。在蒋介石的领导下，国民党领导层于1928年（1927年——译者注）同共产党决裂，并将其驱逐出国民党。虽然国民党军猛烈进攻江西“苏区”，迫使共产党及其追随者进行了悲壮的撤退，但通过1934—1935年的长征，他们在中国西北部找到了新的根据地，共产党人在苏联的支持下生存下来，并开创了另一个天地。苏联在东亚行动的目的是：确保莫斯科的影响，避免中国共产党的崩溃，防止日本侵入亚洲的内陆或苏联控制下的中国地区。但是它受军事和后勤供应弱点的束缚，既仇视国民党，又（正如我们所看见的）害怕引起两线作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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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04123 东亚的主动权掌握在日本手中，日本的强大在20世纪20年代以前被西方列强所轻视，英国驻日大使在1924年说：“日本是一个弱国而不是一个强国。”[67]事实上，华盛顿体系禁止在西太平洋（包括英国在香港的基地）扩张海军力量（规定五国海军比例——译者注），这使得日本比1914年以前更难以受到海上攻击。东京的政策是避免同英美冲突，通过对中国军阀统治的控制，巩固其在满洲的地位。[68]满洲是日本朝思暮想的，它迷恋武力，靠武力建树自己的荣誉（军国主义——译者注）。满洲是它反对俄国整个地区的强大堡垒，并且其辽阔的边疆地区在经济上也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日本在满洲的非法地位，1928年后受到来自中国的压力。因为南满铁路引起了越来越多的摩擦——既有日本的商业株式会社，又有守护铁路的关东军。当关东军于1931年9月发动九一八事变，占领满洲的首府沈阳，东京赞同这一结果。严重的经济萧条，同陆海军联合反对日本政府接受1930年伦敦海军大会规定的海军裁军条款，在日本创造了一种新的政治模式。[69]日本于1933年退出国联，通过炮制傀儡政权“满洲国”撕毁了《华盛顿条约》，因为国民党政府准备反抗，日本加快了侵入中国华北地区的步伐。[70]不确定的是战争何时开始，还有谁将参战，战争如何结束，它将对已经混乱的世界秩序产生何种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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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04125 战后建立一个国际体系，并通过这一体系列强能够处理它们的纷争，共同反对违反规则的国家，遭到了失败。但失败造成的影响可能被20年代经济的繁荣减轻了。20世纪20年代中期，经济恢复了快速的发展，甚至比预期的更好。生气勃勃的世界经济使美国与欧洲的联系密切，美国鼓励德国自由主义的发展，消除日本的担心，在西方和俄国之间门户开放。到1930年，经济萧条出现的贸易剧烈收缩产生了相反的作用，受到冲击最大的是那些以初级产品作为主要资源的国家。因为进口的收缩，它们的采购减少了。由于市场衰退价格下降（下降幅度高达50%），主要商业国家不得不采取措施维护自己的利益。美国的关税本来已经很高，在1930年又提高了15%。为了维护英镑的价值，英国放弃了一开始主张的自由贸易在英帝国范围建立了关税壁垒。[71]苏联差不多同时从世界贸易中退出，这种非自由贸易最明显受害者（除去那些贫困的原材料和食品生产者）是日本和德国的工业经济。1933年后，德国的恢复是建立在拉动内需上，同时严格控制进出口，最大程度缩小出口规模。但它也依赖与其东欧邻居的贸易。到20世纪30年代中期，优先得到东欧的原料（事实上存在着德国的商业控制），成为纳粹恢复世界强国地位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72]在日本方面，其困境更为突出。日本不得不进口原材料和燃料（棉花来自印度，石油来自美国），以出口工业产品尤其是纺织品作为补偿，进口额占国内产量的比例为美国的3倍。[73]日本的主要优势在于低廉的劳动力价格、大型商业公司的高效率，以及巨大的服装生产能力。[74]这一切使得日本在20世纪30年代其他工业国均面临严重困难时，仍保持工业增长，但它依旧对贸易障碍的威胁反应敏感（例如，作为其第二大市场的印度可能在1933—1934年向其关上了大门），价格下滑（如美国市场的丝绸价格），抵制日货（经常发生在中国的威胁）以及由于令人恐惧的社会和政治革命引发的整个经济突然混乱。急剧的货币贬值（将近50%）抑制了进口，作为一项富有侵略性的外交手段，日本努力为海外市场赢得出口限额。东京的目的在于在东亚建立一个“日元集团”，这是一个新的全球秩序形成的征兆。可以看到，在19世纪后期形成的“全球化”特点出现了明显的倒退，因为贸易有了政治色彩，国际贸易和生产量日益下降的悲观信念有所扩大，对重要市场和原材料供应地政治控制有了紧迫感。[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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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04127 因地缘政治和经济分裂会产生巨大的文化回应是毫不令人吃惊的，甚至1941年之前西方创立现代化的自由主义运动，也不是未曾遇到过挑战。宗教思想家（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和受过教育的精英们（在世界的部分地区）都将其主张视为对现代化的挑战。有关技术革新、个人选择和公共范畴的西方思想，与新的传媒方式相结合而向内传播，成为同现代主要国家“上层文化”做斗争，以摆脱古老传统的文化方式。第一次大战是分水岭，它对失去自由的理解在思想和形象上产生了猛烈的扭曲。俄国是最极端的例子，布尔什维克主义新的统治方式，要求文化仅仅是政治革命的附庸，新的苏维埃文化意味着通过集体的无产阶级努力而非资产阶级自我主义，来实现技术的现代化，这是宏大的“非农民化”运动的一部分。[76]新的苏联人将以资本主义社会正在走向毁灭的坚定信念来欢迎科学和社会主义。1918年后，德国的自由主义文化在巨大的压力下出现了，这不是偶然的。左派和右派对于自由放任资本主义对社会凝聚力的腐蚀作用的憎恶，都是长期存在的。德国人主导的中欧产生吸引力的部分原因在于其提供了一条介于落后东方和过度商业化西方之间而到达胜利的道路。数以百万计的德国人被永久性地从新德国中分离出去，来自外界的破坏性经济危机催生了强烈的社会和文化危机。唯有一个强大的国家才能挽救德国民族被国家资本主义的车轮碾碎，国家资本主义的冷酷漠视其真实性和归属感。这些看法在1929年以前广泛流传，并成为希特勒在1933年1月获得权力的机会。[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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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04129 苏联和纳粹文化一致提出现代化是可选择的看法，它们都坚持因工业化而引发的活力，宣称技术是被用来服务于公共社会目的的，极力主张文化自给自足，排除外国的影响，都将西方描述为堕落、颓废，正在走下坡路。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美国、英国和法国的失败，甚至不能达成一致计划来挽救国际贸易体系，更不用说发挥其作用，似乎是从左和右两方面验证了这些批判。当然，文化批判并不局限在欧洲。日本的工业化在20世纪30年代急剧加速（带着对女性劳动力的严重依赖），仓促的城镇化是来自乡村的生活压力。新的传媒影响（特别是美国电影）以及担心传统社会风气遭到破坏产生了极深的文化焦虑症状。[78]1930年后的事件似乎验证了西方的一厢情愿与东亚格格不入，国际秩序正遭到破坏。在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希望得到西方支持的愿望，由于国联对日本侵占满洲的软弱回应，遭到沉重打击。在这里，同共产主义的斗争受到高度关注，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在“新文化”运动之后，更强调社会风纪，并恢复了对儒家思想研究。在英国统治下的印度，国大党是主要的民族主义的传播者。到20世纪30年代，知识分子对大英帝国的效忠在甘地主义经济独立的理想主义和甘地门生尼赫鲁提倡的苏维埃社会主义之间有了划分。宗教复兴主义（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中都有）和流行的甘地主义都提倡质朴、乡村式和神圣的理念，这种理念构成了对英帝国统治的冲突，因为它谴责外国侵犯了印度的道德秩序。出于同样的目的，非洲殖民地的基库尤人（Kikuyu），也明显表示担心殖民者破坏他们的社会和种族体系。[79]肯尼亚的乔莫·肯雅塔（Jomo kenyatta，曾经在伦敦在伟大的布罗尼斯拉夫·马林诺夫斯基［Bronislaw Malinowski］的指导下学习人类学），在《面对肯尼亚》（Facing Mount Kenya，1938）一书中将殖民统治比拟为摧毁文化艺术的人，摧毁了肯尼亚文化的物质基础，破坏了唯物的欧洲人难以理解的自由和责任意识的进程。[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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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04131 明白了这种艰辛的处境，再来理解欧洲海外帝国的命运就不难了，最多是不确定而已。马克思主义者，顽固的帝国主义者，甚至激进的自由主义者都从不同角度很早就预言了欧洲帝国主义的灭亡。[81]不需猛烈的打击，它不久将在政治、经济以及文化上崩溃。在左派兴奋的标志和右派忧郁的标志中间，帝国统治者们展现出周期性的信任危机。与此同时，预期的崩溃激怒了一些人，他们的脆弱，承受不了它产生的直接冲击——如居住在南非和中非的少数白人，或移居在上海通商口岸的外国侨民。[82]然而，“失去的统治”和“世界在反抗欧洲”这些热心的推测像汤姆·索亚（Tom Sawyer）的讣告一样为时过早。欧洲主要殖民大国——英国、法国、荷兰、葡萄牙以及比利时——的殖民体制显得出乎意料地牢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它们的帝国领土仍然保持完整。尽管那里的民族主义赢得了广泛支持，但要实现自由的突破是异常艰难的。1938年，在经过两年的战斗后，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几乎对印度的政治前景绝望。[83]真正的自由似乎依然遥不可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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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04133 帝国得以存在，一部分原因是它采取了实用主义的措施。殖民主义者不再采用代价高、不灵活且易产生反作用的高压政策，战后殖民地的暴动使他们尝够了苦头。与地方势力联合意味着产生更多的地方势力。1920年以后，英国便积极推行这一策略。他们放弃直接干涉伊拉克和埃及的内政，而是选择根据协约的条款来确定他们所谓的出色统治。[84]当然这不应被误解为是帝国默认其殖民统治的结束。英国的这种统治在印度尤为突出，英国人逐渐给予印度人越来越多的政治权利，与此同时，他们认真修改宪法，将地方而不是国家作为人们政治活动的中心。当各地方的统治者专注于地方事务时，选民期望他们将精力集中于经济发展和人民的福利，而不是徒劳地寻求“立刻独立”。另外，不同的地方有着不同的宗教和语言系统。他们的新任治理者不可能全力支持印度国大党，国大党由信奉印度教的北印度人掌控，是英国统治的主要反对者。在印度的两个重要省份孟加拉和旁遮普，地方自治政府由穆斯林掌权。1935年英国人将他们充满权术的自由主义发挥到更高的水平，允诺印度自治政府支配联邦统治。确保在政府中为穆斯林和贵族（联邦将“英国”和“君主般”的印度联合起来）留有大量席位的宪法规则，必定会抑制国大党势力的发展，甚至导致其最终解散。[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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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04135 夸大殖民手段隐藏的阴谋是不正确的。殖民统治者冷静地期待殖民地的政治“运作”能确保帝国关键利益的安全：对当地资源的战略性使用以及对外交事务的排他性控制。这是理智的做法。直到20世纪30年代，英国、法国与荷兰可以断定没有任何大国敢于冒险干涉其帝国内政。即使存在这样的大国，地方民族主义领袖也不会与宗主国一起与另一大国进行战斗，他们不会提高忠诚的代价。更糟糕的是，外来威胁的不存在导致殖民统治者随心所欲地采取高压政策镇压“极端主义者”的反抗。由于殖民政权拥有比1914年前更先进的情报系统，它们可以严厉打击“破坏分子”的运动：在20世纪30年代它们轻而易举地镇压了法属印度支那与荷属东印度的共产主义反抗运动。[86]殖民主义者可以运用的另一手段是分裂大多数殖民地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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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04137 殖民地政治中一个重要的悖论是其社会和文化变迁对民族主义的产生有着相生相克的作用。在世界大部分地区，殖民地疆界是人为划分的。殖民主义者将完全不同的地方和区域联在一起。帝国边疆的确定及其划分是由统治的便利、征服的方式或者分离的外交政策决定的，而不是为了保存种族——语言的统一或旧的贸易交换联系。当然，殖民帝国一旦开始成形，并宣称对其领土的统治权时，它开始倾向于与其宗主国同步发展。当甚至偏僻的地区也开始感受到远方政府的需求，并意识到殖民地首都的“政策”产生的效果时，它们的领导者和著名人士便有着强烈的动机来建立超越地方的联盟。只有遍及殖民地的运动才能给殖民地官员造成压力，并给在殖民地中心的决策者施加地方势力的影响。这种民族主义被两种重要的趋势推动。第一种趋势是在交通的迅捷、知识的传播（经常通过报纸）以及新式教育（欧式的大学和学校）的推动下产生的殖民地不同区域联系的不断加强。第二种趋势是接受当地的“受过西方教育的精英”的政治观念，他们的政治观念不是殖民统治者的观念而是诞生于远在欧洲的宗主国。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言论自由以及自治的权利成为印度国大党的这些民族主义运动最初最伟大的战斗口号之一（并且成为其他许多民族的模范）。原则上，殖民中心中灵活、老练并有广泛社会关系的精英以及地方名士，迫切地想在财政、教育、教徒或农业方面影响政府的决策，这意味着大众民族主义起步时刻的来临。当民族精英们一点一滴不断地从殖民统治者那获取政治力量时，唯一需要做的就是控制住地方民怨，不使其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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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04139 这仅仅是理论，实践往往与理论有差别。殖民统治者将打击民族主义领袖的主张作为他们的任务，民族主义领袖的动机和权威性与传统权势如君主、地主、酋长以及首领相比，对殖民主义者来说是极为不利的。在战争年代，“间接统治”遍布英国控制的大部分非洲地区，“间接统治”是指将当地事务移交给首领及其追随者（“部落”）而不是选举出来的机构。[87]通过赋予有限的征税权和推广使用习惯法（将当地的惯例编成法典），间接统治将殖民地变成由不同种族联合体组成的松散联盟，殖民地官员无论是纵向还是横向，都能轻易地监视这些不同种族联合体。[88]这是民族主义政治发展的一大挑战，但还不是最危险的。更为严重的是“亚民族主义”的兴起，“亚民族主义”是在语言、宗教、种族或地位基础上形成的新的团结，否认作为文化或政治统一体的殖民国家的统治现实。“亚民族主义”的产生是易于理解的。文化教育与印刷制品的不均衡散播，经济变化带来的不同冲击以及宗教信仰与信条间的尖锐对立，产生了一批经常反抗本土民族主义的“新”团体。印度就是其中的典范。诗人和哲学家穆罕默德·伊克巴尔（Muhammad Iqbal）在1930年12月对穆斯林联盟做主席演说时声明：“存在于……或大英帝国之外的自治政府，统一的北部和西部印度穆斯林国家的形成，在我看来是穆斯林，至少是北部和西部印度人的最终归宿。”[89]V.D.萨瓦卡尔（V.D.Savarkar）在他的小册子《印度教徒主义：谁是印度教徒？》（Hindutva:Who is a Hindu?）声称：“我们印度人不仅因爱……我们共同的祖先而紧密团结……而且因为我们都尊敬我们伟大的文明——我们的印度教文明。”[90]他驳斥了非宗教的印度民族主义的说法。“英国有一个帝国，”贱民的首领B.R.安贝德卡（B.R.Ambedkar）惊呼，“印度也有帝国。印度教不是帝国主义吗？效忠和服从于印度统治者的贱民不是受支配的种姓吗？”[91]甘地认为国大党是全印度的唯一代表的主张到20世纪30年代失去了可信度。在其他的殖民区，政治和文化觉醒预示着与本土传统统治势力分道扬镳，表达了保护自己免受传统势力压迫的强烈要求，人们抱怨传统势力过去的剥削，害怕它东山再起。对于缅甸的山地族人和法属印度支那的老挝人和谷美尔人来说，殖民统治者的威胁远不及当地的缅甸人或越南人。没有理由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土生的民族主义运动会在新的亚民族主义中保持其领先地位，努力不被镇压或遏制。人们害怕国大党会屈从于诱人的地方、阶级或宗教利益，这让尼赫鲁在20世纪30年代晚期感到非常沮丧。如果独立的机会被错过了，很可能永远不会再有第二次了，否则也是非常渺茫以至于不会变成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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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04141 因此，很难想象欧洲帝国的崩溃。事实上，拥有最大殖民地的英国开始倾向于加强殖民体系的巩固，有些殖民地越来越依赖英国市场（如阿根廷），或前所未有地感到需要英国的战略保护（像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欧洲帝国在非洲、亚洲和中东大片地区的统治依赖于当地联盟的勉强默许，这导致僵局产生。殖民帝国失去了动力（在许多地方从来都没有强大过），力量的源泉也减弱了，目标变得不再清晰。但是殖民主义仍然“继续受到关注”。殖民地人民还没有找到走出由殖民者建造的迷宫的方法。通道的开辟将求助于巨大的外部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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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04143 战争中的帝国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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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04145 “帝国主义”是指通过同化其他民族的政治文化和经济体系而把这些民族置于帝国统治之下。正如我们所知的，这不是欧洲特有的现象，尽管欧洲有时试图将其向前推进，它也不仅仅只有一种模式。有时它借助对广阔地区的政治控制，通过扶持一个傀儡政权来掩饰统治，有时通过对外移民进行统治。但是在欧洲向亚非推进的时候，这种方式却弱化了，通常它们会在势力范围内划分经济独占区，区内只保留与帝国相关的贸易和投资，但这也不是一成不变的。最大的帝国主义国家英国在20世纪30年代以前一直推行自由贸易政策，这种模式通常基于一种推行意识形态统治（文化开化任务）和文化统治的观念。统治者的物质和文化水平是远远高于被统治者的，然而这种傲慢和自大，这种文化帝国主义得到了生物学上种族优越论的无耻确认。对于19世纪晚期的殖民者来说，他们不太信任由人种血统建立的智力或者道德的发展观念，但这并非普遍如此。在法国和英国（与美国相反），所有民族平等的可能性在法律和官方意见中有正式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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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04147 因此，帝国主义的统治目标和手段是经常变化的。在现代著名的理论阐述中，一位著名英国殖民主义历史学家指出，各地区不同的扩张模式，主要是由殖民者与当地精英的合作范围决定的。当英国殖民者利益需求超出当地精英可以提供的合作，就会出现正式统治而不会出现其他方式。[92]这种视野还可以拓展。怀有帝国主义侵略野心的国家，由于其扩张能力、自身利益扩大权益的机会不同而相差甚远。短缺的资本和有限的地缘政治影响刺激了帝国主义的扩张野心，但也缩小了其获得更大殖民地的可能性。争夺战的迟到者可能意味着在宣布占有之前到嘴的肥肉已被抢走了。在一个特定时期扩张的花销和承担的风险可能比任何利润都大。在一定程度上，正是由于这个原因，19世纪80年代以后，除了欧洲国家间的无理冲突外，帝国主义的出现已经过时了。瓜分外交也反映出这个事实：利益最大的地方，如中东和中国，现存的殖民统治秩序不得不打破，没有哪一个国家有能力将其强行垄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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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04149 历史学家对于19世纪末帝国主义之间的竞争感到迷惑不解，但是新型帝国主义的诞生并不是温文尔雅的，尽管它与20世纪30—40年代的野蛮扩张完全不同。帝国主义之间的斗争，最显著的例子就是一战的爆发，使野蛮争夺达到了顶峰。在其后几十年中，未来的帝国主义之间的争斗显得比1914年更加激烈，它对国家秩序的威胁再也不像早期那样，通常把影响转移到控制比较薄弱的外部世界。下列三种现实加剧了武力争夺的倾向，减少了妥协的可能性。第一种是1930年后的经济危机的深度和由此引起的心理恐惧。第二种是各国之间的意识形态冲突。共产主义、法西斯与自由主义之间不信任的鸿沟变得更宽。第三种是即将被包围的忧虑——经济的、种族的或者地缘政治的。这样的一个世界分化为彼此对立的两个集团不久即将变为现实。更为糟糕的是，对这种危机感觉最为强烈的德国和日本，最不可能支持各国势力均衡、维持旧的社会秩序，也不可能在1914年前停止殖民冒险活动。当然也不可能签订条约划分它们认为合理划分的现存世界。20世纪30年代的新殖民主义是忧虑的、无序的、缺乏安全感的世界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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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04151 殖民主义以何种形式开始新的行动？最早行动的是德国。从希特勒掌权开始，德国反抗“国联”的斗争就没有停止过。通过公开违背《凡尔赛和约》的非军事化原则，将莱茵地区军事化，与奥地利合并，强迫捷克斯洛伐克割让领土。希特勒羞辱和迷惑了国际秩序的担保人——英国和法国。他鼓动英法的盟友意大利，成为现在联盟秩序的反对者。希特勒的帝国主义，既然要求生存空间，必然将目标指向东欧、乌克兰和俄罗斯。他试图破坏俄罗斯的物质和意识形态。相反，他对英法殖民帝国主义不感兴趣，并且认为德国1914年对英国的排挤是一个灾难性的错误。[93]但在1939年他发现除了战争，这些国家是不会让他成为东欧帝国主义霸主的。为了赢得战争，作为对斯大林发动战争的序幕，希特勒于1939年8月提前签署了苏德条约，为双方赢得了时间：既为德国在西欧获得霸主地位赢得时间，也给了斯大林为即将到来的战争做准备的时间。对双方来说，在几个月的时间里好像希特勒的投机更大。毕竟，如果一战的过程可以仿照，希特勒也不可能在整场战争中打败英国和法国。尤其是如果他不得不回头盯着一个敌对的苏联。当战争的第一个阶段过去后，波兰被野蛮的邻国分割占领，一次非正式的武装休战——虚假战争——在西线成为主要战争形式。如果德国不能快速取胜，普遍认为德国经济将早在英国和法国与它们的投资崩溃前崩溃了。[94]6个月的战争后，德国人也许已经失去了勇气，1940年4月英国首相张伯伦说“希特勒已错失了机会”。[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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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04153 但是在1940年5—6月的闪电战中，出乎意料之外，希特勒控制了欧洲大部分陆地。他可以通过潜艇成功地让流血地带从法国大西洋沿海岸到英国的海域。迟早他会发动对苏联政府的战争，以确保德国对从大西洋到乌拉尔河的统治。同时，他戏剧性地战胜西方强国，标志着一战后世界秩序的瓦解，而且这种瓦解不仅仅是在欧洲。法国沦陷，意大利加入这场战争以谋取地中海地区霸权，进攻希腊和埃及，而这两地是英国在中东地区势力的战略根据地。如果英国丧失开罗——帝国的交通枢纽和苏伊士运河，那么轴心国通往波斯湾地区和印度边界的道路将会洞开。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对于希特勒来说，意大利进入希腊和埃及是一个毁灭性的心怀二意的行动，它推迟了德国对苏联的代号为“巴巴罗萨”的进攻。这次进攻1941年6月开始，伴随着德国军队攻入俄罗斯，穿越乌克兰，一场规模空前的地缘政治革命正在进行。每项迹象表明，一年时间德国人将会控制乌拉尔河西部的大片领土和高加索丰富的石油储备。他们将会建立最大规模的帝国。他们将会掌管麦金德（Mackinder）所称的心脏地区，并且成为欧亚大陆的统治者，驱逐英国和美国到他们的领海边界之外。一位美国教授宣称“我们将成为被封锁的部分”，[96]如果此种情况发生，那么亚洲、非洲或中东地区旧的殖民主义秩序的大部分将不可能继续。的确，截至1941年，在最大的殖民地发生的一场危机证明了这一论断。面对德国对欧洲大陆和新中东地区的威胁，英国被迫（背离了它的原计划）转移印度资源。现在它不得不支付印度民族主义者和穆斯林民族主义者要求的代价，否则将会面临一场政治起义，1942年中期，英国开始了艰难的让步，最后承诺战争结束后印度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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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04155 在欧亚大陆的东边，第二次大规模的巨变已经开始。日本在征服满洲后，继续对中国北部慢慢渗透，到1936年已把内蒙古划入它的势力范围。1937年7月，日军与国民党军队发生直接冲突，开始了一场全面战争。东京的目标是使中国成为其东亚体系的一部分，切断它与西方及俄国的联系。日本的帝国主义夹杂着一系列文化的因素，提出“泛亚主义”反对西方的殖民主义，[97]随着泛亚思想的传播，欧洲在亚洲的实力急剧下降。[98]日本在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发展迅速，但是它重要的海外市场却需依赖英国（因英国统治印度）与美国。在所有的列强中，日本的工业最容易受外部的影响，而它的商业帝国则能够较好地抵御灾难的打击。确实，由东京控制的军队高层认为，战争将很快把世界分成几个区域，并割断区域之间的经济关系。在未来的战争中，苏联和英国将被逐出亚洲。同时，日本势力在中国的逐步延伸，不会因此与美国发生战争，因为美苏之间争夺的加剧，使美国无暇顾及日本“大东亚帝国”的建立。[99]英美对日本侵华的反应没有达成一致，1938年美国国会决定不建造新的战舰，美国太平洋上的防御也肯定了这种自信的判断。[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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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04157 这种自信是错误的。英国与美国没有放弃原来的主张：它们都继续支持蒋介石，即使当蒋介石从南京被赶到重庆后继续支持他。但是伦敦和华盛顿都失误了，它们轻视了日本的军事实力。在1940年6月法国沦陷后，日本的力量更加强大了。在9月23日，希特勒在法国的政府同意日军进入法国所属的印度支那，几天以后（也就是27日）日本同德国和意大利签署了三国同盟条约，阻止英美进一步支持国民党政府。次年4月，它们又签订了另一个协约。1939年8月日军已经和苏军在蒙古发生军事战斗，苏联红军获得了胜利。双方至少暂时认为，从道义上讲进一步战争是毫无意义的。双方也不想两线作战。在1941年4月的中立合约中强化了这一点。这使苏联军队主力能用于西线；日本军队在南方策划新的战争。1941年7月，日本进入印度支那南部，使用贮存的大量石油作后备，发动对泰国、马来半岛（Malaya）、荷属东印度的军事行动。华盛顿当时正在酝酿石油禁运（日本80%的石油从美国进口），日本却抢在了前面。1941年12月7日珍珠港事件爆发，新加坡又被占领。两个多月后希特勒在西线取得了惊人的胜利。日本变成在亚太地区的主宰。东南亚殖民地已经沦陷，对印度的入侵看来只是时间问题。到1942年中期，苏联帝国正在蹒跚向前，英国也悬于一线。一个世界“新秩序”即将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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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04159 这些令人震惊的事件标志着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秩序正在垮塌，而这个世界秩序在1914年前看起来是非常安全的。这也揭示了“自由世界”令人恐怖的脆弱，这不正是自由贸易的终结吗？20世纪30年代欧洲和东亚都发生了一场大规模的政治暴力冲突，思想控制、宣传和物质实力成为独裁政府维系统治的要素。意识形态的战争异常激烈，人类的情感处在紧张压抑之中。最可怕的是激昂的种族主义，它在1942年达到了顶点，也是现代世界历史上最值得评判的一年。在柏林附近万塞（Wannsee）举行的政府会议上，宣告对犹太人的大屠杀成为德国政府的政策。[101]1942年是整个人类历史上最令人惊骇、屠杀人类最残忍的一年。[102]从1942年3月到1943年3月，几乎一半的犹太人都被德国法西斯刽子手杀害。从这场大屠杀中我们仿佛看到了世界末日，究竟是什么让人类跌入此道德深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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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04161 20世纪30—40年代是一个疯狂的时代，无须为此辩解。这个时代的进程是复杂的，但是主要线束还是很清楚的。暴力、憎恨、屠杀、文化隔离、经济封锁是1890年后形成的两大集团冲突的结果。首先，全球化的滚滚浪潮在广泛的范围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在文化、经济、政治体系方面开始展现。毫不奇怪，全球化具有强大的吸引力，面对全球化的到来，许多国家有多种悲痛和惊慌的征兆，包括广泛的文化和种族“净化”运动。其次，是民族国家的建设。多种促进全球化的因素推动着民族国家的建设，这些因素包括改善交通通信、大规模工业的崛起、新乡村的发展。全球化推动民族国家创立新的权威和对新技术的控制。民族国家的建设者发现，他们可以利用外国人担心的爱国主义。直到1914年，全球化和民族国家的建设在不稳定的平衡中提前相遇了。20世纪早期的双重危机破坏了这种不稳定的平静。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它的结果破坏了国际秩序和依托全球化的政治架构的合理性。欧洲最大的国家俄国和德国的冲突，破坏了经济和文化的开放。1930年后的贸易大收缩形成了人类情感的扭曲。全球化的实验是场大灾难，它最后的灭亡也为时不远了——共产主义者、法西斯主义者、日本泛亚洲主义者共同确信这一点。在即将来临的权力争斗中，真正的问题是民族国家的实力和凝聚力，是扩展民族国家区域的范围。在一个没有集体意愿支离破碎的世界中，人们几乎不会克制自己的情感。到1942年中期，欧亚大范围充满敌意的战争就是这个世界的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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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04163 [1]这一著名的论断由奥地利经济学家J.A.Schumpeter在其论文‘Sociology of Imperialism’ (1919)中表述，参见英文版F.M.Sweezy (ed.),Imperialism and Social Classes (London，19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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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04165 [2]H.Wickham Steed，The Hapsburg Monarchy (London，1913)中发表了当代最权威的观点，他在奥匈帝国的The Times担任了10年的通讯记者，后来成为该报的外国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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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04167 [3]H.Strachan，The First World War：To Arms (Oxford，2001)，p.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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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04169 [4]关于大战爆发的文献汗牛充栋。大国政府的盘算可以在下列著作中看到 V.Berghahn，Germany and the Approach of War in 1914 (London，1974);J.keiger，France and the Origins of the First World War (London，1983);D.Lieven，Russia and the Origins of the First World War (London，1983);S.Williamason，Austria-Hungary and the Origins of the First World War (London,1991);Z.Steiner，Britain and the Origins of the First World War (London，1977)。而I.Geiss，The July Crisis：The Outbreak of the First World War：Selected Documents (London，1967)则提供了走向战争的最后步骤的详细评论。Strachan，The First World War提供了超凡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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