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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参辰为二子，又由十二辰始于子……以推之，大抵十二辰之制定必在参为春分点，辰为秋分点之时，与巴比伦十二宫之始于金牛座者约略相当。秋分点在辰星之范围内时，约在西纪前4400—前2200之间。辰本商星，十二辰不始于春分点所在之辰，而始于秋分点所在之子，殆含有尊祖之意。是则十二辰之输入或制定，即当在殷商一代。商之年代未可确知，据《史记·殷本纪》正义引真本竹书纪年云，“自盘庚徙殷至纣之灭七百七十三年”。纣之灭，约在西纪前一千一二百年代(1)，盘庚迁殷则当在西纪前一千八九百年。盘庚仅当殷之中叶，其前尚有若干代之先公先王，历来之史乘如是，今干甲骨文中亦有古物之证明，则殷代之开幕至迟恐当在西纪前二千五六百年代也。(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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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此，则商民族之来源实可成为问题，意者其商民族本自西北远来，来时即挟有由巴比伦所传授之星历知识，入中土后而沿用之耶？抑或商室本发源于东方，其星历知识乃由西来之商贾或牧民所输入耶？此事之证定大有待于将来之地底发掘。惟有一事于人种问题颇关重要者，则甲骨文之目字与从目之字，或目之变体如臣等字，其目形大抵均作若，于内眼角上均有所谓眼睑皱襞，此乃东方民族蒙古人神之特征，则商室殆非蒙古人种以外之种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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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沫若：《甲骨文字研究》，《释支干》，pp. 64—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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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沫若把巴比伦文化的输入归于“殷”，和他之偏向于不承认殷以前的尧、舜、夏，是互为联系的一连串观点。参见《十批判书》《关于古代社会的自我批判》一文。其实，（一）自汤至纣，最多600年是可信的，则汤代桀当在元前1700前后，包括汤之先王先公，当不过元前2500；（二）“禹”，史籍多次提到过，金文也说到的（见郭的《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中释“秦公”铭文）。典籍与铭文如此一致的“史影”，决不能因为迄今还找不到地下证据而加以抹杀。这一点，只要看看，Homer（荷马）史诗的Troy（特洛伊）终究被发掘出来，就可相信。（三）郭另有一文，考定“帝喾”即“帝俊”，亦即“帝舜”，是商人的Jupiter（罗马神话中的宙斯神）时，这也是他推定商代以前无朝代的一个理由。他的文章内从未明确提到过这一点，这是他的谨慎之处。然而这成为他的推断的缄默的前提，那是显然可见的。所有这一切，都不免把历史缩短了，或是简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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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不可以这样推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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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亚古文化，向东西两方移动的时候，已经形成了关于天文历法的一套东西。这就是说，中国古历与巴比伦历法的一致性，不是因为它是从巴比伦输入的，而是因为中国和巴比伦在一起，同是已经发明了这种历法的古文化的“儿子”（参考赫罗兹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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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在中亚文明民族东移以前，中国的土著是蒙古族和马来族（苗越）。中亚文明民族东来时，在河湾，又太行迤北至燕山这一带山前地带直到辽西，立定了脚，那就是仰韶文化的遗迹所表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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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这些东来的文明民族，先与蒙古族的一部分同化，并分裂成若干氏族，散居在这一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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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征服及同化一部蒙古族的史影留下得不多了，有的，只是黄帝、炎帝的传闻。和苗越等族的斗争却有过大的战役，这就是黄帝的涿鹿之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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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这些东来的，与蒙古族混血的文明中的最强人的氏族，最初是有虞氏、禹和汤。传统认为他们都是黄帝的苗裔，其实是一个征服民族中若干氏族的史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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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有些这样的氏族，被戎狄和苗越隔断了。如后稷，如北燕的旧境（注意，今日燕地方言，和豫北徐州这一线很相像。但冀中冀西冀南方言，那倒是土得很的。又北燕，孤悬中山以北，可是周初就受封），如吴（吴，显然不可能就是蛮族，而是这个文明民族的一部分，移植到辽远的蛮方去了。“太伯虞仲逃到吴地”的故事，如是确实的史实，那也只是因为那个地方有这一支华夏人民在那里才有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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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到西周为止的史籍，所记载的都是这个“文明”（华夏文明）的历史，也是这个文明扩张的历史。但是这个文明的真正猛烈的扩张，确实始于周初的克殷，建成周和大封建。这就是说，到西周，才真正把这个文明的内部统一起来，把矛头转向对外的扩张。在此以前，这个文明有一个宗主，却依然是若干个大氏族联盟互相对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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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汉人种自古有西来之说，近年瑞典安特生博士（J.G.Andersson）于河南仰韶、甘肃新店等地，发现上古时代之彩陶，与发现于巴比伦之素沙（Susa赫罗兹尼书译成“苏撒”），与中央亚细亚之安瑙（Anau）、屈里波夷（Tripolji）者同一系统。其交通时期，据诸家之推算约在西纪前四千年代。余今所剔发者，于文化阶段颇相悬隔（安博士所发掘者，尚无文字之发现），然于六千年前有交通者，于四五千年前不能断言其必无交通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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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上书，p. 87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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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起来，还是因为郭把观察（不，观察与推测的）范围过分局限了的缘故。同时，他把商的年代也太拉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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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原始民族有语言而无文字，但是文化水平高到它的巫觋靠口头文学，能够知道某种历法，也并不是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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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易卦的— - -，也未始不可以作文字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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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西来，似乎已经可以定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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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中亚—西亚古文明，是世界文明的发源地，大概也已经可以定论。希腊罗马文明，也是从这个根子上发展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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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除希腊文明而外，从这个根子发展起来的一切文明都是东方专制主义类型的。唯一可以解释这种现象的理由是，除希腊而外，其他任何地方，都发展不出来一种工商业城邦，同时，除工商业城邦而外，任何其他状态也发展不出来雅典类型的希腊文明。Wittfogel（魏特夫）把Oriental Despotism（东方专制主义）和水利社会联在一起，实嫌过隘。一般农业文明都必定是东方专制主义的。这种现象并不限于埃及和两河流域。迦南地，以色列、波斯、印度，真是俯拾即是。俄罗斯亦同。俄罗斯之所以在专制政体之下保持农奴制度，这是因为他们立国太晚就转入对外扩张。齐晋的世卿其实是俄罗斯的缩影。不过所处的时代环境不同，历史后果也不同罢了。前者转入“集中领导”下的资本主义，后者转入了商鞅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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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据《中国通史简编》年表，武王克殷在公元前1066年——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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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根据不足，殷之年代，自汤至于纣，竹书纪年谓496年，三统历谓629年。盘庚徙殷至纣灭，凡八代十二王，决不可能有700年。自汤至纣，凡十七代三十王，充其置也只可能有600年左右。——作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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