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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例外是：根据萨耶尔在书中的描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一段时间里，匈牙利曾对斯洛伐克的学校和说斯洛伐克语进行过打压。他所用的数据和材料几乎全部来自捷克。但事情从匈牙利的角度看则相当不同。另外，萨耶尔在书里的其他地方也承认，在1914年之前的几十年中，没有人清楚所谓“斯洛伐克”语指的是什么语言，“斯洛伐克”农民指的又是什么人。我们也可以说他们是说斯拉夫语的匈牙利农民，并且这样的说法也同样成立。他们的身份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是什么人在使用什么样的数据以及为什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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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耶尔在描写细节和列举实例时从来不知疲倦，他对该地区精神财富所做的描述和分类胜在广度，而非质量（从波希米亚民族觉醒到60年代初）——萨耶尔在书中不辞辛苦地列出了许多鲜为人知的作曲家、画家、诗人的名字，他没有对他们做事无巨细的介绍。如果国家确实是构建出来的或是想象的产物，那么“捷克性”的诞生便是个非常好的例子，它可以说明这种构建或想象可以在非常广阔的范围进行：从广告牌到书籍插图，从图片画廊到体育俱乐部，再从公园到政治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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捷克的情况由于许多原因显得十分有趣（毕竟其他地方也有着与捷克相似的经历）。几乎可以肯定的是，一种捷克的身份感（“捷克性”）早在扬·胡斯（Jan Hus）发起宗教改革（比马丁·路德早一个世纪，远远早于欧洲其他大部分地区）之时便已经存在了。扬·胡斯于1415年被罗马天主教会以异端的罪名处以火刑，在那之后的很长时间以内，布拉格和波希米亚依然是文学和宗教的堡垒；1620年，它们被神圣罗马帝国和天主教会的军队攻破，波希米亚王国的统治阶级受到惩罚，他们或被流放或被处死，他们的财产被没收，神圣罗马帝国的一群讲德语的随军人员取而代之成为新的政治精英。在之后的200年中，捷克语（以及遗留下来的独特的捷克身份）被驱赶到乡下，虽然它继续存在了下来，但只限于口语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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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维多利亚中期，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的人口仍然由讲德语的贵族和城市资产阶级以及生活在他们周围的以斯拉夫语为母语的农民组成。这些农民与世隔绝，其中大多数人都是文盲。然而，到了1910年，由于民族觉醒的倡导者和工匠们所做出的巨大努力，再加上工业化的快速进行，许多讲捷克语的村民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进入城镇，布拉格和其他多数大城镇都以说捷克语为主（尽管德语仍然是“有教养阶层”的语言）。1918年捷克宣布脱离奥地利独立，捷克人将自己重新塑造为一个民族，这个新的民族的界定方式是：只有他们会说的语言以及随着这门语言所形成的文化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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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语言、身份以及为自身利益服务的民族神话（另外还有伪造历史创造和维持这些民族神话）以及身份和认同感在民族建设和国家建设中的用途，萨耶尔要说的话很多。即使是他书中最被推崇和被神圣化程度最高的主要人物托马什·马萨里克（Tomáš Masaryk），萨耶尔也不抱任何幻想。这位捷克斯洛伐克的第一任总统撰写了一本很有影响力的名为“捷克问题”（The Czech Question）的著作。这是一本教导性质的书。出于政治上的权宜考虑，托马什·马萨里克在该书中很机会主义地利用了宗教偏见和民族神话，以此宣称捷克的民族认同其来有自；对此萨耶尔也毫不避讳。对于阿尔丰斯·慕夏的《斯拉夫史诗》（这是一组以中世纪时捷克的神话到现代捷克历史为素材的巨型油画，全部画作于1928年完成），他写道：“从一个层面来看，阿尔丰斯·慕夏对宗教图案的滥用证明宗教当时已经变得非常世俗化，但是这组作品同样见证了国家和民族上升到了神圣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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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耶尔对最敏感议题的处理方式令人印象尤其深刻，这又是一个东欧国家共同拥有但带有鲜明捷克特色的主题。尽管按照当时中、东欧地区的主流标准，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捷克斯洛伐克是一个自由、法治和平等的社会，然而它还远远不够完善。1918年后，捷克人在总人口中仅占一半，其余还有斯洛伐克人、德国人、犹太人、匈牙利人以及次喀尔巴阡山脉的鲁塞尼亚人（现在那里是乌克兰西部的一部分）。萨耶尔谈及捷克在独立前从各种艺术主题到街名都会强调“捷克性”：“当然，这个当时新近被国有化的社会空间是一种文化表征，体制将其强加在人口的现实情况之上，这个现实就是捷克仍然是一个多民族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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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民族神话、古迹、博物馆、学校课程等首先都会强调“捷克性”，强调20世纪捷克民族复兴以及捷克在诗歌、音乐、语言等方面的辉煌。在讨论到1918年之后的捷克人将19世纪的文化史用于民族主义和反对德国的政治目的时，萨耶尔写道：“国家博物馆、斯特恩贝克宫的画廊、波希米亚皇家学会以及其他机构并不是捷克民族复兴在早期的体现。它们中很多后来才被用来为‘民族复兴工程’服务，有关它们的建立过程后来也被‘盗用’进了捷克民族发展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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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后的捷克在整个国家以及整个世界面前呈现的形象相当狭隘——而且，它被标榜为自由和世界主义的国家，这会对人产生误导作用。鲁塞尼亚人和匈牙利人被忽略了。大多数斯洛伐克人仍然是最多只受过小学教育的农民，他们则受到蔑视。犹太人没有受到歧视，但他们因为说德语，也因为他们的犹太人身份而需要面对潜在的反犹主义情绪。德国人只有在波希米亚与摩拉维亚北部和南部的“苏台德”地区在人口上占多数，他们历来遭人憎恨，在政治上也被轻视。慕尼黑协议签订以后，捷克土崩瓦解，匈牙利和波兰各抢占一个小角，斯洛伐克宣布独立，德国人拿走了剩下的土地，只有捷克人感到悲伤（还有犹太人，他们后来认同了捷克共和国，不过他们也没有别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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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耶尔没有忍住，表现出了对捷克斯洛伐克第一共和国的怀旧情绪。它就像德国魏玛，在政治变得越来越丑陋的同时，创新艺术却在蓬勃发展；但他很快也承认那一股国家民粹主义的暗流正是从民族觉醒时期延续而来，这种民粹主义暗流一直都是不祥之兆。“二战”期间，捷克没有受到过大损失。萨耶尔提醒我们，在希特勒所残害的36万捷克和斯洛伐克受害者中，有26万是犹太人，这个事实在战后的纪念中被刻意淡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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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特勒先是将捷克土地上的犹太人几乎全部灭绝，之后到了1945年，捷克人又通过武力将剩下的德国人和匈牙利人驱逐了出去。其结果是，在战后重建的捷克斯洛伐克几乎只有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因为希特勒的原因，19世纪的民族主义者们所宣称的话成真了：这里的土地只属于捷克人，这里的人都是捷克人（或勉强包括斯洛伐克人）。“这个国家复杂的民族和社会问题不复存在了，到了这个时候，在这里实施一个属于单一民族的行动方案的时机成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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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捷克共产党于1948年2月掌权。萨耶尔在书中谈论了一个很有争议的问题，对此问题他很清楚地表明了自己的观点：捷克的共产主义不是俄国人强加的，它深深根植于捷克政治和文化的土壤之中。为了证明他这个观点，他不仅引用了1946年那个广为人知的选举结果：那一年捷克共产党在捷克的三个地区举行的自由、公开选举中表现得比欧洲其他地方的共产党都要好（在斯洛伐克人们则表现得要沉默许多）。他还指出，捷克共产党成功地将“二战”前在捷克国内流行的大量在艺术、音乐、历史、教育、民俗方面的标志据为己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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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耶尔提醒读者，爱德华·贝奈斯（Edvard Beneš）总统于1945年5月和1948年2月间颁布、支持的法律为共产主义在道德和物质上奠定了基础：剥夺所有者财产，驱逐少数民族，企业国有化，惩罚政敌的手段包括监禁或不允许参与公共生活。他正确地得出结论，如果捷克共产党能够建立起一个如此具有压迫性的、一致的、无情和充满怨恨的政权（甚至按照共产主义的标准来看也很严酷、压抑），其责任必须部分由捷克共产党前面的民族自由主义者（national-liberal），乃至社会主义者承担：这些人强调“我们”与“他们”，捷克人与外国人以及人民与贪婪的统治者和其他享有特权的少数人的区别，捷克共产党的工作因此而变得轻松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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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在捷克的共产主义时代之前还是之后，捷克民族感情之中那种狭隘在一个流行于19世纪的短语中可以得到充分体现，这个短语便是“Male ale nase”，它的意思是“虽然小，但它是我们的”，这个词的使用范围包括从国内风景到体育运动的成绩。另外萨耶尔也注意并记录了一个捷克短语“U nas”，这个短语的使用情境非常多样，它可以用来指“今晚来我们家吃饭”这句话里的“我们家”，也可以用在“我们的祖国”，“我们”这个词含蓄地将所有不是来自这块土地上的人都排除在外。萨耶尔还应该补充一点，这种语言上表现出的从温馨的家庭生活轻易地滑向种族中心的排外主义倾向也存在于许多其他欧洲语言中，包括匈牙利语、其他斯拉夫语言以及德语（Bei Uns）和法语（Chez nous）。相比之下，英语和意大利语中没有这种倾向。将hearth（壁炉前的地面）、home（家庭）、homeland（家园）、homogeneity（均匀性）以及heimat（故乡）如此轻易地混为一谈令人感到不寒而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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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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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对捷克斯洛伐克和现代捷克有兴趣的人都应该读这本书，很遗憾的是，中、东欧地区的其他国家没有类似的著作。尽管萨耶尔承认自己对这片土地怀有热情，而且这个主题有些偏离他的学术领域，他还是避免了一些常见的陷阱：比如以一种居高临下的西方视角来看待捷克，或者干脆成为“本土派”，比当地人还要民族主义，还要怀有戒心。他直面了一些现代捷克历史上最棘手、最有争议的问题。他甚至似乎和米兰·昆德拉一样厌恶捷克（东欧）那种将文化和人民混为一谈的传统，作家、艺术家和知识分子受到人们极高的敬重，但人们也期望他们能够回应社会，向社会负起责任；昆德拉写道：“每个人（批评家、历史学家、同胞以及外籍人士）都把艺术跟伟大的国家、伟大的民族大家庭扯到一起，不允许艺术脱离它们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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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提醒了我们在中欧、巴尔干半岛以及东欧其他地区存在的又一个方面，它很重要，虽然也很令人不安。民族身份的不安全感（这片土地上的国家、民族以及人民的形成以及瓦解的速度快到令人不安）不可避免地导致不仅是艺术家和学者会感受到要去成为“民族的”或者至少要忠于本民族的压力，而且还会导致人们表现出一种我们可以称其为“古舟子综合征”的倾向[7]：抓住外人的肩膀，唯恐那些悲惨的故事丢失或被遗忘，于是乎坚持要一遍遍地讲述它们。捷克国歌的名字叫“何处是我家？”（Kde domuv muj?）并非偶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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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西方观众要做的基本上就是毕恭毕敬地倾听。不过，也有一些事情只有局外人可以说，并且，由这些局外人来说这些事情也挺恰当。首先，无论我们给“殖民主义”怎样宽泛的定义，将西欧与东欧往来的历史用“殖民主义”来做比实在不准确。那些曾经受到外国侵略者伤害的国家的历史学家们倾向于将本国的历史看作“他们”于“我们”的加害，这是可以理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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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肯定的是，希特勒和斯大林要为他们的罪行负责；但其他一些强国（如英国、法国、意大利或美国）在中、东欧事务上的积极参与需要对中、东欧人民的命运负多大的责任就不那么清楚了。甚至连希特勒和斯大林也曾在不同时间在东欧的不同地方受到或多或少的欢迎，也获得过或多或少的鼓励。的确，东欧国家缺乏与国家的版图和财富相对应的国际自主权，但他们也并不是被不怀好意的外来者玩弄于股掌之中的被动受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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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一个原因恰恰是因为民族独立。“捷克民族之父”弗兰基谢克·帕拉茨基（František Palacký）在1848年4月曾说过下面著名的话：“想象一下，奥匈帝国分裂成许多或大或小的共和国对于俄罗斯君主在这里实现统治是多么好的基础。”我们无法重建哈布斯堡王朝——然而我甚至要说，1918年奥匈帝国的解体也许是在这片土地可能发生的最糟糕的事情，对于这里的人民来说也一样。然而，民族独立过程中间发生的事情致使各国境内和各国之间的不同民族（自我确立的民族身份）之间发生零和冲突，这是造成现代欧洲历史悲剧的最主要原因。欧盟的会员国身份可能有助于弥合该地区自1918年以来发生的一些令人不快的历史，至少在中欧是如此；但对这段历史清晰的认识同样也会有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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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又回到了巴尔干地区。1948年之后，铁托成功地让南斯拉夫摆脱了斯大林的控制，可是他也欺骗了本国的知识分子以及国外的崇拜者，让他们忘记了自己国家的历史，从而间接地导致了目前的乱局。这实在是个可悲的讽刺。贝尔格莱德和萨格勒布的知识分子对自己和他们的读者讲述有关历史冲突得到解决、国家和社会的分裂被制止以及工人参与管理的尝试获得成功等天真的故事。当然，在苏联控制的东欧也会有人编类似的故事，但是没有人会相信。在今天的华沙和布达佩斯，人们对戈兹沃西的这本学究气十足的后马克思主义作品只会报以轻蔑的哄笑；但是对于在南斯拉夫解体而引发的一系列冲突中饱受战火煎熬的人们而言，他们还未能完全接受自己的处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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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他们能够接受时，他们可能会认识到，对于奥地利和伊斯坦布尔之间这片土地而言，在很漫长的时间里，过多的外国利益和介入并不是问题所在，问题之所在是外国在这里的利益太少了，介入也太少了。《代顿协定》（Dayton Accords）签署的时候我在萨格勒布，我当时和一群克罗地亚自由派知识分子在一起。其中有一个人说：“看吧，美国人终于得到了他们想要的东西。”我问他：“你想表达的意思是什么？”我的朋友回答说：“你难道不明白吗？美国想方设法在巴尔干地区获得了军事据点，他们一直在等这一天。现在他们永远不会离开了。”我又说：“可是你告诉我说问题在于西方对这里根本不关心。”他说：“是这样的，他们不关心。”我从来没有想过美国或任何其他西方大国会想在巴尔干地区“获得据点”。我以为真正的问题是西方世界对巴尔干地区彻底的冷漠。然而，不论是克罗地亚的知识分子，还是塞尔维亚的知识分子都认为，一个多世纪以来，巴尔干地区都是英国和美国以及其他西方国家最关心的地区。或者它们应该如此。或者两者兼而有之。否则怎么来解释发生在这里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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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希米亚的海岸》里平心静气的反思与《发明卢里塔尼亚：想象帝国主义》里愤懑不平的否认之间的差距不仅仅是两位作者的方法和关注的问题不同所导致的；捷克人对自己国家的历史的讨论已经能够赶上历史本身前进的步伐了，在匈牙利和波兰也是如此；然而在塞尔维亚、克罗地亚，在罗马尼亚，甚至在希腊这些国家中，展现给民众的本国历史仍然充满禁忌，或者会遭遇学术上的自我审查。在这些地方，对历史的妄想不胜枚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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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大多数西方人对前南斯拉夫所知甚少而且也漠不关心，对此南斯拉夫的知识分子必须承担一定的责任。很多南斯拉夫的作家、学者、艺术家要么对外国的干涉或支持表示愤懑（因为他们认为外国人存在偏见），要么依旧坚持马克思主义“实践派”[8]的一些已然幻灭的错误观念，他们不能头脑清醒地去思考自己的国家，所以他们错过了向世界解释自己国家的机会。南斯拉夫的一些前共产党官员后来转变为了民族主义者，他们之所以能够让国际社会把他们当作国内领导人和国际上的对话者的原因之一便是知识分子没有尽好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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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竟，1989年之前的几十年里，没有西方领导人被哄骗到认为可以与那些共产党国家的治理者合作。在一定程度上，由于如亚当·米奇尼克和哈维尔这样的人早期付出的努力，美国或西欧的外交官里没有人会认为可以与捷克斯洛伐克前总统古斯塔夫·胡萨克（Gustav Husak）“谈正事”，也没有人会认为保加利亚共产党第一书记，甚至波兰共产党第一书记是“政治家”。然而，理查德·霍尔布鲁克（Richard Holbrooke）和比尔·克林顿却把克罗地亚前总统弗拉尼奥·图季曼（Franjo Tudjman）和塞尔维亚前总统米洛舍维奇当成“政治家”来对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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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导致西方盟国和联合国在巴尔干地区目睹了一个又一个灾难，这些混乱局面不能归因于后殖民主义幻想或类似于卢里塔尼亚幻想。克罗地亚前总统图季曼看起来，并且有时做起事来就像一个现代弗里多尼亚国的独裁者，但他可没有被冷落或嘲笑，国际社会很认真地对待他，于是他自己也把自己看得很重要。西方领导人如果能对不久的过去在巴尔干地区上发生的可怕事件多一些了解，那么他们在说话和选择朋友上面可能会更谨慎一些。这样的知识肯定会让他们更好、更有效地对这里的局势进行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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