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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世纪初，永乐皇帝为彰显中华复兴之势，组建了一支巨大的船队。他下令建造六十二艘当时最大的木船，辅以两百艘左右的小船，其中大船长百英尺有余，差不多相当于美国一个小街区的长度。船队搭载两万八千人，几乎形成了一座海上城市，统帅郑和身材魁梧，是穆斯林出身的宦官。公元1405年至1433年，永乐皇帝令这支船队七下西洋，经东南亚诸半岛和群岛，到达南亚港口，再往更远处航行。船队到访过波斯湾的霍尔木兹，停靠过也门，也曾派信使远赴麦加，甚至远航到非洲东海岸的肯尼亚。每到一处，郑和就拿出明朝的物产给当地统治者，并换回给明朝皇帝的异域珍奇，有长颈鹿、孔雀羽毛、麝香、犀牛角等等。从中国的视角看，外邦统治者接受了明朝皇帝的馈赠，就是认可成为大明的藩属。显然，其他国家对这种礼物交换不会如此理解。但是，自诩天朝上国的明王朝并不关心外人怎么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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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和率领的船队没有开展正式的贸易、征服和陆上探险。船队所到之处其实中国人早有了解，而下西洋的任务就是扬中华国威，让外夷叹服[3] 。这个目的确实也达到了。亲眼见过这支壮观船队的人无不慨叹蒙古人统治中华的时代像昨夜旧梦一样一去不复返了，真正的中华帝国重登历史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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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第七次航行归来之时，永乐皇帝已经去世，新皇帝不仅叫停了航船远征，还下旨拆毁船队。显然，既然四方藩邦都知道了中华居中，自己在侧，就没必要再下西洋。明朝从此开始把更多的财力物力用于浩大的内政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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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兴建紫禁城，最大的工程都是修缮复建。毕竟，“复兴”是当时统领一切的主题。明朝新建的工程不多，但重建的却不少。秦始皇时代建造的夯土长城被坚固的砖石长城替代，后来有传言说这是唯一在太空中可见的人工建筑。今天人们所游览的长城，也多是明长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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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还疏浚了年久失修的京杭大运河，增建了先进的船闸和其他技术设施。今天的京杭大运河仍然承担着中国南北水运的部分功能，但这条运河已经不是隋朝的老样子，而是明朝重修的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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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明初以来，历任皇帝都决意由朝廷统筹搞好经济。他们派遣官员到各地统收盛产之物，再按朝廷安排转销到需要的地方。这样复杂的经济流通机制需要严密有序的治国体制做支撑，而中国历朝历代均擅长此道。过去一千五百多年虽有朝代更迭，但官僚治国体制一直在发展，只是不同朝代运转的好坏、作用的大小不尽相同罢了。明朝的任务是让这套官僚治国体制再次运转良好，那就需要选拔最优秀的人来担任官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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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此，朝廷兴办了千余所官学以培养未来的官员，每个府、州、县中至少一所。要想取得官位，必须通过朝廷组织的科举考试。自汉朝以降的每个朝代，甚至包括蒙古人统治的元朝，都采取科举考试的办法分辨良莠，擢拔人才。但是在元朝，科举成绩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考生的政治关系和民族出身。明朝终结了这一乱象，推行所教即所考，各处官学教授的统一课程由文官设计、制订，并由皇帝钦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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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的官学课程脱胎自成熟于宋朝又在元朝一度中断的理学。理学的核心是儒家的四书五经，包括孔孟著述和《易经》等，也包括两千年来后人的阐释解读，这套庞大的思想体系被后世称作“宋明理学”。宋明理学主张人性本善，但要靠教化培养道德，就好像有音乐天赋的人也需要后天训练才能成为音乐家。因此，教化良善之风在中国社会蔚然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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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很多思想家进一步充实了理学学说，巩固了一系列礼法规矩[4] 。在理学兴盛的明朝，父亲责打儿子致死可能仅仅罚些银两，但儿子若敢在父亲脸上打一拳，恐怕罪可致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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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想在科举考试中出人头地，必须熟习四书五经并对后人评注烂熟于心。科举考试不鼓励自己的创见，而通过严苛的评判标准来确保答卷内容的正确。离经叛道者会遭到鞭笞，情节严重者甚至会被处死。科举之难让很多心向往之的童生数十年寒窗，直到中年才参加考试。最终考取功名者也不会被委任在家乡或者有裙带关系的地方做官，这样规定的目的是在治理制度中规避亲信关系和乡党情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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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这样的科举制度选拔的官员本领雷同、眼界相似，都追求同样的和谐社会，其中的人们各在其位，各司其职，而宋明理学正好为社会中每个角色都规定好了框架，官僚体制的井然有序与民间社会的和谐稳定就这样统一在了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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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明朝不断巩固统治的同时，一个稳定的、以理学为根基的社会终于形成，不同的社会阶层有不同的地位。其中最受轻视的就是商人，因为理学认为商人不事生产只靠倒卖获利；而受尊重的是手艺匠人，他们的手艺即使再微不足道，也创造了有用的产品；更受尊重的是农民，不过这是指有田产的军户，民以食为天，又有谁能大得过种粮食的农民呢？其实还真有，比粮食和农民更受尊崇的是饱学的官员们，他们享受最高的社会地位，因为他们是连接百姓生活与国运天命的纽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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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廷及其统治力量代表了天命，而朝廷的最高权威无疑掌控在皇帝及其家族手中。实际的统治力量分为两拨：信奉理学的文官集团和为数众多的宦官群体[5] 。宦官是负责照管皇帝及其庞大后宫的官员，只有他们能近距离接触后宫妃嫔和皇帝的私人生活，所以宦官得到的信任是朝中文官难以企及的。宦官们不但贴身服侍皇帝和朝廷最核心的要员，还承担收税、监理大型工程甚至指挥军队等重任，世界上还没有哪个成规模的文明社会有类似明朝宦官的专权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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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6世纪中后期，“复兴”叙事在中国初现成效。农业连年丰收，百姓丰衣足食，人口总量增长了近两倍半。来自四面八方的商人云集中原，争相采购中国的茶叶和其他精美绝伦的中国商品，包括精美的漆器、玉器、丝绸服装、铜器、铁器等等。到这个时候，中国的陶瓷工艺已经相当发达。瓷器是一类轻薄又结实的陶器，匠人们在其外层施以青花釉彩，做得如珠宝般光彩照人。新的行业不断产生，新的城市纷纷涌现，旧城市也蓬勃发展。令人叹为观止的长城和大运河、庞大的文官体系、日益扩张的茶园和陶瓷作坊……这一派派景象构建起了人们想象中的中华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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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诸般繁华的背后也有灰暗的一面。明朝的宫廷政治暴虐，统治者常采取残酷的手段，上层阶级生活在处处是隐忧的恐惧不安中。军户人家都希望尽快摆脱政治，回归田产，从此吟诗作画，挥毫泼墨，再续盛唐遗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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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人高超的手工技艺让外国人钦羡不已，但明朝几百年却没有什么拿得出手的科技发明。不过人们没觉得这是什么问题，毕竟这毫不影响当时社会的繁荣。从朝廷到民间，人们更关心如何守成，而不关心创新。这样看来，《永乐大典》的编纂就不是一种偶然。这部宏大的书典共有一万一千零九十五册。你没有看错，是一万多册，不是一万多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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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的环境里，创新得不到重视。既然是闻所未闻的事情就干脆别让它发生，稳定的社会才是理想的社会。因循守旧备受欢迎，扰动现状惨遭唾弃，人们的最高追求就是社会和谐。社会只要达到了和谐，就不用再求变，这就是最大的成功——谁不愿意壮年永驻呢？重回过去的巅峰成了当下最大的任务，于是中国社会不仅自成一统地向内看，而且在往回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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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部世界：宿命的接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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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这个时期，中部世界的历史叙事还剩下最后一次冲出亚洲草原的故事未讲。游牧民族这最后一次威力爆发，就是帖木儿（Timur）率领的西征。帖木儿是突厥族裔，自称母亲一支是成吉思汗的后代。跟当年的蒙古人一样，帖木儿也在很短的时间内迅速建立起庞大的帝国。他甚至更胜一筹，击败了蒙古人从未打败过的马穆鲁克人，踏破了蒙古人未曾到达过的德里。帖木儿效仿古时阿富汗和中亚河中地区的突厥祖先，以劫掠南亚所获的财富珠宝美化帝国的城市，让传奇般辉煌的撒马尔罕和布哈拉更加熠熠生辉。他还曾计划进军明朝，但还没等到跨上马背挥军向东的那天就溘然长逝。同蒙古西进时的欧洲一样，明朝躲过了一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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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与成吉思汗不同的是，帖木儿的民族在他出生之前就皈依了伊斯兰教，所以帖木儿是穆斯林。他每征战一处，必先杀得敌人尸骨成堆，再跟当地的穆斯林学者和诗人坐而论道，探讨人生奥义。有一次他遇到了杰出的突尼斯历史学家、社会学奠基人之一——伊本·赫勒敦（Ibn Khaldun），被其雄辩打动，故没有继续进攻埃及便班师回朝。此时的世界，已经在发生某种莫可名状的基础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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帖木儿去世后帝国很快解体，他的几代后人仍然统治了其中一部分疆土，地跨今天的伊朗和阿富汗。解体后产生的诸多帖木儿王国又由穆斯林国王统治，而且治理得不错。他们尊崇穆斯林学者、文人和艺术家，所以这一时期涌现了不少伟大的波斯语诗人，书籍装帧艺术也逐渐发展成熟。这一时期的君主没有洗劫、屠城等野蛮行为，成吉思汗和帖木儿时代草原征服者那种抑制不住的破坏冲动已经成为过去，达鲁伊斯兰正在回归，昔日文明重新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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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这个时候，伊斯兰世界的自信更强了，虽然在军事上屡有败绩，穆斯林却没有改信伊斯兰教出现之前蒙古草原人信奉的天神腾格里。相反，征服了伊斯兰腹地的伊儿汗皈依了伊斯兰教，并被穆斯林文明的主体叙事同化，甚至还成了伊斯兰教神秘主义——苏非派的信徒。现在，蒙古时代显然已经终结，穆斯林终于可以重振七百多年前穆罕默德在麦地那开启的崇高事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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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此，与中国明朝一样，“复兴”也成了伊斯兰文明的首要追求，伊斯兰社会星群也开始了重建自我认同之路。位居印度和地中海之间的这片土地，在蒙古人撤退后于残垣断壁上崛起了三个幅员辽阔的帝国，被后世历史学家称为“三大火药帝国”。这是因为这三个帝国把火药用在了冷兵器战争中——敌人用刀剑战斧，他们直接上火枪大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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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最先成立的是奥斯曼帝国，它后来入侵了欧洲。奥斯曼帝国由草原游牧突厥民族建立，当年为避蒙古战乱一路迁徙，最终到达相对安全的小亚细亚半岛。他们在那里安定下来，重操祖业靠游牧和掠夺为生，游牧以供温饱，掠夺以助享乐。这些人一路抢掠到拜占庭帝国的地盘，直奔国都君士坦丁堡，一边攻城略地，一边扎下根来。到了14世纪中期，他们发展成了一个新的、强大的穆斯林苏丹国。凭借宗教勇士团的强大力量，奥斯曼帝国开始西扩。这些勇士相当于当年欧洲的十字军，他们分属不同的宗教集体，以旧时苏非派中的兄弟会为组织基础。到此时，兄弟会已经不仅是军队的组织方式，行会、商会、关系网乃至国家的组织都以兄弟会为蓝本。这里我们又一次看到，复兴催生了新的事物，但其根源仍然在于对过去的虔诚坚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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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453年，奥斯曼人夺下了君士坦丁堡，从此走上了世界舞台中央，几乎成了世界历史的主角。奥斯曼人将君士坦丁堡易名为伊斯坦布尔，以此为国都统治着强大的帝国，向西扩张至欧洲，向南经黎凡特地区远达北非，几乎吞并了沿途阿拉伯人的所有疆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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