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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局图景一旦形成，即使哪个散点缺失了也不会影响其整体性。人们把与之相适的点收入其中，忽略掉与之不相适的点，图景依然是完整的。但如果丢掉了太多已有的点又混进来太多其他的点，全局图景就会变模糊。模糊到一定程度后，再增加或减少几个点就好像整个换了一幅新图，每个点在新图上的意义都可能发生变化，因为它们所从属的这张大网已经具有了不同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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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我的理解，人们都生活在一个莫可名状的抽象世界中，说它莫可名状是因为构成它的大部分概念都是约定俗成的而不能显化描述。只有当面对具体问题时，我们才知道自己能调动起什么知识经验去处理。例如，每个人都知道这世界上不存在麒麟，而真的有狮子。但如果不是我在这里把这个事实说出来，恐怕你并不会时时记起自己掌握这么一条具体知识。如果请你拉一份清单写上自己掌握的一百个知识点，估计你不会把有狮子而没有麒麟这一条列上去，但你也不会觉得这算是遗漏了什么。这样约定俗成的非显性的想法组成了我们的抽象概念世界的主体，正像科学上认为暗物质组成了真实宇宙的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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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作为“局内人”生活在两个不同的穹顶之下，经历过两种文化、两个叙事。当我从一个世界切换到另一个世界时，时常会惊讶于整个世界的变化。但这些变化往往是在细微之处，不仔细留意难以察觉。记得有一次我在旧金山的一家酒吧里跟一群陌生人一起看电视，演的是体育节目主持人采访全美橄榄球联盟（NFL）四分卫球员科林·卡佩尼克（Colin Kaepernick）。看到他全程都戴着帽子，我旁边一个人不无厌恶地说道：“就不能把帽子摘了吗？太不尊重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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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句话让我大为不解，于是问他：“戴帽子就是不尊重别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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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答道：“对啊，人人都知道这个礼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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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伊斯兰社会中，人尽皆知的礼貌反而是跟陌生人在一起时要把帽子戴好。戴帽子居然成了不尊重，天哪，谁教给你的？当时我已经在美国生活了很多年，但才知道原来有人会认为戴帽子是对别人的不尊重。而在那之前，我连想都没有想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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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类历史早期，生活在不同地理空间中的人构成了不同的世界。但到了今天，不同世界中的人完全可能在同一地理空间共处，他们会在街上迎面碰到，会在街边商店擦肩而过。两个人可能看着同一幅画、听着同一首音乐却形成完全不同的体验。因为这些视觉听觉信号会唤起他们各自不同的记忆、思想和信念的星群，调动起不同的意义网络。如果仅看到表面的相似而不去细究其语境就草率行事，可能会引发让双方都莫名其妙的矛盾。“众生无差别”这样意旨深远的主张很容易被解读为“众生都与我一样”，因此语境背景太重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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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种世界观都是将世界作为整体来认识的一种抽象模型，每一个这样的模型又都自有某种机制让其存续下去。就像生物有主观愿望一样，抽象的世界观也有存续下去的动机，它会吐故纳新，保持自身的活力。在一个稳定健康的社会中，思想观念经过不断筛淘会形成整体的自洽。但世界观包罗万象，其中大部分要素又是非显性且不固定的，这些要素组成的星群也是松散的。每有新的信息出现，就像夜空中闪现的新星，总能在天幕上找到一个位置。而相比之下，极端教派的世界观就完全不同，几乎对所有思想都有明确的表达，让身在其中的人不能接受任何与之相左的新信息，这样的世界观不是自洽，而是自闭了。如今的新词语“社交茧房”说的就是这种情况，不能随外界环境的变化而调整适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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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一种世界观要想跟得上瞬息万变的现实世界，必须不断自我调整。现实世界客观存在，并且不断发展着。现在，人们似乎可以说驯服了自然，但在这自然中仍然会有形形色色的威胁和机遇不断出现。今天的我们跟石器时代的祖先一样，也要抓住机遇、应对威胁，如果做不好就可能让人类文明成果付诸东流。然而，我们今天的环境已经大部分是人造环境，人类应对外部挑战的行为又会在自己的环境中制造出新的挑战，给未来留下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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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今这个剧变的时代，我们还需要应对前所未有的海量信息。在一个世纪以前甚至一年以前赋予世界以意义的叙事，现在都可能不再有效，人类过往的知识经验已经完全不够解释如今的世界。旧叙事失掉解释力以后，社会星群就失去了参考系。此时，有些思想可能脱颖而出，就像脱离冰川的浮冰，这些文化浮冰漂流远去，跟其他漂流在外的浮冰又拼合起来。过去看似水火不容的想法现在也能联系起来了，因为曾经让两者显得截然不同的裂痕如今已经不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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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年，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一批人走上演讲台，用精心准备的讲稿引起了一片震动，这是一场对言论自由的革命性捍卫。由此引发的言论自由运动发展成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反战运动，与其他许多左派运动一起形成了强大的浪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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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还是在这个校园中，上演了相似的一幕。但这次决议要震惊和挑战人们的却是极右翼团体，试图把他们赶下讲台的则换成了自由派左翼。言论自由已经不再只是1964年的那套思想体系，而是成了一个自由漂流的思想浮冰，任何人都可得而用之。这不，到了2017年，它成了极右翼的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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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年，哲学家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出版了《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提出了“范式转换”的概念。库恩所言的“范式”是指某一科学领域提纲挈领的理论，范式帮助科学家将已知的事实组织成体系，理清还有哪些要解答的问题。日常的科学研究工作并不是一个接一个地证明事实，再将已证实的知识不断累积，而是要靠科学家根据普遍接受的模型做出预测，再通过实验检验预测是否正确。如果预测被证实，科学家就能据此完善或扩展原有的模型；如果预测被证伪，科学家则会反思模型需要做出什么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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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总会有一些数据是难以解释的，库恩称其为“异常”。很多高层次科学研究的实质都是在解释异常，其中有些特别难以攻克的，被暂时搁置留待以后研究。但如果一个模型中积压了太多无法解释的异常，就会失去整体的解释力。此时，科学革命就将发生：会有人提出某个关键的新思想，继而引发范式转换，新模型替代旧模型而统领全局。之后，各个部分、各个环节又得重新加以解释，科学家也可以重回研究正轨，探讨这样那样的观察如何融入新的范式[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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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库恩讨论的是科学领域，但范式转换的概念同样有助于我们理解历史的发展。我认为，每个稳定的社会都贯彻着某种范式，组织着人与人的交往，为人的生命和大多数事件赋予意义。跟科学领域类似，总会有少数情况不能用既有范式解释，有一些社会漩涡与大局格格不入，有一些人在范式中无从归属。比如不合时宜地喊出皇帝没穿衣服的小孩，拒绝忍气吞声当工具的工人，声称自己被外星人绑架过的怪人，私下囤积军火妄想有一天推翻政府、一举解决所有问题的秘密帮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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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人只能算是“异常”——是需要去研究的问题，是社会里需要熨平的褶皱。只要绝大部分人还认同既有范式，社会自会处理好这些异常的人和想法。社会星群仍然健康，人们的生活依然有意义。但是，这个世界总是不断地向我们抛来前所未知的信息，我们构建的宇宙模型必须与物质现实保持一致。如果说我们对遇到的很多新情况都不予承认和接纳，就将形成太多与现实世界对应不上的思想；反之，如果太频繁地调整我们的全局图景，这个图景就会变得模糊，进而失去将思想紧密维系在一起的自洽性。主体叙事必须有自洽性和凝聚力才能站住脚，否则其内涵七零八落，也是该发生范式转换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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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时候恰恰是产生新思想的时机。新思想补足了缺失的连接，忽然就有一幅新的整体图景在眼前铺开。你会终于发现，原来图上画的不是林肯在阿波马托克斯，而是泰坦尼克巨轮在沉没[2] 。怪不得之前处处想不通，原来是把线索都用到错误的拼图上了。现在终于看清了全局图景，曾经觉得毫无意义的想法又变得重要起来。之前误以为那一块模糊的黑点是林肯的眼睛没有画好，原来是生动地刻画了泰坦尼克号驾驶舱中的方向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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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范式的转换总是看似突然，这是因为范式本来不引人注意，直到发生重大变化才进入人们视线。每当社会发生全局性变革，感觉好像每个人都一下子改换了头脑，但其实这不过是库恩所说的科学范式转换在社会领域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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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情况在历史上发生过太多次。每种主要宗教的兴起都是一种范式转换：若干离散事件陆续发生，起先看不出什么大的故事，但突然间这一切会对相当多的人呈现出意义。仅仅在过去的一百年里，社会和政治领域就出现了很多次显著的范式转换。比如，想想德国是怎么在20世纪30年代突然变成了纳粹国家。劫难过后，深感恐惧的德国人把纳粹主义的短暂猖獗归结为一场政变：一小撮人夺取了权力，然后强迫所有人作恶。但在当时，就是无数德国人突然认同了纳粹的范式，成了纳粹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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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这一代人所经历的20世纪60年代，也莫名其妙地发生过一场突然而彻底的文化转换。世界大战从记忆中消退，殖民地脱离帝国纷纷独立，世界繁荣指日可期，似乎一切问题都最终可被解决。在这样的背景下，一种价值观在全世界流行开来，庞大强盛不再值得仰慕，争取小而精的斗争开始受到尊重，革命成了光荣的事业。追求自我身份的群体纷纷争取民族独立解放，同时极端的个人主义也受到推崇。有些人乐见这样的转变，另一些人则对此嗤之以鼻，但所有人都能感到大局正在起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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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9年，“革命”已经成了60年代美国范式的标签，而政治家里根的名字跟“革命”完全扯不上关系[3] 。然而到了1979年，之前里根所宣扬的世界叙事在大部分美国人眼中突然有了意义，即使那些烧毁自己服役证和文胸、大骂警察为“猪猡”的激进分子们也认同里根的主张是现实的[4] 。这时再回过头来看，60年代那些蓬头垢面、满口爱与和平的反战人士倒像是不谙世事的幼稚儿童，似乎整个社会一夜之间就转了方向。虽然不是每个人都喜欢这样的范式转变，但几乎每个人都注意到了它的发生。曾经是主流的人们如果仍然对旧范式抱残守缺，就会很快被边缘化，成为局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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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在苏联解体前十年，没有人能想到共产主义阵营有一天会瓦解。这到底是怎么发生的呢？原因是当时苏共的叙事不再符合物质现实，人们眼睁睁看着市场物资短缺，居住条件堪忧，官僚风气盛行，警察暴力执法……于是庞大的苏联轰然解体，一个曾经在全球有举足轻重的军事和工业地位的大国，转眼间就像肥皂泡一样破灭成幻影。一切都发生得太快了。这是因为共产主义不是一个物质实体，它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很多人相信它存在并依此而行动：有人靠拢，有人远离，有人拥护，有人反对。不论如何，信其有则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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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伊朗，20世纪50到60年代，很多股潮流在抵抗由西方扶植的独裁君主礼萨·巴列维（Reza Pahlavi）。左翼人士和现代进步派结成很多秘密政党，密谋推翻巴列维，让伊朗再次走向此前未及实现的民主。直到1975年都不会有人想到，短短五年之后，会有一个身穿黑袍的宗教人物从流亡中强势回归，让无数伊朗人山呼英雄。这样的转变看似突兀，但推动它发生的思想变化早已在酝酿中。一方面，伊朗自身体系中的矛盾越来越多；另一方面，新范式的主要构件在伊朗文化中形成和漂浮已久，当它们开始连为一体的那一刻，就是新的全局图景形成之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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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叙事可以让不安分的各色人等达成团结，和谐共处，但也不总会这样。新的叙事也可能只是脱胎于小群体，从而把一伙人和另一伙人结合起来，同仇敌忾地对付另一些人，把自己一方原有的篱笆扎得更紧。这貌似能让社会不再因一盘散沙而焦虑不安，但这种团结所营造的表面和谐常常会滋生残暴与恐怖。这样的例子在历史上数不胜数，未来也完全可能继续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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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我们似乎正在经历着世界叙事的渐渐坍塌，旧叙事失去了统治力，个体化的表达吹响了诞生新叙事或改造旧叙事的号角。如果此时无善者可从，就可能从恶如崩，酿下祸患。这种危险在今天尤甚，因为我们现在所说的“社会”不再是哪一群人，而是全球化时代中所有人交缠起来的整体，就像一盘意大利面一样难分你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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