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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的数据没有如此严重地偏斜于国家付酬，但也有它们自己的问题。我们不知道无记录的行业和有记录的行业的对比情况如何，也不知道家庭通常需要通过什么样的收入来源来补充文献中提到的工资收入，或者典型的家庭在能量获取方面有多少来自完全在货币化经济之外的生物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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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均GD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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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个办法是计算古代社会的GDP，再除以其人口规模。有多位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提供了对公元最初两个世纪罗马帝国的估计（见表3.2）。这个办法避免了实际工资的一些问题，但也产生了其自身的一些新难题，最明显的是计算须依赖于一系列消费情况。沙伊德尔和弗里森（Friesen）甚至承认“研究罗马世界的学者们，如果不熟悉我们的方法，也许会倾向于把这种项目贬斥为一团乱麻般的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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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2 罗马人均GDP估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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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克小麦当量（人·年） 千卡（人·年） 千卡（人·天） 霍普金斯 491 1 620 000 4 438 麦迪森、戈德史密斯 843 2 780 000 7 616 仅算意大利：12 712 特明 614 2 030 000 5 561 麦迪森、戈德史密斯 （经沙伊德尔、弗里森的数据调整） 620 2 050 000 5 616 仅算意大利：9 370 埃及“概况” （沙伊德尔、弗里森） 390 1 290 000 3 534 埃及“可观数字” （沙伊德尔、弗里森） 940 3 100 000 8 493 沙伊德尔、弗里森 714 2 360 000 10 710 301年，戴克里先价格法令（根据艾伦的资料） 204 670 000 1 836 资料来源：霍普金斯，《罗马帝国的税收和贸易》(Taxes and Trade in the Roman Empire）；戈德史密斯，《规模和结构的估计》(Estimate of the Size and Structure）；麦迪森，《世界经济的轮廓》(Contours of the World Economy）；特明，《估算GDP》(Estimating GDP）；沙伊德尔和弗里森，《经济的规模》(Size of the Economy）；艾伦，《罗马究竟有多繁荣？》(How Prosperous Were the Roma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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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重要的假设是估计最小食物需求量，这一“提高”能表现出非食物消费情况；另一个假设是要表现出政府开支情况，还要推测出每年工作日的典型数字。关于所有这些数据，意见都很不一致。公元最初两个世纪人均GDP的估计结果，低至古代史学家基思·霍普金斯（Keith Hopkins）提出的相当于每人每工作日7 364千卡，高达经济学家雷蒙德·戈德史密斯（Raymond Goldsmith）和安格斯·麦迪森提出的每人每工作日12 636千卡。沙伊德尔和弗里森强调研究一系列估计的必要性，但他们的确提出了每人每工作日10 710千卡，作为总结性的数字（17 000万人口在220个工作日中生产了5 000万吨小麦当量）。将估算方法与罗马帝国治下的埃及的资料相结合后，他们认为实际的数字必然在每人每工作日5 864~14 091千卡，好几种不同的方法也都会合于这一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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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能量获取的分数比从实际工资推算出来的要低得多，这似乎出于多个原因。原因之一是，人均GDP的估算法是运用于整个罗马帝国，而不是意大利核心地带的。这又一次提出了关于单位选择的“彭慕兰问题”。我们需要专注于西方最发达的核心地带，在此应该是意大利。麦迪森意识到了这一点，提出流入意大利的税收和贡赋提高了其NDI，使之比帝国其他地区高出2/3，这将使麦迪森对意大利能量消费的估算被推高到每人每工作日12 712千卡（或者，使用沙伊德尔和弗里森对他的分数提出的调整，每人每工作日9 370千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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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意大利的这个分数，甚至仍然低于沙伊德尔所使用的从罗马和庞贝的实际工资推算出的能量获取数字范围的最低值，接近于库克计算的早期农业社会（他指的是大约公元前5000年亚洲西南部的农业社会）的分数。对此的解释是，用于所有对GDP数字的“提高”，非常严重地低估了罗马经济中用于燃料和建筑、风能和水能，以及原材料的生物量。霍普金斯只提高了33%，试图覆盖种子和损耗，即使戈德史密斯给出的最高估计（得到了麦迪森、沙伊德尔和弗里森的同意）也只有75%。关于能量获取的对比数据表明，真实水平一定高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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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茨拉夫·斯米尔（Vaclav Smil）在其对生物质能量精妙的研究中，以能量密度为标准将生物质燃料分成了两类（见表3.3）。他的极低密度类（泥炭、生材、草类）每千克产生5~10兆焦（相当于1 200~2 400千卡），而低密度类（作物残茬、风干木材）每千克产生12~15兆焦（相当于2 880~3 600千卡），看来与古罗马最为相关。煤炭的使用在罗马帝国并非无足轻重，尤其是在北方省份，但化石燃料的确还不是主要的燃料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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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3 能量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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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度 能量 能量密度（每千克兆焦） 食品 极低 蔬菜、水果 0.8~2.5 低 薯类、牛奶 2.5~5.0 中等 肉类 5.0~12.0 高 谷物和豆类 12.0~15.0 极高 食油、动物脂肪 25.0~35.0 燃料 极低 泥炭、生材、草类 5.0~10.0 低 作物残茬、风干木材 12.0~15.0 中等 烟煤 18.0~25.0 高 木炭、无烟煤 28.0~32.0 极高 原油 40.0~44.0 资料来源：斯米尔，《大众能量学》（General Energe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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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当然没有罗马帝国生物质燃料使用情况的统计数字，但我们的确有一些具有提示性的比较证据。20世纪热带狩猎－采集群体通常靠每人每年不到500千克的生物质燃料就能过活，其中大部分估计是极低密度类型的，也就是说，其能量获取量大概为每人每天1 300~2 600千卡。气候较冷地区的农业社会化通常使用的生物质燃料约为每人每年2.5吨，估计既有低密度类的，也有极低密度类的；假设低密度类/极低密度类的比率为50∶50，那么能量获取量约为每人每天12 329~22 191千卡。18世纪西北欧和北美先进的有机经济体的使用量为每人每年3~6吨。如果我们再次假设低密度类和极低密度类燃料的比率为50∶50，那么能量获取量将为每人每天21 699~43 397千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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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关于其他社会生物质燃料使用情况的数据，与库克对西欧中世纪晚期先进农业社会的非食品能量消费的估计——每人每天20 000千卡——是一致的。最重要的问题是，古代地中海地区的经济在这个范围内需要摆在什么位置。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求助于考古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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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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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方法包括调查古人为获取能量所留下的实际物质残存，其形式包括人类和动物的骸骨、碳化的种子、花粉、房屋、人工产品和污染留下的化学痕迹。这种实地考察的办法比更程式化的实际工资法和人均GDP法麻烦得多，但更具有实证效力。最重要的是，比之非常抽象的人均GDP法，这能描绘更清晰的画面，并显示出无论实际工资法还是人均GDP法，都严重地低估了古代社会的能量获取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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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证据证实了实际工资法产生的数据给人们留下的印象。按照古代社会的标准，公元前4世纪的希腊人获取能量的能力很高。他们的饮食相对较好，肉类的含量通常较低，尽管地方与地方之间差别较大。橄榄油、葡萄酒、水果、大蒜和鱼类占了相当大的比重，尽管鱼类的消费量像肉类一样，一地与另一地之间差别很大。食物消费不足以将成年男子的平均身高提高到168厘米以上，但鉴于“昂贵的”热量的数量，按照地中海地区古代社会的标准，典型的希腊人摄入的食物能量一定是相当高的，也许能达到每人每天4 000~5 000千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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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希腊人的饮食好（人口增长也快），部分也许是因为太阳活动减弱，使得公元前800年气候从亚北方气候转为了亚大西洋气候，给地中海地区带来了更凉爽、更湿润的天气，有利于依赖冬季的雨水种干谷的农民。然而，最近对地中海东部地区的80份论文的综合研究，显示出了超乎寻常的区域差异，而在大约公元前800~前200年，只有细微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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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气候扮演着什么角色，希腊人的行为变化似乎的确发挥着作用。自20世纪80年代起，实地调查的考古学家们就认识到，对希腊农业模式的旧看法，即认为其效率低下和规避风险，绝对是不正确的，因为这样的农业体系不可能生产出足够的粮食，来供养古希腊世界的人口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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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聚落形态和发掘出来的农庄的证据，表明公元前500~前200年可能出现了邻近土地上形成集中劳动群体的变化，使得肥料得到大量施用，通常生产是为了适应市场，通过干谷耕作获得的收益至少要到19世纪才能与之媲美。孢粉数据支持了这一观点，谷物和橄榄生产的巅峰时期，在大约公元前500~前200年，不仅出现在希腊，而且遍及地中海东部地区，甚至深入到亚洲的伊朗西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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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典时期希腊的房屋又大又舒适，通常都有240~320平方米的屋顶空间。关于房屋价格的资料存在争议，但一般来说一座房子的成本大概是1 500~3 000德拉克马（古希腊银币），当时5 000千卡的日常饮食需要约半个德拉克马——这意味着一座普通房屋的成本相当于1 500万~3 000万千卡。按30年的房屋寿命期平摊，相当于每天将近1 375~2 750千卡。（我们无从得知希腊人预期的房屋寿命是多久，但30年似乎大致符合从考古遗址观测到的房屋重建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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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难量化的是窑炉、熔炉、作坊等代表的人均能量消费。正是这些窑炉、作坊生产了我们在希腊人的房屋中，在神庙、堡垒、武器和盔甲、战船、公共建筑、私人纪念碑、道路、港口、艺术作品，以及考古学家们发掘的无数其他目标旁发现的所有人工制品。还有从远到乌克兰和埃及等地的农场运来的大量食物，其运输成本所代表的人均能量消费。然而，对比古希腊定居点（如毁于公元前348年，如今已被发掘得很详细的奥林索斯）与中世纪和早期现代北欧地区的定居点（如英国的沃勒姆－珀西）的房屋质量和手工艺品的丰富程度，更不用说对比中世纪和早期现代的希腊，会给人们留下深刻的印象：古希腊人享受着极高的物质生活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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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惊人的还有，古希腊人不仅承受得起相当高水平的非食物消费，并且在公元前4世纪的爱琴海一带也承受得起较高的人口密度。在希腊的好几个部分，公元前4世纪的人口密度都无法望其项背，直到20世纪。如此多的希腊人居住在城镇或小城市里，而不是住在小村或农庄中，这个事实一定意味着他们的能量获取达到了非同寻常的高度。杰夫·克朗（Geof Kron）在一篇重要论文中利用住房证据，论证了在许多方面，普通的希腊人实际上过着比18世纪普通的英国人都要好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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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腊考古资料清晰地指向高能量获取量（按照前现代的标准）。我估计公元前4世纪的这个数字在每人每天20 000~25 000千卡（更可能接近于较高的数字而不是较低的数字），是从“黑暗时代”的水平——在公元前1000~前800年，每人每天接近于16 000千卡——突然跃升上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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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关于罗马证据表明，公元1~2世纪意大利地区的能量获取，比公元前4世纪时的希腊还要高。农业产量的水平仍然存在争议，尽管按照前现代的标准，埃及的灌溉农业的产量似乎极高。对于消费的定量研究——包括从定居点发现的牲畜骸骨，到船只残骸的数量、因工业活动而产生的铅和锡污染的水平、森林采伐的程度、公开铭刻石头的频率、流通中的钱币数量，以及沿德国边境发现的考古出土物的数量在内的一切——也指向了同样的结果：地中海的人均获取能量在公元前第一个千年增长迅猛，其巅峰时期是公元前100~公元200年，然后在公元第一个千年的中期出现下跌。图3.5展示了船只残骸数量的升降（通常被视为海上贸易水平的表现），与西班牙潘尼柳–韦柳地区年代确定的沉积物中铅污染水平的高低密切匹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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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类资料都有其自身的局限，但没有一个论点能令人信服地解释清楚公元前第一个千年非食物消费有很惊人的增长，以及为何其巅峰出现在公元头两个世纪。船只残骸的资料和罗马城周边的运输用陶器的巨大垃圾堆（其中仅泰斯塔西奥山就包含2 500万个陶器的残片，这些陶器曾被用于装船运输两亿加仑橄榄油），也证明了非食物能量被用于增加食物供给，而且“昂贵”食物热量的消费水平异乎寻常地高。一些学者还探明了公元头两个世纪人们身高有所增长，尽管另外一些学者比较悲观，认为罗马帝国早期意大利成年男子的身高普遍不到165厘米，这使得他们比铁器时代或中世纪的意大利人要矮。更多的证据，以及更多的与之相应的统计技术的运用，应当能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寄希望于格尔杰·克莱恩–戈尔德维克（Geertje Klein-Goldewijk）的罗马人骨骼数据库的面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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