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碑记的最后一个部分，将焦点从过去转移到现在与未来。转移的媒介是所有引文中的异数，是惟一与经典无涉的素材。“今氛曀已廓”，隐约引自唐人崔护在796年科举赋试所作的对句。注222宋初的《文苑英华》收录崔护的《日五色赋》与其他两位同年的赋，该年指定的赋题实为公开要求阿谀唐德宗与李唐帝室。秦桧所用的词语是选自以德宗为主题的对句(由崔护所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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懿其廓烟霄而朗霁，敛天宇之氛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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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能支持崔护行文的脉络关联并不明确，秦桧确是颇有技巧的暗喻宋高宗排除反对声浪以及重振宋帝国的威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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扼要转折之后，秦桧重回碑记最初的主旨，点明其读者的义务并以此鼓励他们。那些坚守正统学说并与高宗团结一致的学者，将为了王朝的文化与荣耀承担协助道统传承的重任。国家和皇帝、学者和官僚，将因此达成《大学》的双重抱负：国治身修。秦桧接着通过两个不寻常的引文强化皇帝与学者的依存关系。第一个引文来自《列子》，第二则是《法言》。秦桧操纵这些引文的方式非常特别。这些引文的原始脉络，主词都是一位皇帝；但在秦桧手上，主词变成那些“由于正路”的士大夫。这个手法随后加强秦桧最初的主张：皇帝与士人在终极意义上的同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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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列子》第二卷的开头，黄帝于最初统治的三十年间，忧劳于修身与治国，却一无所成。黄帝因此“退而闲居大庭之馆，斋心服形，三月不亲政事”。期间，黄帝梦游华胥氏(三皇之首伏羲的母亲)之国，在那里体验了道家乐土中个人及政治的完美境界。发现“至道”以后，黄帝在接下来的二十八年统治中达到梦里所见的至善至美。注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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碑记最后一个引语再度来自扬雄的《法言》，此处《法言》的整个段落都与秦桧的意旨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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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问“政核”，曰：“真伪。真伪则政核。如真不真，伪不伪，则政不核。”鼓舞万物者，雷风乎；鼓舞万民者，号令乎。雷不一，风不再。圣人乐陶成天下之化，使人有士君子之器者也，故不遁于世，不离于群。遁离者，是圣人乎？注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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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言之，这两段引语发展《大学》对成功政体的定义：公、私成就相辅相成的联合体——人心内在的与世界外在的秩序是宋代儒学的核心。列子的道家理想主义与扬雄的儒家责任并未造成实质的冲突：黄帝内心隐遁了三个月，使他臻于二十八年外在的完美政治。秦桧的手法巧妙暗示，道家与儒家修辞在实际政治实践上是并列共存的。事实上，这种儒道并存的修辞支撑了宋朝国策，特别是在徽宗与高宗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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碑记的最后一个部分也用另一种方式暗示人心内在与世界外在的关联。秦桧鼓励太学生欣赏刻在碑上的高宗书法，并借之得到启发。但是“奎画”也可以指高宗赞文的内容，“模范”则可以是高宗供给其子民的教师典范角色。注225由于新刻石碑的目的是在国境内传播高宗的赞文，秦桧碑记的最后一节不仅是对着杭州的太学生立论，其实也写给“由于正路”的“多士”。若再考虑到秦桧刻意并列孔子与宋高宗的角色，秦桧的结论等于再度强调高宗与听众们的双重关系。第一重关系是君臣，高宗就像周文王一样，是官员们的君主。第二重关系是师生，高宗宛如“多士”之师，一如孔子之于他的门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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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法言》，也暗示追求“政核”有必要区别“真”与“伪”。如此一来，秦桧重回“纯”的问题。这个隐喻不仅为秦桧执政时的政治肃清辩护，亦说明政治肃清形同兼为圣人与皇帝的宋高宗履行“陶成天下之化，使人有士君子之器者”的责任。隐藏在辞藻华丽的结论背后，是语带威胁地警告那些不打算选择“正路”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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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总结了我们对秦桧碑记中，来自传统经典之寓意及引文的修辞结构的分析。然而，碑记中的某些用语也和宋代政治、学术议题存在互文性的关系。这显示秦桧留心北宋道学家的著作，尤其是二程与杨时。秦桧汲取道学，可勉强分为两类。第一类是词汇，其互文关系呈现着对某一种道学文献明显、刻意的参照，因此与特定学者的特定概念有密切关系。第二类是段落，其中的互文性术语只呈现某些南宋初流传而常见的词汇，因此未与哪一位特定学者有关。这两类互文性关联，能为重构秦桧碑记所处情境提供证据。请先论第一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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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前述，秦桧不断运用《中庸》的“纯王”概念，探究纯王与其臣属的文化和道德活力之间的关系。同样的侧重焦点，正好出现在一段二程兄弟的简短对话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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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道与儒道同，皆通贯天地，学纯则纯王纯儒也。注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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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对话片段，显然是程颐《中庸》二十六章注解的说明(朱熹也引用在其《中庸章句》中)。程颐认为文王以“无二无杂”和天道的“无已”规范自己，而达到“纯”。注227《中庸》只关心文王与天的关系，但是程颐以及秦桧则扩张这段话的寓意，纳入君王与臣子的关系。程颐改变了“纯”的意义：从君王个人的品质，到君臣为了统一的政体而通过共同之学的教程以追求共有的理想。当然，我们可以想象程颐的“纯”甚至其“学”的涵意，与秦桧所论有很大的不同，但程颐的箴言与秦桧的碑记共用了常见的术语、注解基础和修辞，却是很值得注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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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程很早就关心“纯王”概念的发展。程颢在1057年的进士考试已将焦点放在“纯王”的意义上。当时考试问古代使用什么政策以“养老”。程颢首先以概略的原则作答：“以纯王之心行纯王之政尔”。注228其中“纯王之心”的概念，之后不仅成为道学注释的砥柱，也是秦桧描述高宗的宗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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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将注意力放在道学家与秦桧碑记用语中较一般的相应处(共有两段)。现存的杨时著作，有十七种科举考题，也许是学生的习作题。这些题目的年代约在1124-1126之间，当时杨时在朝中任教职官，包括国子祭酒。第五个问题提到不称职的宰相往往会妨碍皇帝权力的运作，使统治者“舆脱马疲”。尽管汉唐曾出现数位有能力的宰执，也未曾重现上古“以舜武之为君，后稷、周召之为臣，而相与共成帝王之业”的盛况。注229秦桧在碑记第三部分的开头，描述君臣之间理想的政治结合，和杨时的构思相当类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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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个与道学资料有互文性关系的例子，在碑记的第二段，秦桧在此描述了孔子门徒“所造有深浅”。这句话源自程颐最著名的格言，虽未有教条意义，但后来被朱熹采入《近思录》予以强调，因而在后世道学语录中十分普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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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本须是先培壅，然后可立趋向也。趋向既正，所造有浅深，则由勉与不勉也。注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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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这段话可能是程颐给予门人的建议，但秦桧碑记的结论仍应和着程颐格言的前提，只是这两种行文脉络产生明显不同的弦外之音。对程颐和他的学生来说，“培壅”与“立趋向”的过程是师徒之间的私领域问题；对秦桧而言，高宗为国家立根本、立趋向，那些日夜依循“正路”努力不懈的人，将会得到公领域的表扬与功成名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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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探究碑记的语汇层面，揭露出一位精通经典解释并借由修辞传达讯息的作者。我们现在转而进一步讨论这些讯息将如何被其同代人解读的历史脉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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碑记及其历史脉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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