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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总结了我们对秦桧碑记中，来自传统经典之寓意及引文的修辞结构的分析。然而，碑记中的某些用语也和宋代政治、学术议题存在互文性的关系。这显示秦桧留心北宋道学家的著作，尤其是二程与杨时。秦桧汲取道学，可勉强分为两类。第一类是词汇，其互文关系呈现着对某一种道学文献明显、刻意的参照，因此与特定学者的特定概念有密切关系。第二类是段落，其中的互文性术语只呈现某些南宋初流传而常见的词汇，因此未与哪一位特定学者有关。这两类互文性关联，能为重构秦桧碑记所处情境提供证据。请先论第一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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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前述，秦桧不断运用《中庸》的“纯王”概念，探究纯王与其臣属的文化和道德活力之间的关系。同样的侧重焦点，正好出现在一段二程兄弟的简短对话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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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道与儒道同，皆通贯天地，学纯则纯王纯儒也。注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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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对话片段，显然是程颐《中庸》二十六章注解的说明(朱熹也引用在其《中庸章句》中)。程颐认为文王以“无二无杂”和天道的“无已”规范自己，而达到“纯”。注227《中庸》只关心文王与天的关系，但是程颐以及秦桧则扩张这段话的寓意，纳入君王与臣子的关系。程颐改变了“纯”的意义：从君王个人的品质，到君臣为了统一的政体而通过共同之学的教程以追求共有的理想。当然，我们可以想象程颐的“纯”甚至其“学”的涵意，与秦桧所论有很大的不同，但程颐的箴言与秦桧的碑记共用了常见的术语、注解基础和修辞，却是很值得注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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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程很早就关心“纯王”概念的发展。程颢在1057年的进士考试已将焦点放在“纯王”的意义上。当时考试问古代使用什么政策以“养老”。程颢首先以概略的原则作答：“以纯王之心行纯王之政尔”。注228其中“纯王之心”的概念，之后不仅成为道学注释的砥柱，也是秦桧描述高宗的宗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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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将注意力放在道学家与秦桧碑记用语中较一般的相应处(共有两段)。现存的杨时著作，有十七种科举考题，也许是学生的习作题。这些题目的年代约在1124-1126之间，当时杨时在朝中任教职官，包括国子祭酒。第五个问题提到不称职的宰相往往会妨碍皇帝权力的运作，使统治者“舆脱马疲”。尽管汉唐曾出现数位有能力的宰执，也未曾重现上古“以舜武之为君，后稷、周召之为臣，而相与共成帝王之业”的盛况。注229秦桧在碑记第三部分的开头，描述君臣之间理想的政治结合，和杨时的构思相当类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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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个与道学资料有互文性关系的例子，在碑记的第二段，秦桧在此描述了孔子门徒“所造有深浅”。这句话源自程颐最著名的格言，虽未有教条意义，但后来被朱熹采入《近思录》予以强调，因而在后世道学语录中十分普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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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本须是先培壅，然后可立趋向也。趋向既正，所造有浅深，则由勉与不勉也。注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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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这段话可能是程颐给予门人的建议，但秦桧碑记的结论仍应和着程颐格言的前提，只是这两种行文脉络产生明显不同的弦外之音。对程颐和他的学生来说，“培壅”与“立趋向”的过程是师徒之间的私领域问题；对秦桧而言，高宗为国家立根本、立趋向，那些日夜依循“正路”努力不懈的人，将会得到公领域的表扬与功成名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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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探究碑记的语汇层面，揭露出一位精通经典解释并借由修辞传达讯息的作者。我们现在转而进一步讨论这些讯息将如何被其同代人解读的历史脉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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碑记及其历史脉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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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三种文献资料能提供我们相互对照的脉络，以更好地理解秦桧的碑记以及其所传达的讯息。第一，由于秦桧碑记实际上是做为宋高宗《先圣先贤图赞》与序文的题跋，秦桧等于是在这一系列赞文的最末处补充最前端的高宗序文，因此高宗的序文构成秦桧碑记最直接、最相关的文本脉络。第二，1155年孔子与七十二门徒图的系列石碑，显然与同一时间的重刻石经计划，即“南宋石经”有关。石经的字体也是宋高宗的书法，其拓本传于各路。石经的命运与先圣及七十二子图的石碑相仿，多存于今天的杭州。其中有数块石经的石碑刻有秦桧1143年撰写的碑记。1143年的石经碑记所提出的议题，与1155年的碑记相似。这两篇碑记相互启发，并提供不同时期的观点，一为秦桧身为宰相的中期，一为末期。第三，秦桧生涯最后几年的历史，尤其是1155年秋天秦桧死前的政局，可以为理解秦桧碑记提供直接且当代的脉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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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前述，高宗于绍兴14年3月24日(1144年5月5日)揭示他的先圣赞文，但是整个计划剩下的部分，包含七十二子的赞文与秦桧的碑记，要到1155年之前的某个时间点才完成。高宗的序文扼要宣示这个计划的构想与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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朕自睦邻息兵，首开学校，教育多士，以遂忠良。继幸太学，延见诸生，济济在庭，意甚嘉之。因作文宣王赞。机政余闲，历取颜回而下七十二人，亦为制赞。用广列圣崇儒右文之声，复知师弟子间缨弁森森覃精绎思之训。其于治道，心庶几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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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份看似简白的叙述，主要道出两点：首先，高宗直截了当的宣称儒家教育的目的在于增进“治道”。其次，高宗撰写赞文，从而对儒家的教诲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因此他主张他有能力辨认并拔擢“忠良”。在他的思维里，国家官学体系应教育“多士”以求“忠良”。高宗说他亲幸太学而受此启发，这是整个过程的高潮。高宗看到崭新的太学而感到愉悦，也表示有意给太学生荣誉与鼓励(“意甚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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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篇序文，高宗皆以身为“君”与“师”的双重姿态发言。正如秦桧碑记结论详细阐述的，高宗“君”的身份是继承尧舜，“师”则是继承孔子。高宗在序文的后半部(从“用广”开始)继续发展“多士”潜在的双重性(既指诸官员，也指诸学生)，而在修辞上刻意模糊二者的差别，将孔子的门徒和高宗的天子门生/臣僚划上等号。这种一致性将高宗与孔子相侔的寓意更加强化。“列圣”与“师弟子间”二语明显是指孔子与其门人，但是“缨弁”自古以来皆借指官吏。同样的，“绎思”(这篇序文少见的引语)出处是《诗经·周颂》，通章叙述周初诸臣感怀奠基者周文王的辛劳，并尽心尽力永保文王之政，以表达对文王永远的怀思。最后，高宗在篇末重申他个人对孔子之“训”的理解，将大有裨益于当时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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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宗的先圣赞文延续他兼具“君”与“师”的论旨，将复兴文王之教的孔子与重振孔子训示的高宗混同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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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哉宣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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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文在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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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王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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