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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52530 和对姚平仲的记载相同，整段先以一段提要开头：“王师与金人战于榆次县，制置副使种师中死之。”注430接着，在上文用斜体标出的部分是来自李纲《靖康传信录》，用以说明战争的背景。注431然而，这段引文正好结束在李纲将开始为自己的行为辩护处。李焘接着描述金兵的诡计、从首都多次派来的使者，以及朝廷指责种师中拖延的诏书。形容完种师中对诏命的情绪反应后，整段文字以种师中“慨然赴敌，坠崖下而死”结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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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52532 笔者没能找出上文其余文字的原始出处。然而，关于种师中死事的这段记载的全文也能在汪藻的《靖康要录》以及《东都事略·种师道传》附传中看到。注432因为汪藻于1154年去世，这段文字必定在此前写成，或许就在1130年代汪藻开始撰写《靖康要录》时。李焘可能在1167年第一次到达临安时在秘书省初次见到《靖康要录》。如前文所述，洪迈在1167年提到秘书省存有《靖康要录》的抄本，但是没有种师道的传记。而因为这段文字也出现在《东都事略·种师道传》中，李焘也可能在1167年抵达临安之前，就已经在他的同事、同是出身四川眉州的史家王赏、王偁父子搜集的资料中读到过这段文字。无论如何，李焘直接采用了这个文本，或许是因为不同于姚平仲事，李焘对种师中之死的这一既有叙述感到满意。因为这段文字被收录在《靖康要录》，必然完成于1154年之前，这段文字不可能是孙觌所写。有意思的是，虽然《靖康要录》、《东都事略》和《长编》三文本都称种师中“赴敌”而死，《语类》中记录的朱熹的对话中也用了相同说法，这三种记载都没有点明种师中的压力是来自许翰，只记载压力来自“大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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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52534 然而，《会编》中保存的丰富一手史料和其他资料可以支持李焘的记载。这一问题可能非常清晰，以至于李焘觉得不需要为这个事件另写“剧本”。随着陈东在1126年2月5日抗议要求李纲复职，李纲被任命为知枢密院事；而许翰，做为李纲的门徒，也随李纲于1126年3月担任他的副手同知枢密院事。注433两份当时的材料都一致认定许翰起草了对种师中施压的诏命且应为种师中的死负责。1126年9月3日，臣僚正式指控许翰对种师中之死负有责任，其文件保存在《靖康要录》中。文中称赞种师中作为将领的才能、经验及英雄事迹。文中将许翰描绘为一个没有军事经验的文士，其不断的威胁和劝告迫使种师中“忘其万死以决一战……使翰百辈在朝，何所云补？而失一师中，所系甚重”。联系许翰曾经的一些过失，以此为据指其为蔡京党羽。许翰因此“落职宫祠”。注434朱熹显然并未注意到许翰曾被指控，否则朱熹不会宣称，李焘的叙述定然错误。另外，1129-1130年由佚名作者编纂的《靖康小雅》收录了种师中的长篇传记，其中用更为激烈的言辞发展了1126年时控诉的主题。但传记中详细描绘了种师中的死亡，将其归于筋疲力竭、胆气与自杀的结合。许翰被形容成“腐儒不知兵”，“以峻文绳公”。注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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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52536 对朱熹提到的二事的考察使我们得以确认，孙觌在1167年上呈给实录院的资料与李焘对于这两事件的塑造无关。无论是历史或文本层面，这两则故事所有重要要素的产生都比孙觌所上呈的资料早许多年。换句话说，李焘的记载中反映的历史评价，可以回溯到这两件事发生不久后所形成的判断。《会编》中搜集的当时言论，则显示出这些判断在当时已广泛流传。这并不是要以任何客观的观念去评判这些判断是否“公平”或是符合历史。李纲与许翰可能确实因为事件不为时人乐见的走向，承受了不公的谴责。但是李焘既没有发明、也没有扭曲这些当时的意见。他所做的，是通过熟练的征引提供了极其公允的综合报道，并调整资料中自我吹捧的取向。就文本的角度而言，李焘对两事件记载中的大部分内容都可以追溯回与那些事件同时期的资料，甚至通常来自时间目击者。很有可能，李焘对于种师中的讨论原封不动地来自《靖康要录》或是《东都事略》的传记，而自己编纂了有关姚平仲的记载。但是，就我们的目的来看，很显然孙觌并没有参与这些文本的形成，文本中表达的观点也不体现他个人的历史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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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52538 如果有人不接受《东都事略》传记早于《长编》的论点，他们很可能会主张这两段文字都是孙觌于1167年所上呈文字的部分内容，然后李焘如朱熹所言，轻易地将这材料未加质疑地收入《长编》。不过文本自身的内在证据已否认了这种情形的可能性。在这两段文字中，原始资料的广泛引用以及平衡的呈现——对李纲自己关于姚平仲事奏议的引用，以及在叙述种师中事时并未出现许翰的名字——都显示熟练的史家李焘是这些文字的作者。此外，洪迈最初的要求以及孙觌对孝宗的回复都表明孙觌的资料将集中于自身所见的事件，而《本末》的段落很难与孙觌上呈资料的特征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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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52540 在进入下一个主题之前，《语类》的段落仍有些问题值得注意。第一，朱熹特别不满意李焘对行间小字注文的使用。朱熹批评，最可信的资料被降格记在注文中，而较不可信的材料反被写入正文。他认为这样的格式会传达给读者错误的讯息。不幸的是，由于杨仲良大多节选《长编》的正文而忽略注文，朱熹批评的这两段注文——正文已在上文讨论——今天已不传。但是，如果我们从现存《长编》观察李焘写作的标准习惯，再结合上文我们检讨过的两段正文里透露的引用模式，可以推测出这些注文应有的基本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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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52542 李焘的习惯，是详细引用一手史料中的文字，并在正文直接使用这些引文，在《长编》的后半部，处理许多具体事件时常常会面对充满冲突的材料，这一习惯体现得更为明显。这些主要的引用文献通常会在注文中用其他史料来互相补充，以支持李焘最终的选择。简单地说，李焘通过开放的、有意识的运用现存史料来表达他的历史价值判断。这个过程允许读者去看哪些史料文件的段落是李焘选择不入正文的，哪些部分是他认为过分的或自我吹捧的。李焘对姚平仲事的注文应该会包含了李纲回忆录的全文，其中李纲特别否认事先知悉姚的行动；其中也应该有郑望之的回忆录未引入正文的段落，郑望之认为李纲相信了姚平仲对自身军事才能的吹捧，并期望借姚的能力达成自己的目的。注文还可能记载了《中兴遗史》的材料，甚至还可能有方允迪撰写的“露布”。《长编》正文和注文共同达到的效果应当和朱熹的批评类似：借由揭开李纲回忆录的欺骗性质，使李焘的历史评判更具权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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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52544 第二，《朱子语类》对李焘的批评并无文本或历史的基础。朱熹并没有提供新证据，也没有引用新的史料。他从或可称作道德心理学的有利地位立论：因为种师中是一流将领，他“怎么可能”以这种方式死亡？简单地说，朱熹相信拥有特定道德特质的人应该会按照特定的方式行事。从这点出发，他的评论最终提炼出一种李纲代表的正面道德价值观与孙觌代表的负面道德价值观间的对抗，因此有必要在《语类》中加上孙觌那简短而无好话的传记。在检验朱熹攻击李焘《长编》可信度的动机之前，回顾孙觌的政治事业会对我们有所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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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52546 真实的孙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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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52548 孙觌于1081年生于今江苏常州，其家族已于此地居住数代。他的父亲是村童老师。根据孙觌的侄子的说法，1089年苏轼曾经过他们的村子。这位著名的诗人在市场看到年幼的孙觌在他父亲的课上，并惊艳于孙觌对属的能力。注436在另一则传说中，孙觌其实是苏轼之子，苏轼把已怀孕的婢女送给孙觌父亲，之后产下孙觌。注437无论如何，孙觌是苏轼的一位热心的效仿者和拥护者。他与苏氏后人保持联络，并热心于搜集、出版苏轼的作品。注4381109年，孙觌通过进士考试，并在1115年的词学兼茂科取得头名。注4391117年，孙觌与史家汪藻一起在秘书省工作，提出了整理秘书省中尚未分类的超过万卷藏书的计划。注440孙觌随后任国子司业，1124年被擢升尚书都官员外郎。1126年2月，孙觌任侍御史，他的弹劾推动了蔡京父子仕途的终结。注441也是在御史任上，孙觌在姚平仲袭营事件后以组织太学生、威胁朝廷重新启用李纲的罪名，弹劾李纲与陈东。注442孙觌随后被任命为中书舍人，使他在北宋最后的日子时常出席在皇帝左右。也是在此时，他参与了撰写“降表”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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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52550 女真将孙觌与其他宋方随从一同囚禁。根据李心传的记载，1127年3月，金军释放了部分被囚的前宋廷官员，作为他们答应在伪帝张邦昌的政府中任职的交换，其中就有孙觌。但是金人改变了主意，并试图重新抓获孙觌，孙觌的几位邻居为他提供庇护直到金人北撤，令他逃脱了与两位皇帝一同被掳至北方的遭遇。注443尚不清楚孙觌是否真的接受了张邦昌短命政权的职位，李心传记载孙觌被命令接受职位，后来的指控也称孙觌在伪楚政权中担任权直学士院，但是孙觌否认了这些指控。注444孙觌赶到应天加入了新朝廷，1127年4月26日，张邦昌与其他的官员亦从开封抵达应天。1127年5月1日，康王继位，即高宗皇帝。隔天，孙觌恢复了中书舍人的职务。注445但三天后，李纲被任命为首相，前往应天，对那些曾经支持割让三镇或主张与金人和谈者的降黜也随之而来。月底，就在李纲即将到达应天时，孙觌自请外任得到准许。孙觌的请愿书提到他先前担任御史时曾弹劾李纲参与了姚平仲事以及太学生抗议运动，不可能作为李纲直属官僚工作。注446当李纲到达后，不出意外地立刻强烈主张以不妥协的态度对待张邦昌与伪政权的合作者。1127年6月5日，张邦昌、孙觌以及其他十余位官员被剥夺官职，送往南方安置。注4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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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52552 孙觌之后几年的命运随着宰相的更替起起伏伏。李纲在相位仅三个月，李纲解职后，孙觌和其他被贬官员成了李纲施政严峻专断的例子而被召回。孙觌再度被任命为中书舍人，但他拒绝此任命，仍求外任。孙觌的辞状，是对自己行为的长篇辩解，他声称对蔡氏父子、李纲、太学生抗议者的弹劾，已经引起这些人的诽谤和憎恨。孙觌随后被任命为知平江府(今江苏苏州)。注4481128年6月，御史马伸(1129年去世)用极具偏见的措词再次弹劾孙觌等官员，指控他们是耿南仲支持者及赞成与金人和谈。孙觌被召至中央，成功为自己辩护，被授予中央官职。注449孙觌继续在中央担任过不少中级职位，在任户部尚书时达到了仕宦生涯中的最高官职。1129年4月，孙觌再度被任命为知平江府。注450但是孙觌显然并非是有能力、有同情心的地方长官，仅在五个月后即被解职，理由是御史弹劾他催缴崇宁时期(1102-1107)积欠的青苗钱，导致民众陷入恐慌。注4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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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52554 1131年1月，在首相范宗尹(1098-1136)的推荐下，孙觌被任命知临安府。在那里，孙觌又得罪了南宋史上的另一位大人物。秦桧(1090-1155)，未来南宋中兴时期的权相，不可思议地从北方金人的囚禁中回到宋境。秦桧被任命为谏院官员后，孙觌在给秦桧写的贺信中，将秦桧与中国历史上为外国所掳而终归朝廷的前人比较，秦桧怀疑这些比较语带讽刺和冒犯。当秦桧于1131年8月成为宰相后，孙觌以病求解任，被授予宫观差遣。注452这次调动基本上已终结了孙觌活跃于政坛的可能，但并没有断绝孙觌与政府的联系。秦桧的支持者李光(1078-1159)指控孙觌在担任知临安府期间曾挪用军费四万缗。秦桧把指控移交大理寺。案件之后还牵连其他三十人，孙觌提供证据反驳指控，但最后他仍被认定曾把价值一千八百缗的经文纸札等公物赠予友人、宾客。为此，孙觌被宣布应处死刑，但判决最后减为除名羁管象州。在秦桧两次任相的间隙，孙觌要求恢复名誉。1134年8月，孙觌被解除羁管状态并恢复官员身份。注4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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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52556 孙觌还是深居简出，虽然严格来说他仍算是正式官员。在1155年秦桧去世后，孙觌成功恢复了贴职与宫观差遣。注4541161年8月，孙觌要求致仕，于来年获准。注455然而，1166年4月，已八十五岁高龄的孙觌又遭御史弹劾。御史王伯庠(1106-1173)批评孙觌未随徽宗、钦宗一起被掳至北方、“背恩卖国，取媚虏酋。抚其事实，臣子所不忍言”，显然是指孙觌参与撰写“降表”一事。王伯庠接着说，孙觌回到朝廷后因为高宗皇帝的恩典而被留用，但是，“觌天资小人，不能自改，又以赃罪除名勒停，窜斥岭外。遇赦放还，累经叙复，不带左字，为觌者自当屏迹人间，岂敢复施颜面见士大夫？而蝇营狗媚，攀援进取，既复修撰，又复待制。如觌之背君卖国，不忠不义，而处以侍从，可乎？”应被夺职流窜。这次弹劾导致孙觌贴职被剥夺，但并没有被流放。注456我们难以推测这次弹劾的动机，或许与当时的朝廷政治相关，也许当时已有孙觌将被要求协助修史的风声。无论如何，王伯庠批评孙觌的许多主题在朱熹的《记孙觌事》中再次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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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52558 孙觌最重要的身分是词臣。清代史家钱大昕(1728-1804)把孙觌、汪藻视为该时期最杰出的骈文大师。注457周必大与孙觌之子孙介宗都曾在文中回忆孙觌的作品在1120年代备受推崇。二人也都形容孙觌是位“词臣”，这一官职最重要的能力即能优雅地使用制诏文体。注458有鉴于此，孙觌被视为著名词臣苏轼的继承人。也是由于这一专长，孙觌得以进入钦宗朝的核心集团。若不是他驾驭制诏文体的能力高超，也不可能受命参与起草“降表”。金人无疑也觉得优雅的骈体文更能凸显这一场合的正式性和重要性。钦宗对孙觌迅速写好“降表”的称许，只是针对这位官员做好了自己的本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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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52560 然而，孙觌没有充分地具备在宋代官场成功应该拥有的其他技能。孙觌看来对政治并不擅长，是个随更强力人物和重大事件起伏的官员，而非那些事件的塑造者。事实上，1120到1130年代的政治潮流席卷了大量比孙觌老道得多的政治人物。年轻的高宗极力试图建立与身陷敌手父兄都不同的政治和管理特征，对军事和政治情势的应对摇摆不定，令孙觌1127年至1131年间的仕宦生涯随之起伏。孙觌实质上是钦宗的臣子，经由钦宗任命，他才第一次成为皇帝近臣，孙觌的文字中也透漏了他对钦宗的爱戴和忠诚。高宗增加了作为皇帝的自信后，开始疏远孙觌等钦宗近臣，这在高宗与秦桧合作后体现得尤为明显。注459在高宗看来，兄长的这些忠仆过去就支持与金人和谈，可以预见他们会以更激烈的措辞促成钦宗获释，而钦宗归来将意味着高宗统治的终结。当高宗要启用钦宗旧臣子时，他选择了在1126年明确主张抗金的秦桧。直到1135年徽宗去世，高宗确信金人不可能释放钦宗时，才决定与金人展开认真的谈判，形成了1142年的和约。孙觌和其他大臣被卷入这场政治漩涡，只能沮丧隐退，过起了只能终日琢磨骈文的“田园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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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52562 朱熹与其理想中的历史书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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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52564 对孙觌来说，碰巧在错误的时间处于错误的职位，不得不起草降表。他与张邦昌的倒霉政权的瓜葛，他对政府财产的随意作风，以及他作为地方官员任上的不足，都使他容易为秦桧控制下的御史台攻击。当1160年代编纂北宋末年的历史时，作为秦桧早期的受害者之一，来自这位大独裁者的敌意提升了孙觌的信誉。但孙觌历史形象的决定性因素并非与秦桧的对立，而是与李纲的对立。如同我们所见，朱熹将《语类》中讨论《长编》可信度的对话设计成了孙觌与李纲的对比。事实上，在朱熹及其弟子设计的那一幅大得多的全景图中，这段对话仅是一个细部，整幅画作意在搭建从北宋灭亡到随后“中兴”的历史框架。而在这幅全景中，李纲被认为有着伟岸形象(cosmic stature)。注4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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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52566 朱熹在1183年为李纲的奏议刊行所做的后序中清晰地展现了他系于李纲身上的重要意义。《丞相李公奏议后序》开头首先从哲学上说明了上天在政治分裂时也在关心人类：文化上的英雄人物应运而生，传承正面的道德价值观。这些英雄人物是汇聚了前人宝贵经验的智囊，他们将为未来的新生播种。上天会借由这些独特的个体使“为之君者，犹有所恃赖凭依，以保其国”，显示了他对世人的“爱”。朱熹接着说在1126-1127年的危机中，李纲就是上天应运而生以消弭灾祸的人。在1120年代初期，李纲主张对金坚决抗战；在他1127年为相时又率军投入恢复北方的军事行动，在1130年代又继续主张这样的政策。朱熹又写到，李纲在上述事迹中最后总是因为被政敌诋毁而导致无功。最后，朱熹回到他的中心预设：“虽然，今天子方总群策，以图恢复之功……则有志之士，将不恨其不用于前日，而知天之所以生公者，真非偶然矣。”注4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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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52568 朱熹在《语类》的另一段系于1191年的文字也阐述了同样的论点。当被问及开封被围时期李纲的行为时，朱熹回答：“当时不使他，更使谁？士气至此，消索无余，它人皆不肯向前。惟有渠尚不顾死，且得倚仗之。”在这段文字其余部分，朱熹响应了具体的关于李纲与姚平仲劫寨事、种师中死事之联系的问题。注462前文已经勾勒了朱熹对这些事件的立场，他此处的响应再次印证了这一点。不过，朱熹谈话对象无疑地了解李焘对李纲的立场，这些特定问题的出现本身显示，他们在探究朱熹对李纲在中兴历史中作用的重建是否有弱点。现代史家会同意朱熹的主张：李纲对其军事政策的坚守几乎是只身一人，注463但这对朱熹还不够。李纲作为天定的上天对人类之“爱”的化身，必须是道德完美的。而李焘和他的《长编》挡在了朱熹与他“改进”的李纲形象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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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52570 《长编》刚告完成，即被认为能够进入中国史学史上的杰作之列，即便现存的《长编》已残缺不全，也未能动摇这一地位。叶适(1150-1223)称《长编》是中国史学上自孔子《春秋》后最重要的著作，就像孔子记载了他自身的当代历史，这本书则完成了宋代历史。除了提到《长编》材料的完整，叶氏还说：“虽然，公终不敢自成书，第使至约出于至详，至简成于至繁，以待后人而已。”注464正如笔者希望阐明的，叶适的描述完美地符合了我们在前文对这其中两段进行的检验。此外，李心传直接引用班固对司马迁的褒扬，称赞《钦宗实录》“文直而事核”，李焘正是在《钦宗实录》的基础上形成了对北宋覆灭的叙述。注4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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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52572 在朱熹看来，洪迈/孙觌事件正可以为其意图服务。朱熹并没有直面《长编》的权威性和学识，但他利用孙觌具有争议的名誉与洪迈对孙觌“没意思”的邀请，作为削弱《长编》在1126年北宋覆灭这一重大议题上的权威性之工具。但是，朱熹的说法并非当时对于此议题的唯一意见。引发朱熹质疑的《长编》段落推测是由周必大提供，而他在1199年为孙觌文集写的序中，对孙觌参与修史一事评价极高。周必大把年迈的孙觌参与编纂《钦宗实录》与公元前213年秦朝焚书之后，九旬老人伏生向汉朝廷传授《书经》相提并论。注466这类夸饰在宋代文集序言之类的文字中是常用手法，我们可以认为，周必大把孙觌比作伏生，只是要强调他们的年迈和对残缺文献的补充，而不是认为孙觌传承的文献的意义能够与《书经》比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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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52574 然而朱熹对于这些事件的解释逐渐占据上风。洪迈曾在一篇颇具先见之明的评论中谈到了形势的发展。在1186年8月刚完成《四朝国史》时，洪迈被允许将此书与之前编的两部《国史》合为一书，称为《九朝国史》。在他最初为这个计划拟定的一套指导方针中，洪迈向皇帝要求了一项不同寻常的特权：鉴于他将会使“是非褒贬皆有据依”，洪迈请求对他计划完成的这部著作：“后来史官无或辄将成书擅行删改。”注467但即使最粗略地浏览一下《宋史》，我们也可以发现洪迈的这个中国史家的终极梦想，将在他身后的历史中被无情拒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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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52576 随着十三世纪道学在政治上取得支配地位，朱熹对洪迈、孙觌的批评也被放大至孙觌窜改了整部北宋晚期历史的意义。举例来说，《中兴四朝国史》是1127-1224年的官方历史，其中的《艺文志》于十三世纪由日益受道学掌控的修史机构编纂。在关于洪迈《四朝国史》的条目下，《艺文志》重复了朱熹对洪迈及孙觌的批评。此外，《语类》中朱熹的指控，稍作改动后，当作对洪迈的批评进入了洪迈的《宋史》本传中。注4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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