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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学对传统宋代历史编纂的挑战不仅在于内容，也针对体裁。这两个层面当然是互相联系的，新体裁的发展使操作已有的内容更为容易。这个过程在十二世纪的最后二十五年已开始显现，并在往后七十五年间迅速发展。随着道学获得了社会和政治上的支配地位，道学的追随者们得以在很大程度上控制官方与私人的历史书写。十二世纪末，与道学相关的学者们已能在修史机构立足。陈傅良(1137-1203)于1190年代中期在实录院工作。注469朱熹在1194年曾在该处任官数周，这段经历让他形成了对修史机构的组织性的负面评价以及改组修史机构的一些激进想法。其中处理关于同一事件相互冲突的记载的建议特别有趣，朱熹主张：“又如一事而记载不同者，须置簿抄出，与众会议，然后去取，庶几存得总底在。”不过，或许是仍受到《长编》的影响，叶适并不赞成这一办法。注4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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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1172年，朱熹将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改写成《资治通鉴纲目》，发明了适合道学式的历史设计了新的史书体裁。注471四年后，与朱熹有往来的袁枢(1131-1205)出版了《通鉴纪事本末》，而朱熹为此书写后序时称赞了这部作品对学生们的帮助。注472在这两个例子中，作品都承担了帮助学生们阅读卷帙浩繁的《通鉴》一书的使命。不过众所周知，《纲目》并不简单只是《通鉴》的缩略本，笔者将在稍后讨论这点。两部《通鉴》的改编作品，实为道学视角的中兴史确立了体裁。这两部著作不可能包含宋史的内容，因为《通鉴》对中国历史的记述止于959年。《语类》透露，朱熹在生前已经以纲目体发展出道学式宋史的广阔视角。愿景的实现，即新体例与新内容的结合，将会被他的门徒们所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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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学运动在十三世纪的前半期中拓展了其政治与社会基础，符合朱熹观点的史学重建的影响力也在增加，尤其是在构成道学运动教育基础的地方学校中。就像朱熹自己重写了司马光《通鉴》，他的门徒们继续将李焘《长编》改写成“纲目”体。这一体裁中，主要的事件会被概括成大字的“纲”，而小字的“目”则在各个“纲”下详细叙事。这种新体裁的普及成果之一，就是杨仲良对《长编》的压缩。就像笔者本书的另一部分中展示的，这部书很可能最初是在1210年左右以纲目体编纂。注4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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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本是由朱熹的追随者陈均(约1165-1236年后)于1229年完成的《皇朝编年纲目备要》。在陈均的编纂中，姚平仲和种师中的事件都值得用“纲”与详尽的“目”来记载。然而，在这两个例子中，陈均从截取并改写了“目”依据的史料原文，以使他的叙述符合朱熹的解释。陈均的“目”结合了《东都事略·种师道传》与李纲的《靖康传信录》，但《东都事略》的材料移除了所有提到李纲与钦宗在军事行动中同谋的部分。反之，陈均增加了一些细节强化了姚氏、种氏家族的冲突，并解释该军事行动完全是出于姚平仲个人希望借此行动摧毁种师道在朝廷的影响力。在一段直接抄自李纲回忆录的段落中，李纲在此事件仅作为军事行动的救星而被提及。与此相近，种师中死事的“目”结合了《东都事略》和李纲的回忆录，但陈均改写了文字以强调种师中组织混乱。陈均忽略了所有关于李纲、许翰对种师中施加压力的记载，并增补了一些关于种师中收到朝廷自相矛盾讯息的短“目”，虽然这些文字并不见于其他原始材料之中。注4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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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着这些教科书式的宋代史的出现，产生了另一种文类，可以形容为教师的讲义。例如身为教师并曾经担任过史官的吕中(1247年进士)撰写了一系列的道德评论以补充新出现的纲目体史书，史书与评论结合，名为《皇朝中兴大事记》。这类结合了道德评论的纲目体史书，借助激烈的道德评论达到教学的效果，在晚宋的道学学校中逐渐流行。而许多著作，亦开始以结合正文、评论于一书的样貌出现。注475在这种气氛下，《通鉴》传统下的伟大作品开始遭遇压力。随着新的节录本越加符合教学评论的需求，对原本《通鉴》、《长编》的需求很少。李焘的伟大作品受到冷落，许多部分散失。即使是司马光的《通鉴》，也变成一本名气大过人气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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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心传活到1243年，但他人生最后几年作为朝廷史官的日子却不太愉快。1239年他编纂了《道命录》，一部关于道学运动的历史著作。在《道命录》的序言中，李心传以批评当时一些士人滥用道学运动来谋求政治利益结尾。1272年，李心传的学生高斯得(1229年进士)描述朝廷的修史机构正陷入组织混乱并为内部的分歧所困扰。注476后来，为了令《要录》符合宋史的道学视角，吕中的道德评论不知被何人插入《要录》中，笨拙地破坏了李心传的杰作《要录》并没有前近代的编辑版本存留，所有现存的版本都是十八世纪根据录在《永乐大典》的材料所重建的。注4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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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高斯得在1272年的回忆录中证实，宋代晚期，即使道学家定期向朝廷修史机构补充人员，修订所有国史这一极其艰巨的任务在宋朝最后崩溃的混乱时期中仍然无法完成。像陈均作品这样的通俗教学著作提供了宋史的道学观点，截至宋代晚期，此类著作与官修史书的记载在许多点上都发生了冲突。当蒙古人把宋代档案载往北京以编纂宋代的正史——《宋史》时，他们实继承了远比自己的了解更艰巨的任务。元朝史家由于自身大多数是朱熹知识上的追随者，清楚地意识到此问题，长期主张投入足够的金钱和组织上的支持以完成这项遗留的编纂任务。注478但是政治上的考虑长期拖延了编纂计划。当1343年编纂命令终于下达时，编纂者们在严峻的压力下，必须在政局再次变换和危及对此工作的支持之前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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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宋史》完成于1345年，被严厉指责为所有二十四部正史中最差的一部。《宋史》的编纂者们或多或少让整部作品染上了道学的色彩，最显著地是以四卷篇幅的《道学传》集中讨论朱熹思想的来源。注479但是他们没有足够时间为了前后一致去重写整部《宋史》，所以他们直接从宋代官方编纂的各部《国史》中逐字抄录长篇段落。结果，现存的《宋史》包含了两种理论上互相对抗的宋代历史观点。一种观点，是来自李焘、李心传得自《通鉴》的传统，反映在他们时不时的监督下由官方编纂的《国史》中；另一种观点，则来自朱熹与其道学门人拥护的《纲目》传统。两种对抗的观点的存在，解释了为何《宋史》对同一件事常呈现出不同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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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再次回到姚平仲和种师中，我们能在《宋史》记载两事件的文本中同时找到李焘与朱熹两种观点的痕迹。朱熹的观点呈现在长达两卷的《李纲传》，主要依据是李纲的《靖康传信录》。注480然而，姚氏、种氏家族的传记是得自《东都事略》及李焘的文本传统，详细叙述了李纲在两事件中的同谋。注481现代史家赵铁寒已经从这些矛盾正确地推论出《宋史·李纲传》不可靠。注482但更重要的经验是，《宋史》的混乱情形保留了大量较原始的未受道学影响的宋代国史文字，例如《宋史》卷335是种氏家族传记，其中的论赞中写道：“李纲、许翰顾以为怯缓逗挠，动失机会，遂至大衄，而国随以败，惜哉！”这一评论，很可能就是1186年李焘、洪迈完成的《四朝国史》中的残存。注4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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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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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史》事实上是个来自宋代不同时期的史料、文本的巨大万花筒。仔细的文本分析，比较特定文本在李焘、李心传、徐梦莘著作中的对应部分，常能辨认出段落最初的文本来源。原始文本的作者、时段和情境有时也可以复原。我们可以接着用这些原始文本与十三世纪时期受道学影响的作品中的对应记载比较，以判断这些历史事件的呈现是否被改动，如何被改动。《宋史》的文本演变过程经常能辨认出经过四个不同的阶段：(一)原始史料，如李纲、郑望之的奏议；(二)官方或半官方的过渡阶段，如李焘或李心传所引用的《实录》、《国史》的记载，或是像王偁《东都事略》那样根据官方史料编纂而成的私家作品；(三)十三世纪或十四世纪早期的道学式作品的叙述；(四)《宋史》现存文本中由元代史官所写成的部分。想要了解宋代史事，《宋史》是本令人困惑的指南，但对涉及宋人当代史观的研究而言，它是宝贵的资料汇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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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对孙觌、洪迈的攻击象征着宋代史学的主要分水岭。朱熹对《长编》的不满，明确了宋代历史书写中《通鉴》传统与纲目体传统之间的早期冲突。虽然两种传统都认为历史提供道德教训，但二者对史家应如何达到这一目标有不同观点。核心冲突在于史家应该如何处理现存史料——史家技艺的基本素材。一方面，司马光、李焘、李心传运用材料来彰显道德教训，但他们为读者提供全貌。朱熹强烈反对的注文，正是成熟的《通鉴》传统的必要成分。注文为读者提供了史家编选的正文在其来源中的完整脉络。朱熹准确地观察到，正文和注文配合的形式为史家的判断注入了信心。在《通鉴》传统中，历史教训是从史料的编排中不证自明地出现的。另一方面，《纲目》传统则选择了作为“纲”的事件，以体现预先设定的道德价值观。编者接着抹去构成“目”的文本中提示文本各组成部分的来源的痕迹。在读者可见的范围之外，作者可以随意改动、忽略或编辑他的史料来源以符合道学意识形态的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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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种程度上，这些差异可以用不同读者要求的不同精密程度解释。《通鉴》传统下的作者们是为朝廷以及官方纪录写作的专业史家；而纲目体传统下的作者们则大多是为应举学生写作的教育家。然而，朱熹对孙觌、李焘的攻击，开启了两种传统混融的进程，而这种混融，导致了《通鉴》传统这一宋朝对中国史学的主要贡献最终消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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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严妆：解读道学阴影下的南宋史学 道学与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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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续资治通鉴长编纪事本末》与十三世纪前期的史学编纂与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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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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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焘(1115-1184)的《续资治通鉴长编》(以下简称《长编》)，是最详尽的北宋编年史，也是一手历史文献的重要宝库。但是，李焘巨著的流传百般磨难，占全书三分之一篇幅的徽、钦两朝内容如今已不传。《续资治通鉴长编纪事本末》(以下简称《长编纪事本末》)是《长编》的节选本，编列事件纲目，按年排序。当十三世纪前半叶《长编纪事本末》成书时，原始且完整的《长编》仍存，《长编纪事本末》保存了大量《长编》亡佚部分的材料。许多历史学者将《长编纪事本末》作为北宋最后几年的一手史料使用，因此，这两部著作之间的确切关系，对于这些历史学者来说，实为重要的议题。然而，尽管近年重印了《长编纪事本末》，2006年还出版了简体标点本，关于这部著作的作者、起源、流传的诸多问题仍尚待研究。注4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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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在其他文章提出道学运动——尤其是朱熹(1130-1200)——对宋人本朝史的观念和书写有深远的影响。道学运动改变了对史实的解读，产生了新的史书体裁，供宋代学者撰述、教授本朝史。注485在这一变迁的背景下定位《长编纪事本末》是本文的主要目的。迄今很少被注意的姚勉(1216-1262)序文是为了最初且已然散佚的《长编纪事本末》所作，它将帮助我们了解《长编纪事本末》的早期历史。姚勉序文保存了这部史籍的原始书名，有助于更精确地判定《长编纪事本末》的编纂时间，更提供了重现这部著作原始形态的线索。本文的结论将更清晰地呈现《长编纪事本末》和其他十三世纪初叶受道学影响的史学著作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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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资治通鉴长编纪事本末》之现行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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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行《长编纪事本末》以《通鉴长编纪事本末》之名在1893年由广东的广雅书局刊印，注486除此之外没有更早的刊本传世。广雅本共150卷，其中的卷5-7，卷8的前半部，以及卷114-119亡佚。《长编》的材料被分为345个主题，依年排列，始于卷1宋太祖于960年“受禅”，终于卷150发生在1127年的“高宗南渡”。各主题的篇幅有很大的差异，最短不过寥寥数页，最长则占两卷。许多主题被细分，或附加子题。在各主题中，来自《长编》的节录依时序排列。欧阳守道(1209-？，1241年进士)为1257年某个在庐陵刊印的版本写了序文，叙述了该次刊印的缘起，下文将仔细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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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雅本的文本来源未见说明，不过赵铁寒推测广雅书局是根据曾属于藏书家张金吾(1787-1829)的钞本刊刻。注487不知何故，《长编纪事本末》没有得到四库馆臣的注意，未被《四库全书》收录。然而，阮元(1764-1849)在《四库全书》成书之后获得一部《长编纪事本末》的钞本，并撰写了提要。注488阮元将他的《长编纪事本末》钞本连同其他四库未收书上呈清廷，这部钞本最终在1935年由故宫博物院影印出版。注489目录学家周中孚(1768-1831)也写了一段仔细的评介，他依据的《长编纪事本末》钞本可能和张金吾或阮元所持者相同，也有可能是第三种版本。注490这三位清代学者都将手中《长编纪事本末》钞本的来历追溯到十七世纪学者徐乾学(1631-1694)收藏的一份较早的钞本。由于徐乾学的钞本也缺卷114-119，我们可以肯定：现行的《长编纪事本末》版本源自同一系统的钞本，年代可以上追到十七世纪或者更早。注4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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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钞本系统似乎没有鉴定《长编纪事本末》的编纂者是谁。周中孚考察的钞本，书前只提到欧阳守道是校勘者。注492在十七世纪，徐乾学和黄虞稷(1629-1691)皆误植欧阳守道为《长编纪事本末》的作者。注493阮元是第一位正确指出作者为杨仲良的清代学者，他引用两条宋代史料支持这个说法。第一，1229年由朱熹的追随者陈均(1174-1244)刊印的《皇朝编年纲目备要》中，包含一份陈均在编纂过程中的参考书目，其中包括杨仲良的《长编纪事本末》。注494第二，王应麟(1223-1296)撰写《长编》的词条在结语处提到“杨仲良为《长编纪事本末》一百五十卷”。注495除此之外，清代学者未能找到杨仲良的更多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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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资治通鉴长编纪事本末》之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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