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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52548 孙觌于1081年生于今江苏常州，其家族已于此地居住数代。他的父亲是村童老师。根据孙觌的侄子的说法，1089年苏轼曾经过他们的村子。这位著名的诗人在市场看到年幼的孙觌在他父亲的课上，并惊艳于孙觌对属的能力。注436在另一则传说中，孙觌其实是苏轼之子，苏轼把已怀孕的婢女送给孙觌父亲，之后产下孙觌。注437无论如何，孙觌是苏轼的一位热心的效仿者和拥护者。他与苏氏后人保持联络，并热心于搜集、出版苏轼的作品。注4381109年，孙觌通过进士考试，并在1115年的词学兼茂科取得头名。注4391117年，孙觌与史家汪藻一起在秘书省工作，提出了整理秘书省中尚未分类的超过万卷藏书的计划。注440孙觌随后任国子司业，1124年被擢升尚书都官员外郎。1126年2月，孙觌任侍御史，他的弹劾推动了蔡京父子仕途的终结。注441也是在御史任上，孙觌在姚平仲袭营事件后以组织太学生、威胁朝廷重新启用李纲的罪名，弹劾李纲与陈东。注442孙觌随后被任命为中书舍人，使他在北宋最后的日子时常出席在皇帝左右。也是在此时，他参与了撰写“降表”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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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52550 女真将孙觌与其他宋方随从一同囚禁。根据李心传的记载，1127年3月，金军释放了部分被囚的前宋廷官员，作为他们答应在伪帝张邦昌的政府中任职的交换，其中就有孙觌。但是金人改变了主意，并试图重新抓获孙觌，孙觌的几位邻居为他提供庇护直到金人北撤，令他逃脱了与两位皇帝一同被掳至北方的遭遇。注443尚不清楚孙觌是否真的接受了张邦昌短命政权的职位，李心传记载孙觌被命令接受职位，后来的指控也称孙觌在伪楚政权中担任权直学士院，但是孙觌否认了这些指控。注444孙觌赶到应天加入了新朝廷，1127年4月26日，张邦昌与其他的官员亦从开封抵达应天。1127年5月1日，康王继位，即高宗皇帝。隔天，孙觌恢复了中书舍人的职务。注445但三天后，李纲被任命为首相，前往应天，对那些曾经支持割让三镇或主张与金人和谈者的降黜也随之而来。月底，就在李纲即将到达应天时，孙觌自请外任得到准许。孙觌的请愿书提到他先前担任御史时曾弹劾李纲参与了姚平仲事以及太学生抗议运动，不可能作为李纲直属官僚工作。注446当李纲到达后，不出意外地立刻强烈主张以不妥协的态度对待张邦昌与伪政权的合作者。1127年6月5日，张邦昌、孙觌以及其他十余位官员被剥夺官职，送往南方安置。注4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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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52552 孙觌之后几年的命运随着宰相的更替起起伏伏。李纲在相位仅三个月，李纲解职后，孙觌和其他被贬官员成了李纲施政严峻专断的例子而被召回。孙觌再度被任命为中书舍人，但他拒绝此任命，仍求外任。孙觌的辞状，是对自己行为的长篇辩解，他声称对蔡氏父子、李纲、太学生抗议者的弹劾，已经引起这些人的诽谤和憎恨。孙觌随后被任命为知平江府(今江苏苏州)。注4481128年6月，御史马伸(1129年去世)用极具偏见的措词再次弹劾孙觌等官员，指控他们是耿南仲支持者及赞成与金人和谈。孙觌被召至中央，成功为自己辩护，被授予中央官职。注449孙觌继续在中央担任过不少中级职位，在任户部尚书时达到了仕宦生涯中的最高官职。1129年4月，孙觌再度被任命为知平江府。注450但是孙觌显然并非是有能力、有同情心的地方长官，仅在五个月后即被解职，理由是御史弹劾他催缴崇宁时期(1102-1107)积欠的青苗钱，导致民众陷入恐慌。注4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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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52554 1131年1月，在首相范宗尹(1098-1136)的推荐下，孙觌被任命知临安府。在那里，孙觌又得罪了南宋史上的另一位大人物。秦桧(1090-1155)，未来南宋中兴时期的权相，不可思议地从北方金人的囚禁中回到宋境。秦桧被任命为谏院官员后，孙觌在给秦桧写的贺信中，将秦桧与中国历史上为外国所掳而终归朝廷的前人比较，秦桧怀疑这些比较语带讽刺和冒犯。当秦桧于1131年8月成为宰相后，孙觌以病求解任，被授予宫观差遣。注452这次调动基本上已终结了孙觌活跃于政坛的可能，但并没有断绝孙觌与政府的联系。秦桧的支持者李光(1078-1159)指控孙觌在担任知临安府期间曾挪用军费四万缗。秦桧把指控移交大理寺。案件之后还牵连其他三十人，孙觌提供证据反驳指控，但最后他仍被认定曾把价值一千八百缗的经文纸札等公物赠予友人、宾客。为此，孙觌被宣布应处死刑，但判决最后减为除名羁管象州。在秦桧两次任相的间隙，孙觌要求恢复名誉。1134年8月，孙觌被解除羁管状态并恢复官员身份。注4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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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52556 孙觌还是深居简出，虽然严格来说他仍算是正式官员。在1155年秦桧去世后，孙觌成功恢复了贴职与宫观差遣。注4541161年8月，孙觌要求致仕，于来年获准。注455然而，1166年4月，已八十五岁高龄的孙觌又遭御史弹劾。御史王伯庠(1106-1173)批评孙觌未随徽宗、钦宗一起被掳至北方、“背恩卖国，取媚虏酋。抚其事实，臣子所不忍言”，显然是指孙觌参与撰写“降表”一事。王伯庠接着说，孙觌回到朝廷后因为高宗皇帝的恩典而被留用，但是，“觌天资小人，不能自改，又以赃罪除名勒停，窜斥岭外。遇赦放还，累经叙复，不带左字，为觌者自当屏迹人间，岂敢复施颜面见士大夫？而蝇营狗媚，攀援进取，既复修撰，又复待制。如觌之背君卖国，不忠不义，而处以侍从，可乎？”应被夺职流窜。这次弹劾导致孙觌贴职被剥夺，但并没有被流放。注456我们难以推测这次弹劾的动机，或许与当时的朝廷政治相关，也许当时已有孙觌将被要求协助修史的风声。无论如何，王伯庠批评孙觌的许多主题在朱熹的《记孙觌事》中再次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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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52558 孙觌最重要的身分是词臣。清代史家钱大昕(1728-1804)把孙觌、汪藻视为该时期最杰出的骈文大师。注457周必大与孙觌之子孙介宗都曾在文中回忆孙觌的作品在1120年代备受推崇。二人也都形容孙觌是位“词臣”，这一官职最重要的能力即能优雅地使用制诏文体。注458有鉴于此，孙觌被视为著名词臣苏轼的继承人。也是由于这一专长，孙觌得以进入钦宗朝的核心集团。若不是他驾驭制诏文体的能力高超，也不可能受命参与起草“降表”。金人无疑也觉得优雅的骈体文更能凸显这一场合的正式性和重要性。钦宗对孙觌迅速写好“降表”的称许，只是针对这位官员做好了自己的本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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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52560 然而，孙觌没有充分地具备在宋代官场成功应该拥有的其他技能。孙觌看来对政治并不擅长，是个随更强力人物和重大事件起伏的官员，而非那些事件的塑造者。事实上，1120到1130年代的政治潮流席卷了大量比孙觌老道得多的政治人物。年轻的高宗极力试图建立与身陷敌手父兄都不同的政治和管理特征，对军事和政治情势的应对摇摆不定，令孙觌1127年至1131年间的仕宦生涯随之起伏。孙觌实质上是钦宗的臣子，经由钦宗任命，他才第一次成为皇帝近臣，孙觌的文字中也透漏了他对钦宗的爱戴和忠诚。高宗增加了作为皇帝的自信后，开始疏远孙觌等钦宗近臣，这在高宗与秦桧合作后体现得尤为明显。注459在高宗看来，兄长的这些忠仆过去就支持与金人和谈，可以预见他们会以更激烈的措辞促成钦宗获释，而钦宗归来将意味着高宗统治的终结。当高宗要启用钦宗旧臣子时，他选择了在1126年明确主张抗金的秦桧。直到1135年徽宗去世，高宗确信金人不可能释放钦宗时，才决定与金人展开认真的谈判，形成了1142年的和约。孙觌和其他大臣被卷入这场政治漩涡，只能沮丧隐退，过起了只能终日琢磨骈文的“田园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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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52562 朱熹与其理想中的历史书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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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52564 对孙觌来说，碰巧在错误的时间处于错误的职位，不得不起草降表。他与张邦昌的倒霉政权的瓜葛，他对政府财产的随意作风，以及他作为地方官员任上的不足，都使他容易为秦桧控制下的御史台攻击。当1160年代编纂北宋末年的历史时，作为秦桧早期的受害者之一，来自这位大独裁者的敌意提升了孙觌的信誉。但孙觌历史形象的决定性因素并非与秦桧的对立，而是与李纲的对立。如同我们所见，朱熹将《语类》中讨论《长编》可信度的对话设计成了孙觌与李纲的对比。事实上，在朱熹及其弟子设计的那一幅大得多的全景图中，这段对话仅是一个细部，整幅画作意在搭建从北宋灭亡到随后“中兴”的历史框架。而在这幅全景中，李纲被认为有着伟岸形象(cosmic stature)。注4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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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52566 朱熹在1183年为李纲的奏议刊行所做的后序中清晰地展现了他系于李纲身上的重要意义。《丞相李公奏议后序》开头首先从哲学上说明了上天在政治分裂时也在关心人类：文化上的英雄人物应运而生，传承正面的道德价值观。这些英雄人物是汇聚了前人宝贵经验的智囊，他们将为未来的新生播种。上天会借由这些独特的个体使“为之君者，犹有所恃赖凭依，以保其国”，显示了他对世人的“爱”。朱熹接着说在1126-1127年的危机中，李纲就是上天应运而生以消弭灾祸的人。在1120年代初期，李纲主张对金坚决抗战；在他1127年为相时又率军投入恢复北方的军事行动，在1130年代又继续主张这样的政策。朱熹又写到，李纲在上述事迹中最后总是因为被政敌诋毁而导致无功。最后，朱熹回到他的中心预设：“虽然，今天子方总群策，以图恢复之功……则有志之士，将不恨其不用于前日，而知天之所以生公者，真非偶然矣。”注4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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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52568 朱熹在《语类》的另一段系于1191年的文字也阐述了同样的论点。当被问及开封被围时期李纲的行为时，朱熹回答：“当时不使他，更使谁？士气至此，消索无余，它人皆不肯向前。惟有渠尚不顾死，且得倚仗之。”在这段文字其余部分，朱熹响应了具体的关于李纲与姚平仲劫寨事、种师中死事之联系的问题。注462前文已经勾勒了朱熹对这些事件的立场，他此处的响应再次印证了这一点。不过，朱熹谈话对象无疑地了解李焘对李纲的立场，这些特定问题的出现本身显示，他们在探究朱熹对李纲在中兴历史中作用的重建是否有弱点。现代史家会同意朱熹的主张：李纲对其军事政策的坚守几乎是只身一人，注463但这对朱熹还不够。李纲作为天定的上天对人类之“爱”的化身，必须是道德完美的。而李焘和他的《长编》挡在了朱熹与他“改进”的李纲形象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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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52570 《长编》刚告完成，即被认为能够进入中国史学史上的杰作之列，即便现存的《长编》已残缺不全，也未能动摇这一地位。叶适(1150-1223)称《长编》是中国史学上自孔子《春秋》后最重要的著作，就像孔子记载了他自身的当代历史，这本书则完成了宋代历史。除了提到《长编》材料的完整，叶氏还说：“虽然，公终不敢自成书，第使至约出于至详，至简成于至繁，以待后人而已。”注464正如笔者希望阐明的，叶适的描述完美地符合了我们在前文对这其中两段进行的检验。此外，李心传直接引用班固对司马迁的褒扬，称赞《钦宗实录》“文直而事核”，李焘正是在《钦宗实录》的基础上形成了对北宋覆灭的叙述。注4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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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52572 在朱熹看来，洪迈/孙觌事件正可以为其意图服务。朱熹并没有直面《长编》的权威性和学识，但他利用孙觌具有争议的名誉与洪迈对孙觌“没意思”的邀请，作为削弱《长编》在1126年北宋覆灭这一重大议题上的权威性之工具。但是，朱熹的说法并非当时对于此议题的唯一意见。引发朱熹质疑的《长编》段落推测是由周必大提供，而他在1199年为孙觌文集写的序中，对孙觌参与修史一事评价极高。周必大把年迈的孙觌参与编纂《钦宗实录》与公元前213年秦朝焚书之后，九旬老人伏生向汉朝廷传授《书经》相提并论。注466这类夸饰在宋代文集序言之类的文字中是常用手法，我们可以认为，周必大把孙觌比作伏生，只是要强调他们的年迈和对残缺文献的补充，而不是认为孙觌传承的文献的意义能够与《书经》比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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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52574 然而朱熹对于这些事件的解释逐渐占据上风。洪迈曾在一篇颇具先见之明的评论中谈到了形势的发展。在1186年8月刚完成《四朝国史》时，洪迈被允许将此书与之前编的两部《国史》合为一书，称为《九朝国史》。在他最初为这个计划拟定的一套指导方针中，洪迈向皇帝要求了一项不同寻常的特权：鉴于他将会使“是非褒贬皆有据依”，洪迈请求对他计划完成的这部著作：“后来史官无或辄将成书擅行删改。”注467但即使最粗略地浏览一下《宋史》，我们也可以发现洪迈的这个中国史家的终极梦想，将在他身后的历史中被无情拒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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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52576 随着十三世纪道学在政治上取得支配地位，朱熹对洪迈、孙觌的批评也被放大至孙觌窜改了整部北宋晚期历史的意义。举例来说，《中兴四朝国史》是1127-1224年的官方历史，其中的《艺文志》于十三世纪由日益受道学掌控的修史机构编纂。在关于洪迈《四朝国史》的条目下，《艺文志》重复了朱熹对洪迈及孙觌的批评。此外，《语类》中朱熹的指控，稍作改动后，当作对洪迈的批评进入了洪迈的《宋史》本传中。注4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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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52578 道学对传统宋代历史编纂的挑战不仅在于内容，也针对体裁。这两个层面当然是互相联系的，新体裁的发展使操作已有的内容更为容易。这个过程在十二世纪的最后二十五年已开始显现，并在往后七十五年间迅速发展。随着道学获得了社会和政治上的支配地位，道学的追随者们得以在很大程度上控制官方与私人的历史书写。十二世纪末，与道学相关的学者们已能在修史机构立足。陈傅良(1137-1203)于1190年代中期在实录院工作。注469朱熹在1194年曾在该处任官数周，这段经历让他形成了对修史机构的组织性的负面评价以及改组修史机构的一些激进想法。其中处理关于同一事件相互冲突的记载的建议特别有趣，朱熹主张：“又如一事而记载不同者，须置簿抄出，与众会议，然后去取，庶几存得总底在。”不过，或许是仍受到《长编》的影响，叶适并不赞成这一办法。注4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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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52580 早在1172年，朱熹将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改写成《资治通鉴纲目》，发明了适合道学式的历史设计了新的史书体裁。注471四年后，与朱熹有往来的袁枢(1131-1205)出版了《通鉴纪事本末》，而朱熹为此书写后序时称赞了这部作品对学生们的帮助。注472在这两个例子中，作品都承担了帮助学生们阅读卷帙浩繁的《通鉴》一书的使命。不过众所周知，《纲目》并不简单只是《通鉴》的缩略本，笔者将在稍后讨论这点。两部《通鉴》的改编作品，实为道学视角的中兴史确立了体裁。这两部著作不可能包含宋史的内容，因为《通鉴》对中国历史的记述止于959年。《语类》透露，朱熹在生前已经以纲目体发展出道学式宋史的广阔视角。愿景的实现，即新体例与新内容的结合，将会被他的门徒们所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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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52582 道学运动在十三世纪的前半期中拓展了其政治与社会基础，符合朱熹观点的史学重建的影响力也在增加，尤其是在构成道学运动教育基础的地方学校中。就像朱熹自己重写了司马光《通鉴》，他的门徒们继续将李焘《长编》改写成“纲目”体。这一体裁中，主要的事件会被概括成大字的“纲”，而小字的“目”则在各个“纲”下详细叙事。这种新体裁的普及成果之一，就是杨仲良对《长编》的压缩。就像笔者本书的另一部分中展示的，这部书很可能最初是在1210年左右以纲目体编纂。注4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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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52584 另一本是由朱熹的追随者陈均(约1165-1236年后)于1229年完成的《皇朝编年纲目备要》。在陈均的编纂中，姚平仲和种师中的事件都值得用“纲”与详尽的“目”来记载。然而，在这两个例子中，陈均从截取并改写了“目”依据的史料原文，以使他的叙述符合朱熹的解释。陈均的“目”结合了《东都事略·种师道传》与李纲的《靖康传信录》，但《东都事略》的材料移除了所有提到李纲与钦宗在军事行动中同谋的部分。反之，陈均增加了一些细节强化了姚氏、种氏家族的冲突，并解释该军事行动完全是出于姚平仲个人希望借此行动摧毁种师道在朝廷的影响力。在一段直接抄自李纲回忆录的段落中，李纲在此事件仅作为军事行动的救星而被提及。与此相近，种师中死事的“目”结合了《东都事略》和李纲的回忆录，但陈均改写了文字以强调种师中组织混乱。陈均忽略了所有关于李纲、许翰对种师中施加压力的记载，并增补了一些关于种师中收到朝廷自相矛盾讯息的短“目”，虽然这些文字并不见于其他原始材料之中。注4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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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52586 伴随着这些教科书式的宋代史的出现，产生了另一种文类，可以形容为教师的讲义。例如身为教师并曾经担任过史官的吕中(1247年进士)撰写了一系列的道德评论以补充新出现的纲目体史书，史书与评论结合，名为《皇朝中兴大事记》。这类结合了道德评论的纲目体史书，借助激烈的道德评论达到教学的效果，在晚宋的道学学校中逐渐流行。而许多著作，亦开始以结合正文、评论于一书的样貌出现。注475在这种气氛下，《通鉴》传统下的伟大作品开始遭遇压力。随着新的节录本越加符合教学评论的需求，对原本《通鉴》、《长编》的需求很少。李焘的伟大作品受到冷落，许多部分散失。即使是司马光的《通鉴》，也变成一本名气大过人气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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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52588 李心传活到1243年，但他人生最后几年作为朝廷史官的日子却不太愉快。1239年他编纂了《道命录》，一部关于道学运动的历史著作。在《道命录》的序言中，李心传以批评当时一些士人滥用道学运动来谋求政治利益结尾。1272年，李心传的学生高斯得(1229年进士)描述朝廷的修史机构正陷入组织混乱并为内部的分歧所困扰。注476后来，为了令《要录》符合宋史的道学视角，吕中的道德评论不知被何人插入《要录》中，笨拙地破坏了李心传的杰作《要录》并没有前近代的编辑版本存留，所有现存的版本都是十八世纪根据录在《永乐大典》的材料所重建的。注4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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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52590 正如高斯得在1272年的回忆录中证实，宋代晚期，即使道学家定期向朝廷修史机构补充人员，修订所有国史这一极其艰巨的任务在宋朝最后崩溃的混乱时期中仍然无法完成。像陈均作品这样的通俗教学著作提供了宋史的道学观点，截至宋代晚期，此类著作与官修史书的记载在许多点上都发生了冲突。当蒙古人把宋代档案载往北京以编纂宋代的正史——《宋史》时，他们实继承了远比自己的了解更艰巨的任务。元朝史家由于自身大多数是朱熹知识上的追随者，清楚地意识到此问题，长期主张投入足够的金钱和组织上的支持以完成这项遗留的编纂任务。注478但是政治上的考虑长期拖延了编纂计划。当1343年编纂命令终于下达时，编纂者们在严峻的压力下，必须在政局再次变换和危及对此工作的支持之前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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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52592 最终《宋史》完成于1345年，被严厉指责为所有二十四部正史中最差的一部。《宋史》的编纂者们或多或少让整部作品染上了道学的色彩，最显著地是以四卷篇幅的《道学传》集中讨论朱熹思想的来源。注479但是他们没有足够时间为了前后一致去重写整部《宋史》，所以他们直接从宋代官方编纂的各部《国史》中逐字抄录长篇段落。结果，现存的《宋史》包含了两种理论上互相对抗的宋代历史观点。一种观点，是来自李焘、李心传得自《通鉴》的传统，反映在他们时不时的监督下由官方编纂的《国史》中；另一种观点，则来自朱熹与其道学门人拥护的《纲目》传统。两种对抗的观点的存在，解释了为何《宋史》对同一件事常呈现出不同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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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52594 最后再次回到姚平仲和种师中，我们能在《宋史》记载两事件的文本中同时找到李焘与朱熹两种观点的痕迹。朱熹的观点呈现在长达两卷的《李纲传》，主要依据是李纲的《靖康传信录》。注480然而，姚氏、种氏家族的传记是得自《东都事略》及李焘的文本传统，详细叙述了李纲在两事件中的同谋。注481现代史家赵铁寒已经从这些矛盾正确地推论出《宋史·李纲传》不可靠。注482但更重要的经验是，《宋史》的混乱情形保留了大量较原始的未受道学影响的宋代国史文字，例如《宋史》卷335是种氏家族传记，其中的论赞中写道：“李纲、许翰顾以为怯缓逗挠，动失机会，遂至大衄，而国随以败，惜哉！”这一评论，很可能就是1186年李焘、洪迈完成的《四朝国史》中的残存。注4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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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52596 结    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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