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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史》事实上是个来自宋代不同时期的史料、文本的巨大万花筒。仔细的文本分析，比较特定文本在李焘、李心传、徐梦莘著作中的对应部分，常能辨认出段落最初的文本来源。原始文本的作者、时段和情境有时也可以复原。我们可以接着用这些原始文本与十三世纪时期受道学影响的作品中的对应记载比较，以判断这些历史事件的呈现是否被改动，如何被改动。《宋史》的文本演变过程经常能辨认出经过四个不同的阶段：(一)原始史料，如李纲、郑望之的奏议；(二)官方或半官方的过渡阶段，如李焘或李心传所引用的《实录》、《国史》的记载，或是像王偁《东都事略》那样根据官方史料编纂而成的私家作品；(三)十三世纪或十四世纪早期的道学式作品的叙述；(四)《宋史》现存文本中由元代史官所写成的部分。想要了解宋代史事，《宋史》是本令人困惑的指南，但对涉及宋人当代史观的研究而言，它是宝贵的资料汇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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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对孙觌、洪迈的攻击象征着宋代史学的主要分水岭。朱熹对《长编》的不满，明确了宋代历史书写中《通鉴》传统与纲目体传统之间的早期冲突。虽然两种传统都认为历史提供道德教训，但二者对史家应如何达到这一目标有不同观点。核心冲突在于史家应该如何处理现存史料——史家技艺的基本素材。一方面，司马光、李焘、李心传运用材料来彰显道德教训，但他们为读者提供全貌。朱熹强烈反对的注文，正是成熟的《通鉴》传统的必要成分。注文为读者提供了史家编选的正文在其来源中的完整脉络。朱熹准确地观察到，正文和注文配合的形式为史家的判断注入了信心。在《通鉴》传统中，历史教训是从史料的编排中不证自明地出现的。另一方面，《纲目》传统则选择了作为“纲”的事件，以体现预先设定的道德价值观。编者接着抹去构成“目”的文本中提示文本各组成部分的来源的痕迹。在读者可见的范围之外，作者可以随意改动、忽略或编辑他的史料来源以符合道学意识形态的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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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种程度上，这些差异可以用不同读者要求的不同精密程度解释。《通鉴》传统下的作者们是为朝廷以及官方纪录写作的专业史家；而纲目体传统下的作者们则大多是为应举学生写作的教育家。然而，朱熹对孙觌、李焘的攻击，开启了两种传统混融的进程，而这种混融，导致了《通鉴》传统这一宋朝对中国史学的主要贡献最终消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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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严妆：解读道学阴影下的南宋史学 [:1707551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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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严妆：解读道学阴影下的南宋史学 道学与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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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严妆：解读道学阴影下的南宋史学 [:1707551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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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续资治通鉴长编纪事本末》与十三世纪前期的史学编纂与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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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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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焘(1115-1184)的《续资治通鉴长编》(以下简称《长编》)，是最详尽的北宋编年史，也是一手历史文献的重要宝库。但是，李焘巨著的流传百般磨难，占全书三分之一篇幅的徽、钦两朝内容如今已不传。《续资治通鉴长编纪事本末》(以下简称《长编纪事本末》)是《长编》的节选本，编列事件纲目，按年排序。当十三世纪前半叶《长编纪事本末》成书时，原始且完整的《长编》仍存，《长编纪事本末》保存了大量《长编》亡佚部分的材料。许多历史学者将《长编纪事本末》作为北宋最后几年的一手史料使用，因此，这两部著作之间的确切关系，对于这些历史学者来说，实为重要的议题。然而，尽管近年重印了《长编纪事本末》，2006年还出版了简体标点本，关于这部著作的作者、起源、流传的诸多问题仍尚待研究。注4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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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在其他文章提出道学运动——尤其是朱熹(1130-1200)——对宋人本朝史的观念和书写有深远的影响。道学运动改变了对史实的解读，产生了新的史书体裁，供宋代学者撰述、教授本朝史。注485在这一变迁的背景下定位《长编纪事本末》是本文的主要目的。迄今很少被注意的姚勉(1216-1262)序文是为了最初且已然散佚的《长编纪事本末》所作，它将帮助我们了解《长编纪事本末》的早期历史。姚勉序文保存了这部史籍的原始书名，有助于更精确地判定《长编纪事本末》的编纂时间，更提供了重现这部著作原始形态的线索。本文的结论将更清晰地呈现《长编纪事本末》和其他十三世纪初叶受道学影响的史学著作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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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资治通鉴长编纪事本末》之现行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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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行《长编纪事本末》以《通鉴长编纪事本末》之名在1893年由广东的广雅书局刊印，注486除此之外没有更早的刊本传世。广雅本共150卷，其中的卷5-7，卷8的前半部，以及卷114-119亡佚。《长编》的材料被分为345个主题，依年排列，始于卷1宋太祖于960年“受禅”，终于卷150发生在1127年的“高宗南渡”。各主题的篇幅有很大的差异，最短不过寥寥数页，最长则占两卷。许多主题被细分，或附加子题。在各主题中，来自《长编》的节录依时序排列。欧阳守道(1209-？，1241年进士)为1257年某个在庐陵刊印的版本写了序文，叙述了该次刊印的缘起，下文将仔细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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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雅本的文本来源未见说明，不过赵铁寒推测广雅书局是根据曾属于藏书家张金吾(1787-1829)的钞本刊刻。注487不知何故，《长编纪事本末》没有得到四库馆臣的注意，未被《四库全书》收录。然而，阮元(1764-1849)在《四库全书》成书之后获得一部《长编纪事本末》的钞本，并撰写了提要。注488阮元将他的《长编纪事本末》钞本连同其他四库未收书上呈清廷，这部钞本最终在1935年由故宫博物院影印出版。注489目录学家周中孚(1768-1831)也写了一段仔细的评介，他依据的《长编纪事本末》钞本可能和张金吾或阮元所持者相同，也有可能是第三种版本。注490这三位清代学者都将手中《长编纪事本末》钞本的来历追溯到十七世纪学者徐乾学(1631-1694)收藏的一份较早的钞本。由于徐乾学的钞本也缺卷114-119，我们可以肯定：现行的《长编纪事本末》版本源自同一系统的钞本，年代可以上追到十七世纪或者更早。注4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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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钞本系统似乎没有鉴定《长编纪事本末》的编纂者是谁。周中孚考察的钞本，书前只提到欧阳守道是校勘者。注492在十七世纪，徐乾学和黄虞稷(1629-1691)皆误植欧阳守道为《长编纪事本末》的作者。注493阮元是第一位正确指出作者为杨仲良的清代学者，他引用两条宋代史料支持这个说法。第一，1229年由朱熹的追随者陈均(1174-1244)刊印的《皇朝编年纲目备要》中，包含一份陈均在编纂过程中的参考书目，其中包括杨仲良的《长编纪事本末》。注494第二，王应麟(1223-1296)撰写《长编》的词条在结语处提到“杨仲良为《长编纪事本末》一百五十卷”。注495除此之外，清代学者未能找到杨仲良的更多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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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资治通鉴长编纪事本末》之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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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代，王德毅在吴泳(1209年进士)的一封书信中发现了更多关于杨仲良的消息。吴泳出身于四川潼川，是李焘之子李(1161-1238)的毕生知交。在《答郑子辩书》中，吴泳感谢郑子辩致赠一本郑氏编纂的书给他，而吴泳只提到这本书是《要略》。此书应当就是《续通鉴长编要略》。身为道学家且官至宰臣的真德秀(1178-1235)曾为之撰写序文，收录在他的文集里。注496书信内容显示吴泳此信大约写于1220年，信中以“帙简而纲宏，词约而事尽”之语赞赏郑氏之作。接着，吴泳提及另外三本时代接近且颇类于郑氏之作的书籍：第一，范洁斋(亦为潼川人)所著的《长编举要》；注497第二，李约在1213年编成的《皇宋十朝纲要》；注498第三，“又有眉山杨明叔者纂成《长编纪事》，流传世间，本末粗为详备”。注4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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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处最为重大的意义是发现杨仲良为四川眉山人(我们也在此获悉他的字是明叔)。眉山不仅是宋代四川刻书业的中心，距离李焘的家乡丹棱亦只区区十英里。眉山维持着自北宋三苏以来未曾中断的史学研究传统。在南宋，除了李焘父子以外，王偁(约逝于1200年)与其父王赏(逝于1149年)，李心传父子和他的门生高斯得(1229年进士)，牟子才(1223年进士)，杜大珪(逝于1194后)，俱为眉山人。另外，《太平治迹统类》的编者彭百川亦为丹棱人。注500眉山在刻书和历史编纂两个领域的声誉结合在一起，自然使眉山成为刻印史学著作的重镇。世人所称的“眉山七史”，是一项受政府资助，制作供学校使用的可靠正史版本的成果。“七史”于绍兴年间(1131-1162)在眉山刊印，书版迭经修补，不断重印，直到十九世纪初期毁于祝融。注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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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氏是眉山最有权势的士人家族之一，在1163年到1230年代蒙古入侵四川之间出了六十多位进士。庆元年间(1195-1200)是杨氏的巅峰时期，这段时期眉山产生的十六位进士中，杨氏即占有九位。注502更重要的是，李焘的妻子即出自眉山杨氏，为杨素的孙女。杨素曾在1100年资助黄庭坚，并建立大雅堂以收藏刻有黄庭坚所书杜甫四川诗作的石碑。注503杨氏巅峰时期的十二、十三世纪之交，一位杰出的家族成员杨泰之(1169-1230)在1195年考取进士。根据杰出的四川学者、政治家魏了翁撰写的杨泰之墓志铭，杨泰之拥有藏书超过两万卷的书楼，并编著了一系列可能用于教学的类书。杨泰之的一系列类书是典范历史著作的“类”编本，始于《春秋列国事目》，终于《本朝长编类》。注5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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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了翁记载了其他四川人士重新编辑李焘《长编》的成果。同样为1195年进士的郭叔谊(1155-1233)，终其一生都在四川地方行政机构任职，曾经出任眉州教授，郭叔谊的著作中有20卷《续通鉴长编增添纲目》和30卷《理学语类》。注505此外，邓广铭证明现存的《太平治迹统类》是由另一位眉州人彭百川在1220年代初期编纂的。彭百川的《太平治迹统类》是《长编》另一部纪事本末体的浓缩本，邓广铭也发现彭百川之作和杨仲良《长编纪事本末》的密切相似之处。注5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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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史料说明四川地区之外至少还有两个缩编李焘《长编》的尝试。福建的学者李沈(1144-1220)纂辑38卷《续通鉴长编分类》，注507来自江西的朱熹门人张洽(1161-1237)则有《续通鉴长编事略》。注5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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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前述的证据可得出几点结论。显然，杨仲良的《长编纪事本末》并非独立产物，应被视为十三世纪前二十五年一连串相关的著作的一部分。它们大部分由四川人士撰成，其中数部和眉山有直接关系。这些著作的名称与篇幅，透露了欲将卷帙浩繁、内容丰富的《长编》改编为更加可读的形式的企图。本文已探讨的书名包含“要略”(郑子辩)、“举要”(范洁斋)、“类”(杨泰之)、“增添纲目”(郭叔谊)，四川以外还有“分类”(李沈)、“事略”(张洽)。这些著作的用途是教学，应用于从地方学校到皇帝的各级个人教育系统。可考的作者们与道学有密切联系，他们在地方学校和私人书院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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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守道的序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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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述，欧阳守道为《长编纪事本末》撰写的序文被刊印在1893年广雅本的卷首。注509这篇序文作于1257年，提供了南宋思想学术、出版、教育的复杂关系的惊鸿一瞥。欧阳守道是江西庐陵人，也是属于朱熹一脉的道学导师。1241年中进士之后，有十年的时间，欧阳守道在许多江西与湖南的私人书院讲学。1250年代中期，欧阳守道回到庐陵，直到1262年获授秘书省正字。注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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