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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01 私家史志也追随了相同的做法。徐梦莘在《会编》中，对于每一个重要的人物，在其卒年都插入很长的传记资料。李心传在《系年要录》中也在主要人物亡故的条目中提供其传记的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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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02 正式开始编纂《四朝国史》是在1203年5月，但直到1238年，当时负责这一计划的李心传延请高斯得(1229年进士)、牟子才(1223年进士)、钱时、赵汝胜(卒于1261年)、刘汉弼(1216年进士)以及徐元杰(1194-1245)(这些人都与道学有密切关系)来协助他时，该书还根本没有完成。这一编年史于1241/1完成并呈交御览。高、牟和赵继续致力于这一计划，后来，刘克庄(1187-1269)、尤焴(1190-1272)和赵以夫(1189-1256)又加入进来。但一项将工作集中在专题文章上的决定以及人际的冲突延缓了计划的完成。高斯得写于1272年的回忆《四朝国史》历程的文章，提到即使是到了相当晚的时候，史馆仍要决定谁的传记被列入最后的名单。这部书的传记部分只是传主家庭所呈交的碑传的原稿，没有经过史馆人员的编辑甚至重新抄写；参见《耻堂存稿》卷2，页36。如果在1272年传记部分的情况真是如此的话，那么很难想像其中最难处理的“奸臣传”在当时已经完成了。关于《四朝国史》的更进一步的细节和参考材料，参见蔡崇榜《宋代修史制度研究》，页38-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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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03 张扩(卒于1147年)，《东窗集》(《四库全书》版)卷11，页4-18，页4-27；程俱(1078-1144)，《北山小集》(《四部丛刊》版)卷22，页6-8，刘才邵(1085-1157)，《檆溪居士集》(《四库全书》版)卷4，页8-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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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04 《宋会要》，《选举》卷12，页10记载了秦桧在这些考试中的成功，1123年被称为“词学兼茂”。参照聂崇岐《宋词科考》，《燕京学报》25(1939)，页134。事实上，当时能证明秦桧的文学才能的许多证据至今尚存。参见《朱子语类》卷131，页3154。迟至1194年，具有独立思考精神的周煇(1127-1198)仍赞扬秦桧的文风“惟尚简古”，他认为这一文风是对王安石的作品的模仿。周引证实例来支持自己的观点，最终的结论是“语简而意深”。参见《清波别志》(《丛书集成》本)卷3，页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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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05 《会编》册4，页265-266。关于《靖康小雅》的成书年代，参见陈乐素《〈三朝北盟会编〉考》，页299-300。《四库全书》的编者所描述的那个版本中包括单独抄自《会编》的文段。这个本子删去了有关秦桧的材料，这一事实，《四库》的编者没有提到，参见《钦定四库全书总目》，页8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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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06 徐梦莘的《会编》经常引用《林泉野记》。这一佚名著作今已不存，宋代的目录中也没有著录，看上去它似乎是南宋早期政治人物传记的一个汇集。题目暗示了放逐或政治上的敌对，有关秦桧的主题，该书完全是否定性的。参见陈乐素《〈三朝北盟会编〉考》，页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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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07 《要录》卷169，页2771-27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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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08 王明清，《玉照新志》(1198，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重印)卷4，页73-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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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09 关于完全按此主题所编的这一时期的简史，参见江伟爱(Gong Wei Ai)，“The Usurpation of Power by Ch’in Kuei Through the Censorial Organ(1138-1155)”，Chinese Culture 15.3(1974年9月)，页25-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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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10 在其他“奸臣传”中这一主题的实例，参见《宋史》卷471，页13699关于蔡确(1037-1093)；页13704关于邢恕；页13712关于章惇(1035-1105)；卷472，页13722、13724关于蔡京；卷473，页13744关于黄潜善(卒于1129)；卷474，页13773-13714关于韩侂胄，页13779关于丁大全(卒于1263年)，以及页13783关于贾似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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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11 《要录》卷151，页2431；另见《要录》卷124，页2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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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12 《要录》卷169，页2769；《宋史全文》(《四库全书》本)，卷22上，页39。《皇朝大事记》的明代稿本广泛地论述了从1068年王安石时代开始一直到1155年间“君子遭受之诸多灾难”的逐步发展；参见卷1，未标页码，“秦桧窜不附和议君子”条。寺地遵以吕中关于秦桧死后如何瓦解其统治集团的注文为基础，分析了秦桧统治的八个特点(《南宋初期政治研究》，页307-311)。其中的第二点是关于文字狱以及通过告讦的威吓。参见《皇朝大事记》(卷1，未标页数，“严告讦罚”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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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13 《要录》卷151，页2436；《皇朝大事记》(卷1，未标页数，“除学官台谏”条)。参照寺地遵《南宋初期政治研究》页308，对御史的控制被列为秦桧统治的八个特征之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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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14 吕中的言论引自刘时举《续宋编年资治通鉴》(《丛书集成》本)卷12，页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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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15 《要录》卷124，页2029；《皇宋中兴两朝圣政》卷24，页22。由何俌写的另一段对比秦桧与王安石以及蔡京的政策的文字，参见《要录》卷124，页2028(又见《皇宋中兴两朝圣政》卷24，页20-21)。这一主题的一个变形就是秦桧的后继者(汤思退与沈该)与王安石的后继者(蔡确和王珪)的相似。由于秦的后继者延续他松弛军备的政策，秦桧因1161年女真的入侵而受到了指责；参见《要录》卷172，页2828(引吕中的议论)以及《要录》卷185，页3100(引何俌的记述)。何俌指责秦桧对奉承的敏感；参见《要录》卷168，页2744页(又见《宋史全文》卷22上，页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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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16 这一段落在中华书局版中被印作完整的一段，《宋史》卷473，页13760。我之所以用“作者或作者们”是为了强调现存文本是合并而成的特性。正如下面的分析将要表明的那样，尽管各个部分早在12世纪就己并入，但现存文本的完成年代可能出自14世纪上半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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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17 李心传(《要录》卷15，页2438)已将两句话并置在1144年6月下，但他在注文中指出关于曾惇的信息源自1158年7月一份弹劾他的奏议。其次，更为笼统的陈述源于《中兴遗史》——一种极度仇视秦桧的12世纪的材料。出自《中兴遗史》的段落也被引用在《要录》卷169，页2772和《会编》册4，页264。换言之，第一段中的所有句子都来自仇视秦桧的文本。然而，它们被如此安排，使得第二段看起来像对一个早期事件的评论。第三段，正如在下面将要讨论的那样，表明了一种相同的“事实”与“评论”的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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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18 这一句关于秦桧的话完全是中性的，而其文本无疑出《高宗日历》。参见《要录》卷151，页2433以及《小历》卷31，页378-379，二者都记载了秦桧于1144年4月乞禁私史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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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19 这一较长的段落与《要录》卷148，页2381-2382(日期为1143年2月)的段落有关，它记载了《高宗日历》的第一期工作的完成。正如李心传在注释中明确指出的那样，这一段落是官方为《日历》呈交的通告(另见《宋会要》，《运历》卷1，页22-23)与收载于王明清的《挥麈后录》中徐度评论的一个复合物。这一模式重复了第一段“史实”与“评论”的结构。《宋史》的作者更改了王明清的结论，将原句“不足传信天下后世”替换为更强烈、更具道德意味的指责：“无复有公是非。”呈交报告中的结论：史馆将太后回銮本末附在《日历》后一并上呈，也被更改了。在《宋史》中，这一附录变成了秦熺为秦桧写的一篇很长的颂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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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20 第一句话意译了何若的奏议，其中“专门曲学”是惟一直接的引用语。第二句则是毫无理由的评述，夸大了何若的奏议本身的重要性和影响(收载于《要录》卷152，页2433和《道命录》卷4，页35、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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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21 田浩：《朱熹的思维世界》；包弼德，This Culture of Ours，页327-342。早期的叙述，参见刘子健“How did a Neo-Confucian School Become the State Orthodoxy?”Philosophy East and West，23(1973)，页483-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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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22 宁爱莲(Ellen G.Neskar)强调在南宋精英的自身形象的演进中政治迫害的重要性；参见“The Cult of Worthies:A Study of Shrines Honoring Local Confucian Worthies in the Sung Dynasty(960-1279)”(Columbia University，博士论文，1993)，页113-132，特别是她的这一陈述：“被迫害的儒者的主旨只是表明，许多人将自己界定为由政府中的人向反对政府的人转变”(页132)。我的分析并不意味着对《论语》中持不同政见的传统儒学观念的否定。但人们必须观察像柳宗元(773-819)或苏轼这样的早期的持不同政见者的社会排斥度和个人失败感，才能估价南宋企图降低君子身份实现所需要的政治成功的重要性的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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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23 关于直接针对“洛学”的文字狱的可以利用的提要，参见李心传《道命录》卷4，页34-39。李所举的所有关于禁止程氏兄弟的学说的实例都与科举有关，而他所举的在秦桧治下的例子则一直到1144年8月才出现：“殿中侍御史汪勃奏：‘臣伏睹陛下临御以来，兴衰拨乱，投戈息马，孳孳焉以讲艺论道为先务。比者兼爱南北之民力，定和议，与天下更革，聿修学校，周遍海宇。犹以为未也，涓日之良，春幸贤关，秋幸秘省，崇儒重道，同符祖宗。万几余暇，不迩声色，亲写群经，刻石上庠，颁赐泮宫，盖将以斯文陶冶多士，是宜人人洗心涤虑，明知上之好恶。臣愚以为今年科场，当国学初建，万方多士，将拭目以观取舍，为之趋向，则所系顾不重欤？今锁院有日，欲望戒饬攸司，一去一取，尤在所谨。苟专师孔孟，而议论粹然，一出于正者，在所必取。或采摭专门曲说，流入迂怪者，在所必去。以晓谕诸生，俾皆知正习，将见文有典则，与六经相为表里，以丕应圣化，岂不韪欤？取进止。’八月二十四日，奉圣旨依。绍兴十四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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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24 《要录》卷167，页2736-27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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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25 《小历》卷27，页316；《要录》卷130，页2100。早此时候，在高宗、赵鼎和张浚之间有一场“分别君子小人”这一主题的对话，参见《要录》卷84，页1375-1376和卷85，页1398。这一题材当然有其北宋党争的源头。参见罗家祥《北宋党争研究》(台北：文勤出版社，1993)，页1-19。其差别又是一个程度的问题。尽管此类引起分裂的言辞在北宋政府反对派中很普遍，但皇帝，至少到徽宗，似乎在公开的场合仍力求避免通过他们自己对此类言辞的使用对其表示赞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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