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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226 程颢、程颐，《二程集》(北京：中华书局，1981)，页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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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227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页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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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228 《二程集》，页4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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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229 杨时，《龟山集》，《四库全书》本，卷15，页4a-5a；《全宋文》，册124，页3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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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230 《二程集》，页87；江永(1681-1762)，《近思录集注》，《四库全书》本，卷2，页20b。后人使用此语之例，见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北京：中华书局，1994)，卷61，页1463-1464；与黄榦，《勉斋集》，《四库全书》本，卷2，页17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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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231 林駉，《古今源流至论·前集》，《四库全书》本，卷8，页18b-19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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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232 《孟子》的引文见《公孙丑上》第二章。其他引文见《论语·子罕》第五章、《论语·里仁》第十五章、《诗经·大雅》的《文王有声》，与《尚书·尧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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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233 《玉海》，卷31，页30b-31a。庆元府的方志记载该地府学拥有一份文宣王赞的卷轴，建康的方志也著录了另一份复制品。见《宝庆四明志》，卷2，页7a；《景定建康志》，《四库全书》本，卷33，页3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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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234 吴自牧，《梦粱录》(《丛书集成》本)，卷15，页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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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235 北宋释奠文宣王的颂诗，见《宋史》，卷137，页3234-3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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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236 关于石经的研究，最佳的概论仍是张国淦，《历代石经考》(北京：燕京大学国学研究所，1930)。所有现存南宋石经碑刻的图像，见《杭州孔庙》，页21-65。清代详尽的研究，见王昶，《金石粹编》，卷148，页5a-19a；阮元，《两浙金石志》，卷8，页5b-3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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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237 《宋会要》，《选举》卷2，页2a，7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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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238 《宋会要》，《崇儒》卷6，页17a-17b。根据《玉海》的记载，从绍兴五年(1135)，南宋开始赐予殿试生御书石刻《中庸》拓本。《玉海》，卷34，页23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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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239 《要录》，卷152，页2444；《玉海》，卷34，页19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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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240 《玉海》，卷148，页23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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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241 《宋会要》，《崇儒》卷6，页18a；《玉海》，卷43，页22a-22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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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242 曾宏父，《石刻铺叙》，四库全书本，卷1，页1a-1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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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243 杭州现存的石碑中，《左传》、《尚书》、《毛诗》与《论语》的最末块石碑仍存，全都有秦桧撰文的残迹。而《周易》与《孟子》的最后一块石碑已经不存。现存《中庸》的末块石碑是例外，上面没有秦桧的文章。这个反常现象的一个可能解释是，正式始于1143年1月的石经计划，使用了现成的《中庸》石碑。有两笔资料提及石经计划以前就有的《中庸》石碑：一在1135年，见《玉海》，卷34，页23a；一在1140年由秦桧所撰，见《宋会要·崇儒》，卷6，页17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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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244 我们的文本根据下中邦彦重制的《毛诗》拓本的题辞。见下中邦彦，《书道全集》(东京：平凡社，1955)，第16册，页140。现存版本的秦桧题辞的文本皆有差异，据我们所知，对此未有详细的研究。王昶钞录了《左传》石经的秦桧题跋，并比对《论语》碑的题跋，指出差异处。见王昶，《金石粹编》，卷148，页11a-11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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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245 虽然秦桧援引《尚书》，他的用字实是依据《孟子》里引用《尚书》的同一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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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246 晚宋的注疏家在这段话看见完美政治一统性的实现，即《大学》中著名的“正心”与“平天下”之联结。见林岊，《毛诗讲义》，《四库全书》本，卷7，页3a-3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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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247 一般使用的十卷本《道命录》乃经由程荣秀的扩充与修订。程荣秀是程颐的后代，生活在元朝。秦桧时期的文件构成李心传原始版五卷本《道命录》的第二卷的结论，这本书将绍兴时代视为一个整体。很幸运，《永乐大典》完整保存原始本的这个部分。见本书《〈道命录〉复原与李心传的道学观》。本文使用的《道命录》文件编号，完全采用《〈道命录〉复原与李心传的道学观》中的编号。本文引用的原始《道命录》文本，见《永乐大典》(台北：世界书局，1962)，卷8164，页15b-18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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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248 《永乐大典》，卷8164，页15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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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249 《永乐大典》，卷8164，页16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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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250 《道命录》第23号文件的作者汪渤(1088-1171)的墓志铭，说汪的上奏是针对偏睐王安石之学而发的。见叶适(1150-1223)，《叶适集》(北京：中华书局，1961)，卷24，页4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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